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诗歌艺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诗歌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此时的诗歌统称为上古歌谣，内容多反映劳动生活，是人们在劳动中表达感情的一种口头语言形式。

（一）先秦：现实与浪漫的双峰矗立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共305篇（现存《诗经》存目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六笙诗”有目无辞，实三百零五篇）。《诗经》原称《诗》或“诗三百”，因后来被汉代儒家学者列入“六经”而称为《诗经》。《诗经》广泛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等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诗经》按音乐性质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指各地民歌，“雅”指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颂”指祭祀乐歌。

《诗经》所使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

“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地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朱熹《诗集传》：“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例如《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平实地叙述了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

“比”，朱熹《诗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即比喻之意。如《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接连以六个比喻描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另一种情形是整首诗用“比”，如《魏风·硕鼠》，借用大老鼠比喻不劳而获、脑满肠肥的贵族。

“兴”在朱熹《诗集传》看来，“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做铺垫，以渲染诗歌气氛、创造诗歌意境。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此伏彼起的水鸟的和鸣，引出下文青年男女的求偶。《诗经》中的“兴”很多都含有喻义，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称通过联想、想象，寄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之后二三百年，中国古典诗歌处于沉寂状态，至战国后期，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横空出世。楚辞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和《诗经》并肩垂范，以其各异的精神品质、美学原则和创作手法，共同哺育了历代诗人，并使中国古代诗歌呈现出风格多样、众彩纷呈的局面。

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文化的氛围中和楚国民歌、音乐的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从诗歌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时期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汉书·艺文志》中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楚辞》由刘向编辑后，东汉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此后的注本纷多，楚辞学成为历代研究的一门显学。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楚辞》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又称为“骚体诗”。《离骚》中爱国之情动人心魄，蕴含着屈原浓厚的情感，是《楚辞》中最为感人的诗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长的抒情诗；《天问》全篇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一百七十三个问题，蕴藉着“激人情志的深情”，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与《诗经》质朴无华的语言相比，《楚辞》用词华丽。譬如《离骚》一文，描绘了众多奇花异草，如木兰、辟芷、申椒、杜衡、兰芷等，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世界。《离骚》华丽的词语充满奇幻色彩，表现了屈原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真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诗经》与《楚辞》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并称“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生发的源头。

（二）汉乐府：日常喜怒哀乐的吟咏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乐府”本是上古掌管音乐的行政机关。汉代乐府的职能主要为采集民间歌诗、组织文人创作、负责演唱等。宋代郭茂倩依据音乐的不同，将乐府诗歌收录成集，编为《乐府诗集》。

汉乐府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人民群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传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暴露了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冲突，成为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例如《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这是一首哀悼阵亡战士、诅咒战争的民歌，通过描写前方战士暴尸荒野，后方田园荒芜，禾黍不获，谴责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汉乐府民歌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叙事性。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以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基本上还是通过主人公的叙述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已经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包括一些短章如《东门行》等，都是叙事诗的佳作。《十五从军征》中，短短十六句，就叙述了一个八十老翁“久戍幸还归乡”的故事。诗人把老翁六十五年的军旅生涯浓缩在“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十字之中，刻画了一个服役终身、侥幸生还却家破人亡、孤苦伶仃的老者形象，控诉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汉乐府诗没有固定的章法、句式，长短随意，整散不拘，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比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在这类诗歌中，一二字到八九字的句式都可能出现。

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东汉末年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它取代了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无名氏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诗歌跳出了表现帝王、诸侯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的窠臼，展现出诗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

（三）魏晋南北朝：异彩纷呈的诗风云集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古直悲凉的曹操、清丽婉约的曹丕、“骨气奇高”的曹植，以及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形成了一代诗风，即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他们完成了从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确立了新的诗歌美学典范。

如曹操《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该诗以“朝露”“杜康”起兴，表达曹操求贤而不得、政治抱负尚未实现的苦闷，诗人只有寄情于酒，对酒当歌，发此感慨。全诗风骨遒劲、慷慨悲凉，是“建安风骨”的典型之作。

“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如王粲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徐干的《室思》“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这些诗均反映了战争频发、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它们神采飞扬，变化多样，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www.xing528.com)

而后，诗坛上相继出现辞藻华丽的“太康诗风”以及受玄学影响的玄言诗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陶渊明以率真自然的笔调描绘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如《归园田居》《饮酒》等，故此，陶渊明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派”的奠基者。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重大转变期，其标志就是“音律”的出现。沈约、谢眺等人依据四声的规律，在诗歌创作中注重声、韵、调的配合和词语对偶形式的运用，创立讲究声律和对仗的“永明体”。自此，诗歌开始向讲求格律的方向发展，这对唐代诗歌乃至宋词、元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唐诗：艺术园地里的奇葩瑰宝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据《全唐诗》及其补遗记载，现存诗有52000余首，作家2300多人。数量之多，作者之众，内容之广，风格流派之繁，体裁样式之全，均堪称空前。

从题材内容看，唐诗几乎深入唐人生活的每个领域，大至国家兴衰，政治得失，社会动乱，战争胜负，民生疾苦，诸如盛唐时的对外用兵，盛唐至中唐转折时的安史之乱，以及人民在其间受到的征戍之苦，中晚唐的三大痼疾——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倾轧，无不写入诗中，号称“史诗”的作品，不计其数。小至琴技棋艺，书理画趣，虫鱼鸟兽，亦莫不入诗。至于那些描写自然田园，歌咏日常生活，抒发离情别绪，赞美建功立业，向往渔樵山林等传统题材，更多如雨后春笋，而且形式各异，有游记体、赋体、传记体、传奇体等等。

按照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气象和风格，唐文学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

初唐文学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玄宗开元元年（713）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十年承袭陈隋遗风，诗风华靡浮艳，宫体诗盛行。上官仪是宫体诗的代表，他创制的诗体“绮错婉媚”对仗精工，当时文人竞相模仿，被称为“上官体”。后五十年，先有“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冲破宫体诗的笼罩，后有陈子昂标举“风骨”和“兴寄”，以其创作理论和实践扭转了当时文坛的不良风气，为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继而沈佺期、宋之问确立了律诗的新形式。这是唐代文学的探索期。

盛唐文学从玄宗开元元年（713）到代宗大历元年（766），出现了两大巨星——理想主义诗人李白和写实主义诗人杜甫，以及两大诗歌流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诗人大多以蓬勃热烈的激情、激昂慷慨的声音去表现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形成蔚为壮观的“盛唐气象”。这是唐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唐文学从代宗大历元年（766）到文宗大和九年（835），经过安史之乱，唐帝国由盛转衰，唐人豪迈气概渐退，少了一分狂热，多了几分冷静，开始沉思、审视身处的世界。经历了大历冷寂诗风后，诗坛复苏，写实主义成为文学主流，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诗人，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以诗记事，追求浅近平易的诗风；而韩愈、孟郊独辟蹊径，反对大历平庸诗风，追求险怪奇崛的艺术风格。此外，又有柳宗元的明净剔透、刘禹锡的风韵神秀、李贺的瑰丽奇谲，可谓百花齐放，这是唐诗的再度中兴时期。

晚唐文学从文宗开成元年（836）到哀帝天祐四年（907），这是唐文学的衰落时期。世道艰难，时局动荡，诗人忧国忧民，满怀惆怅。唐诗在李商隐、杜牧等纤巧诗人和皮日休、杜荀鹤等乐府诗人笔下凄凉感伤的挽歌中徐徐降下帷幕。

（五）宋词：别开生面的一爿风景

词产生于唐，而大盛于宋，作品如云，名家辈出，派别繁昌，风格各异，被后人尊奉为能和“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元之曲”并驾的“一代之文学”。

宋词的繁荣和成就有多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在全社会普及。上至皇帝填词谱曲，下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其二是新创词调大量出现，多达千余种，且形式非常多，令、慢、近、犯、歌头、摊破、增减、偷声，体式完备。而随着长调慢曲的增加与普及，词的表现容量亦随之加大，为词体的解放与革新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其三是较之唐五代，词的思想内容也有了根本性突破，填写技巧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像苏轼、辛弃疾这样的大作家更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彻底突破了狭义的言情范围。为了与长调相适应，宋词还特别讲究技巧方法，把诗、文、论、赋中的种种手法都移植到词中，以至出现了以诗为词，以论为词等现象。其四是流派众多。以作者创作划分有“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稼轩体”“白石体”等，以总体风格而论有婉约、豪放、旷达、骚雅等。

宋词的分期从宏观上可分为北宋与南宋两大时期。

北宋初期可称为过渡期。主要作家有晏殊、张先、柳永等人。所谓过渡，是指词一方面继承了唐五代的传统，内容上多写樽前花下，风格上多“香而弱”，形式上除柳永外多写小令；而另一方面对唐五代词又有发展，如词的风格逐渐向深峻拓展，使词体进一步诗化，在体制上柳永的慢词更是一大开创。北宋中期可称为突破期。最主要的作家是苏轼。他开拓了词的思想内容，冲破了婉约的一统天下，开旷达与豪放之风。北宋后期可称为徘徊期。主要作家有秦观、黄庭坚、周邦彦等。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作家的一些作品继承了苏轼之风，大多又回到传统的言情和婉约中去，但写作手法更为精美，文学形式上有所提高和发展。

南宋初期可称为变化期。主要作家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他们大多由北方迁居南方，词作也由此分成前后两期。前期多是传统之作，后期多写亡国之苦、乡关之思，“凄然有‘黍离’之感”（黄升《花庵词选》），为中期爱国词高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南宋中期可称为繁盛期。豪放词派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伟大的词人辛弃疾，另有陆游与其相媲美，加之陈亮、刘过等词人，词在此时真正上升到可与诗并驾齐驱的地位。南宋后期可称为繁衍期。姜夔在南宋中期已别开生面，此时以他为开创者的骚雅词派显得更为突出，并且出现了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一大批作家。同时继承辛派风格的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人也相当活跃。但总的说来，此时的词作缺少新鲜的活力，已渐渐进入衰落期。

（六）元明清：千年繁华的悄然离场

到了元代，散曲杂剧兴起，明清小说转盛，诗歌的创作，无论是内容的广泛深刻，还是风格的创新多样，都远逊唐宋。但元代诗歌也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出现了一批少数民族的诗文作家，这是前代少有的。元代前期代表作家有许衡、刘因、吴澄、王恽、姚燧、卢挚等；延祐（1314—1320）以后，是元代诗文的“盛世”，出现了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大家”，对当时和后代都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尤以虞集最著名。此外，欧阳玄、萨都剌、王冕、杨维桢等，也是元代有成就的诗文作家。

明初曾一度流行歌功颂德却空洞无物的台阁体诗。明中叶后，文坛涌现出以茶陵诗派李东阳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他们主张诗歌要复古，学习汉魏盛唐，但是都陷入了单纯的模仿中。晚明时期的公安派提出“性灵说”，主张写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后来清兵入主中原，顾炎武等遗民诗人用诗歌哀悼汉族王朝的覆灭。清初，钱谦益学得杜甫精髓，而后，王士祯、纳兰性德、郑板桥亦写过不少颇有特色的诗作。龚自珍将清代诗歌推向新的高潮，其主要作品《己亥杂诗》共315首，诗风凌厉剽悍，奇谲不羁。之后虽有清末的“诗界革命”和南社诗人，但是难以挽救中国古典诗歌的日渐衰微之态。最后五四运动合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的大门，同时开创了文学发展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