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主要精力做政府工作

1932年10月上旬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便直接前往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去疗养。在四个月之后，1933年2月中旬，毛泽东忽然又接到中共中央局通知，要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于是，毛泽东便带着贺子珍、刚出生的孩子以及警卫员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

为什么忽然又通知毛泽东回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呢？

前面说过，1932年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曾在上海讨论过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会议强调对毛泽东应该做坚决斗争，但估计到他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他的名字；会议并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后，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发了电报。

11月1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中共临时中央，其中说：“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525]

这就是忽然又通知毛泽东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由来。

1932年10月上旬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职务全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一个职务。所以，从1933年2月中旬回到瑞金后，毛泽东就以主要精力做政府工作，领导中央苏区进行各项建设。

（一）领导经济建设

在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相继失败，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先后退出原有的革命根据地。1932年9月底，贺龙领导的红三军（由红二军团改编而成）退出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10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平汉铁路以西突围，经鄂北、豫西，于11月到达陕南、川北地区。这样，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便进入一个新阶段：集中主要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

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下达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计划。参加这次“围剿”的兵力共29个师又两个旅，约50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分进合击”。1933年1月31日，蒋介石又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亲自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攻。2月6日，蒋介石又决定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在南昌设置行营，统一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在部署第四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这是蒋介石国民党一贯用来摧毁革命根据地的两个主要手段。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

现在，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军事“围剿”的任务，只好主要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去完成了；而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这个艰巨任务，则主要由在后方主持政府工作的毛泽东来完成了。

随着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也都相应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临时中央的一些“左”倾的经济政策逐步推行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来，同时国民党也加紧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例如，“国民党反革命政府看到我们苏区不产盐、布及其他工业品，所以除加紧军事进攻（这自然是主要的）以外，还加紧对日常必需品特别是盐的供给的封锁，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帝国主义国民党企图以这样毒辣的封锁政策，来破坏苏区的经济生活。”^[526]这样，到1933年春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便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工商业凋零，日用消费品（主要是食盐、布匹、药品）奇缺，价格昂贵，甚至部分地方如长汀、上杭、雩都、瑞金等县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就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毛泽东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为扭转这种经济严重困难局面，首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1933年2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五次常委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527]4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局。7月20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

为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又决定在8月份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一个是南部17县大会，一个是北部11县大会，要求省、县、区三级的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和三级政府的副主席参加。

1933年8月12日至15日，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召开，参加大会的有400多人。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林伯渠做了关于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吴亮平做了关于粮食调剂问题的报告。最后，大会通过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的决议》。接着，8月20日至23日，又在博生县（即原宁都县）召开了中央苏区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通过召开南、北两次声势浩大的经济建设大会，整个中央苏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便逐步开展起来了。

在《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528]中，毛泽东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首先着重阐明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他说：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529]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530]

接着，毛泽东又正确阐明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并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

第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第二种错误观点是忽视革命战争，把经济建设看成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

在批评了这两种错误观点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向大家发出号召：

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531]

最后，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指出了开展经济建设运动的正确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第一，他要求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第二，他要求动员群众的方式，一定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化的方式”，即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第三，他要求很快训练和培养出很大一批懂得经济建设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把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都做好了，并且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么，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因此，毛泽东把抓农业生产摆在经济建设的第一位。当时，苏区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缺乏劳动力问题。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加红军的人越多，青壮年劳动力也就越少，生产也就越困难。所以毛泽东就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并亲自提倡、宣传和推广，以便有组织、有计划、合理地调剂劳动力。例如，在1933年，兴国县长冈乡每村一个劳动互助社，全乡社员达300多人。1934年5月，瑞金县互助社社员达8987人，兴国县达51700多人，长汀县达6717人。犁牛合作社是将没收地主的和农民集资购买的耕牛，定为全体社员公有，按农户分得的田地多少调剂使用，以解决耕牛缺乏问题。但农忙时，劳动力和耕牛仍感不足。后来，就打破旧的风俗习惯，发动妇女下田参加劳动。过去，江西妇女原没有参加田间劳动的习惯，通过深入动员，妇女便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这样，就基本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农民开垦荒田、兴修水利。1933年，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开垦了21万石荒田，闽浙赣边区开垦了11万石荒田。1933年的粮食产量，在赣南、闽西区域，比1932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两成）。1934年，粮食也是大丰收。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也有计划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大力组织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在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总结说：

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532]

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初步的成绩。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部下设立对外贸易局。此后，临近国民党统治的一些县也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等。同时，还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措施，像奖励私人商业输出和输入各种必需的商品，实行了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暂时减税的办法，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总之，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533]

此外，财政、金融、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事业等，也都有一定的建设和发展。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开创性的工作。经过几年努力，各根据地终于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大会做了长篇报告^[534]，系统总结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了经济建设的原则、方针和政策，并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方面进行了论述。

正是在这种正确的经济思想指引下，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政府增加了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并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经济封锁的毒计。

（二）领导政权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毛泽东从上井冈山之日起，就一直十分关注如何夺取政权和如何建设政权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建设，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开始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而后在条件具备时，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直至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究竟应该如何来建设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政权？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开创性工作，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和积累经验。(www.xing528.com)

毛泽东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之后，在政权建设方面，主要抓了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件工作。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当然是最实际、最具体、最重要的政权建设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为开好这次全苏大会，毛泽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1933年6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7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做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各级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

8月9日，毛泽东同项英等署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这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参加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运动。要使这次选举与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密切联系起来，要在选举中来健全各级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这是目前阶段上革命政权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表现在选举上，就是一方面要剥夺一切剥削分子的选举权，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吸引多数的工人农民积极地参加选举。进行选举时，要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使革命的民主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的方式通过代表名单。除政治表现为选举的最主要标准外，工作能力亦应相当予以注意。只看成分，不看能力，把工作能力过弱的分子选入政府是不妥当的。

同一天，毛泽东同项英等还署名颁布了《苏维埃暂行选举法》。

为了发动选举运动，9月6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8县选举运动会议，并做了题为《今年的选举》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开展选举运动的指导性文献，它扼要地分析了苏区选举运动的形势，清楚地阐明了选举运动与红色政权的关系及重大意义。报告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和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种政权与选举的严重意义，现在许多人还没有最清楚的认识。”因此，报告号召：“所有苏维埃人员自己要完全认识清楚，才能使今年的选举成为最完满的选举，才能一致动员起来为着建立强有力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此外，报告对选举运动中的宣传、组织、选举单位、工作报告、候选名单、选举大会和选举委员会等具体事项，也都做了详细的说明。9日，毛泽东为大会做了总结。

这样，在毛泽东的直接主持下，中央苏区的选举运动便广泛深入地普遍开展起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都参加了选举，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向来十分重视乡苏政权的建设问题。这是因为乡苏维埃是苏维埃政权的基层组织，是苏维埃政府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政府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这也就是说，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这一基层政权机关。因此，建设好乡苏一级政权是建设好整个苏维埃政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那么，应该如何来建设好乡苏政权呢？乡苏政府又应该如何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呢？这些问题当时却有许多人并不了解。因此，为了总结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和建设的经验，为了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充分准备，在1933年11月中旬和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深入到著名的模范单位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就乡苏维埃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扩大红军和群众生活等问题，进行了周密详细的考察，总结典型经验，以推动整个苏区的工作。毛泽东召开有各种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深入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真实情况。随后，于12月间写成了《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两个著名的调查报告。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曾把这两个调查报告印发给全体代表，号召整个苏区都向这两个先进的“乡苏工作的模范”学习。在向大会所做的结论^[535]中，毛泽东又根据这两个乡的先进典型经验，向全体代表提出了两个政权建设中的根本问题，即：

第一，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

政权建设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民群众问题。就是说，无论夺取政权、发展政权和巩固政权，从根本上说就是能否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而要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就必须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真心实意地关心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

在关心群众生活方面，长冈乡和才溪乡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毛泽东在大会上表彰了他们，称赞他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例如，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三天就把房子又盖起来了；有三个群众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再如，长冈乡在1933年遇到了春荒，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吃，乡政府就从200多里外的公略县办运了粮食，帮助群众顺利渡过了春荒。因此，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同时，这两个乡的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群众前进。这样，他们就赢得了群众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因而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扩大红军，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外出当红军和做工作的就有320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壮年（16岁至55岁）554人，其中外出当红军和做工作的485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壮年男子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33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而相反，汀州市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和推销公债等等，其他有关群众生产和生活的事不管也不问，结果各项工作都极少有成绩。所以，毛泽东在大会上号召说：“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536]

根据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和汀州市的教训，毛泽东在大会上严肃地说：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537]

接着，毛泽东又说：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538]，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539]

这是完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二，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540]因此，他在大会上要求大家必须“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必须“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否则，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实现的。

最后，毛泽东要求大家在大会以后，一定要切实做到关心群众的生活，认真注意改进工作方法，使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先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只有这样，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以及《乡苏怎样工作？》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第一，把调查研究同总结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了；第二，把调查研究同推广先进经验紧密结合起来了；第三，把调查研究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紧密结合起来了；第四，把调查研究同完成革命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了。将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后来毛泽东经常倡导的“抓典型”“解剖麻雀”“个别和一般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等等一套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作方法的先声。因此，这两个调查报告以及《乡苏怎样工作？》，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实践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生动范例。

（三）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前面说过，为了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1933年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次自下而上的声势浩大的普遍选举运动，从而为二苏大的召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红都瑞金沙洲坝的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开幕。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另有1500人参加了旁听。到会的代表多数来自中央苏区和邻近的湘赣、闽浙赣和湘鄂赣等苏区。

22日下午2时，毛泽东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报告（毛泽东）；二、红军建设决议报告（朱德）；三、经济建设决议报告（林伯渠）；四、苏维埃建设决议报告（吴亮平）；五、通过宪法及各种法令；六、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

24日和25日，由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两年来的工作报告。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目前形势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二、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苏维埃政府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三、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府反对“围剿”的斗争；四、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实施，其中分为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苏维埃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苏维埃的劳动政策、苏维埃的土地革命、苏维埃的财政政策、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苏维埃的文化教育、苏维埃的婚姻制度和苏维埃的民族政策等十项；五、苏维埃在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面前的具体战斗任务。

毛泽东报告之后，全体与会代表进行了两天热烈的讨论。根据代表们讨论的意见，毛泽东于1月27日又向大会做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在这个结论中，毛泽东着重阐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一个是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541]

2月1日上午，大会选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6人。选举后，由毛泽东宣布会议闭幕。

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洛甫）、博古（秦邦宪）、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李维汉）、周月林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接着，又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11个人民委员部，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或称部长，下同），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邓振询为劳动人民委员，高自力为土地人民委员，林伯渠为财政人民委员，吴亮平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曾山为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项英为工农监察人民委员。会议还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为最高法庭主席。

此外，还委任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谢觉哉为中央政府秘书长，瞿秋白为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红色中华》主笔，毛泽民为国家银行行长，钱之光为外贸总局局长。

大会闭幕后发布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全苏区的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集中一切力量，开展革命战争，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一件事：毛泽东在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既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但在第二届政府中，毛泽东只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表明，以博古为首的“左”倾领导集团，是要进一步排斥毛泽东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局安排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其目的就是要架空毛泽东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以便更好地贯彻“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

但是，后来的实际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1933年初，张闻天刚进中央苏区时，曾是“左”倾领导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但由于他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在广泛接触苏区的实际以后，便与博古逐渐产生了分歧，并日益引起博古对他的不满。尤其是在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后，在毛泽东的直接熏陶下，思想的变化越来越大，和毛泽东的观点也越来越接近，因而和毛泽东的合作也越来越好，并开始对“左”倾政策进行批评。这就是后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