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井冈山进军:工农革命军沿罗霄山脉南下

（一）文家市会师

在秋收起义前夕，湖南的气氛很紧张。8月中旬，国民党新军阀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要他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9月6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在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因而随即宣布：从9月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起，长沙特别戒严5日，每日晚10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节加紧戒严，军警一律停止放假，日夜岗哨巡逻，以防暴动。

这样，就给湖南的秋收起义更增加了困难。

湖南的秋收起义完全按照预定的部署进行。

9月9日，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长（沙）岳（阳）和长（沙）株（洲）段的铁路。这是全省起义开始的信号。

9月11日，当师部率领北路第一团从修水出发向平江挺进时，在距长寿街15里的金坪附近，随同行动的由余洒度收编的黔军残部邱国轩的第四团突然叛变，袭击第一团的后卫，劫去全部辎重；同时，前面长寿街之敌又趁机发起攻击。这样，第一团则腹背受敌，损失很大，团长钟文璋也弃部逃走。总指挥卢德铭同师长余洒度立即率部向第三团靠拢，并迅速派人向前委书记毛泽东报告。

9月11日凌晨，南路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击萍乡未克，遂转向西进，击溃了萍乡与醴陵交界的老关之守敌，并进而夺取醴陵县城；但敌人立即由长沙调来两个营兵力沿株萍铁路增援醴陵，于是第二团放弃醴陵城而改取浏阳县城，并攻占浏阳县城。但由于部队进城后纪律松弛，团长王新亚又忙于召集富商筹款，没有发觉增援醴陵之敌两个营尾随而来，结果遭到敌军袭击，全团溃散，团长王新亚下落不明。

9月11日凌晨，前委书记毛泽东同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率领全团从铜鼓出发，向浏阳方向前进，先后攻占了浏阳县的白沙镇和东门市，连战皆捷。后来由于敌军重兵反扑，经激战受挫，被迫放弃东门市，毛泽东与苏先骏遂率第三团撤退到浏阳县的上坪村。

在湘赣边界工农革命军各团发动起义的同时，长沙郊区以及醴陵、平江、株洲、浏阳等地，均有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配合行动，但没有形成预期的声势。

9月15日晚，湖南省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停止执行原定16日晨在长沙市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

鉴于三路部队的进攻连续受挫，前委书记毛泽东便当机立断，于9月17日命令各路起义军立即向浏阳县东南的文家市集结；同时，立即派人送信到长沙，建议湖南省委立即停止会攻长沙的原定计划。

9月19日，第三团的全部、第一团的余部和第二团的零散人员，陆续到达文家市。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三个团，由原来的5000多人锐减到约1500人。毛泽东也于当天下午到达文家市。

在秋收起义部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怎么办？如果执行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继续进攻长沙，在当时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这样做只能导致全军覆灭；如果不继续进攻长沙，便是不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必然会被加上“临阵脱逃”之类的罪名。怎么办呢？必须当机立断，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做出抉择。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师部的驻地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分析形势和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行动的方向问题。

在会上，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认为单靠工农革命军现有的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长沙，主张放弃继续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提议将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和山区去，找个“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继续坚持和发展革命斗争。

于是，会议便围绕着形势和军队的行动方向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发生了激烈争论。师长余洒度仍然继续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193]的主张，这是符合中共中央决定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持有这种意见。总指挥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认为敌人既然已经知道了起义部队的意图，必然会调集重兵，如再继续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最后，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向敌人势力薄弱的农村和山区进军。这样，毛泽东就将早已提出的“上山”思想，开始付诸实践。

会议结束后，夜已很深了。毛泽东还找了几个部队的负责同志谈话，然后便由师部副官杨立三安排他在里仁学校东面新斋第二间房子里睡觉。睡觉的地方，仅仅只是一张门板。当时，毛泽东穿着老蓝布的农民衣服，赤脚草鞋，脚趾溃烂得很厉害。杨立三便问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讲，这是他由长沙来时在途中爬山被扎烂的。杨立三很感动，便对毛泽东说：我早就知道您了，我在《战士》刊物上看到过您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那篇报告，对我们在湖南做农民运动的同志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他们总说我们“过火”，实在怄气得要命，您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194]

20日清晨，天气晴朗，部队集合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做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接着指出：过去我们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掌握枪杆子的亏；只有掌握枪杆子，才能打倒中国的反动派。这次秋收暴动，我们虽然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失败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有的同志说，蒋介石现在力量很大，我们力量很小，怕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依我看，我们现在并不孤立，我们的斗争有湘、鄂、赣、粤四省广大工农群众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力量小只是暂时现象。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破蒋介石的那口大水缸！最后，他还着重指出：按原定计划是要去打长沙的，但目前长沙那样的大城市，敌人的力量很强，还不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我们应该改变行动的方向，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和山区去，在那里找个“落脚”的地方，先站稳脚跟，然后再逐步发展我们的力量。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不怕困难，勇敢向前，革命总会有出头的一天！

毛泽东的讲话，大大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革命意志，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毛泽东讲话后，工农革命军便高举着红旗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浩浩荡荡南下，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战略进军！

湘赣边界起义原定的目标，是要攻占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已经走向低潮，这样的战略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非常善于从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坚持从实际出发思考中国的革命问题。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后，毛泽东便及时改变原定计划，将进军的方向由进攻中心城市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转折，是中国式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起点。

毛泽东所以能够自觉地实现这个战略转折，绝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准备。这是毛泽东多年来刻苦学习马列主义，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尤其是潜心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必然结果。正因为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对农民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很早就产生了“上山”的思想。现在时机成熟，毛泽东便立即将“上山”的思想付诸实践，这不是非常自然的事吗？也正因为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向农村和山区进军是比较自觉的，所以后来才能够为中国革命开拓出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为什么毛泽东带着队伍不去别的地方而向井冈山进军？这也不是偶然的。据贺子珍回忆：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王新亚，在参加永新暴动以后，便带着安福县的农民自卫军到浏阳一带活动，后来同安源的工人武装一起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并由王新亚任团长。王新亚曾在安源军事会议上向毛泽东详细介绍过大革命时期井冈山附近的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县革命斗争的情况，农民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至今仍然坚持斗争的情况。王新亚还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的重要位置和地理条件。这些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引起了高度的重视。^[195]所以秋收起义受挫后，早就有“上山”想法的毛泽东，这时很自然会想起王新亚介绍过的井冈山。他感到井冈山无论从党的力量、群众基础以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都应该是工农革命军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于是，他便当机立断，毅然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军！

但是，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就在9月19日毛泽东做出秋收起义的队伍沿罗霄山脉南下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做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萍乡、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决议要求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乡）、浏（阳）、（平）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196]然而，当中共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的部队早已沿着罗霄山脉开拔南下了。

（二）三湾改编

9月20日上午，部队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

这时，湖南和江西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调兵遣将进行围追截堵。当湖南省代主席周斓获悉起义部队“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便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就是说，南下途中充满了险情。

因为湘军战斗力较强，赣军战斗力较弱，所以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原来打算经萍乡去莲花，但当行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探知萍乡县城有敌重兵把守，便决定绕道芦溪南下。

9月24日晚，工农革命军到达萍乡与宜春交界的一个小镇芦溪镇。师部命令部队在芦溪镇街上宿营，毛泽东认为不妥，便转移到镇外一个小山村扎营。25日清晨，部队向莲花方向前进时，因侦察不力、敌情不明，突然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两个团和地主武装保安团的伏击。虽然经过一场恶战，部队突出了重围，但在掩护撤退时，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了。这是一个重大损失，毛泽东十分悲痛！

芦溪战斗结束后，25日中午，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的第一个村庄——莲花县高滩村。稍做休整后，毛泽东做了简短的动员，继续向南挺进。当晚，工农革命军宿营莲花县甘家村。

晚上，毛泽东在这里开调查会，听取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关于莲花、永新一带敌情及地形等情况的汇报。毛泽东从汇报中得知：9月18日莲花农民自卫军曾攻城失利，牺牲12人，被捕90多人，而莲花城内现在又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一些战斗力不强的保安队。于是，毛泽东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攻打莲花县城。

26日清晨，大雨滂沱，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迅速攻克莲花城，俘虏县保安队长，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以来攻下的第一座县城，从而使连续受挫的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出席的有朱亦岳、刘仁堪、朱义祖、陈竟进、贺国庆等。朱亦岳等汇报了莲花县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情况。毛泽东表扬了贺国庆等不怕危险、千方百计保存一支枪的革命精神，并就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仔细询问了永新、宁冈的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情况，尤其是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军的情况，并和莲花县的同志一起研究了向井冈山进军的路线。

晚上，毛泽东参加余洒度召集的会议。当得知余洒度擅自放走保安队长时，便严厉批评他警惕性不高、敌情观念淡漠，但余洒度拒不接受批评，结果会议也没有开成。原来余洒度根本就没有把前敌委员会放在眼里，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的领导就更加不尊重了。

长途行军，又要打仗，的确十分艰苦。毛泽东赤脚穿草鞋，脚趾溃烂得厉害，一走一跛，摇摇晃晃，步履十分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当年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197]

在转兵南下途中，部队自身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由于长途跋涉，连续战斗，指战员牺牲，伤员不断增加；同时，疟疾流行，病号越来越多，不少人掉了队，甚至因缺医少药而死亡。一些军官还存在着打骂士兵甚至枪毙“逃兵”的旧军队作风。军队里共产党的组织也很不健全，而且远离战士，“支部建在团上”。关于当时的情况，赖毅^[198]后来回忆说：“芦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们互相询问：‘你去不去？’‘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很显然，这许多严重的问题不解决，就无法保持部队的战斗力，也很难再继续前进。

赖毅还回忆说：“就在这支革命部队的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同志展开了最紧张的工作。那时，我是一营二连一班的班长。每天行军，我都看到他那魁梧的身体，出没在战士们的行列中，今天在这个连，明天在另一个连。他和战士们谈话，问他们在家里是做什么的？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问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199]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工农革命军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

三湾，位于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处的一个约50来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

这时，部队虽然已经摆脱了敌军的追击，但损失严重，思想混乱，组织很不健全，剩下的人数已不足1000。部队在三湾住了5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休整的机会。所以，当部队进驻三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目前的状况，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整顿和改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进行组织整顿，缩小部队编制。

将不足1000人的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第一营由原第一团为基础编成，下辖一、二、三连。第三营由原第三团为基础编成，下辖七、八、九连。因原第二团被打散，所以第二营暂缺。另外，还组编了一个特务连，一个军官队，一个卫生队，一个辎重队。整编后多余的军官归军官队，伤病员统一归卫生队护理治疗。这就是说，整编后全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约剩700人左右了。

整编时，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自愿的原则，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离队者，按路途远近发给三至五元的路费，并开证明信，希望以后继续革命，将来如愿回来，欢迎再回来。

这样，经过整编，人数虽然少了，但队伍精干了，指战员的思想提高了，战斗力却增强了。

当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有个战士，由于挂念家中生病的母亲，在“走”“留”问题上犹豫不决。毛泽东知道后，便拿出自己的40个银毫子，连同发给他的5块银圆，一起交给他做路费，劝他回家把母亲的病治好，继续在家乡闹革命。可是第二天晚上，他却又带着十几个青壮年回来了。

原来，他在途中被地主武装抓住了，不仅抢走了他的全部路费，而且还把他痛打了一顿，并关进监狱要处死他。这时，他想起了毛泽东告诉他的话，于是便组织同狱的十几个人越狱归来。在欢迎大会上，他深有感慨地说：“穷人不革反动派的命，自己就要丢掉命。我再也不离开部队，要跟着毛委员一起干革命！”

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并设立党代表制度。

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北伐战争直至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在部队中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以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以，在改编时，第一次实行了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当时，这支部队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成立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后来对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连队是部队生活、工作和战斗的基层单位，只有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才能牢牢掌握士兵，才能使连队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后来，毛泽东总结经验时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200]

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时还建立了党代表制度。经前委任命，在连、营、团三级委派了党代表。由党代表担任党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专门负责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并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样，就从组织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

后来，在192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曾要求在部队中取消党代表制度。为此，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明确表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201]

回顾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虽然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但是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太薄弱，离士兵也太远。就是在号称“铁军”的叶挺独立团，也只是党支部建在团上。这次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也仍然是一个团一个党支部，因而部队一旦遭受挫折，便发生动摇、逃跑、溃散、叛变等一系列问题，部队经不起严峻的考验。因此，毛泽东总结北伐战争直至这次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建立起一整套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尤其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

第三，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当时，起义部队中有不少人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旧军官，残存着许多封建的军阀习气和作风，他们随意打骂和侮辱士兵，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官兵之间的关系。

为了从军队中根本上扫除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习气和作风，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首先规定不准官长打骂士兵，废除烦琐的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其次，还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同时，为了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在连以上设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军队内部的群众性组织，在党代表指导下，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反映士兵的愿望和要求，监督各项民主制度的实行，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到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这样，就彻底扫除了军队中的军阀主义残余和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官兵对立的状况，从而奠定了官兵平等的新型的官兵关系的基础。后来毛泽东总结经验说：“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202]

毛泽东对工农革命军所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革命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确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从而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因此，三湾改编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罗荣桓元帅指出的：(www.xing528.com)

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203]

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久，一位连长给妻子写信说：“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204]

在三湾，毛泽东还和全体指战员利用休整间隙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工农革命军还帮助群众砍柴、挑水、扫院子，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深受三湾人民的称赞和欢迎。部队刚进三湾时，因为群众对工农革命军的性质不了解，纷纷上山躲避起来，整个村子冷冷清清。后来经过工农革命军的艰苦工作与广泛宣传，群众才逐渐返回村庄，全村又变得热气腾腾。毛泽东还特地访问了村里最穷苦的孤寡老婆婆罗莲英。罗莲英嫁到三湾后，丈夫40岁时便被军阀抓去当兵了，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活活地饿死了，一个给地主放牛在山上被老虎吃掉了。罗莲英年迈体弱，无依无靠。毛泽东亲切地安慰她，还特地送了几尺青布给她做衣服。部队离开三湾前，根据群众的要求，毛泽东特意安排留下两位同志和三湾群众一起闹革命。

在三湾，毛泽东还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写信给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以及井冈山的袁文才，并派专人送到井冈山北麓的茅坪。在三湾，毛泽东热情接待了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和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205]，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但建议可先进驻距此地30里的古城。

10月3日清晨，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集合在三湾村东头的枫树坪上整装待发。毛泽东向部队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这时，毛泽东头上蓄着很久未剪的长发，穿着一件老百姓的老蓝布旧棉袄，脚穿草鞋，腿上却打着一双绑腿。他站在大枫树下面铿锵有力地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206]

毛泽东简短有力的讲话，使全体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

毛泽东讲话后，工农革命军便离开三湾前往宁冈的古城。

（三）古城决策

工农革命军从三湾出发，于10月3日当天进抵宁冈县西北部的古城。

古城曾是县政府所在地，但这时已很荒凉，人口也不多。工农革命军的到来，立刻使这个古老荒凉的小镇热闹起来了。

当晚，毛泽东在奎联书院的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参加的人有前委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以及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肖子南等，共60多人。10月5日，会议结束。会议主要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关于在井冈山“安家落户”、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并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正确方针。

当讨论关于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势很好，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在这里，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得清、打得准。现在我们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准备“占山为王”了。

有的人不同意“占山为王”。他们说，革命革到“占山为王”，这还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解释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有马列主义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山大王”。大家想想看：哪朝哪代完全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一个普通的山大王他们都消灭不了，难道他们能够消灭我们吗？从历史上看，这个地区常有农民占山为王的事，统治阶级多次缉剿，都无可奈何，那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接着，毛泽东又详细地分析了井冈山地区政治、经济、历史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最后，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科学分析，总结和吸取了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正确地选择井冈山作为“落脚点”、作为革命根据地，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

要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袁文才是客籍人，1898年生于宁冈县茅坪附近的马源村。王佐也是客籍人，1898年生于井冈山附近的下庄村。在长期的绿林生涯中，袁文才和王佐情同手足，并结拜为“同庚”兄弟。两人各树一帜，一个在井冈山的大小五井一带活动，一个在宁冈茅坪的周围活动，山上山下，遥相呼应。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帜，专同官府和土豪劣绅作对为敌，因而颇受当地群众的拥护。

在大革命时期，袁、王二人都深受大革命的影响。1926年秋，袁文才在宁冈党组织的帮助下参加了革命，并举行宁冈暴动，推翻了宁冈县反动政府，成立了“人民委员会”。袁部被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由袁文才任总指挥。随后，袁文才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佐也与遂川县农民协会取得联系，把自己的武装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1927年7月，袁、王两部根据党的指示，配合莲花、永新、安福等县的农民自卫军，攻克永新县城，从监狱中救出被反动派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贺敏学任党委书记，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自卫军占领永新县城20多天，后因国民党调了6个团的兵力来攻，遂决定莲花农民武装仍回莲花活动；对湖南比较熟悉的王新亚带领安福的农民自卫军到浏阳一带打游击；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仍撤回井冈山；永新县委书记贺敏学是袁文才中学时的同学，所以也率领永新的一部分农民自卫军和一批党员（包括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撤退到井冈山的茅坪。随后，宁冈、莲花、遂川等县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少人来到井冈山避难。这时，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60支枪。王佐部仍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仍驻在井冈山北麓的茅坪，互相配合，遥相呼应。这就是说，当时井冈山上不仅保留着两支农民革命武装，而且保存着一批共产党员。^[207]

关于袁、王两支农民武装的情况，王新亚早在秋收起义前的安源会议上就向毛泽东做过详细介绍，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后来，部队进驻三湾时，毛泽东又对袁、王的情况进行了更详细的了解，并亲自写信给袁文才，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意图，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时，袁文才派他的秘书陈慕平来到三湾，与毛泽东取得联系。到古城后，毛泽东又继续通过宁冈县的党组织，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了袁、王的情况。

但在如何对待袁、王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因而在会议上曾展开争论。有人认为，袁、王虽然挂着农民自卫军的牌子，但实际上和土匪差不多，又对我们怀着疑虑和戒心，怕我们“火并山寨”，所以留着他们没有好处，不如趁早把他们消灭掉。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主张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毛泽东对袁、王这两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袁、王部队的成员多是贫苦农民，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因而具有反对地主豪绅阶级的强烈愿望；同时，他们又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而且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对共产党是有一定认识的。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缺乏了解，担心部队上山会“火并山寨”，夺占他们的地盘，因而产生疑虑和戒心，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同我们并无根本的利益冲突，相反，却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基础。因此，对袁、王不能采取简单的消灭政策。同时，他们土生土长，长期活动在井冈山一带，地形熟悉，群众基础好，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对我们今后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在湘赣边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都会带来许多好处。

究竟对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带原则性的问题。何长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这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208]通过深入的分析和充分讨论，大家终于取得一致的认识，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对袁、王两支农民武装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前委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会议的决定，要求大家同心协力为在井冈山“安家落户”、建立革命根据地努力创造条件。同时，毛泽东又委派何长工前往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以来部队的情况，并打听有关南昌起义部队的消息。

（四）红旗插上井冈山

袁文才收到毛泽东的三湾来信后，半信半疑。这时，他的秘书陈慕平自告奋勇愿去三湾同毛泽东联系。原来，陈慕平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毛泽东是他的老师，他兴奋地向袁文才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的情况。于是，袁文才便派他同宁冈县委的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一道前往三湾。

毛泽东在三湾热情接待了陈慕平等三人，阐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意图，并希望能和袁文才早日会面。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他们来时为什么不带枪？龙超清说：“枪很贵重，所以一般外出都不准带。”毛泽东说：现在是武装斗争时期，不带枪怎么行？等会儿每人先带一支回去！

古城会议确定了对袁、王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后，毛泽东便和龙超清、龙国恩等进一步研究了会见袁文才的具体事宜。经商定，10月6日在茅坪附近的大仓村会见袁文才。

袁文才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学问、胆略和为人，但左右一些人总有点儿疑虑。他们说：人家有上千条枪，我们只有60条枪，和他们搞在一起有什么好处？谁知道人家打的什么主意？恐怕我们早晚要被人家吞掉！这些意见自然会使袁文才增加疑虑和戒心。所以在10月6日早晨会面时，袁文才尽管一方面忙着宰猪置酒恭候毛泽东的到来，但另一方面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人、20多条枪，做了必要的戒备。

根据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毛泽东只带了几个随员前往大仓村。当毛泽东骑着马和几个随员向大仓村走来时，陈慕平指着前面那位蓄着长发、身材魁梧的人说：“看，那就是毛司令！”他们看到毛泽东只来了几个人也就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出来。

毛泽东来到村前先下马，向前来迎接的人热情招手致意，表示对主人的尊重和感谢。这种谦虚有礼的作风，给袁文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文才在林家祠堂热情款待毛泽东，并和毛泽东在祠堂的吊楼上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毛泽东向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说明了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意图和打算；赞扬袁文才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为革命保存了枪支和部队，并希望他今后能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最后，毛泽东表示，为了增强井冈山的防卫力量，可以先到山下取回100条枪来。

袁文才完全没有想到，毛泽东不仅没有缴他们枪的意思，反而一下子就给了他们100条枪，这使他非常感动。于是，袁文才立即拿出600块银圆赠送给工农革命军，并慷慨答应：部队需要的粮食和在山上建立医院、留守处这些事，都包在他身上了，还说明天部队就可以上山。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北麓的茅坪。

在宁冈县党组织和袁文才的协助下，工农革命军很快在茅坪的象山庵建立了留守处，把一些伤病员和一部分军需物资留在那里；同时，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很快也办起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所医院——茅坪红军医院。

接着，毛泽东又通过袁文才去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通过一次会面就能全部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会面时，袁文才曾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209]这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明显含有推托的意思。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于是，毛泽东便决定先将伤员和留守机关安排在茅坪，而后再率主力部队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扩大政治影响，调查井冈山周围的情况，并打探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的消息。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主力部队，首先挺进到湖南酃县境内进行革命活动，打土豪发动群众，联络农民自卫军，筹款筹粮解决军队给养问题。

10月13日，毛泽东率第一团进驻酃县水口（位于井冈山西麓）。在水口的朱家祠、桥头分别听取了当地党组织的汇报，要求他们回去发动贫苦农民恢复农会，准备武装暴动，并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在水口，原师长余洒度和原三团团长苏先骏，以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为名，离开了工农革命军。^[210]

为贯彻和落实三湾改编的精神，毛泽东于10月15日在酃县水口叶家祠亲自主持了新党员赖毅、欧阳健、李恒、鄢辉、陈士榘等六人的入党宣誓仪式。他仔细询问了新党员的情况，向新党员介绍了“西西皮”（CCP）三个英文字母的含意，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并向新党员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而后，毛泽东站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带领新党员宣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新党员宣誓后，毛泽东又郑重地向各连党代表叮嘱说：回去后，一定要抓紧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以后，各连都要像今天这样，分批分期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211]

在水口期间，毛泽东还曾深入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状况、地理环境和物产资源等。同时，又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并亲临练兵场指导，鼓励战士们练好杀敌本领。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便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更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不久，获悉湘军两个团分两路从茶陵来进攻工农革命军的消息。毛泽东当即决定：派第一营的二、三两个连，由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从水口出发，经安仁到茶陵打游击，扰乱敌人后方，打破敌人进攻计划，筹得款子后到井冈山会合；毛泽东自己则率领团部、第三营、第一营一连和特务连，沿湘赣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筹款筹粮解决军队给养问题，并与湘南、赣西的党组织和农军取得联系。

分兵后，毛泽东率团部、第三营、第一营一连和特务连从水口出发，经酃县的中村、下村进入遂川县境，于10月22日，进驻遂川西部的大汾镇。10月23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在大汾镇突然遭到遂川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由于人地生疏、仓促应战，结果部队被打散。第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络而辗转南下，后来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会合；毛泽东率团部和特务连，一直撤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身边仅剩下40多人，部队的状况十分狼狈。这时，毛泽东的脚又被草鞋带磨烂，行动很困难，拄着棍子和战士们一起行军，坚决不坐担架。坚强、镇定的革命精神，强有力地感染着战士们。

毛泽东率领着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随后，第一营第一连也跟了上来。当日晚，部队行至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部队就在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子宿了营。

10月24日早晨，天气晴朗，群峰叠翠。早饭后，工农革命军集合在荆竹山村口的大路旁。这时候，毛泽东走到部队面前，站在路旁的石坎上开始讲话。他首先介绍了身边一位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是专程前来迎接部队上山的。接着，毛泽东讲道：“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212]

从荆竹山到大井只有25里。毛泽东率部队上山，当天进驻大井，受到王佐及其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大井进驻井冈山最大的村镇——茨坪。不久，宛希先率领的第一营二、三两个连也从茶陵归来，赶到茨坪。

在茨坪，毛泽东又指示送给王佐部队70条枪；王佐也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圆。

在茨坪住了几天，于11月初，毛泽东又率领一部分部队回到井冈山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这样，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行程1000多里，终于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之巅！

毛泽东所以要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审慎选择的结果。因为井冈山地理位置好，地形险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都较好，山上有水田和村庄，出产稻米和杂粮，周围又连接着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便于筹款、筹粮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井冈山在当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革命根据地。因此，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还特别详细地汇报了井冈山的基本情况。他写道：

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213]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进一步对罗霄山脉的北、南、中三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又继续写道：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214]

实践证明，毛泽东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毛泽东便在这里以井冈山为依托、以宁冈为中心，开始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并开辟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总之，在秋收起义受到严重挫折之后，毛泽东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大城市的计划而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正确地选择了“落脚点”，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井冈山，从而开辟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起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端，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从此，中国革命便沿着毛泽东开辟的这一条道路前进，一直走向全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