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三十年：输出成果

（一）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小说发展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期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这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第二年，鲁迅的小说《孔乙己》《药》也相继问世，“五四”小说就此拉开序幕，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个十年从此开端。

“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界激起除旧布新的巨大波澜，由此也诞生了一批“问题小说”。1919年初，北京大学学生杂志《新潮》先后刊出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俞平伯的《花匠》和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等，“问题小说”初露端倪。1919年下半年，冰心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斯人独憔悴》等小说，“问题小说”正式出现。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冰心、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作家，把“问题小说”推向高潮。“问题小说”是“五四”启蒙时代的产物，一般从社会问题出发，结合生活经验，探讨人生终极，关注人生价值，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又带有概念化和简单化的缺陷。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小说，叶圣陶是其中代表，他提出的“隔膜”一说，与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改造”问题息息相通。

这个时期，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孔乙己》《风波》《故乡》等小说为后继乡土作家树立了典范。只是鲁迅的乡土小说又绝非“乡土”二字所能概括，所以并不能简单地把他划入乡土作家之列，后来的王鲁彦、彭家煌和台静农等作家，才把现代乡土小说推向高潮。王鲁彦的《柚子》、彭家煌的《怂恿》和台静农的《地之子》是当时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其代表性作家还有许钦文、蹇先艾、许杰、冯文炳（废名）和许地山（落花生）等。

“五四”小说将“表现自我”推到极致的，是以创造社成员为主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流派，强调主观性和抒情性，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成员的“自叙传”抒情小说，最有代表性的。这股创作潮流的开始，以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小说集《沉沦》为标志。郁达夫总用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叙事，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和《迷羊》等。其常用手法是直抒胸臆，努力写出个人的情绪流动和心理变化，一时间形成当时的“郁达夫热”。总的来看，感伤美、病态美是郁达夫小说的艺术探索，但其病态的性欲描写却历来遭到非议。以写个人心路著称的还有女作家庐隐的《海滨故人》和淦女士（冯沅君）的《春痕》，有一定影响力。

现代小说第一个十年之前，恰是“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的繁盛期。鸳鸯蝴蝶派专写才子佳人题材，其与娱乐休闲周刊《礼拜六》发表的小说合流，形成以言情小说为主、以世俗和媚俗为特征的一个通俗小说流派。1917年开始，新文学阵营持续批判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等旧派小说，旧派小说也奋起反击，二者各有利弊优长的论争态势，最终形成现代文学雅俗分流、雅俗互渗的初步格局。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为抢夺读者，也充分吸收外来小说养分和新文学小说的严肃因素，迎来了现代的转型，并沉淀为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和历史这四种类型。

（二）第二个十年（1928—1937）的小说发展

1928年，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创造社成员创办《创造月刊》，使得革命文学的兴起成为第二个十年新文学的新变化和突出特征，这标志着个人主义的文艺已经过去。这个时期文学的政治性明显，无产阶级左翼革命文学兴起，与自由主义文学一道丰富了第二个十年的现代文学。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的一个触发点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关系彻底破裂，上海参加过革命活动的作家和一批从日本等地归国的激进青年，共同推动了这一文学潮流的发生。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先后创办《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等刊物，吸引和扶持了大批文学青年，这对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发展产生起到很大的刺激作用。

这一时期的小说十分繁荣，除鲁迅外，涌现出一大批作家的名作，青年小说家也纷纷登上文坛，茅盾、老舍、巴金等先后发表长篇代表作。鲁迅开创了现代短篇小说文体，茅盾不仅对短篇做了新拓展，还向中长篇延伸，大大提高了现代小说反映生活和人的心灵的深广度，他的小说被视为“社会剖析小说”，长篇《子夜》是其代表作，标志着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长篇小说到达高峰。老舍小说京味儿十足，是“京味小说”的源头，他对文化批判和民族性问题十分关注，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实现他的文学史地位和独特价值，标志着现代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取得了突破，1936年老舍写下代表作长篇《骆驼祥子》。巴金则以战士姿态描写旧家庭的崩溃与青年一代的反抗，讴歌青春、抒发青年人的时代苦闷，最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同时在上海《时报》上连载，长篇代表作《家》唤起青年人的强烈共鸣。巴金与茅盾、老舍一道成为现代长篇小说的三座高峰。

我们再从左翼小说、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三个方面来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盛况。

“左联”是一个文学兼政治的社团，以茅盾为首，包括蒋光慈、沙汀、吴组缃和叶紫等在内的左翼作家，他们所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和社会剖析小说，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影响深远。

蒋光慈的第一部中篇《少年漂泊者》，通过主人公汪中的流浪历程，揭示了从“五四”到“五卅”期间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后来的短篇《短裤党》《野祭》以及长篇代表作《咆哮了的土地》，都是革命现实主义对“革命浪漫蒂克”的超越。此外，“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小说也颇具代表性，长篇《旧时代之死》、中篇《二月》和短篇《为奴隶的母亲》，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丁玲以第一个革命女作家的身份，冲破了冰心、庐隐等人创作的樊篱。给她带来巨大声誉的当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们看到了莎菲对封建礼教的背叛，对追求“真的爱情”和个性解放的无限憧憬，富含深刻的历史批判性。张天翼的《包氏父子》、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鹭湖的忧郁》等，都是左翼小说的代表作。整体来看，左翼小说尽管提倡大众化，但在小说技艺上却偏向国外小说，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萧乾等人。京派小说的作者多数是学院派的文化精英，却基本上倾向于乡村中国的文学书写。京派小说的审美情感呈现诚实、从容和宽厚的特征，具有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因素，成为独具风格和风貌的文学流派。(www.xing528.com)

沈从文的《边城》是一部优秀的深蕴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建构起沈从文诗意的湘西世界。它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废名1929年即出版第一部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后创作长篇代表作《桥》及《莫须有先生传》，朱光潜曾如此评价：“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芦焚（师陀）的小说集《谷》，以及《里门拾记》《春梦》等，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擅长印象式的描写，暗藏“精神还乡”的结构。

海派小说得益于上海这个现代消费文化的环境，初期海派代表作家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其特点集中体现于：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主题、重视小说创新等，后来出现的“新感觉派”是其最突出的代表。

张资平的作品充满肉欲，被鲁迅称为“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尚可一读。其海派性爱小说用滥了青年受经济和性双重压抑的主题，媚俗化和恶俗化实不可取，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叶灵凤是个复杂的海派作家，不过具有鲜明的都市先锋意识，主要小说有《菊子夫人》《红的天使》和《银蛇》等。他的创作有心理分析式都市新浪潮的特色，游荡于先锋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为“新感觉派”小说提供了借鉴。“新感觉派”属第二代海派，是中国真正的现代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施蛰存、刘呐鸥和穆时英等。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的《南北极》《上海的狐步舞》、施蛰存的《小珍集》等，为“新感觉派”的重要作品。“新感觉派”的后续作家有黑婴和禾金。这一流派上接张资平、叶灵凤，下启张爱玲，其“新”体现在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用新异的现代形式，来书写和表达上海这座城市及上海人的精神面貌。

现代通俗小说在第二个十年的雅俗互动中显示出不俗的实力，可谓盛极一时，张恨水和刘云若的创作最有代表性。其中，张恨水是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他不放弃章回小说的古典形式和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又能肩负起小说的使命去表现时代。《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姻缘》《八十一梦》为张恨水的代表作，很受读者欢迎，完成了章回小说现代化的使命。同时期的武侠小说影响深远，代表作有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

（三）第三个十年（1938—1949）的小说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三个十年的小说以战争和救亡为显著特征。这十年全国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政治区域，与此相对应的也就产生了三个不同区域的小说，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一度出现高潮。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深刻影响着后来文学的发展。

解放区小说代表作家是赵树理，代表着解放区文学的最高成就，其通俗小说《小二黑结婚》符合大众化文艺方向，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典范。赵树理的创作反映现实生活，并紧密配合政治的宣传作用，能走出公式概念化的困境，并融入对农民的挚爱和对历史的考察，但完全与西方文学隔绝的姿态必然会产生明显的缺失。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塑造了诸多典型的农民形象，比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传家宝》中的金桂婆婆等，写出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旧意识阻碍着他们对新事物的理解。小说家孙犁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是倾注了作家的主观情感，注重挖掘农民的灵魂美和人情美，抒情性的风格化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诗性品格，《荷花淀》《芦花荡》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也留下诸多小说名篇，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憩园》《寒夜》、沙汀的《淘金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萧红的《呼兰河传》、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张爱玲的《金锁记》、钱锺书的《围城》等，将现代小说推向成熟。下面择其要，做简要介绍。

钱锺书是一位学者型讽刺小说家，抗战胜利后发表长篇《围城》，揭露了抗战期间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及其精神病态，并对之进行道德的探索和批判。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和孤独感相映成趣，大大增强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质。

萧红属于东北作家群，她的《呼兰河传》，以散文化的笔触抒写了童年故乡的记忆，影响颇大，茅盾在《论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如此评价：“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在沦陷区，张爱玲小说以雅俗之集大成横空出世，让第三个十年的小说大为增色，她的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小说的融合出新。她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旧交错的一面，呈现了现代环境下中国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她的成名作是《倾城之恋》，后推出《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等系列小说，代表作为《金锁记》。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刻画了系列现代女性痛苦挣扎的精神轨迹，是第三个十年中国小说的一次飞跃。

最后提一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前者正确表现了农村的阶级关系，真实反映了生活固有的复杂性；后者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生活场景真实生动，生活细节幽默活泼。总之，这两部长篇各有特色，各见优长，是解放区小说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