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出席“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从此，陈独秀就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公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和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五人常委临时代行中共中央职权期间，主要决定了三件事：一、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二、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并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起义；三、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共同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168]

1927年8月1日凌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和影响下的部队2万多人起义，从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即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举行了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

会议由李维汉担任主席，并致开幕词，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一、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做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二、由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常委做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三、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进行的，只开了一天。

罗明那兹报告后，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说：

国际代表^[169]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170]走了。甚可怪的，唐^[171]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72]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173]

上述发言说明，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即国共合作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曾对整个会议的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会议的第三项议程选举中央政治局时，李维汉和蔡和森等都主张让毛泽东进政治局，但毛泽东一再提出，他准备去湖南参加秋收起义，不能进入政治局。政治局选举的结果是：

政治局委员九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会议结束后，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进行了适当分工，由瞿秋白负责主持政治局的工作。^[174]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中共中央机关在9月底至10月上旬由武汉迁往上海。

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到毛泽东关于“上山”的思想。

“马日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同李立三、郭亮召集从湖南被迫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开会时，毛泽东就明确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175]

在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曾把毛泽东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共中央委托研究湖南的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的状况以及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8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曾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希望他能前往上海到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到大城市去住高楼大厦，愿意到湖南去做农民革命工作，建议不要把他留在党的中央机关。他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林之中跟绿林交朋友。”^[176]

8月9日，毛泽东出席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湖南的秋收起义问题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巡视员马也尔提出的由湖南工农武装组编一个师与南昌起义的部队合力共同夺取广东的计划。毛泽东指出：

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177]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178]

毛泽东产生上述“上山”的思想，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思想基础的。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问题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的这些“上山”思想，正是他后来走上井冈山的先声。

（二）“霹雳一声暴动”——赴湖南传达和贯彻“八七”会议的决议

8月9日，在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经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决定委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特派员身份前往湖南传达和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负责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会议同时指定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公达为湖南新省委书记。

8月12日，毛泽东秘密离开武汉回到长沙，住在“板仓杨寓”。^[179]

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总要首先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久已养成的工作习惯。现在，他要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状况、群众的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和研究。

8月13日，毛泽东匆忙赶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村，这里是杨开慧的家乡。他来到这里，一方面是要对已先期回到这里的杨开慧以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孩子做出适当的安排，另一方面要认真做些社会调查。

在板仓村杨开慧的家里，毛泽东邀请了六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通过这次调查，他了解到当地农民迫切要求全盘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到长沙后，他又向湘潭县韶山冲来省城的五位农民征询对土地革命问题的意见。经过与五位农民讨论，毛泽东又拟定出“土地纲领草案”数条。

通过调查研究以及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毛泽东深深感到，自5月21日“马日事变”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倒行逆施、残酷屠杀革命群众，因而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也就是说，在群众心目中，原来革命的国民党，现在已经变成了军阀争权夺利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工具。所以，毛泽东感到，这次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不能再打“国民党左派”这面旗帜了，而应该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群众。

上述这些新的认识，都是毛泽东回到湖南后通过实地调查才获得的。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传达和贯彻“八七”会议的决议。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秋收起义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毛泽东根据调查来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对所讨论的问题，都郑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第一，关于暴动举什么旗帜的问题。

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八七”会议上，仍然决定继续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别的其他省都要有基础，也就是说更应该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毛泽东则根据实际情况，在会议上坚决主张：这次湖南秋收起义，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而不能按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再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这次湖南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鲜红旗帜。

会后，在8月20日，毛泽东又以湖南省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进一步阐明了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第二，关于土地问题。

在“八七”会议上讨论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时，毛泽东曾提出根本取消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问题，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阻止大家深入讨论土地问题，他说：“关于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这非有一个工农德谟克拉西^[180]的政权是无法解决的。”^[181]

关于在秋收暴动时如何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会议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八七”会议的决议上指出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只限于减租。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没收土地只能采取政治没收的方式，就是说只能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给农民，而不能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没收全部土地、土地归国有的时期，现在我们必须没收全部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确定土地国有的原则。

毛泽东向来十分重视研究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听了上述两种意见后，系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既反对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意见，也反对没收全部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并把土地收归国有的意见，而提出了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来满足贫苦农民土地要求的主张。

贺尔康、毛复宣等多数参加会议的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的主张显然同“八七”会议的决定不一致，但全面、具体，比较切合实际。

第三，关于暴动中的军事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明确地提出：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www.xing528.com)

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182]

当时，无论中共中央或党内普遍的看法，都认为秋收暴动应该主要依靠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武装，军队只能起辅助的、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单纯“军事冒险”。但是，毛泽东却在这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再次强调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经过严格训练的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工农群众临时组织的暴动武装，而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这种起义或暴动便常常失败，这样的例子很多。

第四，关于暴动的区域问题。

关于湖南的秋收暴动计划，原定以湘南为暴动的中心，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即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全省划分为四个区域同时举行暴动。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分散使用力量，全省同时举行暴动的做法。后来经过湖南省委多次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省委书记彭公达还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183]等均赞同其说。”^[184]

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拟定的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8月20日，毛泽东又亲自给中共中央写信，阐明了他自己关于对一些重大的政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于8月22日专门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进行研究。在会上，还听取了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的详细汇报。湖南省委拟定的秋收暴动计划，因与中央的意见不一致而没有批准。8月23日，中共中央又给湖南省委复信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说“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抛开国民党的旗帜，去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说我们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口号仍然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显然是脱离实际的，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坚决贯彻执行，对其中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和指责则予以答复和解释。8月30日，湖南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中央的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8月30日，湖南省委再次召开会议，最后确定了湖南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然后会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湖南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同时，会议还决定：由省委书记彭公达立即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湖南的秋收暴动计划，并责成毛泽东立即前往湘赣边界组织革命武装，实施秋收暴动。这就是说，等不得中共中央批准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就已经付诸实践了。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出发，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终于制定出一个比较符合湖南实际情况的秋收暴动纲领。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究竟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会遇到许许多多新的实际问题，而我们党对处理和解决这些新的实际问题却又十分缺乏经验。像毛泽东这样，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敢于旗帜鲜明地在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不同的意见，当时在党内这样的人是很少的，确实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因此，瞿秋白曾在一次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185]

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186]

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客观情况不允许中共中央同毛泽东以及湖南省委之间的不同意见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必须尽快付诸行动。

这时，集结在湘赣边界北段的革命武装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在安源附近，计有王新亚带领的永新、安福、莲花、萍乡、醴陵等县的部分农民自卫军，安源矿区的工人纠察队和安源党组织控制的矿井队；另一部分在铜鼓、修水一带，计有团长卢德铭、副团长余洒度带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余贲民带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苏先骏带领的浏阳工农义勇队，罗荣桓带领的鄂南通城、崇阳的部分农民自卫军。上述两部分武装共约5000人。

9月初，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匆匆来到安源。在安源的张家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有关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研究和部署了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并正式成立了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由毛泽东任书记。

到会的人主要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委员宁迪卿和杨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等。会议听取了潘心源、王新亚关于湘赣边界军队情况的详细报告。此外，王新亚还特别汇报了宁冈、永新、莲花、安福农民自卫军在7月份攻打永新县城的战斗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自卫军在井冈山的情况。

会议决定将集结在湘赣边界北段的革命武装力量5000多人统一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原警卫团副团长余洒度任师长，原平江县工农义勇队队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驻在修水，以原来的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队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驻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新亚；第三团驻在铜鼓，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原警卫团一个营组成，团长苏先骏。

前委拟定的具体进攻路线是：在当地农民起义的配合下，第一团为北路，从驻地修水出发，经长寿街进攻平江；第二团为南路，从安源出发，攻取萍乡、醴陵后，向浏阳集中；第三团为中路，从铜鼓出发，取道东门市，与北上的第二团会合，一齐进攻浏阳。各路达成上述任务后，三路会攻长沙；而后在各县农民起义军和长沙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共同夺取长沙。

此外，在起义的前夕，余洒度还将流落在鄂南一带的黔军残部收编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

在安源完成秋收起义的军事部署后，毛泽东立即写信向湖南省委做了汇报。

湖南省委收到毛泽东的汇报后，在9月5日开会，最后决定了起义的日程：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并立即通知各地执行。

接到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日程安排后，毛泽东在安源于9月6日按原定部署立即下达了起义的命令。

在安源部署完毕后，毛泽东与潘心源等一起迅速前往铜鼓，部署第三团的军事行动。不料，9月9日，在途经浏阳县的张家坊时，毛泽东被勾结国民党的民团所扣押。

当时，毛泽东穿着农民的衣服，草鞋磨烂了，脚也走跛了，脸晒得黑黝黝的，确实很像一个普通农民，所以民团没有认出他来。在押往民团总部的途中，他机智地脱险了。

脱险后，毛泽东于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赶到江西省铜鼓县萧家祠第三团团部。

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节聚餐会上，毛泽东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以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正式宣布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并要求全体指战员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就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霹雳一声”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关于当时暴动的情景，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187]这首词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188]

匡庐^[189]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190]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191]。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它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一起，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武装夺取政权和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新时期的序幕。

根据革命的需要，毛泽东曾经从事和领导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从事过统一战线工作。现在，毛泽东又根据革命的需要，服从中共中央的决定，毅然前往湖南肩负起领导秋收起义的历史重任。

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毅然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

自古道：“官逼民反”。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战争，也是“逼”出来的，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逼”出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有一句名言：“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正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们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只好针锋相对，按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也拿起刀来。

以秋收起义为起点，毛泽东从此便开始了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