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为什么胜利了？而后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又为什么失败了？这是一个十分发人深省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共产党要领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不但需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地盘可以有地盘；相反，如果路线不正确，即使有了人，有了枪，有了地盘，也还可以丢掉。这就是说，路线正确与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

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创造性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从而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客观规律的军事科学——毛泽东军事路线。毛泽东创立的这条科学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以后，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全面总结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基本内容，包括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两大部分。关于建军原则，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做了系统的总结；这里仅结合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扼要系统地叙述一下毛泽东关于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制定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基本根据

古往今来，有过许许多多的战争。历史告诉我们：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战争性质，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即自身的特殊规律；而且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指导战争的规律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要指导战争就必须研究战争的规律，并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反对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的。那么，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个特点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敌人的强大。这个特点，就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红军的弱小。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正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说明中国革命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在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因为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所以没有农民的援助。

根据上述四个特点，所以毛泽东指出：

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460]

毛泽东正是从上述四个特点和根本规律出发，来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也正是从上述四个特点和根本规律出发，来制定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原则的。也就是说，这四个特点正是毛泽东制定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的基本根据。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他们不注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而是照抄照搬一般的战争、苏联内战和北伐战争的一套做法，结果使红军战争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这正是毛泽东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根本区别点，也正是毛泽东军事路线能够指引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制——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相结合，正规红军和赤卫队、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的群众和非武装的群众相结合

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共产党的领导是最重要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主要是依靠自己路线的正确；如果路线错了，则要使革命战争遭受损失，甚至导致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总结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但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制定了一条服从于这一条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条军事路线有两个基本出发点：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任何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的人民军队；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任何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与我们的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发展和胜利。因此，红军必须实行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相结合，正规红军和赤卫队、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的群众和非武装的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的体制。这就是说，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

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红军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所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61]他又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462]

因此，关于人民战争问题，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那时，他一方面十分注意正规红军的建设，而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群众武装的发展，并规定了正规红军要积极帮助群众武装发展的方针。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人民战争武装力量的体制。他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赤卫队、少先队、工农暴动队、红军预备队、区独立营、县独立团等等。这些武装组织，平时除担负生产任务外，还要站岗放哨，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战时担负各种战争勤务，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打仗，并随时听候编入正规红军。与此同时，还将广大群众分别组织在农会、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非武装的群众团体之中。这些群众团体，平时参加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项建设；战时积极进行坚壁清野、侦察敌情、支前运输、清查奸细、协助作战等各项工作。这样，就把武装的组织形式同非武装的组织形式也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正是这种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相结合，正规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武装的群众和非武装的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体制的胜利。

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以及后来革命战争的实践，都反复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却主张用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争来代替人民战争，用一套所谓“正规”作战原则来代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只是在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路线以后，中国革命战争才又重新胜利发展。

（三）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关于它的发展和形成经过，毛泽东曾经这样概括地指出：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463]

根据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总结出一整套关于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其主要内容有：

1.“围剿”和反“围剿”——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

“围剿”和反“围剿”，这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

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捕获它。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而红军的作战，则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在打破了敌人的一次“围剿”之后，敌人便会很快地组织对红军新的“围剿”。因此，“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就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规律。

“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主要是说战争形式的反复。而它的内容则不是简单的反复，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开始时，是一个地方军阀的“进剿”，随后是几个地方军阀的联合“会剿”，最后则是蒋介石中央政府统一组织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围剿”。十年红军的战争史，实际就是一部反“围剿”史。(www.xing528.com)

“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这是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决定的。那么，“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毛泽东认为那是在敌我力量强弱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之时。也就是说，当红军的力量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之时，那么这个反复就结束了。

“围剿”和反“围剿”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是毛泽东首先认识的，而且自觉地运用这种认识来指导反“围剿”战争。因此，他能使红军始终保持主动地位，并一次又一次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承认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不懂得中国内战的长期性，因而也看不出或不相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所以他们总是企图通过一两次决战，来根本打破“围剿”，迅速夺取全国的胜利。例如，在李立三路线时期，在红军还处于幼小的年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再如，在王明路线时期，认为“反对第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结果都使红军在敌人的“围剿”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并给中国革命战争造成很大的损失。

2.“诱敌深入”——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

对于弱小的红军来说，当面临敌军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即退却到根据地内部与敌军作战，这是最有把握打破敌军“围剿”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可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以待机破敌；二、可以分散敌军兵力，削减敌军优势，并挫伤敌军锐气；三、可以充分利用根据地内人民、地形等种种有利条件，造成和发现敌军的过失，而后适时集中兵力转入反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逐步打破敌军的“围剿”。这就是说，“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弱小红军在优势敌军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种有计划的、积极的战略退却步骤。反“围剿”战争的实践反复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所以，毛泽东把“诱敌深入”的方针称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战略防御有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种相反的方针。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所以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是单纯的防御，又叫专守防御，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毛泽东历来是坚决主张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而反对消极防御方针的。

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时，毛泽东在罗坊会议上就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而且后来应用成功了。正是在“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才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这就是说，实践证明“诱敌深入”的方针，是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时，必须遵循的基本战略方针。

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则极力反对“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而主张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等等一套打法。最后，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而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不愿打烂一部分坛坛罐罐而结果打烂了全部坛坛罐罐，不愿意小搬家而结果却来了一个二万五千里的大搬家，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

3.红军的作战原则——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还系统地总结了红军的作战原则，其主要有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项。现分别简要叙述如下：

（甲）集中兵力——红军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之一

集中兵力，以多胜少，这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战场上，为了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则是首先的和主要的。因为只有保存并集结大量而有活力的军队，才能保持在战场上的主动地位，从而夺取战争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下面就是失败，甚至被消灭。所以，红军主力在一段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并在战役战斗中形成兵力的优势。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改变敌我进退、敌我攻守和内外线的形势，才能保持战场主动权，也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地位。因此，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在进行每一个战役或战斗时，毛泽东总是集中三倍、四倍或更多的优势兵力，打敌一路或一部。所以，毛泽东在总结这一经验时指出：“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又指出：“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的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战场上实行军事平均主义，提出所谓“全线出击”“全线抵御”“六路分兵”和“两个拳头打敌人”等等口号，要求红军从根据地东西南北四面出击，结果碰得头破血流，使红军几乎全军覆灭，实在是最愚蠢的战法。

（乙）运动战——红军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

运动战，是红军反“围剿”采用的基本作战形式，这是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情况决定的。红军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实践证明，这种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最能充分发挥红军作战的优长，而能动地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曾对运动战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运动战的通俗解释。但是，打运动战要处理好“走”和“打”的关系。“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都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得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得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走”和“打”的关系，既不同于“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也不同于“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而是把“走”和“打”有机地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从1930年夏至1931年底前后，是红军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的战略阶段，运动战得到了成功地运用。红军在这个阶段的反“围剿”战争中，进行了许多次成功的战役、战斗，基本上都打的是运动战。尤其是毛泽东领导和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打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否定了运动战，而硬要打所谓“正规战”和“阵地战”，结果来了个大“运动”，从南方“运动”到北方，走了二万五千华里。

（丙）速决战——红军进行战役和战斗的基本原则

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红军进行战役和战斗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464]

因为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弱小的红军只能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慢慢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渐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才能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这个问题上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个问题上提倡“速决”是错误的。因此，在战略上必须坚持持久战。但是，战役和战斗的原则却与此相反，不是持久战而是速决战。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有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465]所以，在领导和指挥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时，毛泽东在战役和战斗上都是集中优势兵力，实行速战速决。在第一次反“围剿”时，5天内打两个胜仗，歼敌1.5万余人；在第二次反“围剿”时，15天内横扫700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千里回师，接连打6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这种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战，支持了红军在战略上的持久战。

当然，要实现战役和战斗上的速战速决，并不是心里想要这样做就能够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毛泽东指出：“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466]

（丁）歼灭战——红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

歼灭战，是红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打败敌人的有效战法。

毛泽东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又说：“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于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这就是说，歼灭战不仅能够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可以从物力和人力上给红军以极大的补充。只有这样不断地给敌人以歼灭，给自己以补充，才能逐渐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红军都实行了打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只是一部分，然而终于逐步打破了敌人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否定了歼灭战而同敌人“拼消耗”，结果失败了，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总之，毛泽东在领导和指挥红军战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实践证明，这一套战略战术原则是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是行之有效的，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后来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完全否定了这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结果使革命战争遭到严重挫折。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又肯定和恢复了毛泽东这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国革命战争才又重新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这一条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它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又指导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并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前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它所反映的人民军队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是我军建军和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正是在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指引下，后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才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