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驻江西省宁都县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经过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的长期工作，1931年12月14日，由该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率领，在宁都举行武装起义，17000多人成建制地参加了工农红军。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

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刘伯坚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曾经在这个部队工作过，因此共产党对这个部队有一定的影响。

在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同蒋介石进行中原大战时，西北军的孙连仲率部投向蒋介石，被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该路军总指挥。1931年春，第二十六路军由山东济宁经南京浦口调往江西进行“剿共”。第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多为北方人，本来就不愿意到南方，更不愿意同红军作战。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中，第二十六路军的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大部被红军歼灭，这对第二十六路军震动很大。那些被红军俘虏的官兵在释放回去以后，便把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广泛传播，这又对二十六路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着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要求抗日的浪潮席卷全国，进一步促使第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觉醒。再加上蒋介石对“杂牌军”的种种歧视和压迫，这就更激起了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的极大愤慨。

这时，在第二十六路军内长期坚持地下工作的中共特别党支部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决定派特支组织委员袁血卒（又名袁汉澄）前往瑞金向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和听取指示。

袁血卒到瑞金后，先到红军总司令部见到朱德。

第二天，朱德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到会的有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有刘伯坚、左权、李富春等。会议听取了袁血卒的详细汇报，并讨论了起义的具体部署。

朱德很快向毛泽东报告了第二十六路军准备起义的情况以及将要采取的方针、策略和步骤。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郑重讨论了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问题。会议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第二十六路军能够“全部暴动”。会后，在12月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特地接见了第二十六路军的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血卒。袁血卒回忆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主席的第一句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一九二七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毛主席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的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471]

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成功地实现了起义。除了驻在宁都以北40里的石上一个团以外，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共6个旅11个团）1.7万多官兵，携带2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15日早晨，第二十六路军离开宁都，开赴中央苏区。(www.xing528.com)

起义后，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第五军团。由毛泽东、朱德共同签署命令，委任季振同为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改编和建设工作。

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做好改造红五军团的工作，要求红五军团要同其他红军一样，要建立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委员制度。因此，宁都起义后不久，即任命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为第十三军政治委员，黄火青为第十四军政治委员，左权为第十五军政治委员。萧劲光在就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之前，毛泽东向他郑重交代说：“对这支队伍，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472]

毛泽东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的官兵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选派一些有适当身份的人去五军团，否则压不住台。又说：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473]

根据这个情况，经毛泽东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拔了一批对改造旧军队有经验的和出国留过学的或黄埔军校毕业的干部，派往红五军团工作，像萧劲光是留学苏联的，刘伯坚是留法和比利时的，黄火青是留苏的，左权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而且也是留苏的，何长工是留法的，等等。

毛泽东十分重视红五军团原有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起义后不久，毛泽东就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批准入党的消息后，便欣然决定将3000多元的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何长工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却坚持要全交，他坚定地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474]不久，毛泽东又亲自接见了在宁都起义时起过重要作用的季振同、苏进、卢寿春，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经历。不久，毛泽东又批准季振同、苏进和卢寿春三人入党。^[475]随后，卢寿春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了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要让他们懂得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要为苏维埃奋斗的道理；过去当白军，现在当红军，要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现在是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剧，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演出后效果很好。

前面说过毛泽东接见季振同、苏进和卢寿春三人的情况。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渊博学问、风趣幽默的谈话以及热情诚挚的态度，都使他们三人十分佩服和感动。季振同兴奋之余，忽然提议道：“毛主席，能不能请贺子珍同志给我们演演戏？”这突如其来的提议，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毛泽东听说要请他的妻子去演戏，便笑着回答说：“好，我尽量动员她去。”果然不久，贺子珍真的来到红五军团驻地瑞金县九堡，和季振同（演“军阀”）、萧劲光（演“帝国主义”）三人登台给部队演了一出独幕剧，受到大家热烈欢迎。

季振同十分满意自己的选择。所以他兴奋地对萧劲光说：“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476]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问题，后来周恩来于194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477]后来，红五军团很快成为红军的一支中坚力量，在革命战争中英勇奋斗，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红五军团的主要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都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对红五军团的改造和建设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的胜利和红五军团的诞生，在当时影响很大，因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过宁都起义，并予以很高的评价。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写道：“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在1937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六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接见了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合影留念，还在照片上题词道：“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