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月失败及其影响

毛泽东上井冈山以后，一直设法和湖南省委与中共中央联系，但直到1928年2月底以前，始终未能如愿。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交通的阻隔，毛泽东代表前委写的许多报告和信件，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都未能及时收到。因此，毛泽东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和同上级隔断联系的情况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地开辟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战胜困难的伟大气魄和异乎寻常的革命首创精神。

但是，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时候，1928年3月，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传到了井冈山，结果导致“三月失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瞿秋白等，发展了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怒而增强起来的“左”倾情绪，结果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指导下，由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其主要错误是：

（1）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提出在民主革命时期，不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豪绅地主阶级，而且主张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他们提出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甚至提出了“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错误政策。

（2）在革命形势问题上，把革命低潮看作高潮，反对实行有秩序的退却，强调盲目的进攻，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去进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起义。

（3）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城市中心论”，轻视农村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4）在组织问题上，实行惩办主义。他们采取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打击政策，滥用组织手段，过重地处分了一大批党的领导人。例如，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指责南昌起义“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中央政策的行动”，并决定对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给予“警告”处分，完全抹杀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再如，《政治纪律决议案》又指责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而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因而决定撤销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的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还被“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该决议案还特别指责毛泽东应对湖南省委的“错误”“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其政治局候补委员。

接着，在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又特别致信湖南省委，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信中说：

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派周鲁^[248]来到井冈山，强制推行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

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地区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由于这些历史原因，再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同湖南联系比较方便，所以，毛泽东便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1927年冬到1928年春，湖南省委曾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192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249]。这样，对井冈山的指导责任便落到了湘南特委身上。

当时，湘南特委正在组织湘南暴动，曾提出过这样典型的盲动主义的口号：“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人！”^[250]所以，当时在湘南乱烧乱杀的情况，可想而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鲁来到了井冈山。

周鲁来到井冈山以后，既不调查，也不研究，便强制推行“左”倾盲动主义政策，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横加指责。他根据中共中央上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指责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还指责毛泽东“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又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队的师委，由何挺颖任书记。这样，毛泽东便一度成为“党外民主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了，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个沉重打击；但毛泽东还是服从组织决定，仍然积极地担负起了师长的职务。许多年以后，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这一段难忘的往事。他说：

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251]

同时，周鲁还强令毛泽东、何挺颖率领工农革命军远征湘南，支援湘南特委领导的湘南暴动。(www.xing528.com)

根据湘南特委的要求，毛泽东、何挺颖于3月16日命令工农革命军分三路离开井冈山向湘南挺进。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率第一团从砻市出发；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第一营从大陇出发；王佐率第二团第二营从井冈山的大井出发。三路部队于3月18日前，分别进抵酃县中村一带集结待命。

中村，位于井冈山西麓，是酃县通往桂东县城的必经之道。

主力部队的存在，这是井冈山根据地存在的先决条件。因此，主力部队一离开井冈山，敌人则迅速乘虚而入，茶陵、遂川、宁冈的红色政权立即全部被推倒，除了少数山险地带外，整个井冈山根据地都被敌人占领了。

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和豪绅地主阶级，对根据地人民进行野蛮的烧杀和疯狂的反攻倒算。被镇压的反动县长张开阳的老婆，亲自带着敌人在宁冈坝上、蔡亚一带烧房屋三四百间，残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样，由于“左”倾盲动主义政策的干扰，遂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直到4月底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才又重新开始湘赣边界的割据。

关于“三月失败”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这样概括地写道：

三月上旬，^[252]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253]

部队进驻中村以后，毛泽东一方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陈毅部进行联络；另一方面则领导部队就地整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工农革命军帮助建立起酃县赤卫大队，并帮助中村建立起区工农兵政府和一些乡的工农政权。

在中村期间，毛泽东同何挺颖还听取了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的工作汇报，决定将特别区委改组为县委，以刘寅生为书记，并对各项工作做了重要部署。

3月19日，毛泽东在中村主持召开有3000多群众参加的军民诉苦大会，控诉土豪劣绅的罪行。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贫苦的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并建立革命政权。会后，部队分兵各乡，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试点工作。

3月20日以后，毛泽东在中村又把部队集中起来，用半天讲课、半天讨论的方式，对全体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持续了约一周左右。毛泽东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透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等，并着重说明了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形象生动地比喻道：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好像人要有屁股；人没有屁股不行，革命没有根据地也不行。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人若老是走着，老是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直至最后胜利。

这次“三月失败”，从根本上说，就是“左”倾盲动主义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不懂得农村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而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热衷于城市暴动，坚持“城市中心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这次毛泽东在中村集中时间给部队讲政治课，实际上就是婉转地批评“城市中心论”和抵制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同时，通过在中村系统地讲政治课，使全体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革命前进的方向，更加坚定了大家坚持农村游击战争和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从3月下旬起，广东和湖南的敌人陆续集中约7个师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耒阳、郴县挺进，企图夹击我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朱德、陈毅为保存有生力量，遂率领部队和农军亦分两路从耒阳、郴县向井冈山转移。

毛泽东在中村得到这个确实消息后，便立即决定分兵两路，前往迎接和掩护朱德和陈毅的部队以及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以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率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方向前进，阻击敌人的追击部队；以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面前进，接应从郴县撤出的农军。

在离开中村之前，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讲话时风趣地说：上级让我当师长。但是，本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254]可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战士，有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大家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正是由于毛泽东善于发挥群众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所以他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到湘南后，不仅没有遭受损失，而且顺利地接应和掩护朱德、陈毅的部队以及湘南农军，在4月底安全退到井冈山，从而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朱、毛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