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便开始创建以井冈山为依托、以宁冈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是毛泽东领导军民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井冈山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即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已基本形成。但后来，由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干扰而导致“三月失败”，结果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1928年4月底，毛泽东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这才又重新开始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

（一）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上井冈山之后，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指出：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了去。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215]

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216]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217]

基于上述实践经验，所以毛泽东特别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郑重建议：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218]

因此，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一直把军事斗争作为中心工作，一直把军队和地方人民群众的各种武装力量的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二）缔造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正如毛泽东后来讲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219]因此，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一直殚精竭虑为缔造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而努力。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缔造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的呢？

1.在军队中建立和完善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并实行党代表制度

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但那时候非常仓促，要真正在连队落实这个原则，还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在三湾改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一直脚踏实地认真抓落实工作。他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在连队发展新党员和建立连队党支部。1927年10月15日，在酃县的水口村叶家祠，毛泽东亲自主持六位战士的入党仪式，并亲自带领六位战士新党员在党旗下宣誓。同时，毛泽东还邀请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这次入党仪式，要求他们回去后照此办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同志，尤其是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都能像毛泽东这样重视军队党的建设问题。所以，1928年11月25日，向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在军队中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写道：

党代表制度^[220]经验证明不能废除。^[221]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222]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223]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224]

在上述报告中，毛泽东又继续写道：

党的组织，^[225]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226]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的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227]

以上事实表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始终把军队中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只有健全和完善共产党的组织，才能确保实现无产阶级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通过共产党）。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证这支军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斗争服务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这也就是说，军队中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它关系到军队的根本性质，因而是缔造新型人民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环节。

2.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制度

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在工农革命军（后来改称工农红军）内积极实行民主主义制度。

实行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军队内设立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群众自己的组织，代表士兵的利益，并监督经济、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里，军、团、营、连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陈毅还曾被选为第四军士兵委员会的执委主席。

除设士兵委员会以外，在工农革命军内还废除了雇佣制，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官、兵、夫亲密无间，在一起共同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在当时的工农革命军里，确实是“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完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的官兵关系。所以，当时曾流传这样一首歌谣：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一个样，

没有人来压迫人。^[228]

但是，在军阀的军队（白军）里，官兵关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军官穿戴很讲究，有所谓“三金主义，五皮宪法”。“三金”是金丝眼镜、金戒指、金牙；“五皮”是皮鞋、皮绑腿、皮带子、皮包、皮鞭子。^[229]官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有专设的小厨房，可以赌钱打牌，还可以讨小老婆。而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发不到手，动不动被官长拳打脚踢，而且还不准你喊冤叫屈，完全过的是牛马般的奴隶式生活。这就是说，白军里的官兵关系，完全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而官兵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

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深刻地总结道：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也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日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230]

3.制定“三大任务”

1927年10月中旬，广西的新军阀李宗仁和两湖的新军阀唐生智之间爆发了战争，即所谓湘桂军阀混战。于是，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的兵力便一时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当然是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以外发展的大好时机。

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决定首先攻击湖南的茶陵，并派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任务。

茶陵县城位于井冈山西北方向，距井冈山约200里。县城一面靠山，三面临水，城墙被蜿蜒碧绿的水河环绕着，形成一道天然防线。

11月16日，毛泽东在宁冈的大陇向部队做了战前动员。他向部队分析了湘桂军阀混战有利于扩大边界割据的形势，要求部队乘机打到茶陵去，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扩大井冈山根据地。他还指着自己的脚风趣地说：我是很想和大家一起去打茶陵的，可是我的脚偏不让去，这真教我没有办法。我只有在这里祝同志们胜利归来！原来，秋收起义时由于长途跋涉，毛泽东的脚背被草鞋磨破溃烂了，一直没有好，所以行动很不方便。

工农革命军向西疾进，悄悄奔袭茶陵城。11月18日拂晓，当工农革命军到达茶陵城东门外时，守城的挨户团一个个都还在睡梦之中，毫无戒备。工农革命军便迅速攻克茶陵城，并活捉了伪县长。

但是，团长陈浩、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和一营长黄子吉等人，由于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他们在进占茶陵后，既不发动群众，也不打土豪筹款，而是整天蹲在县城里吃吃喝喝，带兵依然沿用旧式军队的方法，每天站岗放哨，“三操、两讲、两点名”，^[231]部队很少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但县长谭梓生却是部队派的，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是旧的，县政府仍沿袭旧政权的一套办事制度，开堂审案，收税完粮，因而人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

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等人将茶陵的情况迅速向毛泽东写信做了汇报。毛泽东立即回信，批评了陈浩等人的错误，要他们撤销“人民委员会”，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工农兵政府。宛希先根据毛泽东的来信，立即率领部队深入县城和乡村发动群众，成立了县工会、县农会和县赤卫大队等组织。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11月28日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工人、农民、士兵三方面的代表组成。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三人为常委，并推选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12月下旬，李、唐战争告一段落。12月26日，湘军第八军军长吴尚派他的独立团会同湘东的地主武装挨户团大举向茶陵反扑。原来在大汾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的第一团第三营，这时也已在何挺颖、张子清的率领下来到茶陵和第一营会合了。他们和湘军激战后，便主动撤出茶陵县城，一起向井冈山根据地转移。

但是，在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转移途中，团长陈浩、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和一营长黄子吉等发生严重动摇，企图把部队拉往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在黄埔军校期间，陈浩是方鼎英的学生，曾有过密切交往。陈浩等人的叛变投敌阴谋，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宛希先、何挺颖等人的坚决反对。由于双方发生激烈争论，所以部队时进时停，行军速度十分缓慢。

12月下旬，毛泽东的脚背溃伤略有好转。当听到湘军大举进犯茶陵的消息后，对第一营和特务连的处境十分担心，便决定亲赴前线查看情况。于是，毛泽东由陈伯钧^[232]带领一个班护送前往茶陵。12月27日，毛泽东赶到茶陵的湖口，终于追上了部队。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等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陈浩等人的叛变投敌情况。当晚，毛泽东召开了营团干部紧急会议，采取断然措施，逮捕了陈浩一伙。第二天，便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谭震林也率领茶陵县200多名赤卫队员随工农革命军一起到达砻市，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营。

12月底，在砻市河滩的沙坪上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宣布了前委的决定：处决了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伍中豪接替张子清任第三营营长。

在这次全体指战员大会上，毛泽东还着重总结了茶陵期间的经验教训。他强调指出：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它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旧式的军队，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因此，我们的军队绝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去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如果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我们工农革命军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的工农革命军要做群众工作，我们的每个干部和战士都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团结和依靠群众，革命才会胜利。

接着，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郑重宣布了三大任务：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

第二，打土豪筹款子；

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专门打仗的。现在，毛泽东创造性地为工农革命军提出“三大任务”，这对于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规定的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指明了工农革命军必须为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奋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政治的军阀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思想。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和它的阶级性质，从而使工农革命军同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以及一切旧式军队在根本上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规定的“三大任务”，后来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思想，在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成为一种优良的革命传统。

4.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就一直非常注意工农革命军的群众纪律问题。例如，在三湾改编期间，毛泽东就强调部队要做好群众工作，搞好军民关系。他以身作则，亲自登门访贫问苦，还特地到孤寡老人罗莲英家里问寒问暖，并发动战士给她挑水、砍柴、扫院子。毛泽东还送了几尺青布让她做衣服。罗莲英老人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真是穷苦老表的亲人呐！再如，9月25日，当工农革命军到达莲花县甘家村时，由于群众不了解来了什么队伍，便都上山躲了起来。这时部队又渴又饿，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发现一位老乡家里有半缸米，于是就煮饭吃掉了。当时主人不在家，无法付钱，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一床棉絮放在缸里抵米钱，还留下一封信说明原委，并表示感谢。然而由于环境艰苦，再加上旧军队作风的影响，所以还是不断有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发生。像随便吃老百姓的红薯、鸡蛋，甚至乱拿打土豪缴来的东西等等。根据部队中存在的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逐步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

前面说过，1927年10月24日，在部队出发要上井冈山时，毛泽东站在遂川县荆竹山前路边的石坎上，郑重地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

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为什么要规定三项纪律？毛泽东又进行了解释。陈士榘回忆说：“这一宣布，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到现在还铭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前几天，曾经在休息的时候，到老百姓地里拾过一个露在地面的红薯。毛委员这一宣布和解释，我才明确地认识到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233]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占遂川县城。随后，立即进行分兵活动，部队以班排为单位下乡向群众进行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筹款子。但是，有的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甚至连药铺里的戥秤也没收了。毛泽东发觉这些情况后，立即做了纠正。他指出：我们是反对封建剥削，只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但要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对于中小商人，我们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同时，毛泽东还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

在1月25日毛泽东再次布置部队从遂川县城分兵下乡时，特郑重向部队进行了群众纪律教育，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及时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这六项注意是：

一、还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

六、不打人，不骂人。

1928年4月3日，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在桂东县沙田圩集中部队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将过去陆续提出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加以修改、补充和综合，正式向工农革命军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还逐条逐句向部队做了解释。他特别强调指出：“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总比不赔好。”^[234]

后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又不断补充、修改和完善。1929年1月红四军进入赣南和闽西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同时，在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这样，“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了使全体指战员能更好地熟悉和执行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内容，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谱成歌曲，在部队中广为流传，遂成为部队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内容修改、补充和完善，并于1947年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重新颁发，要求全军严格执行。其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

二、三大纪律如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三、八项注意如下：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235]

这样，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就不但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被固定下来。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不仅亲手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而且严密注意部队的执行情况，并经常搜集典型事例，不断对指战员进行教育。例如，1928年8月下旬，红四军在回师井冈山途中，战士们因为饥饿，把农民一块地里的玉米吃光了。毛泽东知道后，就立即通知部队集合，在现场向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还亲手在一块竹牌子上写了字，然后插在群众的玉米地里。他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玉米吃光了，违反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后来，在长期执行群众纪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例如，在部队里特地成立了“群众纪律检查组”，专门负责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每当部队离开驻地时，“群众纪律检查组”就挨门挨户深入群众进行了解，查看部队在驻扎期间是否有违反纪律的情况，如发现问题，则立即做适当处理。

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制定、颁布和执行，生动地反映了新型人民革命军队和国民党反动军队以及一切旧式军队的本质区别，深刻体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因为如此，所以工农革命军（后来改称工农红军）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军民之间形成了鱼水般的亲密关系，并亲切地称呼自己的军队为“工农子弟兵”。当时，在群众中还曾流传着这样一首红色歌谣：

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

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

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总之，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制定、颁布和执行，对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都曾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并在人民军队中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

5.制定“宽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还制定了正确对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

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宁冈县新城，全歼守军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共500多人，从而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战斗结束后，几百名俘虏被押送到茅坪。一下子抓到这么多俘虏，怎么办？这是一个以前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同时，毛泽东又发现，在押送俘虏前来茅坪的途中，许多战士和农民出于对敌军的愤恨，因而有打骂、虐待和侮辱俘虏人格的情况。鉴于这些问题，毛泽东感到必须立即制定一套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这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性的政策问题。于是，就在攻克新城的当天，在茅坪攀龙书院门口召开的军民大会上，毛泽东当众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对待俘虏的四项政策：

一、不打、不骂、不杀、不歧视、不虐待、不搜腰包。

二、政治和生活方面的待遇同红军平等。

三、愿去愿留自愿。愿去者，发给路条、路费，并敲锣打鼓热烈欢送；愿留者，开“欢迎新弟兄”大会，热烈欢迎。

四、热情、积极治疗伤员，并和红军战士享受同样的医疗待遇；治愈者，亦分愿去与愿留两种。

但是，这个俘虏政策宣布后，有的人感到这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鲜事，也有人怎么也想不通。他们说：不管怎么说，俘虏兵总是“阶下囚”，怎么能待为“座上宾”？也有的人对国民党的军队非常仇恨，有复仇主义情绪，想在俘虏兵身上出气。毛泽东针对这些情况，曾专门给部队讲过一次话。他说：大家要出气、报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并不是地主豪绅阶级而是工人农民的子弟，你杀了他们，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不是常说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怎么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就越是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醒悟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账不是很好算吗？经毛泽东这样一讲，大家也就心平气和了，心里也亮堂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几百名俘虏兵集中在茅坪进行政治教育。通过引导他们控诉豪绅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的种种罪行，从而逐步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最后，俘虏兵有300多人主动申请，要求留下来参加工农革命军。

在井冈山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杨至成^[236]，在攻打永新的战斗中，曾亲眼看到一个白军军官拿着驳壳枪威逼和欺骗部下说：“他妈的，你们给我顶住，不许跑！”“小心别当俘虏，共产党抓住你们是要剥皮抽筋的！”于是许多白军士兵拼命抵抗，死不缴枪。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大个子叫曹福海，硬是跟我们拼刺刀，也不肯缴枪。后来，他被我们俘虏了，不仅没有“剥皮抽筋”，反而还受到许多优待，临走前还为他开了欢送会。接着，在七溪岭打仗时，他又被我们俘虏了。杨至成劝他留下来当红军，但曹福海说：“还是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打了两枪，还是朝天打的。”于是又给他发路费，开路条，又热情地把他欢送走了。不久，又在七溪岭打仗，曹福海第三次当了俘虏。这一次，他高高兴兴地带着十几个弟兄特地来找杨至成，并满脸笑容地说：“这回我再也不回去了，免得老是当俘虏。你看，我还带来十几个弟兄呢！”杨至成一看，果然曹福海身后直溜溜地站着十几个白军士兵，他们都和曹福海一样，一个个面带笑容，毫不拘束。杨至成笑着问道：“怎么，不怕剥皮抽筋吗？”他们哈哈大笑说：“谁听那些狗屁！我们早听说了，你们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意在那边挨打受气？”

他们加入红军后，个个战斗勇敢、工作积极，尤其是曹福海很快就当了排长。可惜，后来在大庾战斗中英勇牺牲了。^[237]

像曹福海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稀奇。

尤其应该提到，还曾发生了毕占云和张威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的事，这在当时影响很大。1928年10月中旬，驻湖南国民党第八军第三师阎仲儒部126人，在毕占云率领下，于桂东举行起义，被编为红四军特务营，由毕占云任营长。1928年10月底，驻江西国民党军向成杰部一个正规连，由连长张威带领在袁州（今宜春）起义，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开赴宁冈，被编为红四军独立营，张威任营长。

由上述事例可知，毛泽东制定的宽待俘虏、释放俘虏、医治伤兵和宣传教育政策，在井冈山时期确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在政治上揭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而且有力地瓦解了敌军，同时又争取了许多俘虏兵参加红军，从而有效地壮大了自己。

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宽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并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238]

总之，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一直殚精竭虑为把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培育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斗争服务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而努力。为此，他在军队内着重建立、健全和完善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实行党代表制度，着力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并为军队制定了“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及“宽待俘虏，瓦解敌军”等一系列政策，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军内（官兵一致）和军外（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等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这样，就使工农革命军同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以及一切旧式的军队彻底划清了界限，从而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初步缔造成为一支有高度觉悟、有严格纪律，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并使这支军队成为全国红军的楷模。

（三）改造袁文才、王佐的农民军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彻底改造袁文才、王佐的农民军，这是毛泽东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自古城会议确定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以后，毛泽东就一直十分关注这项工作。

早在1927年10月16日，工农革命军还在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时，应袁文才的邀请，毛泽东就在酃县水口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干部，前往茅坪附近的步云山，帮助袁文才训练部队。临走前，毛泽东对他们说：到那里后要尊重人家的意见，同人家好好合作，搞好团结，取得信任；同时，要注意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多做工作，传播革命种子。

步云山在井冈山北麓，半山腰有一座名叫白云寺的大庙，庙前有块大坪，大坪下面是阶梯式水田。由这里到茅坪约有四五里，只有一条小路通行。从山下来的人，在很远就可以发现。若想接近白云寺，必须在大坪前绕一个很大的弯才能上来。如果发现敌人，守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退可以掩护主力从后面登山。这里峰峦重叠，树深林密，地势险要，确实是安营扎寨、屯兵练将的好地方。

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农民军，虽然受到第一次大革命的深刻影响，但毕竟是旧式的农民武装，弱点很多，像绿林习气严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路线不清，政策观念模糊，甚至缺乏起码的军事训练等等。

袁文才的农民军是无事在家务农，有事出兵打仗，从来没有什么正规的编制和训练，所以非常散漫。游雪程等到步云山以后，先将他们编成正规的班、排、连，然后集中在白云寺进行严格的统一操练，同时还给他们上政治课，讲解革命道理。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这样做。对于这一套，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尤其是通过上政治课，大家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11月初，毛泽东率领一部分部队由茨坪回到茅坪，住在步云山附近的洋桥湖。他一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一方面亲自对袁文才的农民军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毛泽东首先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他亲自给部队讲政治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大家明白工农革命军的性质、任务与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以及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接着，征得袁文才的同意，便逐步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设立党代表。

毛泽东对这支部队军事训练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自从来到步云山以后，他经常坐在练兵场旁边山坡的一块大石头上，一边阅读书报，一边观察部队的训练，有时还到练兵场上检查和纠正战士们的军事动作。有一次，战士们休息时都围在他身边问长问短，他便向大家意味深长地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都能上天入地、腾云驾雾，我们的革命战士也应该个个练得像他们那样才好啊！

毛泽东还特别重视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部队。当时练兵期间的生活很艰苦，战士们都睡在稻草上，盖着薄薄的毯子，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和又苦又涩的野菜。

毛泽东以身作则，同战士们吃一样的饭菜。一天吃中午饭时，毛泽东看到几个战士端着饭碗嘴里不住地讲：“这种野菜实在太苦了，怎么吃得下呀？”他便走进伙房问炊事员是怎么回事，炊事员说：“打霜已经很久了，别的野菜都冻死了，只剩下这一种，确实比较苦。”接着，毛泽东便舀了一勺野菜倒在碗里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还风趣地说：“这种野菜虽然苦，但有丰富的政治营养！”毛泽东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使战士们深受感染，他们说：“毛委员吃得，我们也吃得！”于是，大家都跟着吃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还对袁文才的农民军进行组织整顿。清除了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坏人，把那些出身贫苦、思想进步、品质纯朴的农民吸收到党内。还在部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设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并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同时，还对指挥机关也做了调整和补充。

这样，经过几个月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组织整顿，袁文才这支农民军的性质便发生了根本变化，面貌也焕然一新。看到这一切，袁文才非常感慨地说：“没有毛委员，就没有农民自卫军的今天！”

1928年1月上旬，毛泽东同张子清在遂川县城听取了何长工关于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联络情况的汇报，并一道研究了对王佐农民军的改造问题。

毛泽东对何长工说：“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

何长工问：“去多少人？”

毛泽东笑着说：“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

何长工听说要他一个人去上山，心里真有些犹豫。他想：王佐这支农民武装，虽然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反抗旧势力，但这支武装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严重，纯粹是靠着封建的帮会关系维持他们的内部团结，完全是闯荡江湖的一套。让我单独一个人去，怎么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呢？

毛泽东看到何长工有些顾虑，便鼓励说：“不要怕。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参谋长张子清也在一旁鼓励说：“毛委员的意思要迅速改造这支部队。他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如果山上出了问题，我们就有后顾之忧。毛委员已经直接做了许多工作，宁冈县委也跟袁文才谈妥了。你去吧，只要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去做，一定会成功。”

毛泽东还向何长工特别强调说：“把王佐这支农民武装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同时还能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出一些经验来。所以，要耐心争取，多做工作，时间要快，但又不能急，要讲究艺术。这就是说，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毛泽东的谈话，使何长工深受启发。于是，何长工便带着毛泽东写给王佐的亲笔信，背着小包袱出发了。

何长工上山这件事，原是毛泽东事先已和王佐商量好的。所以，何长工一到茨坪，便受到王佐的热情接待。

王佐，当时30来岁，身材不高，两条浓黑的眉毛，经常佩着一支新式的驳壳枪，练得一身好武艺，大碗饮酒，大块吃肉，颇有绿林好汉的风度。

王佐为人讲义气，重交情，自尊心很强，但疑心比较重。何长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取得王佐的信任。

一天，王佐找何长工商量打击尹道一的办法。尹道一是井冈山地区七个县的民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地头蛇，和王佐打仗多年，也是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一大障碍。于是，何长工便建议说：要想法把尹道一引出来，选择一个有利地形，打他的埋伏。王佐感到何长工的办法很高明，便具体部署了打埋伏的有关事宜。同时，根据何长工的反映，毛泽东立即派了部队支援和配合王佐的部队作战。

尹道一的司令部，驻扎在永新县东乡的拿山，从那里到茨坪，中间要经过一个险要的山坳，叫旗锣坳。过去，尹道一向来轻视王佐，他仗着人多势大，每次和王佐打仗，总要猛打穷追一气。因此，何长工估计：这次尹道一也不会不追；要追，便一定要经过旗锣坳。所以决定：由何长工和王佐的亲信刁飞林带一个连埋伏在旗锣坳；由王佐亲自带领一支人马，前往尹道一司令部的驻地拿山去诱敌。

这天拂晓，战斗在拿山打响，接着王佐回头便跑；尹道一不知是计，像往常一样，便带领民团紧追不舍。

天将中午，追到旗锣坳，尹道一便命令部队吃饭休息。这时，埋伏的部队突然来了一个猛打猛冲，民团立即四处逃散，尹道一也当场被打死。刁飞林便斩下尹道一的头颅，用包袱裹着拿回茨坪来给王佐看。

王佐一看，高兴得拍手大叫道：“着！着！着！就是这个贼子！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百姓，做了多少坏事，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啊！”说罢便令人摆酒设宴，庆祝胜利。

这一夜，山上灯火通明，如同过年一般。王佐喝得酩酊大醉，将大拇指伸到何长工面前不断称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真有办法！”

第二天，王佐派人抬上尹道一的头颅，到各村各镇去游行示威，一连闹了好几天。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他们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特大喜事。部队的思想和情绪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人笑逐颜开，个个斗志昂扬，进进出出歌声不断。于是，何长工便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王佐要求给他们派更多的干部上山。于是，毛泽东又派去了20多人。

第一团来的这20多人，都是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析研究了部队的特点，安排出具体工作计划。首先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同时，建立了政治课、文化课制度，教育启发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连队的一切制度和建设，都以第一团为榜样，并组织军官和士兵前往第一团参观。第一团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三湾改编后又经过许多锻炼和建设，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和群众关系密切，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很高。去参观的人，无不称赞羡慕，甚至有的士兵都不想回来了。

王佐虽然没有去参观（他是不轻易下山的），但听得他手下人都称赞第一团，他就说：“毛委员真是能人，把部队训练得这样好。咱们向他们学习，他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

于是，士兵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装，学唱革命歌，学演革命戏，茨坪山上顿时充满了新气象。王佐看到这一切变化，十分感慨地说：“共产党真会领兵，会做群众工作，深得群众拥护，照这样干下去，怎能不打胜仗！”

在一切条件成熟后，1928年2月上旬，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在宁冈大陇举行升编仪式，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原袁文才部为第一营，原王佐部为第二营。根据袁、王部队的提议和前委批准：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徐彦刚任团参谋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原来派去做工作的同志，也都分别担任了各种领导职务。

在升编大会上，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宁冈、遂川县委发动群众，热情慰问袁、王部队官兵。袁文才、王佐带领二团全体指战员举手庄严宣誓：坚决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大陇升编，标志着改造袁、王农民军政策的成功和毛泽东关于团结、教育和改造方针的胜利。

为了把袁、王农民军改造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毛泽东确实花费了许多心血。他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同袁文才、王佐谈话，给他们讲形势，讲阶级观点，讲群众观点，并借古喻今以启发他们觉悟。王佐最喜欢跟毛泽东谈话。有一次，毛泽东来到茨坪，同王佐谈了大半夜。毛泽东告诉他：自古以来干绿林的人，大多数结果都不太好，不是被人家消灭，就是被诱骗“招安”，也有的自相残杀；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为老百姓打出天下。这次谈话使王佐深受教育，后来他高兴地对人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升编后不久，王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袁文才、王佐都先后被选为边界特委的委员，袁文才还担任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王佐还担任了防务委员会主任。他们都在保卫、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武装群众”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抓紧建设一支新型人民革命军队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地方武装，并且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建设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地方武装。他把“武装群众”作为正规军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并明确制定了“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的方针。

井冈山周围各县，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以前，都成立了农民自卫军，而且枪支很不少，其中攸县300，茶陵300，酃县60，遂川50，永新80，莲花60，宁冈（袁文才）60，井冈山（王佐部）60，共970。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在“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6支，莲花保存1支，其余枪支一概被地主豪绅阶级缴去了。所以，毛泽东沉痛地说：“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支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239]因此，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以后，首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法帮助地方恢复和发展群众的武装力量。例如，军队尽量拨枪支给地方；派军队干部到地方担任武装组织的领导，或帮助地方武装进行军事训练；抽调地方武装干部到军官教导队接受武装训练，等等。这样，地方武装便日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到1928年11月底，井冈山地区各县的枪支数恢复和发展到：宁冈140，永新220，莲花43，茶陵50，酃县90，遂川130，万安10，共683。这些枪支大部分是军队发给的，也有一小部分是从敌人手里夺取的。

井冈山地区各县地方群众武装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工农暴动队、赤卫队和游击队三种。工农暴动队以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由31岁至45岁的壮年人组成。他们的武器主要是梭镖、鸟枪，任务是保卫乡政权，镇压反革命，敌人来了配合正规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南乡秋溪，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后来暴动队制度逐步推广到边界各县。赤卫队以区、县为单位，由18岁至30岁的青年组成，他们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枪和单响枪，任务是保卫区、县两级政权，配合正规军作战。暴动队和赤卫队，都是不脱产的地方武装，平时在家务农，保卫基层政权，战时配合军队打仗。游击队属半脱产或全脱产的地方武装，以县为单位，武器也要好一些，主要任务是参加游击活动，与敌人作战。(www.xing528.com)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一直把“武装群众”的问题当一件大事来抓。

早在三湾改编期间，毛泽东就特意留下两名军队干部帮助三湾人民重建自己的武装。

在1928年2月攻克新城后，毛泽东又特意送给永新县党组织的负责人贺敏学7支步枪，要求他回永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贺敏学回县后，马上在全县组织暴动队，并成立了永新县暴动队总指挥部。1928年4月底，第一次打开永新县城后，毛泽东在全县群众大会上讲话，他强调指出：敌人怕的是什么？我们手里的武器。我们为什么能打垮敌人？也因为我们手里掌握着武器。因此，只要大家都拿起武器，就不愁打不垮反动派！

这次大会后，各种群众武装组织，尤其是暴动队，在永新县普遍发展起来。永新的群众武装是边界各县中战斗力最强的，尤其是暴动队是很有名的。

莲花县的群众武装，由一支枪发展到一个红色独立团，是边界各县群众武装的又一个有名的典型。

“马日事变”前，莲花农民自卫军有60支枪，“马日事变”后，被豪绅地主阶级缴去了59支，只剩下共产党员贺国庆保存的1支。为了追缴这支枪，敌人烧死了贺国庆的父亲，逼疯了他的母亲，逮捕了他的弟弟。贺国庆一家为了保存这支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曾于1927年9月26日凌晨攻克莲花城。下午，毛泽东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听取了朱亦岳、刘仁堪等关于莲花县党组织、农民武装以及永新、宁冈农民武装等情况的汇报，毛泽东热情赞扬了贺国庆一家保存枪支的英勇行为，并要求迅速恢复和重建群众的地方武装，还要求派两个人随军去学习军事。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仁堪、朱义祖随军到井冈山，参加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学习。他们于1928年1月回到莲花，取出了贺国庆保存的那支枪，开始组织革命武装赤色队，展开游击活动。2月间，赤色队缴了靖卫队2支枪。3月间，又缴了国民党散兵游勇8支枪。这样，赤卫队便日益发展起来。在4月底，赤色队扩大为莲花县红色独立团，由陈竟进任团长，刘绪训任党代表，下辖3个连，贺国庆任第三连连长。这时全团有100多人，30多支枪。

红色独立团成立时规定了三项任务：一，铲除土豪，保护民众；二，帮助红军，牵制敌人；三，侦探敌情，充当向导。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莲花红色独立团的创建和发展，曾先后两次派人送枪28支，并不断抽调战斗骨干到井冈山红军教导队轮训，以提高其政治水平和军事素质。

6月23日，红四军主力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粉碎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红四军三占永新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色独立团。6月27日，红色独立团在莲花县委领导下，攻占了莲花县城。接着，又在主力红军的协助下，红色独立团发动群众把县、区、乡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并开展插牌分田的土地革命斗争。这样，莲花全县就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革命景象。

毛泽东关于“武装群众”的思想，在开创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来，在谈到群众武装和主力红军的关系时，毛泽东深刻地指出：

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240]

（五）“‘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重建湘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湘赣边界各县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以后，党的组织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了。所以，当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地区时，只剩下了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

要在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必须首先恢复和重建湘赣边界各县共产党的组织，以建立和健全无产阶级领导的坚强核心。因此，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着力建设各种武装力量的同时，十分重视湘赣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这项工作进展的基本情况是：1927年10月到1928年4月为边界各县重新建党时期，1928年5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

早在1927年9月26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当天就召集藏匿的原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等开会，要求他们尽快恢复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进驻三湾后，毛泽东在抓紧整编部队的同时，又亲自给原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信，并与原永新县党组织负责人取得了联系。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毛泽东当天晚上在攀龙书院召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的部分藏匿党员开座谈会，要求他们迅速回到原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斗争中尽快恢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11月上旬，毛泽东在茅坪的象山庵又召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宁冈的龙超清、刘辉霄，永新的刘真、刘作述、王怀、贺敏学、贺子珍，莲花的朱亦岳、刘仁堪等。在会上，毛泽东仔细听取了各县的情况汇报，深入调查了各县党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批评了边界党内一部分同志害怕斗争的右倾思想；要求大家立即行动起来，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在斗争中尽快恢复、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占遂川县城。1月8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天主堂主持召开遂川县中共党员会议，重建中共遂川县委，以陈正人为书记，并要求遂川县委抓紧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1月中旬，在遂川县城五华书院，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和万安、遂川两县县委联席会议。在听取了两县县委工作情况汇报后，毛泽东分析了斗争形势，再次强调重新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重要性，并建议万安县委将斗争方向转到赣江以西，同井冈山靠近，依托有利的地形，更好地向前发展。

在重建地方党组织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强调“党的基础建设”，即党支部的建设。他一再指出：党支部是党的基础，就像盖房子一样，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掉；党支部办不好，党也是不坚固的。同时，针对边界各县过去存在的党员成分过于复杂、党的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一再指出：党员中工农分子太少，这是过去党的组织不能巩固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调今后要注意党的组织成分，重视发展经过严格考验的工农分子入党。

为了推动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毛泽东还制定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的方针。在1927年底至1928年初，毛泽东连续从部队中抽调了好几批有建党工作经验的干部，直接深入到农村帮助地方开展建党工作。像派军队干部毛泽覃^[241]等前往乔林乡进行建党工作试点，就是著名的例证之一。

1927年12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毛泽覃带着两名军队干部，来到宁冈县乔林乡开展建党的试点工作。

乔林乡，位于井冈山北面的黄洋界脚下，是宁冈大陇区的一个边远山乡。全乡由10多个自然村组成，有2000多人口，均属客籍山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乔林乡有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群众经受过革命的洗礼，有一定的政治觉悟。

毛泽覃等到达乔林乡以后，立即深入群众，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到农民家里串门聊天，详细调查这一带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同时，他在乔林乡的中心地带谢家祠堂办起农民夜校，以调查来的典型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群众讲解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群众发动起来后，毛泽覃等组织群众斗倒了土豪陈云开，打开他家的仓库，把许多稻谷和茶油一齐分给贫苦农民，把陈云开的耕牛、农具也分给了贫苦农民。

经过一个多月深入细致的工作，在群众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毛泽覃便根据不同情况，逐步吸收了十多个先进的、忠实可靠的贫苦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成立了乔林乡党支部，由毛泽覃担任第一届党支部书记。

为了把乔林乡这个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覃连续开办了三期党员训练班。通过上党课的形式，向党员进行政治形势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以进一步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

第一期训练班的内容是讲党的性质和领导作用。说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革命政党，它的基层党支部就是革命的战斗堡垒，党员就是这个先锋队里战斗堡垒中的战斗员。

第二期主要是通过上党课，以问答形式，通俗地讲解最基本的革命道理。例如：

问：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答：因为要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工人农民要坐天下。

问：革命要流血牺牲，会死人的，大家怕不怕？

答：不怕。

问：为什么不怕？

答：革命固然会死人，不革命更会死人。灾年荒月饿死人，土豪讨租要债逼死人，军阀土匪打死人。因此，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有出路。为革命而死，死了也光荣！

第三期主要是系统地解释入党誓词。例如：

“阶级斗争”：土豪劣绅压迫和剥削我们贫苦农民，我们贫苦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这就是阶级斗争。

“努力革命”：像打仗消灭敌人，侦察敌情，慰劳红军，通讯联络等等，都要积极带头，走在前面。

“严守秘密”：就是党内的秘密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连自己的父母、老婆、兄弟都不能告诉。

“服从党纪”：就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革命任务。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像一旦被敌人抓住，死也不能说出别人，决不能把党的计划、红军的行动告诉敌人。

经过通俗生动、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党员的觉悟有很大提高，党员数量也不断发展，到1928年5月，乔林乡党支部已有50多名党员。

乔林乡党支部在斗争中建立，在斗争中成长，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它一面领导乔林乡广大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另一方面又领导群众参加对敌斗争，保卫红色政权。后来，乔林乡党支部在斗争中不断经受锻炼和考验，成为宁冈县有名的模范党支部。

在派军队干部深入农村基层帮助地方进行重建党的工作的同时，毛泽东自己也亲自深入到农村基层进行建党试点，以取得第一手经验，更好地指导地方党的重建工作。例如，永新县秋溪乡党支部，就是毛泽东亲手建立起来的。

秋溪乡，位于永新县境内最高的山峰——七溪岭脚下，属东南特区管辖。

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永新县秋溪乡一带，打垮了永新县一个靖卫团，枪毙了罪大恶极的靖卫团长尹在中。接着，部队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打垮了全县有名的大土豪龙德普，没收了他的浮财和一个铁锅厂，而后在龙源口召开群众大会，宣判了龙德普的死刑，并当场把他的2000多口铁锅分给了劳苦群众。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带领革命军的干部和战士，分头深入龙源口、秋溪、小山湾、厚山、横溪等村庄，访贫问苦，搞社会调查，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又打了小山湾、秋溪两个土豪，并筹得许多款子。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涌现出一批革命积极分子，毛泽东决定及时把具备党员条件的吸收到党内来。有一个贫苦农民叫李松林，他父亲在龙德普家扛了一辈子长工，挨打受骂含恨而死。李松林自己从18岁起，也给龙德普家扛长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一来，李松林就积极参加了打土豪的斗争，斗倒了龙德普，他高兴得不得了。毛泽东曾亲自到李松林家里，用通俗浅显的语言给他讲解革命的基本道理，以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李松林拉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毛委员，我要参加共产党，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我们穷苦人就有了靠山啦！”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积极慎重地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并亲自主持了他们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入党宣誓仪式上，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并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宣誓结束后，毛泽东又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不久，秋溪乡党支部成立，由李松林担任第一届党支部书记。

秋溪乡党支部成立后，积极组织工农暴动队，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侦察敌情，并领导群众建立了秋溪乡工农兵政府，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真正起到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后来，秋溪乡党支部成为永新县东南特区著名的“模范党支部”，秋溪乡也成为永新县东南特区著名的“模范乡”。支部书记李松林立场坚定，忠于革命，后来英勇牺牲了。

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到1928年2月底，井冈山地区各县的党组织都初步地恢复和重建起来，先后成立了宁冈（龙超清任书记）、永新（刘珍任书记）、遂川（陈正人任书记）、茶陵（谭思聪任书记）四个县委，酃县特别区委（刘寅生任书记）和莲花特别支部（朱亦岳任书记）。同时，各县的区、乡两级党组织也都陆续建立起来。此外，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取得了联系。

井冈山地区各县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重建，有力地推动了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应该特别强调地指出：毛泽东在恢复和重建湘赣边界地方党组织的过程中，不仅重视从组织上建党，尤其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建党，即特别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大特点。他非常严肃地指出：

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42]

因为湘赣边界各县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所以党员的成分也主要是农民。而且有些地方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甚至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即用落后的杵臼舂米）。社会组织也普遍地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常常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党支部，因而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边界各县党内存在着两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一是严重的地方主义，二是尖锐的土客籍之间的矛盾。

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它严重妨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为了克服这两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主要有：

（1）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尤其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边界各级党组织经常组织党员上党课、办训练班，引导党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使广大党员逐渐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群是由阶级来划分的，而不是以省、县、区、乡来划分的，也不是以土籍或客籍来划分的，天下穷苦的劳动人民是一家，工人农民是一家，土豪劣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省界、县界、区界、乡界，我们只能分谁是哪一个阶级；共产党员一定不能陷入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的旋涡中，要讲讲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

（2）用敌人做“反面教员”，引导大家来认识共同的阶级利害关系。

例如，敌人来了，不管你是土籍、客籍，也不管你是哪一个地方的，凡是革命的就一律镇压、屠杀，这样就使大家从中得到了教训，逐渐在实践中明白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道理。

（3）用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来教育群众。

例如，“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造谣说“客籍人要杀土籍人”，结果使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1928年10月、11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也跟着反动派逃走。根据这种情况，边界政府宣布“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家割禾”“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分田”，这样就教育和争取了土籍农民群众。这样，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人们便逐渐认识到所谓土客籍矛盾，实际上是豪绅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挑动起来的，要警惕阶级敌人的阴谋，千万不要上当！

（4）从组织上采取有力措施。就是说，在调配干部和发展党员时，要注意到土客籍问题和地区问题。

土客籍问题，宁冈县闹得最厉害。在1928年2月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时，毛泽东推荐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主席，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客籍革命派对土籍人文根宗出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很有意见。袁文才曾为此事专门去找毛泽东，问道：“毛委员，文根宗当工农兵政府主席真是你推荐的？”毛泽东回答说：“是呀！”接着，他向袁文才做了详细解释：“文根宗在新城战斗中表现不错，活捉县长张开阳，群众对他的印象很好嘛！至于能力大小，那是可以不断提高的，时间长了，经验也就丰富了。”袁文才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既然如此，这次就算了，下次可就不行了！要不然，真像老表所说的：‘土籍的党，客籍的枪！’难道我们客籍人专门打天下，他们土籍人就专门坐天下吗？”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毛泽东听后，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于是，当即向袁文才耐心解释说：“文才同志，你应该知道：共产党是不分国界省界的，革命是不分土籍客籍的。谁搞党务，谁搞军事，这只不过是分工不同。国民党反动派抓人杀人，会分土籍客籍吗？只要你是革命的，抓住了都会杀头的。你是共产党员，千万不要中了土豪劣绅的奸计。要互相团结，千万不要互相拆台，拿你们宁冈的话来说，就是‘不要拆开墙来让狗进’呀！”

袁文才向来很敬佩毛泽东，但在土客籍问题上，不管毛泽东怎么解释，袁文才思想上总是转不过弯来。

文根宗出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不到三个月，客籍革命派便提出一个动议：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一职应由土客籍革命派“轮流坐庄”，每届任期三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两届。到1928年5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皇担任。然而，甘金皇只担任了一个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宁冈县委（龙超清任书记）又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借口，把他撤换了。

对“轮流坐庄”这件事，毛泽东深有感触。为此，他特意将龙超清、袁文才两人找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你们这简直是乱弹琴！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只有封建的世袭制，而没有什么轮流坐庄制嘛！你们都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这样无原则地附和土客籍之间不正确的要求呢？你们这样下去很危险呀！接着，毛泽东又向他们阐明了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的严重危害。他说：土客籍问题和地方主义，都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天下的穷苦劳动人民是一家，工人农民是一家嘛！你们想想看，敌人来了，还分什么土客籍吗？凡是革命的，统统被杀头。如果我们不团结，那就要吃大亏了！

毛泽东在说服教育的同时，还采取了有力的组织措施。在1928年冬，他委派军队干部何长工出任宁冈县委书记，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让他随军行动。同时，对宁冈县委、区委主要的领导干部，也都做了相应调整。

地方主义和土客籍问题，是毛泽东在恢复和重建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的过程中，碰到的两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确实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但还不能说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所以，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特别详细地汇报了这两个问题。

关于地方主义，毛泽东在报告中写道：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关于土客籍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又写道：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了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243]

这就是说，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恢复和重建共产党组织的过程中，毛泽东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难题，即在农村环境和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怎样建设一个“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就是在农村环境和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怎样建设一个无产阶级化、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深深感到：“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遇到的这个难题，也正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革命课题；不解决这个课题，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就站不住脚，革命就不能发展，当然也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为解决这个重大革命课题初步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但要根本解决这个重大难题，还需要在革命的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努力。

（六）建立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红色政权

前面讲过，1927年11月，趁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混战的时候，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奔袭茶陵，并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工人代表谭震林担任主席。

1928年1月初，为策应万安农军暴动和开辟遂川县工作，毛泽东又率领工农革命军奔袭遂川县城。

遂川县，位于井冈山的东南面，属江西省管辖，是一个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盛产稻米的山乡。境内有一条奔流不息的遂川江，由西南向东北注入赣江。

部队在宁冈砻市出发前，毛泽东做了战前动员。他说：上次打茶陵，大家作战勇敢，仗打得很好，但是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群众工作，这是个缺点。这次我们去遂川，绝不只是为了单纯打仗、消灭敌人，而且还要打土豪筹款子，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的革命任务。他还向大家风趣地说：井冈山西面是湖南，东面是江西，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之间有矛盾，战斗力也较弱。我们就来一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遂川去活动。

1928年1月4日，毛泽东与张子清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和第三营第九连，从砻市出发，直捣遂川大坑镇。大坑镇是遂川县靖卫团头子肖家璧的老巢。当天下午战斗打响，不到三小时，就打垮了肖家璧苦心经营多年的靖卫团，歼敌三四百人。

县城里的敌军和土豪劣绅，听说肖家璧的靖卫团被打垮了，吓得连夜弃城而逃。1月5日下午，工农革命军乘胜进驻遂川县城。

但是，部队进城后，发现街上冷冷清清，家家都紧闭着门户。偶然碰上一两个人，不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便是耳聋眼花的老太太。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以后，遂川的土豪劣绅十分害怕。他们一方面加紧镇压群众，一方面又散布谣言欺骗群众，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说什么要在每个人的额头上用火烫印“共产党”三个字等等。由于群众不了解情况，所以当工农革命军进驻遂川县城时，许多群众都躲藏起来或者逃走了。

针对这种情况，按照预定安排，毛泽东指示部队立即执行“分兵发动群众”的计划。首先在县城开展工作。让部队以班、排为单位组织起来分散进行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筹款子。当遂川县城的工作打开局面后，除将工农革命军的团部和特务连留在城里继续做群众工作和筹建革命政权外，其余部队分三路出发：一路到城东云田，一路到城西草林，一路到城西北大坑，分头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向群众做宣传，进行调查研究，打土豪筹款子。为了加强领导，每一路都成立了一个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部分班、排干部组成的“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该路的全盘工作。还规定“行动委员会”要及时向前委汇报工作。

各路部队出发前，毛泽东亲自拟订了调查提纲，并亲自向部队详细宣讲了调查提纲。调查提纲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群众生活状况、剥削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地理条件等等，尤其要求指战员要着重调查清楚工人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具体情况和当前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并向大家交代了调查的具体方法。

在部队分兵四乡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发动群众的热潮中，毛泽东于1月14日也亲自带着一支部队来到城西南面的草林圩。

草林圩，是遂川西南的一个大集镇，住着600多户人家，开设着200来户店铺。三天逢圩一次，日中为市，一月九次。每次逢圩，近至周围各乡，远至周围各县，农民成群结队，肩挑手提，带着各种农副产品，赶来做买卖。但是，官府和豪绅互相勾结，税卡林立，敲诈勒索，肆意抽取捐税。仅在黄坳到草林的70里路上，遂川靖卫团要抽五次税，无论什么农副产品都不能幸免，群众十分痛恨。在官府和豪绅地主阶级的摧残之下，草林圩日益萧条和冷落。

经深入调查，草林圩200多家店铺，大部分都是小本经营或半工半商，整个草林圩的经济命脉操纵在以黄礼瑞为首的少数几个土豪劣绅手里。黄礼瑞的大儿子是国民党的省参议员，又一个儿子在靖卫团当队长。黄礼瑞每年土地收租近万担，还霸占山林数千亩。在草林圩，他开设鸦片烟馆、钱庄、油行、当铺，还在县城里开了几个商号。黄礼瑞有权、有势、有钱，他亦官、亦绅、亦商，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群众痛恨至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豪绅、大恶霸。

先来到草林圩分兵发动群众的部队是连长曾士峨和党代表罗荣桓率领的第三营九连。毛泽东来到草林圩以后，便听取了曾士峨和罗荣桓的详细汇报。

毛泽东摸清情况后，便研究决定：首先没收以黄礼瑞为首的土豪劣绅的浮财，狠狠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同时，带领指战员打掉了靖卫团设在沿途的层层税卡，取消了各种苛损杂税；接着，又制定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使之家喻户晓。这一切获得了广大农民和中小商人的热烈拥护。

草林圩的局面终于打开了。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公历是1928年1月16日），是山乡传统的小年。这一天大清早，曾士峨、罗荣桓便率领宣传队出门，把草林圩圩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街道两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令人耳目一新。在万寿宫大门两边的柱子上，还贴了这样一副醒目的对联：

为革命而牺牲，死当欢笑；

救工农出水火，我应勤劳。

这一天，在通往草林圩的各条路上，挑担的，背篓的，提篮的，农民、商人、小贩川流不息，成群结队，带着各种农副产品来到了草林圩。整个圩场十分热闹，中午时分，到圩人数竟达2万人以上，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兴旺景象。

也就在这一天，利用逢圩的机会，毛泽东还在万寿宫召开了有中小商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亲自向群众宣讲了保护中小商人的一系列政策，明确规定不能随意侵犯中小商人的利益，说连商人的一颗红枣都不能动，鼓励中小商人放心地做生意；同时，号召广大农民群众和中小商人要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会后，毛泽东又指导工农革命军将打土豪得来的衣服、谷米、猪肉和日用品等等，分发给到会的劳苦群众。

草林圩的兴旺景象，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即保护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这种政策所以正确，是由于毛泽东深入斗争第一线，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脱离实际由头脑空想出来的。但是，后来“左”倾盲动主义的领导者却批评毛泽东“太右”“烧杀太少”，说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1月21日，毛泽东率部队从草林圩返回县城。当天，就召集陈正人等遂川县委负责人开会，研究成立工农兵政府的事。他认为全县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成立工农兵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建议制定一个“临时政纲”，作为新成立的县工农兵政府的工作大纲。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县委书记陈正人等很快起草了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内容的《临时政纲》，共有30多条。于是，毛泽东便和大家一起，逐条逐句地进行认真修改。如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反对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等等。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给大家讲：我们写的《临时政纲》必须根据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的特点，做到通俗明白，让群众能看得懂，容易记，以便家喻户晓，共同执行。

1月24日，遂川召开全县群众大会，庆贺工农兵政府的成立。这一天，恰逢农历正月初二，是传统的新春佳节。一大清早，各村的群众就穿着整洁的衣服，敲锣打鼓，扶老携幼，喜气洋洋，从四面八方拥向县城。万安、泰和等县也派代表前来祝贺。会场设在张家祠堂门前的大草坪上，布置得简朴、隆重。大会主席台悬挂着毛泽东亲手草拟的一副醒目的对联：

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

看今日，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这副对联是工农群众翻身做主、扬眉吐气的生动写照，大家一致称赞写得好。

上午10时，大会执行主席陈正人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西庄村的贫苦农民王次淳^[244]被推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将裹着红绸的工农兵政府的大印授给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王次淳。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今天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大会，也是我们工农劳苦群众开始掌权的大会。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就要有自己的政权。然后，他指着王次淳说：这位就是我们的县长，西庄人，贫农出身，前几天还在挑大粪，今天脚上还穿着草鞋，腿上还有泥巴。

说到这里，毛泽东举起一只手，伸出小拇指说：从前，土豪劣绅当权，我们是这个。然后，他又伸出大拇指说：如今，农民当县长，泥腿子掌权，我们是这个。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大事情！

接着，毛泽东又继续说：工农当县长，就是要给工农谋利益。我们工农群众要拥护自己的政府，拥护自己的县长。但是，革命单靠县长一个人是不行的，还要靠大家团结起来。一根稻草一拉就断了，如果把几根稻草拧成一股绳，就不容易拉断了。

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县人民支持、爱护和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团结一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

毛泽东讲话后，大会宣布和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同时，还宣布和通过了县工农兵政府的组织机构和负责人名单以及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赤卫大队等组织的负责人名单。

《遂川县工农兵临时政府政纲》共30条，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其中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工农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全县工会、农民协会、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到了全县以上的时候，应立即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245]这个《临时政纲》集中反映了当时当地工农劳苦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是茶陵、遂川建设工农兵政权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这个《临时政纲》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它后来成为井冈山地区各县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蓝本。但是，它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例如规定“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等等，还需要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逐步完善起来。

大会结束时，赤卫队员押来了大土豪劣绅郭渭坚。新成立的工农兵政府立即行使职权，由王次淳主持，举行公审大会。最后，根据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由县赤卫大队长王次楱^[246]当场处决了这个罪大恶极的郭渭坚。

大会后，在遂川县广泛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又分谷子又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打倒肖家璧，

活捉罗普权。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活捉谢逢恩，

消灭李世连。

过新年，过新年，

你拿斧子我拿镰。

高举红旗开大会，

工农翻身掌政权。^[247]

春节过后，工农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继续分兵四乡，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和完善区、乡各级红色政权。

正当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各乡大张旗鼓分兵发动群众的时候，江西军阀朱培德增调杨如轩的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的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企图勾结新城的靖卫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进剿”。

毛泽东闻讯后，一方面立即指示宁冈、永新等地的暴动队、赤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以造成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则迅速将分散在遂川四乡的工农革命军集中起来，立即返回茅坪，与新升编的第二团会合，以集中兵力待机消灭敌人。

经过对新城敌情反复侦察后，2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茅坪攀龙书院主持前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围歼新城驻敌，并具体部署了攻打新城的作战计划。根据新城的地形和每晨有雾的特点，毛泽东决定利用晨雾采取突然袭击和围三阙一相结合的战法，其具体部署是：由第一团第一营担任主攻，潜伏于南门外选锋书院前河滩的草丛中，趁敌军在选锋书院前早晨出操时，发起突然袭击，并从南门突入城里；第三营埋伏于东门外树林中，在第一营打响后进攻东门，以配合第一营的行动；特务连埋伏于北门外山坡上，在第一营打响后佯攻北门；虚留西门不攻，由袁文才带领第二团第一营，分三道防线埋伏在西门外，切断敌军从西门突围逃向老七溪岭的退路，并利用开阔地形，协同第一团将突围之敌歼灭于西门外水田之中。同时，王佐率领第二团第二营留守井冈山，密切监视遂川方向的敌军。此时，由茶陵赤卫队改编的第一团第二营，根据前委的指示，已于2月初返回茶陵坚持斗争。

当天下午，在茅坪的阎仙殿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阐明了打好这一仗，对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并分析了能够取得胜利的各种条件。他说：敌人的正规军只有一个营300多人，加上地主武装靖卫团，也只有五六百人，而我们却有两个团1500多人，兵力远远超过了敌人；虽然我们武器差、子弹少，但有宁冈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大家又个个英勇善战，所以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讲话简短有力，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情绪。

当晚夜半时分，毛泽东、张子清、袁文才等率领工农革命军分两路直奔新城；同时，大陇、新城等地的2000多武装起来的群众，也悄悄随军前往。18日黎明前，按照预定部署，各自都静悄悄地进入指定位置，把新城团团围住。

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东门外棋山岭高地，在这里可以俯视全城。

新城，位于宁冈的东北部，距茅坪20余里，是国民党宁冈县政府的所在地，周围有坚固的城墙，城内住着数百户人家。

2月18日清晨，蒙在鼓里的敌军照常在南门外选锋书院前进行操练。这时，工农革命军突然发起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随即，南、北、东门三个方向同时向守城敌军发起攻击。而后，南、北、东门迅速相继突破，敌军被迫出西门溃逃，最后在西门外开阔地带水田里被全部消灭。下午3时许，战斗胜利结束。

新城战斗，是井冈山军民对敌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全歼敌正规军一个营，包括靖卫团杂牌军在内，共五六百人，击毙敌营长王国桢，活捉反动县长张开阳，并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同时，地方武装在群众的协助下，还抓了躲在城内的许多土豪劣绅。

新城大捷，这是上井冈山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有力地粉碎了江西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在新城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派人把活捉反动县长张开阳的贫苦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请到茅坪的八角楼。

文根宗是宁冈县古城区大江边村人，当时30多岁，膀阔腰圆，一身虎劲。他虽然一年到头给地主扛长工，却养活不了自己一家人。所以，村里成立农会时，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县里组织暴动队，他当了队长。

在八角楼，毛泽东热情地同文根宗握手，并请他坐下。随后，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以及活捉张开阳的经过，并热情地赞扬他为人民立了大功。然后，以商量的口气请他当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主席，问他有什么意见。

这完全出乎文根宗的意料，他立即十分惊奇地反问道：“我？一个扛长工的泥腿子能当县长？”

毛泽东十分肯定地回答道：“对，就是你！泥腿子为什么不能当县长？”接着，他向文根宗解释说：工农大众不仅要推翻整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什么不能当县长？我们打倒了豪绅地主阶级的县长张开阳，还要有工人、农民自己的县长，我们不当，谁当？我们穷人自己的家，就要我们自己来当。

2月21日，在宁冈砻市召开全县万人群众大会，隆重庆祝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热情洋溢地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用枪杆子推翻了压迫人民的旧政府，建立起工农兵自己当家做主的新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接着，他又说：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人民自己的革命政权。现在我们有军队，有群众，有政权，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同心协力，革命就一定胜利！然后，毛泽东将坐在台后的背大刀、穿草鞋，满身虎劲的文根宗请到台前，向到会的军民做了介绍。

毛泽东讲话之后，大会宣布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由贫苦农民文根宗担任主席。同时，还宣布成立中共宁冈县委和宁冈县赤卫大队，由龙超清任县委书记、石敬庭任县赤卫大队的大队长。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都设在砻市办公。

最后，大会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就地公审和处决了恶贯满盈的反动县长张开阳。

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坚决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同时，领导全县群众展开打土豪的斗争，广泛建立地方武装，保卫红色政权。这样，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便逐步奠定了以宁冈为中心区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

当时，在宁冈到处传唱着这样一首民歌：

太阳出山红艳艳，

宁冈来了毛委员。

领导穷人闹革命，

武装割据湘赣边。

太阳出山红艳艳，

宁冈从此亮了天。

奴隶翻身做主人，

工农当家掌政权。

新城大捷，打开了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的相继建立，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列宁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那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去夺取政权呢？这是需要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探索的。现在，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开始一个县、一个县地推翻旧的、白色的反动政权，同时一个县、一个县地建立新的、红色的革命政权。他现在埋下头来、脚踏实地，在艰苦地、创造性地开拓着一条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奠定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坚实基础，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其基本情况是：

（1）初步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首先，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对工农革命军的建设，确立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对工农革命军的绝对领导权；接着，又制定了军队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及宽待俘虏和瓦解敌军的各项政策，从而奠定了新型人民革命军队的基础。同时，工农革命军的数量也日益发展。1927年10月，初上井冈山时只有2个营7个连，不足一个团（缺第二营），约700人。1927年12月下旬，茶陵县赤卫队随同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改编为第二营。这样，第一团就由原来的2个营，发展为3个营。1928年2月上旬，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又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这样，工农革命军就由原来的2个营7个连发展为2个团，军队数目也由原来的700人发展到1500多人。

（2）恢复和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武装组织。在“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各县相继建立了工农暴动队和赤卫队（或游击队）。到1928年2月，除酃县外，永新、茶陵、宁冈、莲花各县，都普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武装组织；3月中旬，酃县也成立了县赤卫大队。

（3）恢复和重建了湘赣边界各县地方党的组织。早在1926年，井冈山地区各县就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只剩下少数避难藏匿的党员。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以后，就立即着手恢复和重建边界地方党的组织。在“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方针指导下，到1928年2月，边界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遂川、茶陵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有了党的组织。同时，各县的区、乡两级党组织也都陆续建立起来。此外，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取得了联系。

（4）深入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了打土豪的斗争。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规定的三大任务之一是“打土豪筹款子”。通过打土豪，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更重要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上打击了豪绅地主阶级的封建势力，充分发动了群众，调动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从而使红色政权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5）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至1928年2月，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并建立了这三县的工农兵政府。

至此，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也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究竟如何实行土地革命，如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又如何用枪杆子去夺取政权，这只能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去探索。

在湘（东）赣（西）边界的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毅然率领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而创造性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人民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