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调查：精力拼搏，成果显著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向来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说：

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406]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407]

1930年5月2日，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四军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安远、平远一带进行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毛泽东便抓紧这个机会，进行了著名的寻乌调查。

毛泽东用十多天时间，以开调查会的方式，对寻乌的县城和农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尤其对寻乌县城的商业做了重点调查。毛泽东认为，这是他以前历次调查中“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

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调查？毛泽东自己说得很清楚：

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408]

为什么要选寻乌做调查点？因为这个县位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周围各县的情况也大概相差不远。

毛泽东做的这次调查，是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大力协助和安排下进行的。参加调查会的先后共有11人。从职业说，有县、区、乡的干部，有普通的工人、农民，有旧社会的商会会长，有赴过乡试的穷秀才，还有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从年龄说，有老年、青年、中年，最大的62岁，最小的23岁。其中，尤其是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任过两任县商会会长）、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维埃职员）、赵镜清（30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在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过排长，现任苏维埃委员）、刘亮凡（27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四人，他们经常到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这次调查的主要形式是开会调查。毛泽东邀请参加调查会的人到自己的住地，热情招待，虚心请教，大家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毛泽东自己主持会议，自己发问，自己记录。此外毛泽东还借阅了《寻乌县志》和有关材料，并直接深入到商店、作坊、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但是，毛泽东还是感到有不少问题似懂非懂，需要进一步探索。于是又由古柏安排，召开了两天有50多人参加的特大规模的调查会。毛泽东在会上将没有把握或尚未弄清的问题，一个一个提出来让大家共同议论。这样，寻乌调查才算圆满结束。

调查期间，毛泽东一直住在中共寻乌县委所在地——城南门外马蹄岗西井天主教堂。这次调查，共进行了十多天。后来，1931年2月2日，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圩将所得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写成了著名的《寻乌调查》。

毛泽东对寻乌县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斗争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不仅调查了农村，而且调查了城镇，尤其重点调查了寻乌县商业、手工业的荣枯盛衰的历史，深刻剖析了旧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各种剥削方式，并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各种政策执行的情况。因此，毛泽东写成的《寻乌调查》不仅是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珍贵历史文献，而且是一部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著作。

《寻乌调查》共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重点调查了寻乌城的商业。

下面是《寻乌调查》第三章的目录：

第三章　寻乌的商业

（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三）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四）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五）惠州来货

（六）寻乌的出口货

（七）寻乌的重要市场

（八）寻乌城

　　（1）寻乌城是什么

　　（2）盐

　　（3）杂货

　　（4）油

　　（5）豆

　　（6）屠坊

　　（7）酒

　　（8）水货

　　（9）药材

　　（10）黄烟

　　（11）裁缝

　　（12）伞

　　（13）木器

　　（14）伙店

　　（15）豆腐

　　（16）理发

　　（17）打铁

　　（18）爆竹

　　（19）打首饰

　　（20）打洋铁

　　（21）修钟表

　　（22）圩场生意

　　（23）娼妓

　　（24）同善社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仅从这一章的目录，我们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对寻乌商业的调查是多么认真，多么深入，下了多么大的气力！

这次调查，为什么要以寻乌县城的商业为重点？

自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来，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了广阔的农村根据地。然而在我们党内，包括毛泽东自己，对城市问题仍然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于商业是“完全的门外汉”，因而对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提不出明确的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因此，毛泽东便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他说：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409]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说到寻乌城商业的今昔，不免要使人发一番感慨。清朝末年，即20世纪初，寻乌城的生意最旺盛，比1930年前后要大一倍。尤其是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那时，不但北半县要到寻乌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甚至广东的平远县也都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赣州的货物要经过寻乌销往广东的东江一带，所以作为中转站的寻乌城，生意自然要兴隆起来。但是，自从广东梅县的洋货生意发展起来后，便把赣州的土货生意夺了去。这时，不但广东的东江一带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就是南半县各乡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清朝末年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寻乌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但是民国以来废除了“功名顶戴”，因而绸缎生意几乎全废。这样，寻乌城的商业便急剧衰败下来。所以毛泽东感慨地说：“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

毛泽东通过寻乌城区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的经营范围、商品种类、本钱大小、价格变化，充分揭示了“洋货”排斥“土货”的过程，从而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镇经济日益濒临破产的状况。

毛泽东还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剖了寻乌城区的人口构成、阶级关系以及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全城近2700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占全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说明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无业游民），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的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相等。娼妓30多家，三十几个妓女，却养活着162人。若把娼妓和游民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这说明失业群众的数目是多么惊人！本城纯粹地主12家，共78人，占全城人口的百分之三。商人135人，仅占全城人口的百分之五。商人中有5家是商人兼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有2家是反动的，有3家是“不话事”的，其余商人能向政界“话事”的也仅有4家。这说明这时寻乌城还没有真正形成商业资产阶级，商人人数不多，经济力量很弱，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权力；即使有点权力的商人，也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处于地主阶级帮手的地位。

毛泽东通过对寻乌城区经济状况（主要是商业）的全面调查和对这个城区的人口构成、阶级关系、政治态度的深入解剖，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城市政策，尤其是关于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第二，深入剖析了富农。

中国的富农很特殊，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而毛泽东也着重做了研究。寻乌的富农和全国一样，具有很重的半封建性，他们大多出租土地，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雇佣劳动的条件也是半封建性的。关于寻乌富农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特性，《寻乌调查》中指出：富农的多数“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这个阶层是在一种‘方新之气’的活动中。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因为富农的半封建性很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称它为“半地主性的富农”。因此，在土地革命中为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翻身要求，在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同时，也必须废除富农的半封建剥削，没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取消富农的苛刻债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富农自己参加劳动，这和地主又有区别，所以在土地革命中也应该把地主和富农区别开来，即对富农应采取限制而不是消灭的政策。

怎样限制富农？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了解到，在分配土地过程中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富农往往霸住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来，而拿出来平分的只是些瘦田。例如，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住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来，而拿出来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好田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直到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类似情况还有不少。因此，毛泽东指出：分配土地“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意抽肥，补少的不愿意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他又指出：“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共产党是毫无疑义应该站在贫农方面，反对那些富农的肥田独霸主义。”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明确提出了分配土地时除了要实行“抽多补少”原则外，还必须实行“抽肥补瘦”的原则。但是明确作为党的一项土地政策规定下来，那还是后来“南阳会议”的事。

但是应当指出，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富农问题上过“左”政策的影响以及革命实践经验不足等原因，毛泽东在当时还没有能把富农与小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界限严格区别开来，这说明他当时对富农的认识还不完全正确。要取得对富农完全正确的认识，还需要在革命实践中继续进行调查研究。

第三，全面考察了寻乌农村的旧有土地关系，深入剖析了地主阶级的状况及各种封建剥削形式，深刻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性。

下面是《寻乌调查》第四章的目录：

第四章　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本章目录

（一）农村人口成分

（二）旧有田地分配

（三）公共地主

　　　A.祖宗地主

　　　B.神道地主

　　　C.政治地主

（四）个人地主

　　　A.大地主

　　　B.中地主

　　　C.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www.xing528.com)

　　　E.小地主

（五）富农

（六）贫农

（七）山林制度

（八）剥削状况

　　　A.地租剥削

　　　　1.见面分割制

　　　　2.量租制

　　　　3.“禾头根下毛饭吃”

　　　　4.批田

　　　　5.批头、田信、田东饭

　　　　6.谷纳、钱纳

　　　　7.铁租、非铁租

　　　　8.“要衫裤着去捞”

　　　　9.劳役

　　　　10.土地买卖

　　　B.高利剥削

　　　　1.钱利

　　　　2.谷利

　　　　3.油利

　　　　4.卖奶子

　　　　5.打会

　　　C.税捐剥削

　　　　1.钱粮

　　　　2.烟酒印花税

　　　　3.屠宰税

　　　　4.护商捐

　　　　5.牛捐

　　　　6.赌博捐

　　　　7.财政局总收入

　　　　8.派款借款

（九）寻乌的文化

从这个目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寻乌的“公共地主”“个人地主”以及地主阶级中的大、中、小各个阶层，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同时，从这个目录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封建剥削的各种形式，像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税捐剥削等等，又做了多么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为了揭露封建剥削的残酷性，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专门写了“卖奶子”（客籍称儿子为奶子）一节。他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刘亮凡是城区富福山人，他们村共有37家人，其中有5家卖了儿子。这5家是：刘昌育（刘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四个儿子卖掉三个；刘昌伦是佃农，三个儿子卖掉一个；刘昌纯是佃农，两个儿子卖掉一个；林芳廷是佃农，三个儿子卖掉两个；陈良有是佃农，只有一个儿子还卖掉一半。这五家都是因为破产到完全没有办法，只好把儿子卖掉，一面交租还债，一面自己吃饭。其他两人谈的也大体相仿。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户人家大概有十多户是卖过儿子的。

听见人家卖了儿子，债主就急急忙忙到他家里去讨账。债主恶狠狠地叫着：“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儿子若不还他，钱一用掉，就永久没有再还债的机会了，所以债主就顾不得一切了。

因此，毛泽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毛泽东还特别声明说：“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毛泽东这种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第四，全面验证了关于土地革命的各项政策。下面是第五章的目录：

第五章　寻乌的土地斗争

本章目录

（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二）山林分配问题

（三）池塘分配问题

（四）房屋分配问题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七）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八）留公田问题

（九）分配快慢

（十）一个“平”字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十二）原耕总合分配

（十三）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十四）非农民是否分田

（十五）废债问题

（十六）土地税

（十七）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从这个目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这次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还全面考察了关于土地革命的各项政策，看其是否合乎客观实际。

例如，分配土地究竟以人口为标准好，还是以劳动力为标准好？开始，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提出四种办法要大家任选一种。这四种办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劳动力状况分配，即四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为一劳动单位分全田，四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其他职业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实施的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种办法，占全县分配区域的百分之八十。后来，寻乌县就以第一种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到还没有分配土地的区域，得到了多数贫苦农民群众的拥护。

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如有的乡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人自愿退回一部分田地（多少不等）给苏维埃，然后苏维埃又将这些退回的田补给劳动力强的人耕种。这样，实际上形成了劳动力强的人多分，劳动力弱的人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此外，还有人稀地多的乡，实行农民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等等。

又如，分配土地究竟以乡为单位好，还是以区或以村为单位好？寻乌的农民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他们的理由有二：一是害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因此，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而且连以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归本村所得。所以寻乌当时土地的分配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以乡为单位的，但多数农民对于这种办法并不热烈拥护，而只是并不强烈反对就是了。二是不赞成移民。不只是这个区移到那个区农民不赞成，就是这个乡移到那个乡农民也不赞成。毛泽东对农民的这种心理状态做了生动的描述：“‘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还有“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悉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此外，还有地理上的原因，如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偏僻闭塞的地方去，同样是因为经济利益问题。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再如，非农民是否分田？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寻乌的具体做法是：流氓（游民）在城区范围内，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城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收入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方许分田，否则不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调查研究，有助于使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更加完善。

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全面考察和验证了我们党制定的关于土地革命的各项政策，发现有些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没收土地的标准），有些则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如分配土地的方法和区域范围），但需要补充、修正和完善；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前所未遇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富农抽多不抽肥的问题），则需要通过制定新的政策来解决。这样，寻乌调查就为我们党进一步制定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但是，《寻乌调查》还存在着一些缺点。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前言中说：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通过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活动，再现毛泽东当年调查研究的风采，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是多么重视调查研究，又是多么脚踏实地地、老老实实地在做着调查研究。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调查研究？又为什么这样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来做调查研究？

后来，毛泽东在《兴国调查》的前言中说过这样一段很重要的话：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回顾寻乌调查时，毛泽东又总结说：

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410]

这就是毛泽东向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根本原因。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往往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就是因为他制定政策的基本根据不是“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也不是“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而是“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这也就是毛泽东能够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

总之，通过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研究活动，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在当时我们党内盛行着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情况下，毛泽东却独树一帜，严格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遵循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深入革命斗争第一线，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为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政策，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脚踏实地地在艰苦奋斗。这样，毛泽东就使自己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之中，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