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

（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王明路线

正当毛泽东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这条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统治长达四年之久，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而使中国革命发生了严重的曲折。因此，有必要简略地叙述一下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基本情况。

王明（本名陈绍禹，王明是陈绍禹1931年去共产国际后开始使用的化名），安徽金寨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24年秋，曾进武昌商业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秋，湖北省党组织送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中山大学期间，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却没有领会其精神实质，其思想方法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着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学风又给王明以极其恶劣和深刻的影响。

王明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曾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器重。1927年上半年随米夫来中国，曾担任共产国际代表团翻译。后来，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也跟着扶摇直上。王明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局领导工作和联共党史课教员。后来，又被米夫送进“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培养。

王明在中山大学期间，利用米夫对他的宠信，搞无原则的宗派活动，并开始形成了一个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的宗派小集团。1929年4月，王明由莫斯科回国。回国后，继续搞宗派活动。

王明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红旗》报编辑、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和全总机关报《劳动》三日刊编辑等。他曾对全总党团负责人说：“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并狂妄地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又说：“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478]

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压力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安排下，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前，由米夫起草好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会议只进行了一天，全部按照米夫的旨意行事。这次会议强行将王明等人扶上台，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实际上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因此，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同时，六届四中全会还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明确提出了“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的口号，即是说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要绝对服从，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要绝对执行，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当然更不允许独立思考。六届四中全会所提倡的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决议绝对化、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后来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所以，在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六届四中全会所做的结论是：“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次会议实际上还批准了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前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而这本小册子，实际上就是王明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纲领。王明在《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提出的主要错误论点有：

（1）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问题上，王明夸大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夸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并把反帝、反封建和反资产阶级三者并列，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2）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王明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形成，并有可能首先取得革命胜利。

（3）王明同李立三一样，不懂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特点，坚持城市中心论，轻视甚至否定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作用。他从“左”倾的观点出发，污蔑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甚至说“南中国几省的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蔓延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他还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农民意识”“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4）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王明片面强调所谓“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从而为他们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扫清夺权道路上的障碍，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

总之，王明在这本小册子里所提出的错误观点是在新的形态下恢复和发展了李立三的“左”倾思想，它比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

但是，王明这一套错误理论，并不是他自己的新鲜发明和创造，而几乎全是从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中原封不动抄来的。所以，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中满意地指出：六届四中全会“使中共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的转变”。可见，后来统治中国共产党历时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路线，实质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

然而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便遭到破坏。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参与领导中共中央的特科工作）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后，返回途中于1931年4月24日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并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一举破坏，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这时，我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派人连夜由南京赶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周恩来随即采取果断措施，妥善地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接着，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在上海被捕，也随即叛变，并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址，再次使中共中央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时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仅剩王明、周恩来、卢福坦^[479]三人；而且这时王明已经决定将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上海也很难立足，已决定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建议，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480]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常委，责成博古负总责。9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正式成立，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而后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去莫斯科（直到1937年11月才回国），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在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工作；周恩来也按照中央决定于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仍然留在上海，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这时博古只有24岁。

（二）在赣南会议上的斗争

随着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在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便开始逐渐对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重视起来。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在周恩来未到任之前，由项英先行进入中央苏区，暂行代理中央苏区书记。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指示信，要求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之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

1931年1月10日，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向毛泽东、朱德等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加强领导的指示。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的决定，项英于1931年1月15日在小布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随即发布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未到职），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同时宣布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并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委员会。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便有计划、有步骤、系统地开始向全国各地（包括白区和红区）派遣大量的“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团”，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进一步推行其“左”倾教条主义政策。例如，派夏曦到洪湖；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等等，一时“钦差大臣”满天飞。

1931年4月中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宁都县青塘，传达和贯彻四中全会的决议，并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以及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

虽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已经开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影响，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像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中央代表团基本上还是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1年5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又决定：为便于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临时中央：因项英“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不久，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了苏区中央局的决定。

然而，在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头脑便急剧膨胀起来，继李立三之后，又重新向全党、特别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提出了占领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发出了一封12000多字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虽然首先肯定了中央苏区“获得了他的伟大的成功”，但重点在于严厉批评中央苏区对于“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认为“中央苏区现时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并对中央苏区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同时，指示信还严厉要求“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481]

根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的精神，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通称的“赣南会议”）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做了报告。

这次会议就革命根据地问题、红军问题、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同时，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但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来信所指出的中央苏区现在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从而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大会在“国际路线”的旗帜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关于政治、党的建设、红军问题、青年团工作和苏区工会运动等五项决议案。大会的决议案虽然在原则上也肯定了中央苏区“获得了伟大的成功”、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战争史中的新纪元”，但实际上决议案主要是为了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对中央苏区批评的内容。所以，这些决议案实际上是8月30日指示信的翻版和进一步具体化，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指责中央革命根据地极严重的错误就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不仅是在土地问题上，并且在一切政策上，在政权、红军、工会、群众团体的成分上，干部提拔上，同样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结果“使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地主豪绅子弟、富农、商人混进了政权和一切革命组织，在干部中也充满了这些异己分子”。

第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决议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和“富农分坏田”的“左”倾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但其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第三，在革命根据地问题上，决议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太慢，又很不巩固，至今“还是很流动的”，因此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与湘赣苏区以及赣南的零星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

第四，在红军问题上，决议指责古田会议以来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在红军中管理一切”“包办一切”。而“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此，决议要求在红军中必须“打破党的包办主义”，“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决议还指责“目前红军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游击主义传统”。因此，坚决要求红军“完全脱离游击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传统”，“建立起严密组织”，“有先进军事技术”，“增进军事技能，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的技能，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进步的狭义的经验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红军“担负起大规模作战和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

第五，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决议把毛泽东一贯坚持和实践的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和反对本本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作风，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浓厚的事务主义”和“农民的落后意识”。因此，要求中央苏区“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斗争，反对一切错误的思想倾向，反对事务主义，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反对农民的落后意识以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总之，会议认为目前中央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为了贯彻和执行国际路线与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中央苏区实现实际工作的“彻底转变”，会议号召：“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做最残酷的斗争”；“同时，要尽力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482]

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以及总前委书记的建制。这样，也就是在实际上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从而也就在实际上把毛泽东排除在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外。

不久，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底抵达瑞金，随后即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并由任弼时就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赣南会议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指责“中央苏区”而没有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但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赣南会议的主要锋芒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意识”“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以及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便开始遭到王明路线的排斥和打击。

尽管这样，但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的批判做得很不够。1932年5月20日，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批评赣南会议“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自我批评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483]

现在摆得很清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同时，毛泽东本人的处境今后也将会越来越艰难。

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作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早已深入人心，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培养了一大批执行这一路线和工作作风的优秀干部。因此，要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全面贯彻王明的错误路线，问题也并不那么简单，势必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所以，从这次会议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便直接地、正面地展开了长期的、艰苦的和曲折而复杂的斗争。

（三）关于攻打赣州和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的争论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日益扩大，中央红军也不断壮大。但是，从全国总的形势来看，革命力量仍然是非常弱小的。

然而，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估计革命的力量，相继下达了许多错误指示。继1931年8月30日指示之后，中共中央于1931年9月20日又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接着，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1月9日又做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在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时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红军的，有利于红军苏维埃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的，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484]鉴于以上对国内形势的分析，所以决议确定：“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485]

毛泽东、朱德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从全国总的形势看，这时仍然是敌强我弱，不赞成中共临时中央对形势的过高估量和占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也不同意红军主力向西或向北进攻夺取南昌、抚州、吉安、赣州等中心城市的意见。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多次指示，所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于1932年1月上旬在瑞金召开会议，反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由上海抵达瑞金，随即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区书记。周恩来到瑞金后，曾就攻打中心城市问题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当时总的敌我形势以及红军的技术条件等情况，说明红军现在不能贸然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致电临时中央，表示目前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说：原议不变，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这样，会议的议题自然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或赣州的问题。在会上，多数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中比较，只有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而且兵力也比较少。这样，会议也就又自然转到讨论如何攻打赣州的问题。但毛泽东、朱德仍然不同意攻打赣州。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赣州位于赣江上游，地处贡水和章水的会合点上，东、西、北三面环水，唯有南面是陆地，城高墙厚，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赣州又是赣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赣、闽、湘、粤四省的交通枢纽，是国民党必然屯驻重兵坚守的战略要地。前年3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以红军的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再攻赣州，很可能久攻不克；即使攻克了，也很难守得住。同时，离赣州北面不远的万安、吉安驻有蒋介石的嫡系陈诚的部队，随时可以驰援赣州；在赣州南面粤、赣边境的南雄、大庾一带，还驻有粤军陈济棠的部队，也可以随时驰援赣州。总之，地形和敌情对红军都十分不利。所以，依我看还是以不打赣州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但是，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攻打赣州，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再次建议可否再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还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说：“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486]最后，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攻打赣州。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要求中央红军“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训令还规定红三军团、红四军为主作战军，江西军区、闽西军区的六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487]以彭德怀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由陈毅负责指挥支作战军。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也亲赴前线督战。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进攻路线”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

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并在会上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必然会引起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国内的阶级关系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起而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的气氛不正常，批评得很严厉，毛泽东只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488]

自去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毛泽东的心情越来越不舒畅，而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因此，这次会议以后不久，毛泽东便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请病假休养。苏区中央局批准了毛泽东的请求，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

遵照苏区中央局的安排，毛泽东于1932年1月下旬来到瑞金以东约3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里休养。同行的有贺子珍，还带了一个警卫班。

这座古庙在东华山顶，坐东北朝西南，庙的周围都是高大的苍松古柏。这座古庙虽然不大，但环境清静，确实是个休养的好地方。

生活安排好以后，毛泽东就开始教战士学习文化、学习时事。大家怕耽误毛泽东休息，他就向大家解释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休养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你们都认真学习，成绩很好，我的心情就愉快，心情一愉快，不也就休养好了吗？”

毛泽东亲自为警卫班安排了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时间，并抄在纸上，贴在墙上，要求大家严格执行。这张时间表如下：

上午：文化学习两个小时。

下午：时事学习两个小时。

晚上：自习，一个小时。^[489]

从上东华山的第三天起，警卫班就按照上述安排，开始了学习生活。

在东华山休养期间，毛泽东还热情接待了附近村庄来访的群众，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并征求对政府工作的意见。

毛泽东虽然身在东华山休养，但心中却一直萦绕着两件大事：一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一件是红军攻打赣州的问题。

上东华山不久，毛泽东就从报纸上看到了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以及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奋起抗战的消息，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变。毛泽东立即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明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490]这个宣言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同时在这个宣言中，毛泽东仍然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3月上旬的一天早晨，天下着蒙蒙细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骑着马带着警卫员冒着雨飞奔来到东华山古庙，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三军团现在背腹受敌，处境十分危险，并把前线中革军委发来的紧急电报交给了毛泽东。中革军委的电报请求毛泽东暂停休养，立即赶赴前线参加决策。随后，项英又骑着马带着警卫员匆匆忙忙飞奔而去。

项英走后，毛泽东立即向警卫班交代：马上整理好所有的东西准备出发；把从附近村庄老表那里借来的东西尽快还给老表，如有损坏一定要照价赔偿；炊事员抓紧时间做饭，吃过饭立即返回瑞金。

饭后，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和警卫班，顶风冒雨，踏着泥泞的山间小路，离开了东华山古庙，匆忙赶回瑞金。这样，毛泽东的“休养”也就随之草草结束了。

回到瑞金之后，毛泽东立即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两个月前起义、原来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复电的意见，已把红五军团拉上去了，并在红四军的支援下，现在红三军团已经解围脱险。

原来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攻打赣州的决定，总司令朱德、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命令部队相继向赣州开进。2月4日赣州战役打响。但红军连续几次爆破、几次攻城均未能奏效。而蒋介石为解赣州之围，却命令陈诚指派罗卓英指挥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两个旅约2万余人，由泰和地区驰援赣州，而红军攻城部队却只有14000余人，双方力量悬殊。罗卓英于2月29日率部进抵赣州城郊，以一部潜入赣州城内，会合守军向城外出击；而以另一部包抄红军侧后，从而使攻城的红军处于内外夹击的危险境地。正在危急时刻，红五军团及时驰援，全体官兵斗志昂扬，用大刀同敌人肉搏，这才掩护攻城部队全部撤出战斗。

赣州战役从1932年2月4日打响到3月7日撤出战斗，历时33天。虽然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却未能攻克赣州，而且自己损失惨重，仅红三军团就损失3000余人，并丧失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巩固与扩大苏区的宝贵时间和有利的革命形势。攻打赣州的教训是沉痛的。这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军事方面开始给中央苏区所造成的恶果。

红军撤围赣州以后，主力集结在赣州以东和以南地区进行整训和补充。

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以后，经过调查研究，向苏区中央局提议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

3月中旬，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在赣县的江口圩^[491]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参加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等以及红军的一部分高级指挥员。会议主要讨论了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

在会上，两种不同的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发言时，首先指出了攻打赣州的错误以及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接着，他着重就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阐明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今后中央红军应该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也比较有利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要求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是“以出击求巩固”的思想。当时红军向这个方向发展，可以汇合赣东北根据地和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取得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可以依托武夷山、仙霞岭、天台山等山区的有利地形，稳步向外扩展；还可以同上海和全国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运动取得密切的配合。但是，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多数人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与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现在虽然从赣州撤围，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共中央的“进攻路线”，还是要继续夺取中心城市的。最后，会议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主力红军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完成革命在江西省首先胜利的任务。

会后，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于1932年3月18日，正式发出了中央红军今后行动方针的训令：以第一军团和第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在赣江以东地区活动；以第三军团和湘赣、湘鄂赣苏区的地方武装组成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在赣江以西地区活动；尔后，两路红军夹赣江顺流而下，向北推进，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训令中对两路红军任务的部署是：

“西路军应赤化河西，贯通湘赣及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以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中路军（第十四军另有任务）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以威胁吉安、樟树、临川、南丰、南城之敌，俟敌情变动，即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492]

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中路军行动。

（四）直下漳州

遵照江口会议的决定和3月18日中革军委的训令，毛泽东于1932年3月19日率红一军团北上向宁都集中。在途中，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的变化，主张中路军应该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毛泽东向一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林彪和聂荣臻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于3月21日向中革军委专门写了报告，建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将中路军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

3月27日、28日，毛泽东在瑞金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由周恩来书记主持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议中路军应该向东发展，进军闽西，攻打龙岩，消灭闽西张贞等军阀，以开展新局面。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将由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并确定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而后向东南方向发展。

关于东路军的作战任务，中革军委于1932年4月12日在《关于今后行动方向和部队部署的训令》中指出：

其主要任务是在消灭闽西主要敌军张贞，乘胜打击侵入苏区的粤敌，以巩固并扩大闽西苏区，并筹足红军作战经费，以应付目前开展着的锐利的阶级斗争。

训令要求东路军在完成上述任务以后，再按照原计划，集中东、西两路军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这以后，毛泽东率东路军开赴闽西；彭德怀、滕代远率西路军西渡赣江，进到上犹、崇义地区。朱德、王稼祥率中革军委移驻长汀。

在瑞金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后，毛泽东赶到闽西长汀，向先期到达的一军团主要领导人传达了会议精神。接着，又向一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做了东征动员。其大意是：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阻隔，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493]

在长汀经进一步调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一方面命一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以迷惑敌人，另一方面又于3月30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直下漳州、泉州”的作战方案，认为只有这样，“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从瑞金赶到长汀，并于4月1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有关情况及政治意义，并强调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494]会议又听取了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最后，会议批准了“直下漳州”的作战方案。

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具体部署前后方的各项工作，组织兵力，筹措给养，以保障整个作战方案的实现。

会议批准作战方案后，毛泽东则立即命令一军团从新桥一带迅速掉头往南，急向白砂、龙岩一线开进；同时，他自己则带着警卫排星夜从汀江乘小木船赶往上杭县的旧县，到那里去会见红十二军政委谭震林和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张鼎丞等，以布置配合东征龙岩和漳州的任务。

毛泽东到上杭同谭震林、张鼎丞等会面以及部署任务后，又于4月2日致电周恩来，要求红五军必须于14日抵达龙岩，并要求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移驻长汀。

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均于4月10日移驻长汀。

4月2日，红一军团离开长汀地区，4月7日到达白砂。当天，毛泽东也由上杭赶到白砂同一军团领导人会合。8日，一军团全部（含军团部、四军、十五军）进抵龙岩西部约50里的大圩池，指示部队隐蔽宿营。9日，部署部队就地休整，并侦察敌情与地形。当获悉驻守龙岩的只是张贞第四十九师的两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时，毛泽东会同几位军团领导人研究决定，直接向龙岩攻击前进。

4月10日拂晓，毛泽东会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趁敌不备，突然向龙岩发起进攻。经两小时激战，歼敌近两个团，俘虏685人，缴枪900多支、炮两门、子弹7万余发。当天下午进占龙岩城。龙岩一仗，为夺取整个漳州战役的胜利打响了第一炮。

4月11日，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龙岩战斗的经验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毛泽东总结龙岩战斗胜利的原因是：在白砂休息了一天，集结了兵力，直取龙岩；在大池圩隐蔽宿营，不去有敌人守备的小池，达到击敌不备的目的。教训是：我十五军四十五师解决小池前哨之敌行动不够迅速，致使一部分敌人逃跑，未能全歼。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这个分析。关于下一步的行动，会上大家的共同意见是：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共有九个团，在龙岩仅被消灭不到两个团；而张贞与闽南的地主和资本家关系极深，当地交通与通信联络都比较方便，所以决不会轻易撤退，一定会在闽南某地集中兵力与我决战。根据上述分析，于是确定下一步的部署是：由罗炳辉、谭震林率领的第十二军在闽粤边境的上杭、武平地区警戒粤敌，以保障我军的后路和右侧翼的安全；一军团则索性在龙岩休息几天，让闽南敌人集中，待五军团赶到，东路军主力会合以后，再集中兵力向闽南进攻。

会后，毛泽东立即发电报给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做了简要汇报。

4月14日，五军团从赣南赶到闽西龙岩，如期实现了东路军主力会合。毛泽东对漳州战役又做了进一步部署：以五军团的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三军由军长徐彦刚率领，与一军团一起南下进攻漳州。

漳州是闽南重镇，当时是福建第二大城。地处九龙江入海口，向东不远是著名的厦门港，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向西不远连接着广东省大埔县；向北连接着闽西苏区。因此，打下漳州对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筹措给养和开辟闽南革命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漳州一带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当时，张贞部第四十九师辖一四五、一四六两个旅（共六个团），再加上地方靖卫团、保安队等，将近1万人。张贞的两个旅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进行防御。

4月15日，东路军进抵漳州西北约40里的马山。16日，毛泽东领导东路军总部，组织部队侦察敌情和观察地形。17日、18日，毛泽东又会同东路军总部负责人冒雨到前沿阵地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准确情报知道：张贞部主力部署在漳州天宝山到南靖一线，一部在漳州市内扼守险要阵地。于是，确定进攻的部署是：以红四军主攻敌人的天宝山阵地，红十五军助攻宝林至南靖一线，红三军为预备队。

4月19日拂晓，东路军对漳州外围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天宝山阵地迅速被突破，敌人的防线立即全面崩溃；宝林至南靖一线也进展非常顺利。据守市内的敌军闻讯后，慌忙向漳浦、泉州、厦门方向逃窜。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从前线退到城内，连夜烧毁军械弹药库，弃城而逃。

4月20日，东路军胜利进占闽南重镇漳州城。毛泽东也跟随部队进驻漳州城。

漳州战役，张贞的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大部被歼，俘敌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获各种枪2140余支，各种炮6门，炮弹4900发，子弹13万发，无线电台1部。此外，还缴获两架小型侦察飞机，其中一架缴获时就不能飞；另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到厦门上空散发过传单，后来开回瑞金。

福建“剿共总司令”张贞，素称“闽南王”。他从1928年3月进驻闽南，至1932年4月逃出漳州，在闽南共盘踞了49个月。从此，这个“闽南王”便一蹶不振。

漳州战役红军仅负伤300余人，牺牲103人，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攻占闽南重镇漳州的重大胜利，圆满实现了预期的目标。这次漳州战役能够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我军行动神速，两天赶路150多里，使敌人来不及组织充分的防御；第二，战前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因而战役的决心正确，部署正确，选择的主攻方面也正确；第三，在龙岩战斗胜利的鼓舞下，士气更加高昂。这次战役的缺点是：我军一万五六千人对敌约1万人，兵力不占绝对优势，不够分配，所以只能在漳州西北一线发动正面进攻，没有能派出一支部队迂回到漳州以南，断敌后路，致使残敌4000多人（多数是靖卫团）逃窜而未能全歼。^[495]

入城后第二天，即4月21日，毛泽东在漳州城内主持召开了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和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主要内容是：第一，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重点是搜查反动党政军机关、旅馆和地主豪绅住宅；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第二，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第三，军事上随时准备打击来闽的广东敌人。

4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漳州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连以上干部做报告，总结了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和布置了下一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很有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打得不是蛮好嘛！我们从江西跑上好几百里，一下子打到这里，简直是天兵天将！”^[496]

在4月22日，毛泽东又向周恩来发了电报，就漳州战役的情况、今后的中心任务和工作安排，向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做了汇报。

闽南重镇漳州，当时是福建第二大城，华侨又很多，所以红军入城后纪律如何、执行政策怎样，影响将会很大。因此，红军在入城之前，毛泽东为部队规定了非常严格的纪律和各种政策。

4月20日上午8点，部队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入城的先头团，将全团的司号员集合起来作为整个部队的前导，接着是步兵连和机枪连排成四路纵队。快进城门时，一声口令，红旗高扬，军号齐鸣，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威武雄壮地进入漳州城。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他们纷纷议论说：“好整齐的队伍哇！”“红军的气势多雄壮，还说人家是‘土匪’！”“红军的纪律真好，听说是毛泽东亲自带领的哪！”^[497]

部队入城前，明确规定：凡住城内的部队，上街时必须以班、排为单位整队行走，不许个人随意行动；凡住城外的部队，无论集体或个人一律不许进城，如有事进城，必须有师部以上的证明。

部队入城后，城内秩序井然，店铺照常营业，非常热闹。街道上，除了宣传队、调查敌产的工作队员和带有特殊标志的巡逻队以外，很少见到军人；偶然见到，也都是排得整整齐齐，挺着胸，目不斜视，唱着歌前进。公共机关、学校和城门都有警戒，对军队人员检查得非常严格。^[498]

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1930年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红军入城后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则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499]

在漳州期间，毛泽东还领导东路军主力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以及部队进行整训等。指示红军将没收土豪劣绅、官僚资本的一部分财物，作为救济金分发给失业工人和贫苦农民。又同东路军总部商定，留下40多名具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以加强漳州地区的工作；还调拨了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并将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从而为建立和发展以靖南、平和、漳州为中心的闽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经过红军深入工作，在漳州、石码工人中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有3000多人参加的秘密工会，参加红军队伍的有900多人，筹款100多万元。

但是，在打土豪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一经发现，毛泽东则立即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说：

“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500]

在漳州期间，毛泽东还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城成立了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又会见蔡协民、曾志等，指导成立了新的漳州中心县委，由蔡协民任书记，曾志任秘书长。

在漳州期间，还应该特别提到一件事，那就是毛泽东在漳州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501]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502]

5月29日，毛泽东在漳州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求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入侵的粤军作战。5月底，毛泽东同东路军领导人部署所属各部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6月9日，东路军开始从闽西驻地出发，回师赣南。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

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战术指挥上也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至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第二，他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假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比如这次作战，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这次打龙岩是“不顾坎市，直取龙岩”，而且是在“大池圩宿营，不去小池”，所以达到了击敌不备的目的。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决定打漳州，是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才形成作战拳头的。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都尽可能事先征询我们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

毛泽东同志在开辟闽南新区所制定的方针，更帮助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策略。其策略思想的基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占领漳州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占领漳州以后，本来局面很大，可是他估计我们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占领。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是在原先有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即“以龙溪为中心，向南靖、云霄、平和、漳浦等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在漳州，“只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www.xing528.com)

漳州战役，是我第一次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他的领导才能，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由衷地钦佩。^[503]

（五）在宁都会议上的斗争

当毛泽东正率领东路军进攻龙岩、直下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前往上海，于1932年4月11日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了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临时中央认为：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高度。项英汇报后，临时中央连续在4月14日和5月20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将临时中央4月14日发出的《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的精神，用电报转告了正在福建前线的毛泽东。

4月14日的信指示各苏区应在“一寸苏区不让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蹂躏”等口号下，“来粉碎敌人的进攻，与进行革命的进攻，尽量扩大苏区，争取联系成一片的苏区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指示信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这些右倾机会主义是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忽视反苏战争的危险”，“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庸俗的保守主义”等等，并要求“对这些倾向，尤其是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504]

毛泽东在收到苏区中央局用电报转来的临时中央4月14日的指示信精神以后，则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以及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都“完全是错误的”。他在1932年5月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505]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去年的战略，要用到现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他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的打击粤敌，要马上集中十四军、三军的第八师、十二军的三十六师于猷岩，白区作战与赤区有很大不同，和粤军作战又与打张贞^[506]有很大不同。南靖之敌因在白区，兵力不够分配，以致左翼包抄不能派出，张贞残部不能消灭。十四军、第八师、三十六师的集中，是完全的必要，江西方面有大量地方武装是足够分配的。

毛泽东

三日^[507]

在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而应该“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形势下做出的一个新的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的“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是同临时中央提出的“一寸苏区不让帝国主义国民党蹂躏”的口号根本对立的。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县小源村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会议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贯彻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实际上也就是为了解决与毛泽东的争论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会上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论。但会议没有留下记录，只有苏区中央局给临时中央写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0月21日的简报里说：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其实，会议所反对的并不是什么“错误倾向”，而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正确主张，尤其是会议主要“集中火力”错误地批判和否定了毛泽东许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

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从而实现江西以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会议对1932年的几次战役做了评价：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并把没有攻克赣州的责任归罪于毛泽东等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虽然承认攻占漳州取得了胜利，但又批评这样做耽误了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时间。而会议主要则是“集中火力”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一整套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证明是正确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把毛泽东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对执行中央“积极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并造成了“领导不能统一”；会议把毛泽东在5月3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说成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会议还把红一方面军9月26日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因而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最后，会议发出号召，要求“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508]

在红军的组织领导机构上，宁都会议决定取消过去的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提出“由周恩来同志负战争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509]，以便前方指挥能够统一。但是，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议，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提出两种处理意见供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意见的目的都是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前方红军领导岗位。但会上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同时，毛泽东本人也认为：既然中央局不信任自己，所以也就坚决不能同意周恩来的后一种意见。最后，会议同意了周恩来的前一种意见，即留毛泽东在前方“助理”。但后来会议又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这实际上仍然是决定调毛泽东离开前方红军领导岗位，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去疗养，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将赴前线继续指挥作战。临行前，他们曾前往看望毛泽东并话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诚恳地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如前方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寥寥数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并开始摆脱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桎梏，这正是他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率先支持毛泽东的思想基础。

事隔多年以后，朱德在谈起这件事情时，他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510]

在宁都会议期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于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在会议上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511]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博古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12]会后，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发了电报。

苏区中央局在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报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正式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了通令。

这个通令实际是公开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从此，直到遵义会议之前，再也没有让毛泽东回到前方。

宁都会议是继赣南会议之后，又一次严重错误的会议。它再一次错误地批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战略方针，再一次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并使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进一步得到贯彻，从而给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有深刻的影响，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周恩来、朱德仍然在红军中担负着主要领导责任，并灵活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所以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后来仍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革命战争的全局来看，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毛泽东暂时离开红军主要领导岗位，这不仅仅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打击，而且后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从而给整个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六）创立中央红色医院

1932年10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宁都直接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院长傅连暲安排毛泽东住进了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

老古井休养所距福音医院不远，在北山脚下的一座老古井旁边。北山风景秀丽，长满了苍松翠柏。老古井休养所是一座别致精巧的淡红色的两层花园小洋楼，它原是一个地主的别墅。1929年春红军第一次入闽时，地主逃亡了，这座小楼房便成为福音医院附设的休养所。徐特立生病时，曾在这里住过。现在和毛泽东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周以栗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等。其实老古井休养所的病房同福音医院的其他病房也差不多，只不过是环境幽静一些罢了；但从当时的条件来看，这个休养所就可以算是当时福音医院管辖的“高干”病房了。

毛泽东住在楼下左侧一间房子里，屋里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板病床，一张桌子，几条板凳。桌子上放着一盏随身用的马灯，摆着一个铜墨盒和几支毛笔。地下靠墙角放着两只装文件的铁皮箱子。

毛泽东在安顿好以后，便立即赶到福音医院看望正在这里生孩子的贺子珍。贺子珍也是从宁都来到福音医院的，在她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也来到这里。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身体非常不好，十分忧虑。原来，贺子珍产后没几天，因为身体很虚弱，又吃了不干净的香菜，结果感染了中毒性痢疾，现在人瘦得皮包骨头。为了护理好贺子珍，院长傅连暲把自己的姐姐找来，专门照顾贺子珍；同时，为了避免孩子感染病毒，又临时请了个奶妈给孩子喂奶。

奶妈是江西人，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叫毛毛。贺子珍生的这个小男孩长得又瘦又小，奶妈就叫他小毛，小毛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小毛生得端端正正，大大的眼睛，很像他爸爸。毛泽东和贺子珍非常喜欢小毛。

小毛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是个女孩，是1929年春在龙岩生的。当时为了随部队行动方便，贺子珍便忍痛委托给当地一个老乡抚养，但不久就夭折了。因此，对这第二个孩子就特别珍爱，无论说什么也要留在身边自己抚养。

第二天下午，傅连暲认真地给毛泽东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傅连暲认为毛泽东是由于长期紧张疲劳，身体极度虚弱，需要很好地营养、休息，并辅以适当的药物治疗。

毛泽东说是来休养，心里却总是惦记着工作。他白天常常出去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晚上就坐在马灯下整理材料或写文章。因此，为了使毛泽东能很好休息并早日恢复健康，傅连暲便每天下午5点钟邀请毛泽东上北山去散步，一直到7点钟天黑才回来。

北山，也叫卧龙山，满山都长着苍松翠柏。山顶上，在松柏和白云深处矗立着一座重楼飞檐的金沙寺，又叫北极阁。这是著名的汀州八景之一，名曰“北山听涛”。

就这样，傅连暲陪着毛泽东，每天下午或在卧龙山的苍松翠柏之间散步，或在白云缭绕的北极阁上逗留。他们边走边谈，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们无拘无束地探讨着许多有趣的问题。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到傅连暲家里看望了他70多岁的老母亲以及爱人和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傅连暲请毛泽东坐上座，毛泽东却扶着他母亲坐了上座。他母亲高兴地敬毛泽东一杯酒，并说：“保护（长汀土语，意即祝福或保佑）主席一百岁！保护红军打胜仗！”毛泽东也非常恳诚地感谢她老人家。

毛泽东对老人的尊敬，对孩子的爱护，对同志政治上的关心和帮助，以及他谦逊朴实的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傅连暲全家深受感动，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就这样，毛泽东和傅连暲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深厚了。

至于说到傅连暲和毛泽东之间的友谊，这还要简单追溯一段傅连暲的历史。

傅连暲的父亲和母亲是贫苦的破产农民，于1889年辗转流落到汀州城，并在汀江边一座破寮棚里安了家。父亲临时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人，母亲给人家缝缝补补或洗洗衣裳，生活十分困难。傅连暲的父母亲到汀州城不久，就都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1894年中秋节那天，傅连暲出生，排行第十一。这时，他前面的十个哥哥和姐姐，已经因死亡、丢失或送人，只存留下五个。他出生不久，就按基督教的方式，接受了洗礼。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尚在襁褓之中，就是一个基督教徒了。”^[513]

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傅连暲结识了一位在福音医院工作的英国医师，并在这位医师的帮助下考入亚盛顿医科学校。这个学校就设在福音医院内。医科学校毕业后，在1918年，经过严格的考试，傅连暲成为汀州红十字协会的主任医师。1920年，开始在医校任教，并兼任福音医院的医生。192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爱国运动，汀州城也发生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福音医院本来是英国人在汀州开办的一所基督教会医院，这时英国人全都惊慌害怕逃跑了，群众便推选傅连暲当了院长。

1927年，陈赓在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担任营长，由于英勇作战，左腿两处中弹，胫骨骨折，伤势很重，也住进了福音医院。为了保留陈赓的左腿，傅连暲千方百计想办法，最后采用“保守疗法”，经过精心治疗，终于使陈赓康复归队。从此，傅连暲和陈赓便结为生死之交。

一个基督教会的医院，能够这样慷慨接纳和精心治疗共产党军队的伤员，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奇迹。因此，起义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特地来到福音医院看望了傅连暲，并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后会有期。祝你追随真理，走出狭小的天地！”周恩来的谈话，对傅连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傅连暲通过同陈赓和周恩来等人的接触，开始懂得什么叫共产党人！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挺进闽西，攻克长汀县城，又把许多伤员送进福音医院，伤员都得到了很好的护理和治疗。在治疗伤员的过程中，傅连暲发现有几个红军出天花，于是便建议在红军中普遍接种牛痘。朱德批准了傅连暲的建议，迅速制止了天花在红军中的蔓延。

3月29日，毛泽东、朱德专程来到福音医院看望傅连暲，并视察了病房、手术室、化验室和药房。在毛泽东、朱德同傅连暲谈话时，他表示要参加红军，并提议去掉福音医院的名字，改成红军医院。毛泽东、朱德亲切地对他说：我们这次来还不能久住，很快就要撤走，医院的名字暂时不要改，我们有伤员送来就是了。

从此，傅连暲便把自己的工作同红军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并开始同毛泽东、朱德初步建立起革命的友谊。

这一次，毛泽东来到长汀福音医院，在老古井休养所一下子住了四个月，自然进一步同傅连暲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离开福音医院的前夕，毛泽东向傅连暲提议说：将福音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并搬到瑞金，你看怎么样？

傅连暲非常高兴，欣然同意。

毛泽东又关切地问：“你的家怎么办？”

傅连暲又坚定地回答：“全家都搬去！我相信我母亲和家里的其他人也都乐意到瑞金去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我到瑞金后，就派人来帮你搬医院！”

1933年2月中旬，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小毛以及警卫人员回到了瑞金，并很快派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傅公侠来到福音医院同傅连暲商议搬迁医院的事。

医院里的东西，从仪器到药柜，从床铺到桌椅，不论是原来医院中的财产，还是傅连暲个人出钱购买的东西，全部搬走，统统献给革命事业。

长汀和瑞金相距80华里。傅公侠带来了170个运输员，整整搬了两个星期才搬完。

傅连暲全家人也都随医院到了瑞金。傅连暲不会骑马，他母亲又年纪大，经中央政府特批，他和母亲坐着轿子进了瑞金城。

医院设在瑞金杨岗下姓杨的一家祠堂里。这个祠堂很大，有好几座房子。

傅连暲来到瑞金的当天，毛泽东就从20里外的叶坪赶来看望他。他们两人一起看了手术室、药房和病房。毛泽东关切地问：“你家里人住在哪里？”傅连暲回答说：“住在楼上。”接着，毛泽东上楼看了他一家人，并亲切地对他母亲说：“我们欢迎你老人家！”他母亲感动地说：“主席，谢谢你，谢谢你！”

接着，毛泽东告诉傅连暲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具有X光和显微镜等现代化设备的、规模比较大的正规医院，就由你来当院长。我们派郭实秋同志来当政委，他是个老同志，帮助你办好医院。”

至于这个医院的任务，毛泽东告诉傅连暲说：“这个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为伤病员服务！”又说：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还说：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中央红色医院在瑞金创立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所以，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了一篇题为《红匾送给傅院长》的文章，以祝贺中央红色医院的诞生。^[514]

傅连暲不仅将福音医院献给了革命事业，自己也参加了红军，而且将自己多年来积蓄的4000多块银圆全部拿出来兑换成了苏维埃纸币。这4000多块银圆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因此当时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银行行长毛泽民十分重视这件事。毛泽民特地劝傅连暲说：“你还是少兑换一些吧，留下一部分自己用。你家里人口多，以便设法到白区买点生活方面的东西。”

因为，当时在白区购买东西必须支付银元，苏维埃纸币只能在苏区内流通，而苏区内则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等原因，物资比较缺乏。

但是，傅连暲却说：“不必要了，党对我全家的照顾已经够好的了。”

毛泽民又关切地说：“万一有什么急需怎么办？”

傅连暲坚定地说：“我是下决心参加革命的，像项羽那样，破釜沉舟，决不再回江东了！”

后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傅连暲担任了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并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

1938年在延安，经毛泽东直接推荐和证明，由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谈话，傅连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成立军委总卫生部，由傅连暲任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连暲任中央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后改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以及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许多社会职务，并长期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

就这样，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徐特立、陈赓、陈云等直接影响、培育和关怀下，傅连暲从一个基督教徒、旧知识分子逐步锻炼和成长为一个忠诚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为壮丽的革命事业做出自己卓越的贡献。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功，也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七）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在白区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在中心城市不断公开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和武装暴动，结果使白区工作遭受严重破坏，以致使临时中央党的机关也无法再在上海立足。于是，博古本人以及整个临时中央党的机关，也不得不于1933年初由上海迁到红都瑞金。

博古于1933年1月19日到达瑞金，同先期到达的张闻天等人会合。博古到瑞金后，为统一领导，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同苏区中央局合并在一起，改称“中共中央局”，仍由博古负总责。从此，中共临时中央就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各方面的工作了。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机关，由大城市上海迁入农村根据地瑞金，在客观上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博古等人来说，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规律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而是被迫的、无奈的，不得已而为之。因此，他们进入农村根据地以后，依然是用城市中心论的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种工作，结果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

为了在中央根据地强行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并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肃清其政治影响，博古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就是一个严重的步骤。

前面说过，1932年10月中旬，毛泽东来到长汀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疗养。在毛泽东未来之前，周以栗和陈正人都已经在这里疗养。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受“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迫害和打击的，所以他们在一起很能谈得来，每天聚在一起谈形势、谈路线、谈政策，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坦率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曾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他们住在外国的高楼大厦里，却要指挥中国的革命，这能不犯错误吗？”^[515]

这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福音医院治伤。罗明是4月份随中央主力红军进攻漳州时跌伤腰部，来福音医院开刀治疗的。在罗明伤愈出院之前，毛泽东曾专门找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关于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和贯彻执行情况，后来罗明回忆道：

八月间伤势好转后，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他概括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毛泽东同志和我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次日我出院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同志，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决定我任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我离开期间，由刘晓同志主持省委工作。

我辗转经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分别召开了各县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检查和部署了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同志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由于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516]

但是，1933年1月，博古从上海途经永定、上杭前往瑞金时，却指责罗明说：“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道：“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对此很不高兴。博古又问罗明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回答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个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但罗明的话还没有说完，博古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博古途经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福音医院疗养的毛泽东。但博古却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所有这些情况，都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难。

博古等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到瑞金后，不顾客观可能性如何，却提出了要“创造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并连续下达“猛烈扩大红军”的指示，要求“动员所有模范队、模范少队，整团整营加入红军中去”。为了完成“扩红”任务，福建省委不得不将各县的地方武装连人带枪统统送往前线，甚至边远地区也不例外。但是，地方武装一旦调走，群众的生命财产便立即遭到敌人的严重摧残，因此，干部和群众对如此“扩红”意见很大。于是，罗明便根据长汀、连城和新泉地区的实际情况，在1933年1月21日向福建省委写了一份《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而后又写了一份《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罗明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对国民党的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罗明还主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和巩固的中心区域有所不同，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和新区来。

罗明写的这两份材料，在张闻天前往汀州检查福建省委工作时，省委将这两份材料当面呈送给了张闻天，并由张闻天带回了中央。

罗明的上述两份材料的意见，应该说是从闽西实际情况出发的正确的意见。而且罗明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以书面的形式，实事求是地向党组织反映情况，并坦率提出自己对工作的意见，这本来也是合理合法的事情。但是，博古等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却从“左”倾的错误立场出发，武断地认为这是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充分暴露了他们“悲观失望”“取消主义”“退却逃跑”的情绪，并咬定在福建省委已经形成了一条“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共中央局决定，立即在整个中央苏区掀起一场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即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193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局做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517]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已经“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即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和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这样，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就首先在福建苏区内开展起来了。

接着，通知罗明到瑞金进行“检查”，而且博古亲自同罗明谈话。关于谈话的内容，罗明回忆说：

他（指博古——笔者注）劈头就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缘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缘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他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最后，他要我回福建在省代会上进行检查。^[518]

2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在长汀召开了闽粤赣省临时党代表大会，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罗明回忆说：

福建省委于二月二十四日在汀州召开省临时代表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央局派人参加。福建省委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真等同志都出席了。我照党中央的决定在会上作了检查。会上虽然对我进行了批判，但是各地代表在讨论中仍有许多不同意见。例如，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就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的。否则，新泉根据地就不能巩固。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说：毛主席号召开展游击战争是正确的。罗明同志和我们一起照毛主席的指示打了好多次仗，取得了胜利。当时我们对敌人每次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都侦察估计得很准确，打击敌人的部署很细致。如果各区乡切实这样做，可以使敌人受到更大的打击。……上杭、永定的代表坚持赞成采取逐步分批扩大主力红军的办法。他们说：“留得红色区乡在，可以不断出红军。”大会由中央代表作总结，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和撤销杨文仲的新泉县委书记职务的决定。……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把杨文仲说成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并且怀疑和追查我和他有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光明磊落，彼此只有革命工作关系。杨文仲被批斗后调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后来在长征途中光荣牺牲了。

这次大会后，罗明被调到瑞金继续进行批判，后来又被送进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同时，在福建苏区范围内又进行全面发动，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还实行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

继福建反“罗明路线”之后，接着在江西也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古柏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内务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多年来，他们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积累了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依据多年来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战争和巩固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并在实际工作中抵制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一些错误做法。例如，他们依据实际情况和过去的实践经验，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而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而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之外，同敌人硬打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得到发展，而不赞成用削弱群众武装、地方部队的办法来猛烈扩大中央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该加以区别，而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工作办法。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他们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而不同意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再如，早在1931年11月初赣南会议前后，他们就曾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甚至在赣南会议上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就曾批评坚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中央领导人是“洋房子先生”，并针对博古等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我们苏区的山上却有马列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等等。

1933年3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并由中央局代表张闻天做报告和结论。3月31日，会议通过决议，指责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并说这就是“在会（昌）、寻（乌）、安（远）的罗明路线”。这样，就正式揭开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的序幕。

在4月15日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的第八期上，张闻天又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因而明确提出要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并要求把这个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

4月16日至22日，又在中共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了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集中力量发动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

会后，经中央局批准，罗迈（即李维汉）于5月6日在《斗争》第十二期上发表了《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副标题是“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毛、谢、古。文章说：“在中央局的领导之下，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的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正确地、具体地、清楚地揭发了在江西的罗明路线（即：单纯防御路线），并一致给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以严重的打击，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小组织的领袖。”文章又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最后，文章号召：“江西党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以外。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把罗明路线或罗明路线的个别倾向，表现在个别同志和个别工作上面的，都能给以揭发和肃清。”^[519]

在这场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邓、毛、谢、古都被撤销了原来的领导职务，并调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或工作人员。

后来，这场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展到中央苏区的许多地区和部门。例如，工农监察部的负责人何叔衡，就被说成是政权机关中“不能坚决地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而在困难面前表示投降屈服”的典型，而遭到公开的点名批判。^[520]萧劲光^[521]则被称之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在瑞金对他进行了公开的审判，被开除党籍、军籍，而且还判了五年徒刑。但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坚决斗争，萧劲光在被关了一个多月后，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就这样，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便从福建到江西，从边远地区到中心区域，从上层到下层，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军队，在整个中央根据地内到处都展开了斗争。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一直到1934年秋长征开始，才被迫停止，进行了一年零八个月。通过这场斗争，结果使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全面在整个中央苏区得到了贯彻，特别是在军队中得到了贯彻。

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处境当然极端困难。毛泽东自己心里十分明白，许多挨整或没有挨整的人心里也都十分明白，所谓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反对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正确路线；所谓要抓的“反党的派别小组织的领袖”，除了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之外，最大的当然是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贺子珍已经带着小毛回到了瑞金。过去，毛泽东的家里经常是人来人往；可是现在，谁也不敢轻易进他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的派别小组织的领袖”，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小组织”的成员了。谁要是戴了这顶帽子，当然就很难翻身了。

4月16日至22日，在江西省委召开三个月总结会议之前，博古曾找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谈了一次话。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522]这个谈话清楚地表明，凡与毛泽东通信、谈话或有交往的人，就是“派别活动”，甚至是“反党的派别小组织”成员了。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就尽量避免和别的同志接触或讲话；而别的同志怕加重毛泽东的罪责，也有意避开毛泽东，或尽量少和他接触与讲话。这样，毛泽东就被完全孤立起来了。这样的日子多难熬啊！

反“罗明路线”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所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正确路线，这在当时的许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为什么不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呢？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经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3年3月曾给中共临时中央发过这样一封电报：“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而且毛泽东后来还能够出来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

关于这场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性质和目的问题，当事人罗明后来写文章这样说：

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发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打击中央苏区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苏区得以全面贯彻。^[523]

当时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后来于1945年5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说：

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个无可补救的损失。^[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