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九位同志为委员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找到了一个新的立脚点，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来到陕甘，也就是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来到了陕甘，因而陕甘也就必然成了反革命进攻的中心。这样，敌人对于中央红军的追击堵截虽然结束了，但在陕甘新的“围剿”和反“围剿”却又开始了。因此，要实现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的任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要完成许多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作为革命领袖和战略家的毛泽东，心中当然是非常清楚的。

陕甘这块革命根据地，是30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革命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保安、安塞、靖边、安定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陕北和陇东17个县，人口约90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在中央红军到达这里之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转战到达陕北延川，也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48000人，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的成立，进一步增强了陕甘苏区的革命力量。

当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时候，红十五军团正在全力迎击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但是，这时候陕甘根据地，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状况，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从陕甘根据地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蒋介石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以及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10多万人。1935年9月26日，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自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军队，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国民党方面的兵力要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的总和多好几倍。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状况说，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出现“左”倾错误，肃反严重扩大化。原来正当陕甘根据地在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前来贯彻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推行“左”倾的错误的肃反政策，将原陕甘根据地许多军政干部随意逮捕或杀害，甚至连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也逮捕关押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非常不满，从而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陕甘根据地面临的以上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便不能在这里立足生根，从而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任务也就不可能完成。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以后，很快就听到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说：陕北的肃反有问题。于是，毛泽东就当即提出“刀下留下人，停止捕人”，一切问题留待中央解决。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们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607]

10月30日，毛泽东同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南下，11月2日到达甘泉县下寺湾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举行会议，讨论中央对外的名义、组织分工以及军事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比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名义，可在打破第三次“围剿”之后再定。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提出：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让敌人经过一个深冬慢慢构筑堡垒是不好的；军队的编制应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合编而成）和第十五军团。最后，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同一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九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同一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和第十五两个军团，共五个师又四个团，1万多人。

同一天，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出布告，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秦邦宪为主席，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等部部长，罗梓铭为工农检查局局长。

根据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暂时分为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陕甘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一）“奠基礼”——部署和指挥直罗镇^[608]战役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对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威胁。因此，蒋介石胁迫东北军组织了五个师的兵力，向陕北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其具体部署是：蒋介石电令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率所辖一○九、一○六、一○八、一一一等四个师，从西面的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东边的陕西鄜县（今富县）方向前进；同时，又命令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的一一七师，从南面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以接应董英斌。敌人的战略意图是：首先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然后再北援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而后东西对进，南进北堵，以“围歼”红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10月28日，西线之敌第五十七军四个师由庆阳、合水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于11月1日占领太白镇；同时，南线之敌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由洛川北进鄜县（今富县）。

为了同红十五军团打好会合后的第一仗，毛泽东进行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

11月5日，毛泽东召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到象鼻子湾军委总部开会，研究和制定直罗镇战役的计划。总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将敌军放进直罗镇，趁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再转移阵地继续歼灭敌人。

11月6日20时，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徐海东，要他仔细调查直罗镇附近的道路地形等情况。电报全文如下：

调查直罗镇附近道路地形情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

海东：

（一）百十七师已到鄜县，董英斌尚未动。

（二）请注意下列三事：

甲、尽快消灭张村驿^[609]团匪^[610]。

乙、指示游击队之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对黑水寺^[611]游击。

丙、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及以南地区之道路、地形、人家情况，葫芦河能否徒涉，电告。

（三）我们及二十五军明日在原地不动。

彭　毛

六日二十时^[612]

11月7日，毛泽东同彭德怀前往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等，共同商定直罗镇战役计划，确定先行攻占张村驿。

同一天，毛泽东同彭德怀还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要红一军团第一、第二纵队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紧进行战术教育和政治鼓动；同时，还要求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人家等情况详加调查，当面报告，并摘要电告。当晚，收到林彪关于调查情况的电报。8日，毛泽东同彭德怀又复电林彪，要他再次调查，并派员察看地形绘图，具详报告。

11月8日，毛泽东同彭德怀又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要一军团各纵队在驻地自行筹足七天粮食，以保障战役的胜利。

11月9日，获悉张村驿战斗捷报后，毛泽东同彭德怀又立即复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注意发动群众斗争，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以利将来作战。

11月18日，在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做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毛泽东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今黄陵县）、洛川，切断西安至肤施（今延安）的交通线，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攻占甘泉、肤施。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

11月19日，即直罗镇战役发起的前两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组织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张村驿会合，并带领他们一道前往直罗镇西南面的山头上实地察看地形，以及研究具体作战部署。徐海东回忆说：

按照主席的指示，这一天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驿以西会合后，前往直罗镇去看地形。

从出发地到直罗镇，约三十余里，一个小时不到，就赶到了。大家下马后，首先登上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高山。直罗镇就在脚下。它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像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向镇子的中央，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镇的北半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我们几十架望远镜举在眼上，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棵小树，一条小沟，一家独立房屋，都是指挥员们观察研究的对象。大家都深深了解，在战前观察时疏忽一条小沟，漏掉一个山头，说不定在战斗中会增加想不到的困难。同志们一面观察，一面小声地交谈着：

“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

“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边走边观察，边观察边研究，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结论得出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消灭它。为了防止敌人利用镇东头的寨子做固守的据点，大家商讨后，决定把它预先拆掉。部署确定后，当天晚上，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去拆那个小寨子。^[613]

就在毛泽东带领团以上干部在直罗镇实地察看地形的同一天，敌人第五十七军除留一个师驻守太白镇外，其余主力开始沿葫芦河向直罗镇方向前进，其先头第一○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军部及另两个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

于是，红军便派出游击小分队到黑水寺方向去“惹牛”“牵牛”（即诱敌），边打边退，佯装向直罗镇败退。11月20日凌晨，敌军第一○九师开始向直罗镇前进。中午以后，第一○九师在6架飞机掩护下，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于是，当天下午4点钟，毛泽东便下达作战命令，按原定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在次日拂晓前包围直罗镇。命令的全文如下：

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林聂：

甲、方面军明（二十一）日有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师至两师之任务。

乙、一军团于明四时出发，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之，以一个团进至老人山附近钳制敌后续队，于敌溃退时截击之，以侦察连向黑水寺佯动。(www.xing528.com)

丙、十五军团由药埠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

彭　毛

二十日十六时^[614]

毛泽东的指挥所就设在直罗镇附近的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的几个破窑洞里，直接观察战场情况，现场指挥战斗。战斗打响前，他在下达作战命令时，还反复强调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11月21日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猛扑下去，第一○九师仓促应战，激战至下午2时，敌军大部被歼。这时，东西两路援敌迫近直罗镇。于是，红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第一○九师残部和阻击由鄜县西援之敌第一一七师，而以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之敌第五十七军的另两个师。该敌两个师惧怕被歼，遂于23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一个团，余敌逃回太白镇。由鄜县西援之敌第一一七师，也仓皇逃回鄜县。被围困在直罗镇的第一○九师残部，看到救援无望，于23日晚突围逃跑，24日上午被红军全歼。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整个直罗镇战役的结果是：全歼敌军第一○九师，击毙师长牛元峰，还俘虏好几个营长和团长；而后在打援敌中又追歼第一○六师一个团。红军共俘虏敌军5300多人，打死打伤1000多人，缴获步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万余发，大大地补充和改善了红军的装备。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615]

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携带着战利品，押解着俘虏，迅速撤离了战场。晚上，徐海东路过毛泽东住的村庄时，只见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还亮着灯。夜这么深了，怎么还亮着灯呢？于是，徐海东来到窑洞前，问门口的警卫员：

“主席还没有睡吗？”

“主席晚上向来睡得很晚。”警卫员说着将徐海东引进毛泽东的窑洞。

只见毛泽东披着一件蓝布旧军大衣，点着盏小油灯，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桌上放着一张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见徐海东进来了，连忙放下手里的铅笔，亲切地握着徐海东的手，微笑着说：“辛苦了！”

徐海东说：“天这么晚了，怎么主席还没有休息？”

毛泽东说：“这样习惯了。怎么样，部队都撤下来了？”

毛泽东向徐海东简单地讲了讲这次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意义以及当前敌人的动向，然后关切、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伤亡情况和伤员的安置情况。最后，毛泽东嘱咐徐海东说：要好好地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

毛泽东对战士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深入实际、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给徐海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直罗镇战役之后，11月27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鄜县东村。28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博古：一方面军从本日开始，已全部集中于鄜县羊泉镇以北地区，进行十天休整训练，至12月8日止。

11月30日在东村，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做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全文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直罗战役”，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经验和意义。在谈到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的条件和原因时，毛泽东指出：

1.两个军团^[616]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

2.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

3.战斗准备的充足；

4.群众与我们一致。

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没有第一个条件，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不能使董英斌五个师（西边四师、东边一师）在其先头百○九师消灭后，主力即溃退，我军又于追击中消灭百○六师一个团，使百○八、百十一两师不得不退到甘肃境内，东边侵入羊泉之百十七师，也不得不退回鄜县城。没有第二个条件，就不能取得这次胜利，而让敌人占去了葫芦河与直罗镇。没有第三个条件，则部队没有休息训练，士气与战斗力不能提到这样高；张村驿、东村等五六个民团土围子不消灭驱逐，便不能荫蔽主力与便利战斗；没有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图测绘，便不能布置得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没有第四个条件，则荫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得这样好。这四个条件是造成这次大胜利的原因。^[617]

徐海东说：“还要补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主席正确的军事思想和主席的英明指挥。”^[618]

（二）纠正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听取汇报后，政治局感到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于是决定立即成立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五人负责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调查和处理肃反问题，并决定立即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先行前往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以控制事态的发展。临行前，毛泽东向王首道等人郑重叮嘱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接着又说：“一定要谨慎，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619]

当直罗镇战役在紧张进行期间，毛泽东仍然十分关注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11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从前方致电在后方瓦窑堡的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

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等人案件的是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当王首道等人到达瓦窑堡时，他搬出许多案卷证明刘志丹等人是“右派”“反革命”等等。

王首道等人遵照“要慎重处理”的方针，立即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

经调查了解：刘志丹从青年时代起，即献身革命事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西渭（南）华（县）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调查中还发现，刘志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当地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着队伍上横山，

一心闹共产。

这首民歌充分反映了刘志丹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

他们又调查了刘志丹被捕的经过。9月下旬的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了一个骑兵通信员，通信员立即把紧急信件递给刘志丹看。他打开一看，原来是戴季英等人密令第十五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的急件。刘志丹看完后，十分冷静，把信交给通信员，然后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接着，刘志丹独自一人策马前往瓦窑堡，直奔保卫局，便立即被捕入狱。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志丹对党无限忠诚和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

调查中还发现，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强加给刘志丹的“富农路线”“梢山主义”“投降主义”等等“罪状”，恰恰正是类似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和瑞金时期实行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充分说明刘志丹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从前线回到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听取了五人领导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人“案件”的详细汇报。

毛泽东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被释放的消息传出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620]

刘志丹被释放后，周恩来首先接见了他，一见面，刘志丹亲热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亲切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随后，周恩来领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安慰和鼓励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周恩来接着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毛泽东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非常高兴，他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并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621]他详细地汇报了陕北的工作，表示要跟着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

不久，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重要职务。

与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同时，毛泽东还解决了鄂豫皖肃反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一天，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说至今还有300多个同志受冤枉，被打成了“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嫌疑犯”。毛泽东询问了事情的真实情况之后，当即指示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又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毛泽东让徐海东亲自去解释和安慰他们。

徐海东说：“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300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不是毛主席，还不知要被冤枉多久呢！”^[622]

这样，“左”倾错误造成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解决了，陕北苏区内部的严重危机消除了，党中央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吴黎平说得好：“毛泽东同志挽救了中央红军，也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623]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及时纠正，这样就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临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从而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奠定了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