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历史转折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全党全军领导地位

（一）扭转战略方向

1934年10月18日黄昏，根据上级指示，毛泽东带着警卫班，从雩都出发开始长征。

“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本来是不打算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先是想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但经请示，共产国际不同意，说现在苏区离不开毛泽东^[565]；后来又打算把他留在中央苏区，但由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很高、影响很大，感到留下来实在不妥当。于是，这才临时勉强允许毛泽东参加长征。关于这件事，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566]

在行军途中，毛泽东虽然大病初愈，身体很虚弱，但他很少骑马和坐担架，总是把他的马和担架让给伤员和病号，自己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例如，警卫员吴吉清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以后害了疟疾，毛泽东就让吴吉清坐他的担架，并专门安排医务人员钟福昌照顾他。吴吉清有点儿难为情，毛泽东就亲切地安慰他说：“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同志们抬着你走路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同志’这个称呼包含着什么内容，你还不明白吗？”^[567]

在激烈的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同时，他又一直十分焦急地关心着毛泽东的下落。直到12月1日中午^[568]，毛泽东才随着中央纵队艰难地走到湘江渡口的东岸。当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便立刻大步迎上去，将毛泽东迅速送过湘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去，我还要给后面交代任务。

湘江战役后，敌人判断中央红军将继续前往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于是急忙在去湘西的路上，又布置了十几万主力部队，并构筑了四道碉堡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在前往湘西的路上。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前进，整个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此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再一次挺身而出，根据敌我态势和实际情况，极力建议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要求迅速改变进军方向，朝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2月12日，在湖南省通道县恭城书院，中共中央临时举行紧急会议，参加的人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于是红军遂由湖南进入贵州。

这是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并对中央的战略决策直接产生了作用。

但是，博古、李德仍然继续坚持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尤其是李德，自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他的最高指挥权第一次受到挑战，于是他忍无可忍，便气急败坏地中途退出会场。后来，他在《中国纪事》中回忆说：“这次他（指毛泽东——笔者注）不仅得到了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569]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通道会议后，开始扭转进军方向，并于12月15日攻克贵州省的黎平。17日，毛泽东抵达黎平县城。虽然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转变战略方针的问题，但是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又由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又举行会议，继续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再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并正式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明确指出：

“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570]

这个决议非常重要，是战略方针正式转变的开始，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没的危险，并一下子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同时，黎平会议表明，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已开始动摇，长期以来最高决策的“三人团”也开始瓦解。这就为后来召开遵义会议打开了通路和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后，朱德和周恩来于19日立即向全军发出《中革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中央红军迅速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于12月底抵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并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但这时，博古、李德又极力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反对中央红军北渡乌江，并主张“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而后“再徐图进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为此，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重申了自己的主张。会议对博古、李德再次提出批评，决定立即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571]这就是说，这个决定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并重申了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时这个决定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上作报告。”^[572]这也就是说，在猴场会议上，实际已经明确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迅速向遵义挺进。1935年1月2日至6日突破乌江天险，7日智取黔北名城遵义，11日攻克要塞娄山关。这样，中央红军就南据乌江天险，北扼娄山关要塞，并一下子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这就为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争取了时间和创造了条件。

（二）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是最有权威的审判官。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尤其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面临着覆没的严重危险，这一系列问题迫使人们不能不开动脑筋思考：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会遭到失败？红军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革命的前途如何？今后怎么办？……

人们通过思考、回忆、比较，于是逐渐觉悟到：过去红军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是由于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是由于实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现在红军之所以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甚至面临覆没的危险，完全是由于王明教条主义者错误领导的结果，完全是由于实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正如当时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思考后所得出的结论：“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573]

因此，聂荣臻认为，要摆脱目前的危局，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和路线问题。他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574]苦思冥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575]

“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576]这正是当时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心声，也正是遵义会议能够取得伟大成功的深刻群众基础。

虽然召开遵义会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也有一个酝酿和准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对于促成会议的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首先争取和说服了王稼祥。

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1931年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是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但是，他进入苏区同毛泽东接触以后，思想却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工作实践中，王稼祥逐渐摆脱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而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首先起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明确支持毛泽东留在前线继续指挥军队。可以说，王稼祥这时已经比较自觉地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了。

当毛泽东被排斥和打击以后，王稼祥不但没有疏远而且更进一步增强了同毛泽东的革命友谊，并自觉为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辩护，甚至公开批评“左”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广昌战役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王稼祥声色俱厉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他还向张闻天分析了广昌战役失败的原因，并指出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危害。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敌机空袭，王稼祥不幸腹部中弹。因此，长征开始后，他便坐担架随军行动。这样，毛泽东便和王稼祥经常坐担架同行，从而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谈。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说明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并表示深深忧虑和不安；毛泽东则结合现实情况，着重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从而使王稼祥受到更深刻的教育和启示。这样，王稼祥就更加坚定地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所以，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王稼祥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毛泽东和王稼祥还共同研究了关于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问题。而后，王稼祥首先找张闻天，谈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并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接着，又找了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577]

由此可知，王稼祥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争取和说服的第二个人是张闻天。

张闻天曾先后同王明、博古、王稼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兼做共产国际东方部一些工作。回国后，1931年9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宣传部部长。1933年1月，随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毫无疑问，张闻天是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他为人正派，忠于革命，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因此，当他一旦接触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并同毛泽东共事之后，思想便很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政府工作中，他虚心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每次人民委员会开会，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对毛泽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身作则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高贵品质与优良作风十分钦佩，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有一次，毛泽东帮助群众挖茅坑，张闻天感动地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啊！”

长征出发前，一切准备工作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对此很有意见。他说：“我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创造了物质基础。”^[578]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互相谈心。这样，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张闻天就开始在政治局内部展开了斗争。正如他自己说的：“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579]

这样，张闻天现在也从王明的“左”倾路线中分离出来了，并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同“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这无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张闻天为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同王稼祥一样，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后来，在1945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曾对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历史功绩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580]

在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周恩来对召开遵义会议所起的重要作用。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实际上是前线的主要指挥员，因而他对于李德的瞎指挥也感受最深，所以，在通道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在黎平会议上，由他主持政治局会议，采取果断措施，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做出了正确的决议。当时，周恩来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三人团”的成员，军队的实际指挥者，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也出来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无疑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此外，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大多数高级将领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也都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逐步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即使一些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同志，现在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以及严酷的事实教育，也都逐步改变了态度，纷纷觉悟起来，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遵义会议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三）生死攸关的争论

1935年1月7日凌晨，中央红军袭占遵义城。由刘伯承任遵义警备司令，陈云任政治委员。

遵义是黔北重镇，贵州第二大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特产的集散地，市面十分繁华。遵义既有新城，又有老城，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和经过的第一座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

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1月9日下午进驻遵义城。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住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即遵义老城枇杷桥原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由邓发安排，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公馆里。

进驻遵义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则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召开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和目的，陈云后来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581]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582]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准备发言，也都做了认真的准备。他们三人又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了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在这次会议上必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所以在事前也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583]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即遵义老城枇杷桥原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的二层楼上）隆重召开。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最高“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最高“三人团”成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丰）　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一军团军团长(www.xing528.com)

聂荣臻　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　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　五军团政治委员

此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最高“三人团”成员李德，以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除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584]外，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亦未出席这次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会议开始由博古主持，并首先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博古对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基本上没有认识，并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过于强大；（2）苏区物质条件太差，而且苏区各级政府没有做好支援革命战争的工作；（3）白区的反帝反蒋运动没有积极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也没有取得显著成效；（4）各革命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总之，博古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虽然做了一些检讨，但他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推之于客观，而不认为是主观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因此，博古的报告引起了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和批评。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在会议上做了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主观指挥上的失误以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因而取得了大家的谅解。

周恩来在会议上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能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关于博古和周恩来所做报告的区别点，后来李德在回忆录中清楚地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线。”^[585]接着又说：“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586]

继周恩来发言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写的提纲，做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以及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

紧接着，毛泽东做了长篇重要发言。他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他用红军粉碎敌人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铁的事实，深刻说明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绝不是其他，而是由于主观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的根本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博古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客观因素而为其错误辩护的观点。他还尖锐批评了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而只知一味纸上谈兵和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毛泽东的发言高瞻远瞩，尖锐泼辣，实事求是，深刻精辟，充分表达了大家的共同思想，因而受到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陈云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587]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写道：“在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之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主要的报告。他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他说博古的报告‘在基本路线上是错误的’，博古‘过分估计了客观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他又说：遵义会议的决议“实际上这是经过编者加工的毛泽东的讲话”。^[588]

总之，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并同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是后来起草会议决议最基本的根据。

继毛泽东之后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严厉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坚决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指挥红军。由于王稼祥是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中转变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又是遵义会议上挺身而出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重大的历史功绩，说在遵义会议上他投的是“关键的一票”！

张闻天在会议上也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做了深刻批判，并坚决主张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在会议后期，他还接受会议的委托负责起草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后，他又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争取和说服犯过错误的同志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他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往后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589]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所做的重大贡献，也多次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朱德一向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从井冈山以来的革命实践和长期合作中，他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卓越才能。他在发言中一改历来谦逊稳重的形象，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瞎指挥的错误，并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继续领导党和红军。

其他与会同志也都相继发言，多数人都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并同博古展开了激烈争论。

争论的结果，最后大多数人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而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批评。

只有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评，也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590]问得凯丰无言以对。

总之，关于当时在遵义会议上争论的基本情况，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曾这样简括而明确地写道：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591]的意见，A^[592]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593]

后来，博古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和王明路线的错误，并坚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继续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后来，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凯丰也逐渐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并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遵义会议上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他情绪低沉，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或将自己的错误推在别人身上。但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仍然像过去一样，对他在生活上加以特殊照顾，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经常征询他的意见。

最后，遵义会议经过三天讨论，做出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594]，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595]为军事指挥者，

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596]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的意见，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于2月8日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决议首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还总结了在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从而失去了一个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宝贵机会。

决议还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

同时，遵义会议还根据情况的变化，采纳了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但是，这个决定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没有实现，中共中央根据新情况又决定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军事路线和中共中央的组织问题，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并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洛甫接替博古的职务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立，是在会后逐步解决的。

遵义会议之前，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是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有权处理一切。现在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而周恩来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这就是说，实际上只是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博古当时并未立即交出职务，后来在2月5日前后，党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在一个庄子宿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才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

关于“三人军事领导小组”^[597]成立的过程是：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先“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598]3月12日行军到贵州的鸭溪、苟坝一带，根据作战瞬息万变指挥应该集中的实际需要，经毛泽东提议，才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这个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负责指挥作战。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全党全军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打仗这个中心任务，因而它是全党全军最主要的领导机构，实际上就是“最高统帅部”。

（四）历史的总结和归宿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统治我们党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为中国革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航道，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所以，1945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写道：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599]

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这样写道：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600]

我们党和红军在经过艰难和曲折之后，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大成就，这是中国革命的幸运，这是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根本保证。这件事实在值得庆贺！

从此，中国共产党便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近代历史所做的科学总结，也是中国革命的正确归宿。

大家知道，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也就是确认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核心问题，就是坚持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也就是确认了毛泽东一贯倡导、坚持、贯彻和实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原则。

大家知道，毛泽东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之后，他就一直在自觉地倡导、坚持、贯彻和实践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一基本原则指引下，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全力投身工人运动，又深入考察农民运动，并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历史文献，从而代表着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又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毅然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进军，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井冈山，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后，他又率领工农红军挺进赣南和闽西，开创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使中央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到10万人，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就使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发展成为熊熊的“燎原”之势。同时，他又挥动如椽巨笔，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不朽的历史性文献，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

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只知道一味盲目地机械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和照抄照搬别国的革命经验，压制、排斥和打击毛泽东，甚至完全推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结果使全国的苏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的力量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并使中国革命面临着夭折和覆灭的危险。

人们正是通过这种正确和错误、前进和后退、胜利和失败的革命曲折发展的道路，并通过切身的经验和历史的比较，终于逐步认识了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路线和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因此，在遵义会议上才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认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是中国革命正确的指导路线，确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指导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审慎选择的结果，这是中国革命在经过千难万险和惊涛骇浪之后审慎选择的结果，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科学总结和中国革命的正确归宿。

因此，刘少奇于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这样总结道：

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601]

这是完全正确的总结，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接着，他又深刻地总结道：

“我们党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历史。”“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同志在某几个历史时期，不能在形式上、组织上决定全党的行动，然而也正在这种时期，就愈加明白表示：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发展。”^[602]

这就是说，毛泽东从事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不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毛泽东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实际上也就是不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因此，总结毛泽东从事和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这就是一贯倡导、坚持、贯彻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最基本的原则。这就是毛泽东从事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经验，也就是毛泽东革命道路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