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当时主要是指江西南部以赣州为中心的赣江上游地区；赣西，主要是指以吉安为中心的赣江中游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地理上南北毗连，后来赣西的遂川以北、赣江以西部分称湘赣地区，赣西的其他地区与赣南统称赣西南或赣南地区。
闽西，当时主要是指福建西南部的长汀、龙岩、上杭、永定、平和、武平、连城等县。
赣南、闽西地区，包括江西南部和福建西南部共30多个县，这一带山峦重叠，树木繁茂，物产丰富，有广阔的回旋余地，适宜于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这一带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也都比较好：赣南、赣西武装起义建立的工农革命军已发展成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并以“秘密割据”的形式，建立了东固、桥头两块革命根据地；闽西也广泛发动农民举行起义，并建立了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这一切都为在赣南和闽西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一）进军赣南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和军部直属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进军，从而揭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幕。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沿湘赣边界向南经遂川、上犹、崇义，于1月22日攻占大庾县城。何键得知红四军出动的消息后，便立即从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的五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士毅部共四个旅，进行堵截和跟踪追击。
这样，红四军主力在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地区以后，便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当时严冬腊月，冰天雪地，行军十分困难，并且也不像在根据地那样到处有党组织的紧密配合和群众的热烈支持，因而消息十分闭塞，甚至连一个通风报信的群众也找不到。红四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情况。
然而，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李文彬率第二十一旅于1月24日悄悄逼近大庾城，突然发起攻击。毛泽东、朱德匆忙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前没有得到情报，兵力未能集中起来，仓促应战，因而战斗失利，损失很大。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不幸负重伤（不久牺牲），独立营营长张威、第三十一团第三营营长周访、第二十八团特务连连长郑特等亦英勇牺牲。
在撤出大庾后，为了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战法，经粤北的南雄，再折向东转入赣南的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在1月底，红四军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到达寻乌县吉潭乡项山的圳下村宿营。不料，第二天拂晓，又遭到刘士毅旅和地方靖卫团的包围和偷袭。情况十分危急，在突围时毛泽东、朱德、陈毅及军部机关都失散了。突围后，经过紧急行军这才摆脱了敌军的追击。这时，大家才发现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不见了！
直到断后的部队赶上来，才知道突围时，伍若兰为了保卫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首长的安全，同其他同志一道向敌人猛烈射击，不幸腿部受伤，未能跟上队伍，因而被敌人抓走了。
后来不久，在1929年2月12日，伍若兰便在赣州被敌人杀害了，年仅23岁。
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至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前委和军部就设在一个祠堂里（乡公所驻地）。鉴于圳下村的教训，毛泽东和朱德再三叮嘱各团要注意加强警戒。
顾不得旅途疲劳，毛泽东便立即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当前的形势和总结进军赣南以来的经验教训。为适应紧急行军和指挥作战方便的需要，会议决定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同时，为了安置伤兵，为了使指战员能暂时获得休整时间，为了援救井冈山，会议又决定红四军主力向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建立的东固根据地进军。会议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就前来报告：刘士毅部正向罗福嶂实施包围！
2月2日拂晓，红四军主力撤离罗福嶂，沿着闽赣边界的武夷山北上。
2月9日，即农历腊月三十日，红四军主力进抵瑞金县城以北的大柏地和隘前地区，而赣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也紧紧尾追而来。毛泽东、朱德便当机立断，决定利用大柏地一带的有利地形，消灭尾追之敌，以摆脱被动局面。
大柏地是瑞金北部距县城约60里的一个山区村镇。从隘前到大柏地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山谷，长约10余里，山谷的两侧高山耸立，古树参天，地形险峻复杂，只有一条小路逶迤谷底通往宁都，这是一个理想的打伏击战的有利地形。
红四军各部按照作战部署，以大部分兵力埋伏在敌军必经之路大柏地附近谷地的两侧，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在隘前方向警戒。这样，就布成了一个长形口袋阵，严阵以待，等着敌军来钻。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敌军进至大柏地以南的隘前时，便与我警戒部队开始接触。我警戒部队则边打边退，将敌军诱至大柏地附近我军部署好的“口袋阵”。这时，我埋伏部队便居高临下突然发起攻击。战斗十分激烈，也打得十分艰苦，甚至朱德也带头冲锋，就连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着枪指挥警卫排进行战斗。从10日下午一直激战到第二天上午，终于将该敌两个团大部分歼灭，俘虏敌军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8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水旱机关枪6挺，刘士毅残部溃退赣州。这就是著名的大柏地战斗。
这是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关键的一仗。这一仗有力地扭转了红四军主力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使整个局面顿时为之改观，从而为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开辟革命根据地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所以，陈毅说这是“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320]。
红军主力虽然在大柏地打了大胜仗，但全体指战员的吃饭问题却成了大事。因为这里不是革命根据地，群众对红军不了解，所以都躲进山里不敢出来。鉴于这种特殊情况，毛泽东、朱德采取了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菜、油、盐，但要留下借条，说明日后要偿还，并正式贴了布告。毛泽东向来十分重视取信于民，说到做到。后来，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的时候，毛泽东又亲自来处理这件事。他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说明情况，并责成宋裕和（军委的军需负责人）用担子挑着现大洋挨门挨户亲手发给群众，并叮嘱宋裕和说，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宋裕和共计发了现大洋3500块。这件事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群众说：“从来没有听到过军队还钱给老百姓的事。红军真正好！”[321]
后来，1933年夏天，毛泽东再次经过大柏地的时候，巧逢雨后斜阳，彩虹飞天，关山格外苍翠，使他又不禁回忆起当年激烈鏖战的情景，于是便吟成了著名的词章《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322]
大柏地战斗后，毛泽东、朱德便挥师北进，乘胜进占宁都，并于2月17日抵达吉安县东固地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合。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泰和、兴国、宁都、永丰、吉水六县的交界处，距上述县城都很远。它周围群山环抱，中间是一片田地和村落，只有五条崎岖山间小路通向山外，无论从哪一条小路进去，都必须翻山越岭和穿过险关要隘，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大米、茶油、竹木、药材等，的确是一个屯兵割据的好地方。
早在1927年2月，东固已开始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暴动，建立工农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1928年4月起，曾多次派人前往井冈山送信，介绍东固的情况，从而沟通了这两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比较，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即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秘密的割据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就是说，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也是公开的，但割据的形式却是秘密的，即不建立公开的政权机构和固定的赤卫队组织，共产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如农民协会）也都是秘密的。这样，敌军来了就完全寻找不到打击的目标。这种特殊的割据形式，在红军力量不大和反动统治势力又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毛泽东在东固传达和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并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毛泽东认真研究和总结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在东固地区实行秘密割据的经验，认为这种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秘密割据的形式有许多好处，敌军来了便于掩护，敌军走了可以立即开展工作，并且由赤卫队发展起来的红军，也可以运用灵活轻便的游击战术，因而游击区域也可以发展得很宽。所以，毛泽东便把这种秘密割据的经验，于4月13日在雩都（今于都县）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323]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多星期，消除了疲劳，振奋了士气，取得了补给，也妥善安置了伤员。同时，在这里也得到了井冈山失守和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突围下山转战赣南的消息。
为加强东固红色区域和红二、红四团的建设，在离开之前，红四军前委决定留下毛泽覃等一批有经验的军事和政治干部参加东固地区的工作，同时还拨给红二、红四团一批枪支弹药。后来，红二、红四团以红四军为榜样，在部队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团设党委、连建支部，在团一级设立政治部，在团、营、连三级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执行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红二、红四团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战斗力。
红四军主力同江西地方红军第二、第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对于后来开辟大片的赣南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所以，陈毅在当时所写的《红四军军次葛坳突围赴东固口占》一诗中称赞道：
东固山势高，
峰峦如屏障。
此是东井冈[324]，
会师天下壮。[325]
关于红四军主力这个时期在赣南艰苦转战的情况，后来，毛泽东在向福建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二十日（应为二十四日——笔者注）在大庾与李文彬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乌，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二月一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326]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宁都、兴国、吉安之交，地属吉安）。二月十一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
“追兵后续队伍李文彬部（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并与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雩都），安置了伤兵。及李文彬（赣军最精锐部）追至东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动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327]），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复入宁都、瑞金之壬田市。”
“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约二百余枪，六百人，最大的就是干部损失多员，最为可惜。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时之胜利。”[328]
1929年1月在向赣南和闽西进军途中，曾发布了著名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和《共产党宣言》。布告和宣言是毛泽东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并结合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起草的，是在下井冈山之前已经准备好了的。这两个文件用通俗的语言清楚地阐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和红四军的主要任务。
《红四军司令部布告》[329]是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全文如下：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330]，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331]
《共产党宣言》是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党部的名义发布的。宣言说“中国的革命现在还是民权革命的阶段”。这个民权革命是要打倒三个反革命的东西。第一，打倒帝国主义。不许洋人在中国逞凶，中国归中国人自己管，不许洋人支配中国。第二，打倒地主阶级，推翻封建制度，把田地平分给农民。第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宣言在最后写道：
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今来至此地，所执行的任务，就是上面所说的三件。同时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所执行的任务，也就是上边所说的三件。要执行上述三大任务，特依照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的批示，发布下列十大政纲：
（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六）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
（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
以上十条政纲是达到三大任务的具体方案。工人们、农民们、兵士们、一切贫苦群众、一切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快快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新军阀奋斗啊！[332]
很显然，布告和宣言是动员各革命阶级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做斗争的号召书，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政治纲领。
（二）挺进闽西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本来是想以“围魏救赵”的方式，将包围井冈山的敌人引开，然后内线、外线配合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而后红军主力再返回井冈山。所以，红四军下山后，一直沿着赣湘边界向东南方向且战且走，直至粤北边界的南雄；而后又从南雄折向东，沿着赣粤边界前进，再沿着赣闽边界折向北，最后到达吉安的东固地区。这样，就等于绕了一个2000多里的大圆圈，到东固已绕行了全程的五分之四，东固距井冈山已经不远了，只剩了五分之一的路程。但是，红四军在东固休整期间，得到井冈山失守的消息，知道彭德怀已经率领红五军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了。这样，原定内线、外线配合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第三次“会剿”的计划，已再无实现的可能。同时，赣敌李文彬部和吉安驻敌金汉鼎部也先后进逼东固。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红四军前委便决定采取变动不居的游击政策（即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追击。所以，红四军于2月25日离开东固，转向闽赣边界地区游击。3月11日，红四军从瑞金出发，翻越武夷山跨入闽西境内；12日，进抵长汀县西南的四都宿营。
盘踞长汀当地的土著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闻讯后，急调一个团于13日进攻四都；同时，又调动一个团在长汀城南的长岭寨设防。
郭凤鸣原是土匪头目，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他坐镇汀州，统辖闽西各县，残酷压榨人民，群众恨之入骨。
敌军一与红军接战，立即纷纷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到长岭寨附近。14日，红军向长岭寨发起总攻。经3小时激战，全歼守敌2000余人，击毙匪首郭凤鸣，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当天下午，红四军押着俘虏、抬着郭凤鸣的尸体，浩浩荡荡进驻长汀城。
在长汀城内，又没收了郭凤鸣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和两个兵工厂。
长岭寨大捷，轰动了长汀城。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热烈欢迎红四军进驻汀州[333]。3月15日上午，红军在汀江畔召开群众大会。会议由朱德主持，毛泽东发表讲话。他通俗生动地向群众讲道：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工农的子弟兵，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军队。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毛泽东还当众宣布了郭凤鸣的十大罪状，愤怒的群众，将郭凤鸣的尸体缚在高高的木架上，示众三天。大会还将郭凤鸣掠夺的大批粮食和物资，当场分给到会的群众。
长岭寨，又名胜华山，位于武夷山脉南段，在长汀县城南15里的地方。红四军在长岭寨首战告捷，沉重打击了闽西军阀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闽西人民的革命热情，从而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旧称汀州），位于汀江上游，地处闽赣边界，是沟通赣南、闽西和粤东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通衢，商业、手工业和文化都比较发达，商人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
在汀州城，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前委委员谭震林的协助下，会同长汀地方党组织，在红四军军部驻地“辛耕别墅”召开了社会阅历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六种人员参加的调查研究会。这六种人员，一是老裁缝，他们到许多豪绅、地主、官僚、富商家里做过衣服，了解这些人的生活情况；二是老佃农，他们熟知地主豪绅们的土地占有和租利剥削情况；三是钱粮师爷，他们熟悉全县钱粮税捐的收缴情况；四是老衙役，他们清楚豪绅巨富和衙门官府交往的底细；五是老教书先生，他们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六是流氓头子，他们知道三教九流各种社会势力的情况。因为这些人都头一次见到红军，所以在调查会上都显得有些拘谨不安。毛泽东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的革命宗旨。于是到会者便消除了疑虑，坦率回答了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主动提供有关情况。(www.xing528.com)
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很快摸清了长汀县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情况，从而准确地制定了打土豪、筹款项以及各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没收了十余家反动派的财产和粮食，筹得款项3万余元，并向商人筹借款项2万余元。没收的财产和粮食，除少部分留给红军做给养外，大部分都散发给贫苦群众。对此，长汀的城乡群众个个拍手称快，赞叹不绝。大家说：“谁是反动官僚，谁是土豪劣绅，没有一个能逃出毛委员的掌心。毛委员真是料事如神，胜过当年诸葛亮！”
同时，根据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还制定了各项城市政策。在发布的《告商人及知识分子》文告中这样写道：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三大任务上努力。”
“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红军政治部正需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员，那些能够刻苦耐劳勇敢奋斗的革命的学生们、教职员们，均可加入红军来作政治工作。”[334]
这个文告的发布，对争取商人和知识分子站在革命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红四军进驻长汀后，又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的工作。利用汀州城的印刷条件，印制了大量中共六大文件和进军赣南、闽西以来在途中发布的各种布告和传单，并派出大批宣传队到城乡各地张贴散发，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遵照前委决定，红四军各部举行了短距离的分兵，深入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和发展了地方党的组织以及各种群众团体。在很短时间内，长汀县的群众革命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3月下旬，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丘潮保任主席。这是闽西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发布政纲，着手建立和扩大赤卫队组织，发动群众支援红军，进行打土豪和开展土地革命。
为便于进行游击活动和开展群众工作，红四军在长汀期间进行了整编，由团的建制改编为纵队。全军共编成三个纵队：二十八团改编为第一纵队；军部直属特务营和独立营改编为第二纵队；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营），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相当连）。每个纵队500多支枪、1200多人。序列如下：
第一纵队
司令员[335] 林彪
党代表 陈毅（后由熊寿祺继任）
第二纵队
司令员 胡少海
党代表 谭震林（兼）
第三纵队
司令员 伍中豪
党代表 蔡协民
根据中共六大《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关于在红军中建立政治部的要求，将下井冈山前组织的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军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军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任军政治部副主任。每个纵队设立纵队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
前委决定：将筹集的5万块银圆，一部分寄给党中央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一部分赔偿大柏地战斗中当地群众的损失，并委派前委管理员宋裕和专程去大柏地处理这件事；再留一部分作为红四军的军费。留下的这一部分，除全体指战员每人发4元做零用钱外，大部分用来赶制新军装。利用从郭凤鸣军服厂没收来的20余架缝纫机，在汀州成立红军被服厂，用筹集来的军款购买布料，由裁缝工人帮助赶制一式的灰色军装4000套。
红四军全体指战员，每人发一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缀红五星的新军帽，还有一副新绑腿。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以来，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制式新军装，军容焕然一新，更加威武雄壮。
（三）确立“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
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期间，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桂（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各派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激化。在1929年3月间，首先蒋桂战争揭开了序幕。蒋介石为从桂系军阀手中夺取湖南、湖北两省地盘，便将驻江西之正规军大部分调至九江一带。这样，蒋桂战争的爆发，就为在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的“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对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闽、赣、浙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和自然条件进行了分析，并对红四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议决定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计划，这就是：红四军将利用蒋桂战争的有利形势，在地形复杂、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赣南、闽西20多县的广阔范围内，扩大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创造和发展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它与井冈山根据地连接起来。这是一个新的宏伟的战略计划。
当晚，毛泽东代表前委将这一战略计划向福建省委和中央写了报告。报告指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的割据，并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报告还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同时，报告还就党在全国工作的重心问题提出了建议：“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336]，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闽粤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337]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大大开阔了革命的眼界。毛泽东写给党中央的报告，站在纵观全国革命形势的高度，根据赣南、闽西的革命实践，描绘出一幅创建包括赣南、闽西和湘赣边界在内的广阔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展现出井冈山革命道路胜利发展的广阔前景。这一宏伟的战略规划，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
鉴于江西国民党军队北调九江一带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的情况，红四军前委便决定暂缓向闽西腹地进军，应迅速回师赣南，利用赣敌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首先巩固和扩大赣南红色区域，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于是，红四军便结束了在汀州17天的群众工作，迅速回师赣南。
1929年4月1日，红四军主力离开汀州回师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由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
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中共中央2月7日发来的给润之（毛泽东）、玉阶（朱德）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有名的“二月来信”。
来信对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都做了悲观的估计，对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了错误的主张。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立即“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以“避免敌人的消灭”，“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同时，为了隐匿大的目标，来信还要求毛泽东、朱德“应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据周恩来回忆，中央“二月来信”所反映出来的悲观情绪，主要是受了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的影响。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布哈林曾经做过报告。“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毛泽东、朱德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338]
收到“二月来信”后，毛泽东立即召开前委会议进行讨论。4月5日，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以斗争的实践经验为根据，代表前委向中央写了复信，坦率地申述了不同的意见和主张。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在复信中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339]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接着又说：“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
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毛泽东详尽阐述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而不能将队伍分散得很小以及必须健全领导机关的理由。他在复信中写道：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的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的胜利，地头之蛇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无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
关于调朱、毛去中央的问题，复信表示：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复信还着重分析了南方几省的敌我形势，并进一步向中央建议，提出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宏伟战略计划。信中说：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340]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341]两部均为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342]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斗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343]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344]
在4月5日的复信中，毛泽东还再次重申了红四军前委在福建长汀会议所做的决定。
复信的内容是对3月20日汀州会议决策的进一步发展，复信中提出的战略目标更远大，范围更广阔。这个战略计划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农村更广阔的范围内，大刀阔斧地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
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正是在这项宏伟战略计划的指引下，经过英勇奋战，终于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以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为基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湘赣、闽浙赣、湘鄂赣等许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使井冈山点起的星星之火，燃烧成熊熊的燎原之势。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在实践这一宏伟战略计划的过程中，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终于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完整理论。
（四）赣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8日，毛泽东同朱德、彭德怀率领部队由瑞金进驻雩都（今于都）县城。
4月11日，毛泽东在雩都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前委委员、红四军和赣南负责人以及中共中央军事部派来的代表罗寿男。会议对蒋桂战争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就如何实现“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进行了具体研究和部署。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地区，协同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部队，恢复和发展以井冈山根据地为基础的湘赣边苏区，以与红四军在赣南的行动相呼应；红四军主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则在赣南、闽西20多县的广阔区域内，进行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4月14日，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离开雩都返回井冈山。
为贯彻落实“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红四军利用蒋桂战争的有利时机，首先在赣南地区的雩都、兴国、宁都、赣县、瑞金等县进行了著名的“四月分兵”。红四军以纵队为单位，分三路前往各地，然后再分散为支队、大队进行活动。其主要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各级红色政权。
驻雩都期间，毛泽东在县城召集工农代表开座谈会，并指导中共雩都县委积极筹备成立雩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4月12日，毛泽东出席了庆祝雩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号召雩都人民团结起来，在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努力扩大红色区域，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由张文焕任雩都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雩都县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是赣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接着，又建立了雩南、雩北、雩东、雩西等四个区的革命委员会。
4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从雩都进驻兴国县城，住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
在兴国期间，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导第三纵队分兵发动群众，并调查兴国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翻阅兴国县志，并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和现状。他还在中共兴国县委召集的党团干部以及活动分子会议上传达了中共六大决议的精神，并要求大家带领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在毛泽东指导下，4月15日，兴国县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由肖芳全任主席。
接着，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政纲的主要内容是：
（1）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成立区、乡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2）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
（3）取消国民党政府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4）建立地方武装——游击队和赤卫队；
（5）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的革命政权。
这个政纲，对赣南各县的政权建设起了示范和指导作用。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曾深入到兴国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赤脚下田和群众一起劳动，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向群众了解兴国县的土地占有情况。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制定和颁布了《兴国土地法》。
《兴国土地法》是根据中共六大精神，结合兴国地区的具体情况，在吸取《井冈山土地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内容共有八条，对于没收土地的范围、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和区域标准、山林的分配方法、土地税的征收以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红军与政府工作人员分配土地等问题，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毛泽东后来于1941年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指出：《兴国土地法》同《井冈山土地法》比较，有一点重要改正，就是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这一改正，明确规定了土地革命所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地主阶级，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中同时打击中间阶层和侵犯自耕农利益的不妥当政策，这就使党的土地政策更加完善。但是，对《井冈山土地法》中的另外两个原则错误（即“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和“禁止土地买卖”）还没有来得及改正，所以《兴国土地法》中还规定了将没收来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并“禁止买卖”。这两点到1930年以后才做了改变。所以毛泽东指出：这反映了“我们对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
为更好地贯彻和执行《兴国土地法》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毛泽东还特地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按照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专门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共办了7天，毛泽东亲自讲授主要课程。参加训练班的有陈奇涵、萧华、胡灿、蔡馥兰等40多名党团活动分子。
4月下旬，在雩都（今于都）、兴国县境内进行分兵活动的红四军所属部队，逐渐转向宁都县境内。4月29日，毛泽东率第三纵队与第一、第二纵队会合。4月30日，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一举攻克宁都城，活捉敌团长赖世琮，歼敌500多人。
攻克宁都后，毛泽东在宁都县中共党员大会上，具体阐释了中共六大决议中提出的“十大政纲”，指出宁都党组织目前的迫切任务是收缴反动武装，扩大赤卫大队，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还提议红四军军部拨出一批枪支弹药给宁都县赤卫队，以扩大地方武装。
在毛泽东指导下，5月3日，在宁都县城召开了5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宁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彭澎任主席。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做了讲演。
为适应赣南地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中共赣南特委于5月上旬召开了赣南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确定赣南党组织的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壮大党的组织，扩大地方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大会选出新的赣南特委，由肖韶任书记。这样，整个赣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便更加深入广阔地开展起来了。
红四军在赣南分兵，历时45天，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它充分利用蒋桂战争的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建立了雩都、兴国、宁都三县的红色政权，同时其他一些县、区的群众革命斗争也有很大发展。这样，赣南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形成，从而为实现“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打开了新局面。
（五）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9年5月间，蒋桂战争以桂系败退暂时告一段落。于是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便迅速调动兵力分路由赣州、泰和、临川向雩都、兴国、宁都、瑞金推进，企图一举围歼红四军于赣南地区。然而同时，粤桂军阀之间又发生混战，打得难解难分。盘踞在闽西龙岩地区的国民党土著军阀陈国辉，为了自己的利益，也率领自己的部队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去广东参加军阀混战。这样，闽西地区的敌军驻防就一时呈现空虚状态。于是，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便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红四军再度迅速入闽，以推动闽西地区的革命斗争。
5月18日，正在宁都、兴国、雩都各县分兵活动的红四军，迅速集结于瑞金。当晚，毛泽东在瑞金的叶坪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形势和红四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根据前委制定的“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和闽西特委送来的报告，决定红四军应暂时避开赣敌进攻的锋芒，转向敌人力量空虚的闽西，发展闽西的游击战争，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瑞金出发，再次翻越武夷山，第二次挺进闽西。
当晚，毛泽东在长汀县濯田写了两封信，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送信。一封送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知红四军正向闽西纵深区域进发，希特委做好策应准备；另一封送闽西地方武装负责人曾省吾、傅柏翠等，要他们在5月21日到连城县庙前商量军事行动计划。
21日晚，毛泽东在庙前孔清祠会见曾省吾等，听取了有关敌情汇报，知道驻守龙岩城的只有陈国辉第一混成旅的两个营与旅直属队机枪连和特务连。于是前委研究决定：趁陈国辉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参加军阀混战之机，出敌不意攻占龙岩城。
22日晨，毛泽东同朱德率红四军按计划向龙岩疾进，于傍晚进抵距龙岩30里的小池宿营。23日拂晓，红四军突然向龙岩发起攻击，迅速歼灭陈国辉的留守部队两个营，第一次进占龙岩城。为诱敌归巢，彻底消灭陈国辉，红四军于当天傍晚撤离龙岩城，前往永定，同张鼎丞等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会合。
25日，毛泽东同朱德率红四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解放永定县城。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永定解放，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并发动群众拆毁永定城墙。
27日，在永定县城南门坝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毛泽东向群众发表演说，并宣布成立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
在红四军攻克龙岩、进军永定期间，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根据毛泽东写给特委指示信的精神，召开特委紧急会议，通知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各县县委准备组织武装暴动，以配合红四军入闽作战。
在红四军转向永定后，敌军又重占龙岩。为诱使陈国辉部主力回援，聚而歼之，红四军会合地方武装再次发起攻打龙岩的战斗。6月3日，红四军第二次攻占龙岩。6月5日，在龙岩城内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邓子恢任主席。
由于老巢不断告急，陈国辉便率第一混成旅匆匆由粤东撤回闽西。为给诱歼第一混成旅创造条件，红四军便又主动撤离龙岩、永定，向西及西北转移，先在上杭以东的白砂歼灭第二混成旅残部一个团，接着又攻占上杭东北的旧县、南阳等地，遂使长汀、连城、上杭、永定、龙岩五县的边界地区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月10日，红四军进驻通往赣南的要隘连城县新泉镇，以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红四军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在新泉，前委安排红四军一方面进行休整，为伺机三战龙岩做准备；一方面发动和配合连城南部13乡农民暴动，帮助建立南区革命委员会。17日，毛泽东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秘密从新泉出发，向东疾进，神速进抵龙岩的小池。由于地方党和群众的大力协助，严密封锁消息，敌我虽近在咫尺，而龙岩城里的敌人竟一无所知。19日拂晓，在闽西地方武装配合下，红四军突然从南、西、北三面向龙岩城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城防，不到半天，除旅长陈国辉化装只身逃跑外，敌第一混成旅2000多人全部被歼。红四军第三次胜利攻占龙岩城。
红四军第二次入闽以来，历时一个多月，纵横驰骋，三克龙岩，彻底消灭了闽西土著军阀陈国辉，这是继长岭寨消灭郭凤鸣之后又一重大胜利。所以，陈毅当时在《反攻下汀州龙岩》一诗中写道：
闽赣路千里，
春花笑吐红。
铁军真是铁，
一鼓下汀龙。[345]
在红四军三克龙岩后，鉴于闽西境内各县已无大股军阀的情况，前委适时地决定分兵发动群众，建立闽西苏区。这是在闽西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分兵，目的是向闽西各县分兵游击，扫除地方小股的反动武装，进一步打通和连贯各县的红色区域，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区、乡基层政权，从而促进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巩固。同时，前委又决定将闽西特委领导的部分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由傅柏翠任纵队司令员，李力一（又名李道济、李任予）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参谋长。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战斗和工作，到1929年7月，在闽西创造了汀江以东、漳平以西、连城以南、平和以北纵横300多里的红色割据区域，初步形成了以龙岩、上杭、永定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从1929年1月下井冈山以来，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利用军阀分裂和混战的间隙，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纵横驰骋，艰苦转战，打出了一派大好革命形势。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内，就奠定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从而使“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宏伟战略蓝图初步实施。这是继开创井冈山根据地之后，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发展和新飞跃。因此，在1929年秋，毛泽东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中写道：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346]
实践证明：中国红军和红色政权不仅是能够存在的，而且是能够巩固和发展的，其关键在于共产党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切实制定和执行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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