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第三次攻克龙岩后，暂时得到了一段休整的时间。所以，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公民小学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会议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由于前委内部核心领导之间意见分歧，所以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因此，与会代表就井冈山斗争以来所发生的大大小小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争论。会议对讨论和争论的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有些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对主要的几个问题的结论和处理却都是错误的。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在红四军党内反对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这些正确的意见。会议不仅没有指出所谓的“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和事事“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的主张，是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反而认为红四军党内有“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还认为，说红四军党内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会议虽然批评了刘安恭的“完全选举制度，使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提议是“非常不对”的，但是却未经中共中央许可，擅自改选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会议还认为毛泽东对这次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并给予毛泽东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347]
会议在改选前委时，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以及红四军直属队、第一、二、三、四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当选为新的前委委员，而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却“落选”了。
最后，毛泽东郑重地向大会表示：大家对他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他一定会认真考虑，但对有些批评意见，持保留态度，说将来让事实证明。他还特别向大家说明：红四军前委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而不是“家长制”。他还再三强调：现在我们的红军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红军一定要按这个来做！
会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感到会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些问题，遂写了报告，连同会议记录（也称决议）一并报送中共中央。
根据前委决定，毛泽东在会后便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前往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这就是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主要的问题上没有分清是非，甚至错误的思想倾向占了上风，造成极端民主化严重泛滥，致使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
（二）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红四军中共七大的争论如此激烈，甚至前委书记毛泽东也不得不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这绝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红四军中共七大争论的焦点，从表面上看，是要不要在红四军内设立军委这一机构问题。但实质上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军委机构是否设立的问题，而是涉及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关于建军原则问题的根本分歧。
这些分歧由来已久。从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以来，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问题，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即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也常常有所表现。尤其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和闽西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以及部队成分的变化和形势的急剧发展，原有的不同看法和意见便日益激化，从而对毛泽东从井冈山以来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建党、建军原则产生了种种疑问、议论和争论。这种种疑问、议论和争论，在红四军中共七大达到了高峰，并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为了说明这些争论的问题，就先从争论的焦点关于设立军委问题说起吧。
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并成立了红四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军委书记。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便改由陈毅担任。11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6月4日的指示，重新组织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前委是红军游击活动期间的特殊组织，是共产党中央的代表机构，它的组织成员是中央指定的，它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活动地区、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工作。11月14日，红四军六大选举了新的军事委员会，朱德接替陈毅担任军委书记，陈毅改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那时，红四军未建政治部，只有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震林，它实际上是政治部的前身。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常要开会讨论军情和部队行动问题。这样，军委和前委机构就显得重叠，开了军委会又要开前委会，或者开了前委会还要开军委会，而又多是同样一些人，大家都感到“颇生麻烦”。为应付恶劣环境，减少领导层次，便于机断，2月初在罗福嶂山区，由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3月，打下汀州后，部队整编，取消了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改建为红四军政治部，政治部从建立之始，即是在前委领导下的代表党的工作机关，除负责军内的政治工作外，如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宣传、建立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等工作，统由政治部负责，即所谓“前委指挥，政治部对外号召和联系”。
5月间，由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多了，前委既管军队工作，又管地方工作，感到兼顾不过来，为了便于领导，前委临时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委，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
刘安恭（1899—1929），四川人。早年曾到德国留学。1924年回国后参加川军，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学习。1929年回国后不久，便于5月初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做报告，要求贯彻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并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取消主义。这样，刘安恭的到来，便进一步激化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
刘安恭刚由苏联回国，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的历史和斗争情况，就盲目照搬苏联红军的一套做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的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然是错误的。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争论以及其他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活跃起来。这样，刘安恭的到来，对这场争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解决红军内部的争论问题，毛泽东曾采取各种措施，做了许多工作，并多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在会上，关于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否设立军委的问题。一种意见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健全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一种意见认为，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的结果，意见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因而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8日，毛泽东又在上杭县白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向会议提出一份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所以，毛泽东在书面意见中明确表示：“我不能负担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参加会议的共41人，会议最后表决时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临时军委既然撤销，刘安恭兼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同时，刘安恭兼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也由陈毅接任。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并决定于近期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然在继续，而且越来越激烈，并且从党内扩大到党外、从领导机关扩大到基层，直到红四军七大达到了高峰。
在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的争论，即要否在军队建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都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受限制’，‘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
白砂会议后，就在当天夜里，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毛泽东，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348]
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于6月14日在连城县新泉，就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争论问题，给林彪写了一封长约8000字的复信，刊登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以期望能达到党内思想的统一。[349]
这封长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系统地、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红四军创建以来的情况，仔细考察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毛泽东把争论的问题归纳为14个方面，但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毛泽东还认为，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党对红四军的绝对领导权的原因是：第一，“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第二，“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原来党的组织就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长信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所谓“家长制”以及从远方到来的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等等。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了红四军党内产生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在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不正确思想的存在，“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内目前这场激烈争论的性质，是“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因此，毛泽东最后在信中发出号召：“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总之，这封长信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这场激烈争论的原因、经过和性质。
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长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一篇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从而为后来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封信发出后，既未能统一领导机关的思想，也未能解决党内的争论。这充分说明这场斗争是多么复杂和尖锐！
为了统一思想，解决红四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前委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陈毅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又正在代理前委书记，这次大会就由他来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次会议，期望能在他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于是满怀希望地找陈毅谈话，要求陈毅能支持他，做一个好的决议。但是，陈毅一方面对这些争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过分害怕红四军的分裂，宁愿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是血气方刚，要表明自己的独立见解，并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见。”[350]
因此，陈毅和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期间产生了“一场风波”。关于这场“风波”的情况，陈毅的儿子陈丹淮写道：
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七大召开了，有关对这次会议的评价，本文并不想做分析，只是想介绍一下陈毅与毛泽东之间产生的一场风波。陈毅在大会上做了报告，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形势估计、建军方针和克服党内某些错误思想等问题的看法，这些观点基本上是赞同毛泽东的主张的，当然思想深度上要差很多。接着他话题一转，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这样正确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批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而片面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这些意见表现了陈毅当时的思想水平，在很多问题上认识是很模糊的。陈毅还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陈毅是很敬佩毛泽东和朱德的，但是他认为革命同志是可以批评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会议的风波。
朱德是忠厚长者，听了没有讲话。毛泽东则在重申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之后说：“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
陈毅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会议结束的选举上，居然把毛泽东选了下来，大多数人选举陈毅当前委书记。红四军七大没有能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却引起了领导层的波动，这大大出乎陈毅本人的意料。他个人因有八月分兵的前车，自知难当此重任，宣称这只是“过渡内阁”。
会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愤而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养病。这次近乎“夺权”的会议给毛泽东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由中央，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351]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刚毅坚强，深沉严厉，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对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决不妥协，并坚持不懈地展开斗争。
（三）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根据红四军前委决定，由龙岩动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7月11日开幕。但毛泽东和前委的其他同志到达蛟洋后，发现出席大会的多数代表虽然对各自工作的地区或本部门的情况比较熟悉，然而对整个闽西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却若明若暗，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为了使大会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为了使到会代表能掌握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工作方法，因此，毛泽东建议：在大会开幕之前，应该先让代表们认真总结1927年以来闽西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并由代表们先介绍各地区的情况，然后分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政治组织、物价对比、洋货侵入与工农业破产等专题进行充分讨论，开展调查和研究。大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组织代表进行专题的调查研究和讨论。[352]
毛泽东同代表们一起进行研究和讨论。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各种情况的调查研究，非常认真，非常细致。例如，他问大家：“民国十三年地主收租多少？现在民国十八年了又收租多少？”有的代表讲不出来，毛泽东就说：“什么东西都要调查，什么东西都要比较。”他一边说，一边就把一笔一笔的数字写在黑板上，要大家进行研究、比较。再如，他又问：“民国十三年，布、盐、洋油什么价？十八年又是什么价？是贵了，还是便宜了？”许多代表都回答不出来，毛泽东就亲切而又严肃地批评说：“这些事，群众都知道，大家是共产党员，要做群众工作，都讲不出来，不行啊！”他又把这些物价的数字，一笔一笔写在黑板上，和大家一起进行分析。他指着黑板说：“你们看，地主这样加租，物价又这样贵，老百姓生活是这样苦，怎么办？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老百姓高兴吗？当然高兴。群众拥护共产党吗？当然拥护。群众高兴，群众拥护，这样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经过充分准备，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7月20日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即蛟洋广智学校）正式开幕。
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向大会做了工作报告。到会代表还听取了各项专题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闽西党组织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并使之与赣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的三项基本方针和六个有利条件。三项基本方针是：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发展工农武装，彻底消灭民团土匪，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六个有利条件是：一、闽西苏区已有80万已经发动起来并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群众；二、有经过领导武装斗争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中共闽西特委，龙岩、永定、上杭、武平、连城、长汀、平和等七个县委以及各县相当普遍的区委和支部，有三千多党员；三、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有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四、有足够的粮食，可以满足军需民用；五、闽西处于闽、粤、赣三省的边界，而且崇山峻岭，竹茂林密，地形错综复杂，宜于开展游击战争；六、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主要是土著军阀割据，而且内部又矛盾重重，有利于我各个击破。[353]
大会经过认真讨论，制定了闽西党的工作总路线，即“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此外，大会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问题和土地问题等多项决议案。
大会选举了郭滴人、谭震林等15人为新的特委委员，由邓子恢任特委书记，张鼎丞任军委书记，蔡协民任组织部长，兰鸿祥任宣传部长，江华任秘书长。
7月29日，为应付闽粤赣敌人的三省“会剿”，大会提前闭幕。
会议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尤其是创造性地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蛟洋会议”制定的土地政策，吸取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合理成分，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
第二，对于中农，要做到不使他们“受任何损失”；
第三，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实行“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的原则；
第四，对在乡的地主及其家属“将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第五，宣布废除农民对地主的债务，债约烧毁。
这些正确的、创造性的土地政策，不仅为闽西土地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而且为我们党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毛泽东称赞说：“闽西土地解决办法最好。”[354]
总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得很成功，是一次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会议，是一次把马列主义理论同闽西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闽西革命实际问题的会议，因而它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整个闽西根据地的广大农村，迅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很短的时间中，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五十多个区、六百多个乡的土地问题，有八十多万农民分到了土地。”[355]翻身农民积极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参军参战保卫红色政权，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四）“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红四军在闽西的胜利发展，使蒋介石感到震惊。因此，蒋介石于6月下旬便开始部署闽粤赣三省部队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进行“会剿”。这次“会剿”，由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任总指挥。
为了打破敌人的三省“会剿”，7月29日，前委书记陈毅和朱德专程来到上杭县蛟洋文昌阁，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紧急会议，研究打破敌三省“会剿”的方针。
在会上，毛泽东发言指出：敌人内部矛盾重重，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的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
在讨论过程中，“有人主张集中兵力在闽西奋斗，有人主张打出去。结果前委以为在闽西是没有多大办法的，决定出击闽中去”。[356]于是会议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内线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苏区；军部率第二、第三纵队向闽中地区出击，在外线寻机歼敌，以打破敌人的三省“会剿”。
同时，前委紧急会议还决定：根据中共中央4月7日发给毛泽东、朱德转中共红四军前委全体同志的指示信中提出的“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意见，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暂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在会上，陈毅曾请毛泽东回去主持前委工作，但毛泽东拒绝了，他说：“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357]这时候，陈毅才感到问题有些严重了。
在参加闽西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后期，毛泽东因患恶性疟疾病倒了。所以会后，毛泽东由闽西特委派人从蛟洋护送到上杭县苏家坡，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继续指导闽西特委工作。
后来，毛泽东又从苏家坡转移到闽西永定县金丰大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牛牯
，化名“杨子任”，群众称他“杨先生”。这个小山村只有十来户人家，先是住在村子里的华兴楼，后来为隐蔽和安全起见，又转移到离村子四五里的大青山下一间小竹寮里。这间小竹寮不到十平方米，毛泽东给它起名“饶丰书房”，并在一块小木板上亲自用毛笔写了“饶丰书房”四个大字，挂在小竹寮的门额上。就在深山野峪这间小小的“饶丰书房”里，除了服药治病外，更多的时间则是躺在一张帆布床上读书看报，有时则与红军干部和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商讨军机要事，有时则召集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虽然独居深山野峪之间，但他的心却无时不在惦念着前线作战的红四军和后方闽西的地方工作。
根据前委紧急会议决定，8月2日，朱德率军部与第二、第三纵队从上杭白砂出发，8日攻占漳平。中旬，朱德率部队向闽中大田、德化方向前进，并计划渡过乌龙江到浙赣皖边界游击。毛泽东闻讯后，立即让闽西特委致信前委说：闽中山河险阻、炎热多雨，而且又无群众斗争配合，尤其是“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的危险”，所以“提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358]这时，红四军在闽中也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筹措不到给养，加之天气炎热多雨，病员日益增多，并损失了300多人、100多支枪。所以8月下旬，红四军前委放弃到浙赣皖边界游击的计划，返回闽西苏区。
由于三省敌军派系不同，彼此钩心斗角，行动当然不可能协调；同时，留在闽西苏区的第一、第四纵队在广大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迫使敌军退守在长汀、龙岩几个孤立的据点上。所以，当敌军闻讯红四军主力要返回闽西时，便各自闻风而逃、土崩瓦解了。这样，三省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一次“会剿”，便被打破了。
9月下旬，由朱德在上杭县城太忠庙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教训，并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未回来，毛泽东正在闽西养病），同时，朱德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事前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拿出一套意见，而是采取“由下而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方法，放手让大家讨论。结果七嘴八舌，吵吵嚷嚷，讨论了三天，会议毫无结果。正如后来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都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议上来争论，往往是争论到最后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红四军党的“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359]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都深深感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以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于是代表们便纷纷要求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因此，在红四军中共八大期间，由彭祐、郭化若执笔，大家联名致函毛泽东，请他务必到会，并立即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同从前一样，他不愿意在是非还没有弄清楚以前，就不明不白、随随便便地回去。所以，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360]又说：再者，身体不好，我就不参加会议了。这封信的词句，确实有些严厉。
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回来。[361]毛泽东只得坐担架来到上杭。但当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了。大家看到毛泽东浑身水肿，身体虚弱，确实病得很厉害，就让他继续养病。
10月上旬，毛泽东从永定县金丰大山的牛牯
来到上杭县城，住进汀江之畔的“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西医）十多天的治疗，毛泽东的恶性疟疾有明显好转。
10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因有敌情撤离上杭县城，转移到上杭县苏家坡。毛泽东也随邓子恢率领的特委机关来到苏家坡继续治病和休养，并继续指导闽西特委工作。
苏家坡，位于上杭蛟洋与龙岩大池之间。这里群山环抱，幽静安全，是闽西红色区域的中心地带。毛泽东经常与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蔡协民等在一起，研究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等问题，并经常访贫问苦，深入到群众家里，进行调查研究。有一次，毛泽东对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说：依我看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们的任务就在于能把多数群众的意见传达给党委，党委将群众的意见加以综合分析，做出合乎实际的决定，然后再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贯彻和执行。毛泽东还向特委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一定要反对那种只凭主观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和死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在苏家坡从10月下旬，一直住到11月下旬，病情日益好转，身体也逐渐康复。
毛泽东这次患恶性疟疾，确实病得很重，而且一病就是四个多月。因此，在向苏家坡转移途中，毛泽东曾对曾志说：看来我这个人说来命大，现在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在毛泽东生病期间，国民党造谣说他已在福建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听到这个谣传消息后，便于1930年3月20日，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了毛泽东病逝的讣告。讣告的全文如下：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一九二七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同志出身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领导了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投身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当中。一九一九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了宣传运动。在安源煤矿，他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三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败时，他违背了机会主义领导者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一九二八年初，他的军队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他们占领了湘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并在每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红军的活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国民党派出邻省的七个军企图消灭这支红军。根据策略上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的部分红军撤离湖南前往广东和福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那里的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已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泽东的进军，那些被打垮，并被驱赶到粤东山区的红军和农民又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斗争。去年夏天，国民党从六个省抽调六万多人的军队，又一次进攻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军。但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并未能赶走这支一万人左右的红军队伍。相反，战争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崩溃，整旅整旅的士兵开小差，甚至起义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他还帮助揭露和清除了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里存在的改良主义。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是国民党“左派”、第三党以及陈独秀造成的。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362]
这篇讣告显然是误发的，当然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从这篇讣告的整个内容来看，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以及他本人在整个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并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给毛泽东以高度的评价。
迄今为止，这篇讣告可以说是已发现的一篇最早的、比较全面的叙述毛泽东生平和事业的文章。因此，这篇讣告，也可以看作是一篇最早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毛泽东的简略传记。
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又接到福建省委转来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趁国民党两广军阀李宗仁、张发奎联合对陈济棠、陈铭枢混战之机，“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根据中央的指示，前委立即决定：除留第四纵队在闽西坚持斗争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全部开赴广东东江地区作战。
10月19日和20日，红军分三路向东江进发。首先，第二纵队出师不利，司令员刘安恭在进攻大埔时不幸牺牲；接着，敌人不断向东江地区增兵，红军屡战失利，前委遂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11月上旬，全军回到寻乌、安远地区，23日转移到闽西长汀。
由于前委盲目地执行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的主观主义的命令，加上前委领导机关不健全、红四军内部思想工作削弱等原因，所以红四军这次进军广东东江地区，“精锐损失不少，一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二纵队收编的俘虏动摇而沿途逃跑，也缩编为两个支队；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合计损失一千多人。”[363]。这次损失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
后来，朱德总结说：“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入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但错误不很久就纠正了。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364]
（五）“八月指示信”和“九月来信”(www.xing528.com)
1929年7月29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蛟洋召开紧急会议之后，陈毅便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经上杭、龙岩抵厦门，向福建省委汇报工作。而后陈毅又只身转赴上海，再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红四军中共七大后，有关的文件以及毛泽东于6月14日给林彪的信和刘安恭的信件等，都先后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转送到中共中央。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和信件。会议认为：红四军中共七大的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有一封信将毛泽东和朱德分成两派，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制造派别。会议认为，关于红四军的情况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待陈毅来到中央汇报后，再做全面答复。因此，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先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要他们努力同敌人做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的“八月指示信”，除对形势分析和对红四军的行动指示外，主要是对红四军中共七大做了初步表态。指示信明确指出：“在目前敌人四面包围中，主要的任务是在向敌人奋斗”，然而“你们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并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这不能不说是代表大会中的缺点”。指示信还明确肯定了红四军暂不设军委的意见是正确的。指示信还明确批评了“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的错误，要求“安恭同志应依照中央前信的通知调来中央”。[365]
此外，这封指示信还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主要有下面几点：
第一，明确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故武装农民实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必须坚决地执行这一路线”，“不容许有丝毫动摇”。
第二，明确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故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的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如工作不好，组织不得法，那是另一问题，然决不能因此便动摇了根本路线。否则，我们的红军为着何来？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又建立在哪种基础上去？”
第三，明确指出：“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在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自然在一个委员会中，既有一个书记，他在会议席上、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必然要比别人多负点责任。尤其在军队中，在作战的军队中，党的书记当然更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我们只要问一问为什么红军中的指挥不采取委员制，便可懂得军中党的书记职权也就必然要集中一些了。”[366]
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这封“八月指示信”不可能完全正确而彻底地解决当时红四军中共七大所争论的全部问题。但是，这封“八月指示信”显然同后来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应该认为“八月指示信”和“九月来信”，都是后来为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奠定基础的历史文献，也都是研究红四军中共七大至九大的重要历史文献。
陈毅于8月下旬到达上海。8月27日和29日，陈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并于9月1日写了一份《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陈毅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说明一切问题”。[367]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周恩来（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给红四军前委起草一封指示信，交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共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经过三人多次研究和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年以后，陈毅曾几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一次训练班。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通过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后来通常所说的“九月来信”。
周恩来十分推崇毛泽东、朱德建设红四军的经验，所以后来于1930年1月15日，将陈毅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在中共中央军事部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全文发表了，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这“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和采用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关于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368]
因为“九月来信”是陈毅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李立三、周恩来的多次谈话，代表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所以后来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共分为九个部分（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只有八个部分）。
指示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论述了农村红军的重要性，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地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
指示信明确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指示信强调指出：“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指示信要求：“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369]
指示信还对红四军中共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处置的缺点提出了批评：第一，“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的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能使纠纷加重。”
指示信还要求红四军“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应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370]
指示信最后还特别说明：“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371]
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统一红四军党内认识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红四军，并由陈毅负责传达和贯彻执行。在离开上海前，周恩来又向陈毅特别嘱咐道：人常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回去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复职，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还要召开一次党的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做出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六）重返红四军复职
上海之行，使陈毅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有很大提高。
在前往上海途中，陈毅多次听到人们议论“朱毛”的厉害，他才知道红四军的政治影响已远远超越苏区范围，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到上海后，他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参加了中央一系列会议，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红四军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样，陈毅便越来越感觉到红四军中共七大选掉毛泽东就不仅是与红四军发展有关，甚至与整个中国革命事业发展有关的大问题了。所以，当中央曾考虑将陈毅调往其他根据地工作时，陈毅果断地说：“还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了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372]
10月22日，陈毅回到东江地区梅县的松源红四军前委机关。这时，朱德正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率红四军在东江地区作战。陈毅立即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所感受所讨论决定的一切，并在当晚召开的前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和有关指示的精神。会后，陈毅派专人将“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并附上亲笔信转达中央指示，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他还直接向红四军官兵宣传中央指示的精神，并一再表示：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和错误，中共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作”。
11月18日，红四军由东江地区撤回上杭县官庄。在官庄召开前委会议，由陈毅传达了“九月来信”的全文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当时，红四军正处于出击闽中和东江失利、中共八大又没有开好思想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得到中央如此正确而具体的指示，确实顿如扫清了迷雾，使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干部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朱德愉快地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欢迎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他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373]
官庄会议后，朱德、陈毅又致信在上杭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前委主持工作。
11月23日，在红四军再次攻占长汀城以后，前委随即决定，为促请毛泽东尽快返回红四军，特派一支部队专程前往去迎接，并带了一封陈毅的亲笔信。陈毅在信中写道：“从中央回来，于二十二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374]关于这件事还有另一种说法：“陈毅亲率一连兵马前往苏家坡，迎接毛泽东回前委复职。”[375]
11月26日，毛泽东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随同前来迎接的部队，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城，与朱德、陈毅会合。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也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还在自我检讨时说：中共八大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毛泽东赞扬中央“九月来信”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陈毅说：“是大家讨论，我起草的，周恩来看过，一字未改通过的。”毛泽东看到陈毅的思想和理论水平提高得这么快，非常高兴。[376]
这样，毛泽东与朱德、陈毅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思想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进一步向前发展了。
11月28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信做了报告。该信的全文如下：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377]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378]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379]，《红旗》[380]，《列宁主义概论》[381]，《俄国革命运动史》[382]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 ”[383]。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于汀州[384]
中央收到毛泽东的这封信以后，深感欣慰。当红四军攻打梅县失利退出东江地区后，中共广东省委对红四军的前途颇感忧虑，曾派人带着省委的信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失利的情况。中共中央于1930年2月1日在给广东省委的复信中说：“省委现时所虑的好像还没有知道润之同志病愈复职这件事。四军由粤境退入闽西，润之便已病好，见着陈毅后便复职，且来一信致中央，声明四军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并说，毛泽东的“复职”，使红四军重新“确立”了“中心的政治领导，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考察时，毛泽东和朱德都分别同他谈了话，并都各自做了自我批评。后来涂振农于1930年10月1日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地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385]
这样，围绕建军路线的一场激烈争论，就妥善而正确地解决了。
实践证明，在艰难、曲折、复杂的革命过程中，人们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认识，以致产生激烈的争论，这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而问题在于采用什么方式妥善而正确地解决这些不同的思想和认识。很显然，采取调和折中、息事宁人的办法是不行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和路线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路线。如果不是这样，而让错误的思想和路线占了上风，那么革命事业就必然要遭受损失、挫折，甚至失败。正如后来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386]
（七）筹备和召开古田会议——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9年11月28日，即在致信中共中央的同一天，毛泽东在长汀又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和广东地区特委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问题。会议决定在近期内对红四军进行整顿和训练，并安排了12月份的主要工作，即：一、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并扫除红四军内的封建残余制度（如废止肉刑、枪毙逃兵等）。
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出席了这次前委扩大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是半年多以来第一次团结和民主的会议。
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长汀，进驻连城新泉，开始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进行为期十天的整训，这就是著名的“新泉整训”。
军事训练由朱德主持，政治训练由毛泽东主持。
在新泉期间，毛泽东、朱德、陈毅都随军部驻在当地乡苏主席张育才的农舍——“望云草室”。
为了开好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
在“望云草室”的大厅里，毛泽东在陈毅的协助下，召开各级干部会议和各种类型的调查会，采取讨论的方法，详细了解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问题，同大家共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和研究纠正的方法。毛泽东还多次深入连队，听取战士们的各种意见和反映。同时，他还特别深入到周围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听取农民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和反映。这样，通过十几天的“新泉整训”，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新泉整训”期间，蒋介石调动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三省“会剿”，仍以金汉鼎为总指挥。为了集中精力开好红四军中共九大，除第一纵队少量部队留驻新泉警戒敌人之外，其余部队于12月中旬全部移驻闽西根据地的腹心地区上杭县古田镇一带。
古田，是上杭县东北部的一个大集镇，也是上杭、龙岩、连城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三条大道与外界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好，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前委选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比较理想的地点。
在古田，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纵队、支队和大队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毛泽东向大家阐明了联席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根据红四军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将会议的代表分成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个专题小组，分别进行研究。各小组对本专题存在的问题，要找出产生错误的根源、危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纠正办法。毛泽东则深入到各个小组进行具体指导和搜集情况。由于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所以大家都能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因而开得生动活泼，充满了团结、友好的气氛。同时，联席会议还根据“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酝酿了新前委的候选人名单。这次联席会议连续开了十多天，进一步为开好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这个联席会议实际上就是红四军中共九大的准备会。
联席会议后，毛泽东又在陈毅的协助下，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两年多来部队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目前部队的实际情况，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至此，会议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经过充分准备，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镇的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宗祠）隆重召开。
大会以前委书记毛泽东，军长、前委委员朱德，政治部主任、前委委员陈毅为领导核心。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陈毅兼秘书长。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并专门做了关于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与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为新的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387]
古田会议，由于毛泽东做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所以正式会议只开了两天就顺利结束，圆满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后来，在向党中央的报告[388]中，对这次会议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总结：“在九次代表大会前，一切问题都要大家来讨论，前委当时对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形成了极端民主化的领导。每逢开会事先没有准备，开会缺一个不到都不行，必须等各个纵队人都来齐了才开，有的会开会好几天，争论的结果仍没有解决。这同七次大会时朱、毛争论中所谓的‘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度与由下而上的民主制’问题一贯而来的。到九次大会才正确的明显的决定要接受中央指示，纠正了极端民主化领导倾向，一切问题要集体领导。因此，九次大会的各种提案，都是在大会前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开会起草，前委审查以后提交大会。大会选举也事先准备意见，提出要‘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的人才当选，反对从前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的办法，并提出名单贡献大会。这样一来，九次大会便有精神了，只开了两天，决定了很多的工作路线，绝不像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从此会后，自前委直到支部各级指导机关的指导路线，就改变过来了。”
可以这样说，古田会议是贯彻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的一个典范。在集中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又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高度集中。正因为实现了高度的民主，又实现了高度的集中，所以古田会议开得十分成功。
在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引下，红四军党内一场围绕着建军路线的激烈争论，有了正确的答案，古田会议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在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正确建军路线的基础上，空前地团结起来了，并迎来了红四军和革命根据地飞跃发展的新局面。
陈毅请回毛泽东复职，又开了一个很成功的会议，圆满完成了党中央嘱托的历史重任。陈毅的思想也由中共七大风波到古田会议达到一个新的飞跃，对中国的革命道路、建军路线和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都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
那么，陈毅今后该到哪里去工作？毛泽东坚决地说：“你哪里都不要去，就留在这儿！”[389]
毛泽东和陈毅的友谊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八）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古田会议决议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军队。整个决议约3万字，它的内容共八个部分：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废止肉刑问题；七、优待伤病兵问题；八、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第一部分是整个决议的核心内容（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因为红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以为了搞好红四军的建设，就必须首先搞好红四军内共产党的建设。为此，古田会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首先就是要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红四军中共七大上已相当尖锐，甚至非无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这是一场原则的分歧和争论，它涉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及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建设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等根本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来进行党的建设呢？决议强调指出：首先要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也就是要首先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议列举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主要有八种：一、单纯军事观点；二、极端民主化；三、非组织观点；四、绝对平均主义；五、主观主义；六、个人主义；七、流寇思想；八、盲动主义残余。决议深刻地指出了这八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危害、根源以及纠正的方法。这八种错误思想就其性质来说，有的属于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有的属于游民无产者的意识如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但从总体来讲，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固有表现，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这是因为党的工作重心实际转移到农村后，党长期在农村中发展，农民大量涌入党内以后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因此，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就自然表现得特别突出。
所以，纠正这八种错误思想，是古田会议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进行党的思想和政治建设的关键所在。
为此，决议的第一部分，后来经毛泽东亲自校阅，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收入第1卷，并题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关于克服上述八种错误思想的有效方式，只能是加强党内教育和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一般说来都属于思想和认识问题，如果采取强制、压服甚至简单粗暴的方法，是绝对不会奏效的，因而只能靠通过加强党内教育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办法，以求得党内矛盾的解决，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因此，决议还专门写了“党内教育问题”一章，并具体规定了进行教育的材料和方法。同时，决议还强调了开展党内批评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开展批评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在着重强调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同时，决议还明确指出应注意从组织方面进行党的建设。
决议明确指出了反对极端民主化错误倾向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同时，决议还就“党的组织问题”专门写了一章，做了许多具体规定，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例如，再次重申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明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再如，过去“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长官，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结果把党组织弄得非常松懈。因此，决议中特别规定了吸收新党员的五个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决议还坚决要求将“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第二，关于军队建设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两年来建军的基本经验，重申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根本思想。决议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从而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绝对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完全服务于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根本点，也是红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根本标志。正是从这一根本思想出发，所以决议明确规定：
（1）规定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在红军中要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决议严肃批评了削弱党的领导的单纯军事观点，强调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2）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还严肃批评了那种认为红军的任务和白军一样都是单纯打仗的错误观点，指出：红军如果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3）重申了关于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并严厉批评了流寇思想。决议指出：“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中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决议还明确指出了纠正流寇思想的具体方法。
（4）重申了民主主义原则，并专门提出“废止肉刑问题”。决议指出：“肉刑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封建阶级为了维护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反抗和叛乱”。那么，为什么红军中也存在肉刑呢？这是因为“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的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但是，采用肉刑制度的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生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因此，决议规定了一整套坚决废止肉刑的制度和方法，并决定在红四军的官兵之间普遍深入地开展一场废止肉刑的运动，向军阀主义残余做坚决斗争，从而彻底划清白军和红军的界限，并真正确立起新型的官兵关系。
此外，决议还明确规定了红军必须正确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并执行优待伤兵、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等各项政策。
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古田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农村战争环境条件下实现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正确的建党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因而党员的来源也就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一个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并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要成分的党，能否保持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正确解决党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而任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泛滥，那就会使共产党蜕变成“农民的党”或其他什么阶级的党，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就像过去历代农民战争那样。因此，周恩来指出：“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的。”他举例说：“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390]因此，能否使党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条件下实现无产阶级化，这关系着革命的成败，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一个关键问题。
古田会议正是成功地解决了历史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重大课题，找到了一条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条件下使党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化的正确道路，从而准确地抓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这个关键问题。
但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不大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农村环境中实现无产阶级化。甚至到1940年，周恩来前往共产国际时，他们还是担心中国共产党“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周恩来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391]但他们仍不以为然。然而，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战争环境条件下实现无产阶级化的伟大成功。
所以，古田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战争环境条件下无产阶级化的这个重大课题，不仅保证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实现，而且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
其次，古田会议还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两年多以来建设的丰富经验，从根本上正确解决了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条件下，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而使红四军和一切旧式的军队彻底划清了界限，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然而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而且后来各部分红军也都先后照着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都完全成为真正的新型人民军队。因此，《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建设的一个伟大的纲领性文献，它标志着中国红军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正式形成，是我军建军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总之，《古田会议决议》在总结两年多来建军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系统地解决了在农村战争环境条件下，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因而是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同时，这个决议也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后，整个红四军立即掀起了一个学习和贯彻会议决议的热潮。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的指引下，红四军阔步前进跨入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满怀着战斗的豪情来迎接更加波澜壮阔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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