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在从事革命工作以后，更是时时、事事、处处注意调查研究，并把进行调查研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例如，1927年初，在湖南做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的系统调查，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了宁冈、永新两县的系统调查，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1929年3月，在红四军攻克汀州后，毛泽东召开了有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裁缝师等六种人参加的调查会。1929年底，毛泽东又在红四军内做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1930年5月初，又做了著名的寻乌调查。

为了总结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在1930年5月，毛泽东又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将它诞生和重新发现的经过，简要介绍如下：

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当时的题目叫《调查工作》，曾油印和石印成小册子，在红四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广为流传。后来，由于教条主义者的极力排斥和敌人的频繁“围剿”而散失了。直到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茶山公社官山大队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这本《调查工作》献了出来，才使这篇历史文献又重放光彩。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他们在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革命博物馆借来。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篇重要历史文献，但对于它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它的真正价值，并不十分了解。这个文献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知道后，立即送给了毛泽东。

对这篇文章，毛泽东在1961年3月11日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接着在3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又都提到它，并做了说明和解释。从批语和两次讲话中可以使人们了解到，这篇文章是为着什么写的，是怎样写出来的，以及毛泽东是如何地重视它和喜爱它。

毛泽东在1961年3月11日的批语中写道：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于1961年3月13日又在广州会议上说：

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一九二九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做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一九三○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一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

毛泽东于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会议上又说：

这篇文章是一九三○年春季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411]。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东西找出来我不记得，这篇文章我总是记得就是了^[412]。忽然找出来了，我是高兴的。

毛泽东在3月23日的会议上，对这篇文章还做了解释。其中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点，在解释第三个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的时候说：这里面包含一个批评、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是好的，比如六次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六大决议还有部分的问题，有若干缺点或错误，就是正确，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第二点，在解释第六个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时候说：第六段我看现在还用处不少，将来也用得着。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依靠外国帮助我们打胜仗。这还没有料到后头有王明路线、立三路线的出现。我们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做指示。

这篇文章尽管如此重要，但毛泽东对于是否公开发表持谨慎态度。他在3月23日的会议上说：我不赞成现在发表，只在内部看一看就是了。他说：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文章会有些人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他再三提醒人们说：这篇文章发下去的时候，有些要解释一下，主要是讲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这个文章是为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不是这个问题。就讲清楚这一点。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调查工作》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时，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做了少量文字修改，如把“布尔什维克”改为“共产党人”，把“苏维埃”改为“政府”，“六次大会”改为“党的第六次大会”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作用和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要求公开发表。1964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一书中首次公开发表了。

此文收入选读本时，为了敲定文章的写作时间，田家英3月25日晚送请毛泽东最后审定这篇文章时，写信说：“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事件，我们便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

毛泽东当晚将定稿退田家英，把文章题目又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并写了一个批语：“此文是在一九二九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毛泽东在这个最后的定稿上，亲笔加上了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所做的唯一的一处涉及实质内容的改动。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增补。但是通观全文，这个思想原本就有的，不过没有做出这样概括性的表述罢了。

把文章写作的时间定为1929年，田家英表示怀疑，请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将毛泽东1929年冬至1930年5月这段时间的活动搞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泽东。他看后将写作时间最后定为1930年5月。^[413]

从以上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重新发现、修改和公开发表的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和喜爱这篇文章；由此也可以知道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收为该书开卷的第一篇文章。1991年6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反对本本主义》是增补的唯一的一篇文章。由此也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那么，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究竟有哪些呢？

（1）系统地阐述了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基本点是：

第一，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醒目的标题。在这个标题下，作者既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又批评了“瞎说”的危害性。他写道：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www.xing528.com)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因为不调查，闭着眼睛瞎说，其结果必然要把本来可以办好的事情办得很坏，把革命弄得很糟，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毛泽东的结论是：“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唯心精神”（即唯心主义）呢？毛泽东指出：唯一的方法是向实际做调查。他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第二，阐明了调查的目的和方法。

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而后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调查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剖社会的各种阶级。他说：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第三，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技术。

毛泽东根据自己多年来的调查研究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详尽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技术。这主要有：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出席调查会的人必须是能深切了解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开调查会的人数要适当；要定出调查纲目；要亲自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等等。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篇历史文献正是毛泽东多年以来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实践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和理论概括，因而它标志着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理论科学体系的创立。

（2）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并第一次提出“思想路线”这个概念。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同时严厉批评了“本本主义”的危害性。他写道：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毛泽东之所以喜欢这篇文章，在30年以后还这样念念不忘地重视它和重提它，就是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阐发了他一贯倡导和极力坚持的这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定要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而且毛泽东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就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旗帜鲜明地把两条截然相反、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即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同时端出来尖锐地摆在全体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供大家思考。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曾盛行着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教条主义者看来，只有上了马列主义“本本”的才是对的，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革命经验才是对的，因而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中国的革命实际，而是马列主义的“本本”，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革命经验。例如，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这是马列主义“本本”上肯定了的，所以中国革命也只能照搬照抄，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因此，当毛泽东提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以后，立即受到了教条主义者的反对、压制和打击。1930年三四月间，当时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连续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发表文章，批判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说什么“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5月间，他又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重新刊登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以示“系统”的批判。正是在这种严峻的条件下，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严厉批判了教条主义，明确阐明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正确关系，从而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勇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

这样，毛泽东就从认识论的高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遵循的正确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贯彻落实这一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即“中心环节”），就是调查研究。

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因此，《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表，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3）提出了独立自主原则。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当时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毫无疑问是一服清醒剂，同时也是对教条主义者的有力批判。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的确是有贡献的，它的许多指示无疑也是正确的。然而共产国际毕竟和中国相距万里，它不可能及时而准确地了解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情况，因而也就很难对中国革命给予及时的和正确的指导；而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最知情，同中国人民的联系最密切，又亲身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应该说对中国革命最有发言权，应该完全自觉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无论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还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既不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也不是只知道照搬照抄的党内教条主义者提出来的，而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对“中国情况”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以后，冲破重重困难提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原则，毫无疑问对于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理论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因而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所以，《反对本本主义》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

后来，毛泽东在革命的实践中，总是不断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总是不断丰富和发展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例如，1931年4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同时提出了这样两个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又如，1941年9月在《关于农村调查》中，特别强调了调查的长期性，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永远调查下去，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再如，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要全党同志的眼光都要向着周围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认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和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根本途径，是沟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唯一“桥梁”，是实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因此，如何对待调查研究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尤其是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灾难，甚至把中国革命拖入绝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调查、不研究、闭着眼睛瞎指挥，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而也就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使中国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转危为安、遇难呈祥，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他们能够脚踏实地地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真正贯彻和执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历史已反复向人们证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事业来说，如同菽粟布帛一样，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因而它是中国革命的生命线，也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