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五大前后的心潮逐浪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又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与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这就是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大革命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危急。但这时，武汉地区及附近省区的工农革命运动仍在继续向前发展，第二期北伐战争也取得若干胜利。这也就是说，只要共产党能认清形势，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采取果断的革命措施，还是有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在紧急时期党的任务。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

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虽然批评了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实际的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措施和办法，并继续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因而大会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就是说，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是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十分关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大会之前，毛泽东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拟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接着，毛泽东便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审议，但遭到了陈独秀的压制和阻挠，甚至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讨论。

当时，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唯一出路是：迅速彻底地解决亿万农民的土地问题，坚决充分地把亿万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同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只要把中国的几亿农民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个把蒋介石是不够打的；即使比蒋介石更凶恶的任何反革命势力，也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但是很可惜，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否定了毛泽东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正确提案，否定了毛泽东关于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正确主张。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遇到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处于软弱无能和无所作为的地位。

五大以后，陈独秀继续推行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形势便急转直下。

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叛变，率部进攻武汉，并发表反共通电。

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策划下，又在长沙发动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主张坚决反击。中共湖南省委立即组织了10万工农武装（主要是农民军）向长沙进发。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却认为工农武装围攻长沙会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于是，便匆匆派遣特派员赶赴长沙附近，制止了工农武装的进攻，说什么“湖南问题静候国民政府解决”。5月30日，各路工农武装被迫撤退，因而攻取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

“马日事变”后，湖南一片白色恐怖。于是，许多干部和群众都纷纷逃到武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和看望了他们。在6月中旬，毛泽东曾同李立三、郭亮召集由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近200人开会。在会上，毛泽东希望大家都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与敌人斗争，用武装来保卫革命。

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在会上，邓中夏报告了去长沙、湘潭和衡山了解到的情况，并对湖南省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但蔡和森的这个意见，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讨论。

蔡和森为什么要提议由毛泽东来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呢？三个月以后，蔡和森解释说：“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的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164]

当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但由于湖南所处的重要地位，必须尽快恢复党的强有力的工作。因此，毛泽东也曾主动说服陈独秀，要求派他回湖南工作。所以在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举行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任书记。

毛泽东立即赶到长沙赴任，积极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努力打通省委与长沙附近各县以及衡阳、常德等地的联系，并计划成立湘南、湘西及邵阳指挥委员会，分别领导所属各县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曾偕同柳直荀等到衡山县召集衡山的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个县的农会、工会、青年团、妇运会的负责人开会，分析“马日事变”后的形势。毛泽东强调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四一二”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要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恰在这时，6月26日，唐生智也由武汉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并公开打出了反对共产党的旗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怎样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认为要设法保存工农革命武装；保存的办法有三种，即“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www.xing528.com)

但是，毛泽东在湖南仅仅工作了十天，陈独秀又把他调回武汉，指责他组织暴动反对唐生智，妨碍了国共合作。

当时，1927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共产党召开五大前后，中国形势的发展真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因此，毛泽东的心情也像奔腾澎湃的万里长江一样，波涛汹涌无法平静。中国的革命到底如何发展？中国革命的前途究竟怎样？究竟应该如何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这许多复杂的问题都云集毛泽东的心头，真是焦虑如焚！正如他在《菩萨蛮·黄鹤楼》词中所描述的那样：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165]

后来，毛泽东自己在解释这首词中的“心潮”时说：

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166]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并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也开始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此，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蒋汪携手，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便宣告失败。

综观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自觉地坚持和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脚踏实地，艰苦地开拓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东方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国的重大突破，因而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初步形成的萌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独特的革命理论已开始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