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现状

（一）建国十七年（1949—1966）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周扬宣布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序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阶段，阶级论和革命论制约着文学。这个时期，文学的功利性空前高涨，文学与现实革命斗争紧密结合，文学成为政治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阶级性原则的指引下，小说在空间维度上分为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和军事题材等，在时间维度上分为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含革命历史题材）。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发生，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是小说的中坚力量，主要有赵树理、刘白羽、周立波、杨朔、草明、欧阳山、孙犁、柳青、周而复、康濯、马烽等。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主要有杨沫、吴强、梁斌、峻青、杜鹏程、冯德英，还有李准、王愿坚、茹志鹃、刘绍棠、王蒙、陆文夫、邓友梅、高晓声、林斤澜、玛拉沁夫等。这两股力量的创作以农业和革命历史题材为主，呈现出阳刚、明朗与豪迈的风格。

这个时期，赵树理写了长篇《三里湾》和短篇《登记》《“锻炼锻炼”》，塑造了“小飞娥”“小腿疼”“吃不饱”等农村落后人物，因为他小说中存在“问题意识”，与“写典型”“写英雄人物”的主流文艺相悖而受责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用清澈的笔调描写了家乡潇湘的风景民俗画，因地域色彩浓厚而获得肯定。浩然写出了产生较大影响的长篇《艳阳天》，将阶级分析的创作方法推向极端。

革命历史小说是这个时期的重大题材，并以长篇为主，力图呈现宏大叙事形态的革命史诗、革命传奇和自叙传等品质。这类小说代表作品有《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铁道游击队》（知侠）、《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敌后武工队》（冯志）、《烈火金刚》（刘流）、《青春之歌》（杨沫）、《保卫延安》（杜鹏程）、《红岩》（罗广斌、杨益言）、《三家巷》（欧阳山）、《小城春秋》（高云览）等。《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后来柳青的《创业史》一道，被称为“三红一创”。茹志鹃的短篇《百合花》清新俊逸、细腻委婉风格，虽为革命题材，但其主要深入探索人物思想情感的心理变化，力避当时宏大严肃的追求，无异于当时小说的一缕清风。

1956年“双百方针”颁布，思想文化规范略有松动，小说创作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多样化的面貌。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这批小说从家庭生活、爱情婚恋等问题入手，展开人性和人情的书写，但迅即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被视为“毒草”而遭到严厉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柳青的《创业史》于1960年出版，这是当代农业题材小说的标志性的作品。小说叙述了陕西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程，艺术地呈现农村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柳青的成功在于没有把阶级分析简单化，而是在政治框架中自然地融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细腻的人物刻画。

杨沫表现革命青春成长史的小说《青春之歌》，把林道静的情感生活与革命性成功地融合到了一起，是一部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小说。不过，小说因为当时政治的制约而一再修改原作，使后半部失去了动人的情感力量。

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干预生活的小说，成功塑造了干部刘世吾的官僚形象，发表后曾激起强烈反响，引起轩然大波。围绕这个短篇的争论，甚至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后来受到批判，王蒙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www.xing528.com)

（二）新时期小说（1976—）

1976年10月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进行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改革的新决策，揭开了政治意义上的“新时期”。同时，文学也借助这一新概念随之进入“新时期”。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发表祝辞，强调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认识，是新时期文学复苏的直接推动力量，从而“人”的观念复归。在这前后，已经出现小说复苏的迹象：1977年11月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通过书写青年一代所遭受到的心灵戕害，来揭露“文革”的罪恶；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同样也揭示了“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痛。新时期小说即从“伤痕文学”揭开序幕；茹志鹃197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剪辑错了的故事》，则是“反思文学”的开端，反思文学较之伤痕文学而言，美学意蕴更为深沉。之后，又出现以蒋子龙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文学”。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概以社会变革为历史维度，来反映人生的悲欢离合、社会转型，描画出现实主义从恢复到深化的文学史轨迹。

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本体意识进入自觉时期，小说已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向，出现了残雪、韩少功、马原、刘索拉、莫言、王朔、徐星、池莉、方方、刘震云等写法新异的小说家。对小说创作影响很大的“先锋小说”应运而生，包括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北村、孙甘露、洪峰等在内的先锋小说家，在创作试验上极大冲击和颠覆了以往的文学观念。这些作家，整体上可把他们称为“现代派”。

改革开放导致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特别是受到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中国产生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寻根文学”由此诞生。“寻根文学”代表作家有韩少功、贾平凹、郑义、阿城、郑万隆、张承志等，“寻根文学”与现代派小说并不冲突，而是互渗互补的关系。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为标志，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官方主流文化、知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形态加重分化且同时存在，中国文学更加复杂化。1990年代的小说流派层出不穷，主要有新写实、新历史、新状态、现实主义冲击波、新生代、私人化、欲望化和女性写作等，总的来看是有热点而无高潮。这一现状直到新世纪的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标志性地打破了中国小说沉闷局面。

莫言（1955—），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76年参军，1981年开始创作。1985年莫言在《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之后持续进入爆发期，1986年3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红高粱》，在小说创作上显露出强大的潜力和暴发力。2011年，长篇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创作力十分旺盛，共发表80多篇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出版过5部散文集、一套散文全集、9部影视文学剧本和两部话剧作品。莫言的小说创作借鉴了福克纳对美国南方生活的艺术表现形式，深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进而充分开掘本土文化资源，开创了“梦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和当代现实融为一体。总之，莫言的小说创作，实现了民族特色与现代艺术的高度融合。

除莫言之外，新时期文学发生以来还有一批重量级作家值得我们关注，他们是王蒙、贾平凹、陈忠实、铁凝、路遥、阿来、王安忆、迟子建、余华、格非、王朔、阎连科、张炜、苏童、刘醒龙、残雪、麦家等。以金庸为代表的港台作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经验，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