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十七年”（1949—1965）是一个高唱颂歌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散文主要歌颂新中国与共产党，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新风貌。题材较为广泛，作品数量多，出现了当代散文“三大家”——杨朔、秦牧、刘白羽。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反思散文”，以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杨绛的《干校六记》等为代表，这些作品通过回忆“文革”时期的个人琐事、生活片段，反思个人命运之宕、时代之殇、社会之痛。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散文热潮，各种散文集、散文选本开始畅销，专发散文的刊物大量涌现，不少报纸副刊开设散文专栏，杂志开设散文专版。在这一热潮中，散文的文体更加自由、表达更加平易、题材更加多样。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学者的积极参与，提升了散文的知识品味，丰富了散文的文化内涵，深掘了散文的思想厚度，代表作家如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等。
（一）杨绛散文：悲喜人生，洗尽铅华
杨绛散文简约含蓄，语气温婉。从美学效果上来看，杨绛和同一时期的多数“老年作家”一样，其散文呈现出一种恬淡、平和、睿智的风格，结构开合自如，技巧运用娴熟，处处“随心所欲”，又处处颇具匠心。在冷静的叙述中，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
她在代表作《干校六记》中，写自己随丈夫“下放”干校的种种遭遇，对外界的一事一物之微，内心的一喜一惊之状的描绘，都显得具体逼真，历历在目，没有任何过头的渲染和夸张，更不要说大段的感叹和议论了。读这样富有内涵和分寸感的散文，使人感到深刻隽永，耐人回味。比如当第一批下放人员整队而出时：
“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远赴干校上学。”
何其芳用自己的大漱口杯去食堂买了一份鱼：
“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
作者将动乱年代各种不合常情甚至是令人心酸的故事，以“正常”的口吻平静道来，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干校奇景”，从另一种角度凸现了“文革”给时代和人生留下的深刻烙印。(www.xing528.com)
（二）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现实追思
余秋雨的散文，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广泛，但也颇多争议。他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系列散文，后结集成《文化苦旅》出版，引起极大反响。他突破传统散文的观念，将文史知识与学者情思、历史踪迹追寻与现实问题思考融为一体，形成了其文化散文厚重苍凉的风格。《文化苦旅》《文明碎片》和《山居笔记》，大都以游记的方式进行文化思考。在对某一名胜古迹观感的同时，也叙述相关的文化历史掌故，并引发出对于历史文化的思索；在历史时间的回溯中让自然山水和文化踪迹负载诸多沉重的现代问题，包括历史时代的兴衰浮沉，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中国文化的风雨嬗变等等。
在《道士塔》里，余秋雨回顾了莫高窟经卷遭受的历史厄运，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文化悲剧和民族悲剧。当面对被损毁的莫高窟，他感叹道：
“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余秋雨的散文语言追求文雅，行文常常直抒胸臆，讲求思绪情感对史实、文化知识的引领与贯穿，其作品充满了生命和活力、智慧和情趣，给人以极大的思索空间。
（三）史铁生散文：生死苦难，哲思烛照
史铁生散文独具特色，融客观性、抒情性与思辨性为一体。他着意于散文内涵的深度开掘，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以及人们普遍的所思所感出发，深刻思悟人生哲理。他的文字浸润着他生命的情感，涂抹着他情绪的色彩，以坦诚而慧达的剖白、亲切而凝重的倾诉，形成了寓深远于朴素，寄激情于从容，蓄智慧于认真的总体风格，显示出个性的光彩和理性的光辉，成为当代散文一道独特的风景。
史铁生散文是其心曲的叹唱，坦诚质朴而意蕴深刻。《我与地坛》中写自己为写作而活着时的心态，可谓真挚坦白，惟妙惟肖。他说自己“那时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在人山人海里只寻找小说，要是有种小说试剂就好了，见人就滴两滴看他是不是一篇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显影液就好了，把它泼满全世界看看都是哪儿有小说”，可谓随心而写，率性而言，不但不使人觉得啰唆，反使人感觉具体、生动、亲切。
《秋天的怀念》《我的梦想》等脍炙人口的散文无不扎根于他的灵魂与情感，史铁生真诚地诉说着自己的人生体验，以诚挚自然、蕴含深厚、富有启迪的个性化语言，自然地勾引起他人普遍的生活心理，引人深思，也体现了当代散文自然、智慧、悲天悯人的人文特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