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关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果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在红军内则无任何职务，当然在军事上也无任何发言权。但是，他却时刻关心着前方的战事和红军的安危，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他时时刻刻都密切关注着战争发展的情况。

（一）战前的敌我态势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策划和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

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调动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同时向各根据地发动进攻，其中用于直接进攻红军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有50万。同时，蒋介石又总结了前四次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聘请以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将军为首的德、意、美等国军事专家组成顾问团，并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新战略。这样，按照外国顾问们的设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总面积不过5万平方公里，如果每日推进2里，则不出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领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

很显然，摆在红一方面军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也还是存在的。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已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300多万人，大有回旋的余地；同时，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10万人，群众的武装力量也有很大发展，敌我兵力对比同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也相差不多；尤其是有前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经验，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党和红军，坚决支持革命战争等有利条件。因此，如果能继续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去指导战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居于统治地位，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并完全否定了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制定的军事路线，而机械地照抄照搬外国的作战经验，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1933年9月底，正当蒋介石开始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的时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

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的共产党员。在中国期间曾用名李德和华夫。早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创建巴伐利亚共和国的战斗，并参加过德国中部的工人武装起义。1926年被捕，1928年越狱后逃往苏联。他在苏联参加过红军，并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1932年春，共产国际派他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他到中国苏区后，由于坚决支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因而深受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器重和信任，所以委托他掌握中央红军的指挥权，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工作等等，实际上成了红军的总司令。因为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大权实际操纵在这个既不懂中国国情又毫无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外国人手中。

李德和博古等人相结合，彻底推翻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完全照搬照抄苏联红军的模式和正规战争的经验。因此，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和“御敌于国门之外”，并攻打敌人设防坚固的阵地。

9月25日，蒋介石集结重兵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门户——黎川发动进攻，从而揭开了第五次“围剿”战争的序幕。接着，进占了黎川城及其附近的硝石和资溪桥，并迅速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应该暂时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一带，然后集中红军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敌人。但是，博古、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慌忙调集军队恢复黎川，以保“国门”。他们先攻打黎川以北敌军坚固设防的阵地硝石不胜；而后，又攻打其东南的资溪桥，也是敌军坚固设防的阵地，又不胜。结果红军便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自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在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使自己遭受很大损失。这样，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开脚第一步，就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实在是最愚蠢的打法。

（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红军在北线作战几经挫折后，博古、李德便又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实行“短促突击”^[542]的战术原则。他们既不敢诱敌深入，也不敢突破封锁线到敌人广大后方无堡垒地区去作战，而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堡垒战，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阵地防御战，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

正当红军按照上述方针进行防御的时候，忽然发生了“福建事变”^[543]。“福建事变”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出现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时机。于是，毛泽东立即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544]同时，彭德怀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是，这些正确的建议，都被博古和李德等人拒绝了。所以，毛泽东惋惜地说：“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不仅不去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而且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它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所以，当蒋介石在从容地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第十九路军以后，便立即掉转兵力，封闭了红军向苏浙皖赣突进的缺口，集中全力从四面向中央苏区围攻，从而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副主席由周恩来、王稼祥担任。但实际指挥权仍操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1934年4月10日，蒋介石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于是，博古、李德便也集中了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并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545]等等错误口号。他们采用的战术是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进行阵地战、“正规战”，以阻止敌人进占广昌。

广昌保卫战，从4月10日至28日，历时18天。虽然红军将士艰苦抗击、浴血奋战，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最后还是被迫撤出了广昌，而且自身伤亡55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这是一次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给以后的作战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广昌失利后，在红军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广昌失守的当天晚上，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就当面指责李德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接着又说：创造根据地可不容易，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546]

后来，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陕北访问李德时也曾评论说：李德的“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547]

教训实在太深刻、太沉痛了，我们应该牢牢记着这位美国记者的话！

（四）“风景这边独好”

毛泽东虽然不断受到“左”倾路线领导者的排斥和打击，心情很不舒畅，身体也很不好，但他总是那么豪放达观，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千方百计设法为党多做一些工作。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后，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到前线去指挥作战，周恩来留在后方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连续失利，特别是广昌战役后，敌人向中央苏区开始全面推进，整个形势越来越危急。毛泽东心急如焚，坐不住了！北线如此，南线又如何呢？正是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毛泽东经周恩来同意，在1934年4月下旬，便以养病的名义，带着几个警卫人员，由瑞金策马来到南线的军事重镇——会昌，进行视察和指导工作。

会昌，地处江西东南边境，是中央苏区粤赣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

粤赣省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设立的。这时，粤桂敌军在中央苏区的南部先后侵占了寻乌、安远、信丰等边境县城，从而对中央苏区的南线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毛泽东便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将江西省东南部的雩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等七县，从江西划出来，设立粤赣省，以便于管理和加强领导。粤赣省委、省苏机关设立在会昌文武坝，省军区机关也从筠门岭迁至文武坝。

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苏主席钟世斌、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在会昌文武坝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到来，并妥善安排了毛泽东“养病”的有关事宜。

毛泽东同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苏主席钟世斌、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等领导干部在一起，认真研究了南线反“围剿”斗争的形势，并科学分析了蒋介石同广东军阀陈济棠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变的教训，要善于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我们的力量。当然，我们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

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于4月21日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赶到粤赣省委办公室打电话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接着，毛泽东又指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为了保存红军主力和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毛泽东最后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548]红二十二师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做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便一直龟缩在筠门岭，未能再前进一步。在南线，由于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所以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在会昌期间，毛泽东还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并向粤赣省委和省军区做了许多有益的指示。5月间，毛泽东出席了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对白军的工作，缓和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执行正确的工商政策；组织余粮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6月上旬，毛泽东来到会昌县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二十二师。他深入调查了部队各个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见到战士已走出碉堡，在野外练刺杀、搞演习，感到十分高兴。当毛泽东了解到，在最近期间二十二师采用小部队出击的方式打了五六个小胜仗并消灭了一支企图进犯的敌军时，便仔细看了反映这些战斗的《战斗详报》，然后同师领导一起用三个晚上研究总结了这些战斗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还同营以上干部进行了座谈，深入了解部队从碉堡里走出来，执行红军“三大任务”的情况，并向大家分析了南线与北线的敌情，提出了二十二师今后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李官山调查研究了十多天以后，于6月中旬又返回文武坝。

在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便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他说：总的是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御敌于国门之外”，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同时，还要向陈济棠的部队和敌占区的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他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549]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对缓和南线的赤白对立，促成陈济棠同红军谈判，以及稳定整个南线的局势，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6月下旬，在一天的大清早，毛泽东带着几个警卫战士，登上了会昌城外的岚山岭。郁郁葱葱的南粤风光尽收眼底。但当时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况日益恶化，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所以，回到文武坝住地以后，毛泽东怀着郁闷和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会昌》一词^[550]：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风景这边独好”，这是毛泽东纵观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全局，对南线的形势所做的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和概括。

6月底，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立即回瑞金沙洲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样，毛泽东就匆匆结束了他的会昌之行。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局势，同北线连续受挫的战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毛泽东说：“风景这边独好。”

后来，在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乌进行秘密谈判，并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秘密协议。所以，后来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的部队基本上没有堵截，因而能够比较顺利地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

（五）在长征前夕

6月底，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便立即回瑞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应该采取什么对策的问题。

实际上，在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形势已经比较清楚，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所以中共中央书记处早在5月已经做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做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也已表示同意。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并没有向大家传达这个十分重要的决定，所以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始终只是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极端秘密地进行着。

为策划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他们的飞机也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形势越来越紧张，所以在7月底，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都迁到瑞金以西的岩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古寺里居住。

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毛泽东写成了《游击战争》一书，这本书约3万字，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以及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等。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下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551]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紧张，毛泽东坐卧不安，心情十分焦急。他又向中央书记处请求到接近前线的赣南省去视察，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要求他注意军事情况。于是，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雩都。(www.xing528.com)

前线吃紧，前方的人都往后方跑，毛泽东却不顾个人安危，偏要到接近前线的地方去视察，赤诚之心由此可见！

赣南省是中央苏区在1934年7月设立的新省，辖雩都、登贤、赣县、杨殷四县和信康、南康两块游击区，是鉴于粤赣省苏区大部分失陷的情况而建立起来的。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主席钟世斌、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当时省委机关驻雩都县城天主堂，省苏机关驻县城北门外何屋，省军区驻县城舒屋。

毛泽东一行就住在县城北门外省苏机关驻地何屋。

毛泽东的房间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床棉毯，一张两斗桌，一盏马灯，一个靠背椅，一张军用地图。

在雩都，毛泽东身体很不好，生活又很差，但工作却十分紧张。卫生员钟光几次想买点鱼、蛋给他吃，但都被拒绝了。战士们捉到几条泥鳅，他也坚持同大家一起吃。

毛泽东到雩都没几天，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雩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做调查，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9月20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雩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552]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雩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紧张的工作，艰苦的生活，焦急的心情，终于使毛泽东突然病倒了！

发高烧41℃！嘴唇干裂，眼窝深凹，满脸通红，肚胀得厉害，头痛得要死，而且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毛泽东的秘书黄祖炎、医助钟福昌、警卫班长胡昌宝以及警卫员吴吉清等，大家都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知道情况后，立即给中央政府通电话，报告了毛泽东的病情。张闻天在电话里再三叮嘱刘伯坚和吴吉清：“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毛主席，这里马上派傅连暲医生，尽快赶到雩都去！”

瑞金距雩都180多里。傅连暲接到通知后，立即骑骡出发，日夜兼程，于第二天傍晚赶到了雩都。

傅连暲经过仔细检查，确诊为恶性疟疾。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毛泽东的病情慢慢好转，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直到第八天拂晓，我们刚刚想睡一会儿的时候，听见有人慢步走到床前来，温和地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我们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就着急地说：‘您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主席笑着说：‘我好了！’”毛泽东刚能起床，就开始工作。傅连暲等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553]

10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即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雩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寺里，召开了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554]

毛泽东回到家里，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孩子小毛，心里很难受。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望着贺子珍，他又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即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当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雩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时，又策马赶到雩都。

毛泽东刚到雩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30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毛泽覃、贺怡夫妇照顾了。由于战争环境，为安全和行动方便起见，毛泽覃、贺怡便将小毛寄养在当地一个老乡家里。后来毛泽覃牺牲了，小毛便下落不明，再也没有找到。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了战略转移的命令。地方干部和群众很快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主力红军走了，我们怎么办？”这是当时地方干部和群众最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就在这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赣南省委召开了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

10月15日，毛泽东来到雩都谢家祠，向到会的三级干部200多人做了重要讲话。毛泽东打着手势，用响亮的声音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中央苏区门口来了。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我们红军。所以，我们主力部队要顺水而出，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接着，毛泽东又针对干部和群众存在的思想问题说：“主力红军到前方去，不是全部去，还会留下部分同志开展后方游击战争。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要留在苏区，团结人民，迅速组织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要发动群众做好坚壁清野工作。你们要迅速担当起这个任务。现在是敌强我弱的时候，我们的主力不能在苏区硬拼，要向外发展。你们在苏区打游击也是这样，敌人力量强，你们不要硬拼，要扰乱它，牵制它，当敌人力量弱时，你们就有计划地打击它，消灭它。”最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555]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随行人员，离开雩都城，踏上了艰苦转战的征途。

那是黄昏时候，毛泽东阔步走出雩都西门，来到雩都河的浮桥边。只见成千成万的男女老幼来为红军送行，老表们依依深情，实在舍不得红军走啊！他们从四面八方云集渡口，有的给部队送茶水，有的帮部队挑担子、背背包，还有数不清的妇女、儿童和老大娘等穿行在队伍中间，送草鞋，送布鞋，送斗笠，还硬往战士口袋里塞吃的东西。老表们千言万语说不尽，只是沙哑着声音反复喊着一句话：“同志们，你们可千万要回来啊！”

毛泽东看到此情此景，心情十分激动。他放慢了脚步，深情地向送别的乡亲们频频挥手道：“是啊，我们一定会回来的！”^[556]

当时送别的感人情景，正如民歌里唱的那样：

送红军啊到江边，

江上穿呀穿梭忙。

千军万马渡江去，

十万百姓泪汪汪！

过了雩都河的浮桥，毛泽东跟着行军的队伍沿着河岸，向西南挺进。他身着单军装，左臂搭着一件夹大衣，虽然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但走起路来还是挺有精神。马夫牵着一匹黄骠马，紧随毛泽东身后。马上驮着毛泽东的全部行装：马褡子里装着两条毯子，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块油布；还有一把红油纸伞、一个挎包同干粮袋系在一起，搭在马背上。此外，还有一个挑夫挑着毛泽东的两个铁皮文件箱。

10月21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与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转回头来，深情地久久凝望着中央苏区的方向，然后感慨地对警卫员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557]

（六）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敌人眼看就要四面合围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内线粉碎敌人的“围剿”已经显然不可能，但我军仍可利用敌人暂时还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进行休整、补充和动员，然后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向敌后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因此，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是，博古、李德等人这时已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惊慌失措，而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所以，毛泽东又惋惜地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558]

但是，关于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这样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问题，博古和李德却一直秘而不宣。他们不仅没有向各级干部、红军战士和地方群众进行传达解释，甚至连党的中央政治局也没有开会讨论过。李德竟然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559]。因此，按照李德的逻辑，直到突围的前几天，才开始向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相应的传达，这时大家才知道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

同时，博古、李德并没有把红军突围转移看作是重大的战略行动，而认为是根据地“大搬家”。因此，他们组织了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这两个纵队包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及后勤各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9000余人。既然认为是“大搬家”，那就当然应该把所有的“坛坛罐罐”尽量都带上，什么油印机、石印机、造枪机、X光机……甚至连需要几十个人才能抬动的重型机械也要带上。为此，专门动员了5000民夫搬运各种物资和机械。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支很庞杂、很累赘的队伍，仅一个中央纵队行起军来，就要拖十几里长。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等五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开始向湘西进行战略转移，以求同二、六军团会合。

行军的具体部署是：第一军团为左路前锋，第三军团为右路前锋；第九军团紧跟第一军团之后掩护左翼，第八军团紧跟第三军团之后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于中间；第五军团担任后卫。就这样，四周是五个主力军团，护卫簇拥着中间的两个纵队，组成“甬道式”的队形，沿着险峻崎岖的五岭山脉向西缓慢地蜿蜒蠕动。

10月17日，中央红军由雩都县南渡贡水（当地人称雩都河）。接着，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并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但是，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使部队拥挤混乱，行军非常困难，常常是一夜翻不了一个山头，一天才能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路，并且把部队拖得十分疲劳，这就大大削弱了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所以，直到11月8日，才于汝城以南通过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又于15日在良田和宜章之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便迅速调集了40万大军，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在湘江沿岸严密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决心在全州以南、湘江以东地区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面对蒋介石的重兵围追截堵和湘江天险，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知盲目地、机械地命令部队死打硬拼、夺路突围，并把希望仍然寄托在渡过湘江而后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上。从11月25日至12月1日，红军5个主力军团在全州以南、湘江以东地区，同敌军激战一周，虽然掩护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缓慢地渡过了湘江，但是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使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尤其是长征前新组建的第八军团，渡过湘江后剩下1000多人；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是掩护渡江的主力，战斗在全军的最后面，还没有来得及渡江，就几乎全部牺牲了！

湘江战役后，整个红军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因此，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严重不满和深刻思考。

当时任第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560]

刘伯承也回顾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561]

这样，湘江战役就进一步宣告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

在决定突围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000余人，继续坚持斗争。但是，主力红军突围后，敌军很快就四面合围了。敌军10月26日侵占宁都，11月10日侵占红都瑞金，17日侵占于都，23日侵占会昌。至此，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都沦陷敌手。接着，敌人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统计，瑞金被杀18000多人，宁都被杀48000多人，雩都被杀3000多人，会昌被杀1000多人，闽西被杀绝的有4万余户……总计整个中央苏区约有80万群众被惨杀。据当时敌军的报告书中供述：“清剿”区内是“无不焚烧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其悲惨景象，可想而知！

至此，由毛泽东呕心沥血率领千百万干部和群众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完全断送了！

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之前，在整整3年时间内，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尽管他还继续保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但实际上却一直身处逆境，接连不断地遭受着批判和打击。他在中央苏区一贯倡导和实践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退却保守”“右倾机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来自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如果没有高度的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水平，如果没有钢铁般的坚强革命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严峻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严酷的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刚毅和坚定。他既坚持革命的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和意见，但同时又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继续为革命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回忆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562]所以，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查田运动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雩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做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因此，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在组织纪律方面，对毛泽东做过这样一个结论：

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563]

这段不平常的艰难曲折的经历，给毛泽东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所以，许多年以后，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革命经验时，毛泽东还提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他说：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在这次讲话里，毛泽东还特别引用了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的一段名言：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还说道：

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564]

在这里，毛泽东根据历史上古人的经验以及自己的切身体会，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在革命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许多的困难、艰险和挫折，总会遇到许多的惊涛和骇浪，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要能够正确对待，都要能够经得起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