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在敌人的三省“会剿”面前，右倾悲观思想再次抬头。他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对时局和革命前途的看法很悲观，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缺乏信心，因而建议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散发了这封信。

毛泽东认为，林彪在“新年贺信”中所暴露的错误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古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经过认真的思考，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赖家坊，郑重地给林彪写了一封长篇复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篇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将这封长篇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相当于连）党的支部，以教育红四军全体指战员。

在这篇著名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除了对林彪以及党内和军内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评外，更重要的是深刻阐发了关于“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即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伟大理论。因此，这是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之后，又一篇重要的历史性文献。

对于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毛泽东早有觉察。因此，在信的开头便这样写道：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林彪的错误思想及其认识根源。他写道：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392]

接着，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在进一步总结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他原来提出的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明确系统地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他说：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393]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党的“八七”会议以来，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一直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革命经验，即“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来部署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因此，以林彪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那种轻视农村根据地而企图以“流动游击”的方式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实际上也正是受了党中央这种“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所以，毛泽东在这篇通信里明确批评了“城市中心论”，指出“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并指出这种错误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就是说他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同时，毛泽东在这篇通信里又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其要点是：一、“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就从中国半殖民地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站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高度，指出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伟大意义。二、明确提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必须坚持“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即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红色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的路线。三、“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和艰苦的斗争过程，红色革命政权在农村逐步建立、巩固和发展，渐渐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形势，最后夺取城市、进而取得全国胜利，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此相适应，毛泽东还制定了赤卫队、地方红军和正规红军的三级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这样，毛泽东就系统地提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明确地把在农村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并初步制定出一整套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这封通信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正式形成。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曾经明确指出：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重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394]

他还强调说：“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因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这是史无前例的”^[395]。

接着，针对以林彪为代表的悲观思想，毛泽东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科学地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地、不可避免地要到来，“星星之火”必将“燎原”。他精辟地分析道：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396]

最后，毛泽东还就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专门做了解释，进一步肯定中国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到来。他满怀信心地指出：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97]

上述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政治形势的深刻分析，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前景的生动描述，毫无疑问，在当时一定会消除人们的悲观思想，增强人们的革命信心，并鼓舞人们胜利前进。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封信的末尾，毛泽东向林彪再次强调说：

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398]

毛泽东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所谓“主要的一点”，就是一再说明，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的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以乡村为中心”；而“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则在中国行不通。(www.xing528.com)

总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名的党内通信，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即必须“以乡村为中心”；而且把在农村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即红色政权）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初步制定出一整套实现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这篇通信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正式形成。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过程。在这里，不妨简要地叙述一下。

（1）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到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初步形成了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小块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正确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接着，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又系统地总结了井冈山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从而进一步回答了农村小块红色政权怎样才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样，毛泽东就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并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全党的工作重心究竟应该放在哪里？第二，农村小块根据地在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应该如何估计？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2）农村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创造了客观条件。

从1929年到1930年初，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分布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广东、广西和陕西等十几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才有可能把农村的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思考，从而在理论上做出新的概括。

（3）古田会议通过总结红四军党内斗争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条件下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化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城市中心论”的传统思想束缚和确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所以，周恩来指出：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成功解决，才能得出“以乡村为中心”（即“农村包围城市”）这个结论来。

（4）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名通信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在城市被强大的敌人所击败而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条件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即“以农村为中心”），并强调指出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这样，就把红军、农村根据地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充分估计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夺取全国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因此，这篇著名通信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正式形成。

（5）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并强调一定要纠正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就进一步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出了理论根据。这样，毛泽东就把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

当然，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还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进一步做了更系统、更全面的总结和阐述。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明确概括出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两种模式，即先占城市、后取乡村、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和先取乡村、后占城市、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总之，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正是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同时，毛泽东开创的这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继列宁开创的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之后，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创的又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因此，这条革命道路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样，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新贡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印刷过油印的单行本。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的《两条路线》，曾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为题，收入了这封信。1947年12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也收入了这封信。因为这封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所以林彪于1948年2月28日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说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但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说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益的推测”。毛泽东考虑了林彪的意见，所以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收入这封信时，另拟题目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在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林彪这个举动，本来就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然而，他在1969年重上井冈山时，竟又填词《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说什么“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公然要推翻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

古田会议期间，闽、粤、赣三省的敌人向闽西地区发动了第二次“会剿”，并迅速逼近古田，进犯军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为了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古田会议一结束，前委便立即决定：由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第一、三、四纵队先行出发，迅速突破北线，西越武夷山，出击赣南；由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暂时留驻古田，阻击和迟滞敌人，以掩护主力西进，而后相机撤出战斗，再前往赣南在广昌和主力会师。这样，由于红四军出击赣南，便必然会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从而打破三省敌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

在红四军离开古田前夕，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等人专程前往送行。毛泽东亲切地询问特委有什么困难。邓子恢说：敌人“会剿”的形势这样紧，红四军四个纵队都开走，只留地方的赤卫队恐怕难以应付，能否留下一个纵队，同地方武装相配合打击敌人？于是，毛泽东给他们详细分析了敌情以及红军的部署，然后指出：敌人从来都是由我们牵着鼻子走的、跟着红军的屁股转的；我们的主力部队开赴江西，赣敌金汉鼎必然要回援老巢。这样敌人的“会剿”部署必将被我们打乱，这就叫“离开闽西，巩固闽西”。毛泽东的精辟分析，解除了邓子恢等特委领导同志的忧虑，使他们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掩护主力转移后，毛泽东于1930年1月7日率领第二纵队撤离古田，向北经连城、宁化、清流、归化（现改称明溪）等县，西越武夷山，前往江西广昌同主力会合，遂使敌人的三省“会剿”宣告破产。在这次进军途中，毛泽东写了《如梦令·元旦^[399]》一词：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400]

这首优美的小令，生动地记录了这次进军的方向和经过，并充分表现了对革命前景的高度乐观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