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争取江西、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

（一）召开陂头会议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先后离开闽西，于1930年1月下旬在江西广昌的东韶胜利会师。此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爆发在即。根据军阀混战日益扩大的形势，毛泽东抓紧时机，进一步对实现“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做了部署。

1929年上半年，赣西、赣南根据地曾取得很大成绩。但是，红四军于5月第二次入闽以后，以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即张怀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制造种种借口阻挠土地革命的进行，并错误地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来进行分配土地；同时，赣西、赣南党内又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致使各项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红四军回师赣南后，毛泽东了解到上述情况，便立即致信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说明当前的形势和关于实现“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战略计划的设想，并建议召开联席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联席会议于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赣西特委驻地吉安县的陂头村举行，史称“陂头会议”或“二七”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四军前委代表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赣西特委代表刘士奇、曾山等；六军军委代表黄公略、刘士奇（因刘兼六军政委）等；五军军委代表彭德怀，滕代远因赣江阻隔未能到会，委托黄公略、刘士奇为代表；江汉波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参加了会议。此外，由于赣南特委代表未能赶到，所以会议决定另开赣南工作会议，以解决赣南问题。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的形势，讨论扩大红色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发展工农武装等重大问题，部署实现“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向会议做了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传达了古田会议精神，并阐述了党的工作应以农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他指出党的工作路线应该是：发动广大群众，广泛在农村中建立群众的基础，深入土地革命，彻底分配土地，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普遍地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红色武装，并使小块苏维埃与零星的红色武装继续发展，渐次汇为一个总流，然后结合着城市暴动逐步夺取全国政权。^[401]

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统一了思想，决定了以下问题：

会议认为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根据“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一、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二、深入土地革命；三、扩大工农武装。”^[402]同时，会议部署了攻取吉安的军事计划，作为实现“争取江西”战略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会议决定：集中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打吉安；打吉安的第一步是先占领与吉安为掎角的吉水、泰和、安福等县；由红四军担任主攻吉水的任务。

会议还着重讨论了土地革命问题，对以江汉波为代表的只宣传土地革命而不实际进行分配土地以及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要分，二要快”的口号，决定尽快不分男女老幼彻底平分土地。

根据实现“争取江西”战略计划和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在原来中共中央任命的红四军前委的基础上，扩大成立新的前委，以统一指导当前的斗争。这个扩大的新前委，由红军第四军前委和第五、第六军军委以及各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方志敏、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潘星元、刘士奇、曾山、袁国平、李文林、郭贞、王怀等17人共同组成，毛泽东、朱德、潘星元、刘士奇、曾山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这个新前委是湘、鄂、赣、闽、粤等省的红军与地方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但仍随红四军行动。

为加强赣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会议决定将中共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特委，并立即筹备召开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贯彻陂头会议决议的精神；同时，责成赣西南特委筹备召开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陂头会议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把毛泽东关于建立小块红色政权与逐步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为实现“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关于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后来还特意谈道：“一九三○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地讨论了土地政策问题，由那些反对重行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所谓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实行土地的重行分配，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组织了地方的和区的苏维埃，这次会议决定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403]

根据陂头会议决定，2月15日在赣县又召开了赣南工作会议，以贯彻陂头会议精神和解决赣南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了这次会议。

根据陂头会议决定，经过短期筹备，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于3月15日在吉安县富田召开，以传达和贯彻陂头会议精神。会议选举产生了赣西南党的领导机构——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会后，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为主席。

在陂头会议精神的推动下，赣西南地区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尤其是土地革命普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按照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列举的事实，广大农民，尤其是贫农在土地革命后取得了下面12项利益：

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

第二，分了山。过去贫农是很少有山的。

第三，分了地主和反动富农的谷子。

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

第五，米价便宜。

第六，讨老婆不要钱。

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埋了就是。

第八，牛价便宜。

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这两项用费也不要了。

第十，没有烟赌，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也不会失掉东西。

第十一，分了田，家家能养猪，自己也可以吃到猪肉了。

第十二，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

因为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热情，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援革命战争，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翻身果实而英勇斗争。(www.xing528.com)

（二）《前委通告（第三号）》及其实施

根据陂头会议精神，为贯彻“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联席会议主席团于1930年2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的第一号通告。

吉安是赣西重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当时，吉安城内驻有国民党成光耀一个旅，同时周围各县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为躲避群众的斗争也纷纷逃亡吉安，从而使吉安成为一个反动的堡垒。因此，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对攻打吉安的军事行动，采取了先围后攻的谨慎态度。

红四军冒着漫天大雪，开始由广昌向吉安进军。在进军途中，毛泽东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在马背上哼成”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一词，生动地记录了这次进军的情景：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404]

蒋介石闻讯，急调赣军金汉鼎、湘军朱耀华、鄂军唐云山等部云集吉安，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开始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根据敌情的变化，共同前委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红色区域的方针，所以红四军又折回富田，以待机破敌。

2月23日，敌军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进抵距富田40多华里的水南一带。趁敌军分散和态势孤立之机，于24日至26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配合下，集中兵力迅速给该敌以歼灭性打击，击伤旅长唐云山，活捉3个团长，并俘敌1600余人，这就是有名的水南战斗。这一仗有力地推动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3月上旬，根据吉安的敌情变化，共同前委又决定移师南下袭取赣州。

3月16日，红军开始围攻赣州。由于赣州三面环水，城高墙坚，红军猛攻三天不克，遂主动撤围。

红军围攻吉安、赣州不克的情况表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还不能贸然攻打一些地区性的中等城市。因此，毛泽东于3月17日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主持召开了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联席会议，及时扭转了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中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而开始滋长起来的急躁情绪，改变了集中兵力攻打地区性中等城市的方针，坚定不移地将工作重心放在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壮大工农武装力量的基点上。同时，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第四、五、六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分兵运动，以3个月为期，充分争取群众，打通闽、粤、赣三省的联系。

3月18日，共同前委在赣州城郊的楼梯岭发出了《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通告对这次分兵的时间、范围、任务和意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周密的部署。

《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虽因对阎作战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不能走北进的路。”“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兴邦）部进占福州。因此，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闽、粤、赣）三省联系的好机会。闽西只有张贞部队，稍远的将来，我们可取得漳州，使红色区域直通海口。同时，两广战争益趋激烈，东江驻军只有一旅内外，东江西北七县的红色区域，也有扩大之可能。”基于上述情况，所以共同前委决定红军进行一次大规模分兵行动，以3个月为期，分路游击，充分发动群众，打通闽、粤、赣三省之间的联系。

关于分兵游击的区域，通告做了明确的划分。红军第四军的游击区域是：赣南的赣县、雩都、瑞金、会昌、南康、信丰、安远、寻乌各县；东江的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岭、大埔各县；闽西的上杭、武平、长汀、宁化、连城各县。六军二纵队的游击区域是：万安、赣县东乡、雩都北乡、兴国东乡、宁都南乡、广昌、石城各县。六军一纵队的游击区域是：吉安、安福、分宜、宜春、新余、峡江、吉水、永丰、乐安、新淦各县。六军三纵队是：泰和西乡、遂川、万安各县。赤卫队的二十二纵队应与六军二纵队的行动配合，担任兴国全县、雩都北乡、宁都全县的红色区域的完成；宁南游击队担任广昌、南丰、宜黄的红色区域完成。红军第五军：第一步应与六军二、三纵队的行动配合，完成赣江上游的工作（泰和、遂川、上犹、万安等县）；第二步应返回五军的原根据地湘鄂赣边一带，推广湘东、鄂南、赣北的红色区域，并使赣北与赣西的道路打通起来。

关于分兵游击的意义，通告指出：“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在现时这种环境下，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和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分兵游击一个时期后，因为另一种环境的需要和夺取闽南、发展赣东等地，便应该集中行动。所以，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

为达到分兵游击的战略目的，通告还明确提出在工作中一定要实行“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

所谓“傍着发展”，就是“傍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也即是历来所说的‘波浪式的向前扩大’”。

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区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个地区，同时深入这个地区，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

通告还根据过去分兵过程中曾经犯过的错误，特别提醒说：“只求扩大、不求深入，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赣西南与东江等处，很久不分配土地，不建设苏维埃和忽视赤卫队组织，是十分错误的。红军游击时，亦易犯这种只求扩大、不求深入的错误。每处住不到三五天又开起来走，做了些宣传，也组织了几个小小的农工会，几个嫩芽般的支部，但红军一走动，马上就塌了台，这样的组织算不得组织。”因此，通告明确要求红军每到一地，必须“要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比如，在赣南就应该扩大宁都、雩都、安远、寻乌四县整个的赤化，在闽西要往武平县、长汀各县整个赤化。这样就把瑞金、会昌、石城包围在中间，再图发展闽赣的联系就成功了。寻乌的红色区域与东江红色区域原来是通的，这样三省的连接都成功了。”如果不是这样，而“单是走马观花地游击一番，如去年赣南四五十天工作，则闽粤赣接连的任务，就不知何日才能实现。”所以，通告强调说：“在一定时间，在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一地区，同时即深入这一地区，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

通告还强调要十分重视农民武装，指出：“扩大红色区域的主要条件就是农民武装，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因此，通告要求：即使在红军斗争力不大、感觉损失的条件下，也一定要由红军拨枪支去武装群众，不但要出枪，还要出子弹，不但要拨出子弹，有时还要拨出军事工作人员。通告还特别强调指出：就是在红军力量不强，事实上无法拨出枪支子弹及人员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努力去收缴豪绅及小部队敌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总之，游击部队对于地方武装是与它的工作同始终的，谁不把武装地方看作十分迫切的工作，谁不看重地方武装，如同看重他自己的部队一样，谁就是抛弃群众的机会主义者。”

此外，通告还就训练地方干部、地方党的行动要与红军的行动合拍以及红军党部与地方党部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明确规定。

总之，《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不但总结了一年来红军执行“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这一战略计划的经验和教训，而且根据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这一战略计划，并提出了更加具体详细的实施办法。因此，它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发展。

第三号通告发布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3月15日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为主席，辖30余县苏维埃政权，辖区“由南丰到永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水）峡（江），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到1930年夏，江西省苏区的面积包括赣西南、赣东北、赣西北，已“占全省百分之八十左右”^[405]。同时，闽西也发展很快，3月18日在龙岩成立了闽西工农兵政府，邓子恢为主席，辖上杭、龙岩、永定、连城、长汀、平和六县苏维埃政权。这样，赣西南、闽西两大块革命根据地已分别正式形成，并紧密连成一片。后来，这两块根据地合并，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至此，毛泽东提出的“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已经基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