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结束后，在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汉，所以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的发展、迁都武汉、召开国民会议以及国民党的最近政策等问题。会议向全国发出宣言，重申继续执行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于1926年11月初乘船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在离开广州之前，已先让杨开慧同她母亲及毛岸英、毛岸青回到湖南。
成立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这件事，原是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执委会上决定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完备的组织机构，直到毛泽东抵上海以后，组织机构才逐步完善起来，并开始办公。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共青团一人共七人组成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以委员一人常驻中央，另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以便就近指导湘、鄂、赣、豫、川等省的农运工作。[114]
毛泽东抵上海后，便将自己的工作重点，立即从研究中国农民问题转向直接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为全党迅速制定了一个《目前农运计划》，全面部署了全国的农运工作。中共中央局于11月15日批准了这个计划。《目前农运计划》就发展农民运动的次序、原则、重点地区、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以及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等有关事宜，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和规定。这个计划的全文如下：
目前农运计划
（一）农运进行应依下列标准规定发展地方之次序：
1.集会、结社自由较多的地方；
2.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地方；
4.农民经济上有特别之痛苦已有暴动或容易煽动之处。
（二）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
（三）在一省内亦应用集中的原则。如：
湖北——应注重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三县。
江西——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之一线。
河南——应注重京汉、陇海、道清三路沿线。
陕西——注重关中道即渭水流域各县。
四川——以重庆、成都两处为中心，注重其附近各县。
广西——注重从百色经南宁至梧州之一线。目前特别注重范石生势力下之恩隆、奉议、恩阳、百色等县与已发展之东兰县联络。
云南——以昆明为中心注重滇粤路沿线。
福建——以永定为中心注重闽南各县。
山东——注重胶济、津浦两路沿线。
安徽——注重皖北，以寿县、合肥为中心。
直隶——注重京汉、京绥、京奉、津浦四路沿线。
直隶与京兆特别区应划分为两个农运区域。在国民党系统下，直隶农运归直隶省党部管辖，以天津为中心；京兆农运归北京特别市党部管辖，以北京近郊为中心。
（四）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
（五）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
（六）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15]
从上述《计划》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毛泽东要求农民运动首先在那些具备有利条件的地方开展起来，尤其要首先在湘、鄂、赣、豫四省大力开展起来，以配合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所以要首先集中力量重点发展湘、鄂、赣、豫四省的农民运动，是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首先推进的地区；广泛深入地开展这四省的农民运动，就可以从根本上动摇北洋军阀统治的基础，从而有力地配合北伐战争。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这样，毛泽东就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时期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制定了一条明确而具体的行动路线。
毛泽东向来注重调查研究，向来注重深入到火热斗争的第一线，而坚决反对那种终日坐在领导机关里，高高在上、远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领导方式。因此，为了贯彻和实施《目前农运计划》，毛泽东于1926年11月下旬离开上海，前往当时革命斗争的中心——武汉。这时，国民政府也已经由广州迁到武汉。
在前往武汉时，毛泽东曾途经南昌。11月26日晚，毛泽东在南昌会晤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他同林伯渠商谈了在武昌开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27日上午，毛泽东由林伯渠陪同访问了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共产党员），争取他们的支持。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毛泽东和林伯渠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这件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说感到毛泽东很文静，颇像西汉初年辅佐刘邦打天下的张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于11月29日做出决议：江西选派150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学习，并负担经费1.3万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所）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116]
1926年12月初，毛泽东由南昌抵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了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并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商筹了举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关事宜。
毛泽东在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期间，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筹办和主持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还筹备和主持了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领导了全国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农委改组，由谭平山兼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二）参加中共中央十二月特别会议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而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又有力地推动了工农运动走向高潮。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基础。
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破坏中国革命，便开始采取新的反革命策略：一方面公然对中国人民进行武力威胁，积极准备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则竭力分化革命阵线，从革命阵线中物色新的代理人，以便扶植他们取代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它们首先看中了国民党新右派头子蒋介石。
在国内，由于工农运动迅猛高涨，尤其是农民运动的迅猛高涨，使得国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急剧尖锐起来。这时豪绅地主、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都大肆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破坏北伐军的后方”等等。他们还收买真正的地痞、流氓，千方百计打入农会，夺取领导权，进行破坏活动，甚至残害和暗杀农会干部。资产阶级由于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也不愿意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在政治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动摇。于是，他们也跟在国民党右派后面大肆叫嚷农民运动“过火”。总之，对于农民运动，“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117]资产阶级还认为，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因而感到恐惧。他们声称：“吾人最怕之事，即共产”；“工潮不决，纷扰无已”；“工人手内一有枪械，闻者心寒”。这些豪绅地主、反动军官、国民党右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也都寄希望于蒋介石，希望通过蒋介石来“铲除共产分子”对他们的威胁。
蒋介石从制造中山舰事件以后，他的立场就明显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方面，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首领。只是由于当时他的羽毛尚未丰满，还想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以便于他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因而还在表面上暂时维持着与共产党的联合。现在，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已经被打垮，蒋介石自己的军事实力也已经急剧地膨胀起来，于是他感到再与共产党维持联合的局面已经没有必要了。这样，蒋介石便认为叛变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急于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消灭共产党和镇压工农群众运动了。
上述政治形势充分说明，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大革命面临着严重危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面临着破裂的危险。
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来。这就是说，社会上关于工农运动的激烈争论，也必然会在共产党内掀起波澜。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呢？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坚决依靠工农群众，放手壮大人民的力量，尤其是农民的革命力量，坚决回击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和阻挠，并制止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准备应付它们可能的突然叛变，从而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也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跟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后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并发布了一系列压制和打击工农群众运动的指示和文件。这是多么错误，多么荒唐！他们起到了国民党右派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这就是有名的“十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项英、李立三、任弼时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也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参加了这次特别会议。
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并做了《政治报告》。[118]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亦即国共合作的革命联合战线问题。
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从而使国共合作的革命联合战线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在分析这种破裂危险的原因时，陈独秀指出了四种情况，即“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新的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但陈独秀在报告中实际上主要是批评了共产党内的“左稚病”和指责农民运动“过火”。
什么是共产党内的“左稚病”呢？陈独秀说：“（1）看不起国民党”；“（2）包办国民党”；“（3）包办民众运动。我们不但要包办国民党，并且要包办一切民众运动。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领袖隔离了，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4）否认左派存在”。
陈独秀批评的这些内容，实际上多数都是国民党右派所攻击的，也正是在危急时期共产党应该坚持执行并认真贯彻的正确原则和政策。这种批评的实质，就是反对共产党通过当时的国民党这个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种批评的实质，就是让共产党不要去发动工农群众，妄图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与搞军事独裁、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的蒋介石去妥协。
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也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陈独秀在报告中不仅贬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且指责共产党内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志是犯了急性病、“左稚病”。他在报告中批评说：“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争斗。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的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这就是说，陈独秀坚决反对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坚决反对“耕地农有”的正确主张。这样，陈独秀就在实际上放弃和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领导权，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实际上抛弃了中国的亿万农民群众。
那么，怎样才能挽救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使之免于分裂呢？
陈独秀提出挽救的主要措施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陈独秀认为“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
陈独秀在这里提出的“防止党外右倾”的办法，并不是放手发动工农群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也不是对国民党右派可能发动的突然叛变做好相应的准备，而是企图通过“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即依靠国民党内的其他新军阀来牵制蒋介石；企图通过“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来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这就是说，陈独秀把“防止党外右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民党其他新军阀和汪精卫之流的身上。显然，这些办法是完全错误的，是不可能有效地制止“党外的右倾”的。与此同时，为了“反对党内的‘左’倾”，陈独秀认为应当尽可能“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为此，“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地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的势力发展，使左派领袖获得群众”。这里的所谓“左派”，主要是指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部分国民党的领导人。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要首先考虑到汪精卫之流的“左派”领袖是否喜欢和接受。为此，就一定要制止工农运动“过火”，不要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坚决反对“耕地农有”的口号。
这里看得很清楚，陈独秀提出的所谓解决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免于破裂的办法，就是企图通过压制工农群众运动以谋求同国民党右派的妥协。这也就是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屈服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为了拉住蒋介石继续参加北伐，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并把共产党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从而使共产党脱离工农群众而陷于孤立。这样，最后就必然导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大革命走向失败。
所以，陈独秀在这个政治报告里所提出的挽救中国革命、挽救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免于破裂的路线，实际上就是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牺牲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利益，而去附和与迎合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要求与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对工农群众利益的叛变，就是对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利益的叛变。所以，后来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119]因此，陈独秀在这个政治报告里所提出的路线，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但是，陈独秀提出的这条自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这次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所通过，并形成了相应的决议，而且还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
因此，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标志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已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在这次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也有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负责人重申了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负责人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发展的情况，应该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主席在会议上主张实行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省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120]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立即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并指责他们犯了“左稚病”。“在会上，陈独秀还指责湖南农运‘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说明湖南省委要负责任”。“毛主席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121]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中央负责人要注意到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他说：“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122]但这些重要而正确的意见，都被陈独秀等人拒绝了，并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简直是“笑话”。
特别会议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就带着会议所提出的问题，离开武汉，于12月17日抵达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准备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
（三）实地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
1.斗争的中心问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于是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以至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等一切反动势力都统统起来攻击农民运动，并诬蔑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总而言之“糟得很”。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而为了迁就国民党反动势力，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革命同盟军，也跟着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在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做出了关于限制农民运动和反对“耕地农有”的错误决议。这样，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问题就成为当时革命同反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中心问题。因此，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问题，就成为整个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为了回答和回击党内党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攻击和责难，并制定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便毅然回到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
2.指导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工农运动和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1926年12月1日至27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举行。
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所以农民代表大会于12月5日特发出专电，邀请毛泽东回湘“指导一切”。
12月17日，毛泽东由汉口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20日，两个大会联合发出《关于召开欢迎毛泽东大会的通告》。该通告写道：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欢迎会，届时当有一番盛况也。[123]
20日下午，欢迎大会在幻灯场隆重召开，“到会者三百余人，旁听者尤为踊跃，幻灯场楼上几为之满”。
2时许，大会主席刘惊涛致欢迎词，他说：
今日下午欢迎两个人：第一个是毛润芝先生。毛先生是湖南湘潭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而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此次系专为考察农运而回的。我们在开幕的时候，即电请毛先生回湘，对于大会加以指导。现在毛先生已回，我们非常欢喜。第二位是农民国际的代表卜礼慈先生。卜礼慈先生是农民国际派来中国考察农运的代表，今天约定来此报告。……现在毛先生已到，即请毛先生出席演讲。
毛泽东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开始演讲。毛泽东首先说明了一年来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一百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同志努力的结果。
接着，毛泽东从工农商学联合的角度，再次重申和强调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他说：
我今日的题目是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只要将农民的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等等的问题也就都一一解决了。[124]
毛泽东的讲演词很长，讲了将近两个小时，讲演完毕已经下午4点钟了。大会休息5分钟以后，由卜礼慈先生继续做报告。
12月27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联合举行闭幕典礼，毛泽东又应邀出席并做了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演。他强调指出：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还严厉驳斥了“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运动的诬蔑以及“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之类的反革命宣传。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对农民做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他严厉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而不准农民向地主做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代表们注意：现时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125]
在大会期间，毛泽东着重听取了农民代表们关于各地农民运动情况的汇报和解答了他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并“在大会议案的起草委员会中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126]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易礼容为委员长），并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乡村自治问题、乡村自卫问题、地租问题、取缔高利贷问题和田赋问题等40个决议案，还发表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在这些文件里明确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土豪劣绅”，“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治政权”，发展农民的武装和取缔地主的武装，坚决支持农民在乡村中起来严厉打击土豪劣绅的革命行动。《农民代表大会宣言》里还旗帜鲜明地强调指出：“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其实这是革命争斗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骇怕‘纠纷’，采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最后，宣言向全省农民发出号召说：“本大会仅代表湖南二千七百万农民，精细考虑，决定今后革命争斗自求解放的策略。凡我湖南诸农友们！要集中于省农民协会之下，依照本大会的策略努力奋斗呀！”
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又和中共湖南区委一起研究决定，将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留下来，继续办了几天短期训练班，以提高农运干部的政策和策略水平。毛泽东在训练班连续“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127]，他鼓励和要求共产党员要多做社会调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农民运动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
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次全省农民和工人两个代表大会期间的一系列活动是卓有成效的，对推动湖南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3.考察的路线和日程
在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便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下乡之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曾召开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考察，并请毛泽东将湖南方面所要调查的六项内容[128]也会同一起考察，还通知各县党部协助做好考察工作。湖南《大公报》在1926年12月28日，还专门就这件事做了报道。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在湖南农村风尘仆仆考察了32天。
毛泽东原拟考察十几个县，但由于时间关系，只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五个县。其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长沙出发，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三个县。1月4日黎明，毛泽东乘船离开长沙，当天到达湘潭县城。他在湘潭县考察的重点是韶山地区。他由县城经银田寺、清溪寺到达韶山冲。从5日至9日在韶山地区考察。9日离开韶山地区，下午到达湘乡县的唐家
（后改名棠佳阁，毛泽东外婆的家住在这里）；11日抵湘乡县城。14日，毛泽东离开湘乡县城，经萧家冲，15日到衡山县的白果。17日抵福田铺，18日至宋桥（世上冲），20日至23日在衡山县城考察。24日，毛泽东返回长沙。而后将考察三县的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同志做了一次详细报告，并在党校、团校各做了一次报告。第二阶段是考察醴陵、长沙两县。1月27日，毛泽东乘火车到达醴陵。随后，步行25里到醴陵南乡东富寺考察。而后离开东富寺，又经醴陵县城、龙凤庵到渌口。2月4日，在长沙县郊区邀请农协负责人进行座谈，考察长沙县的农运情况。2月5日，考察活动全部结束。原来还计划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后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又将考察醴陵、长沙二县的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做了详细报告。
毛泽东考察了32天，行程1400多里。他广泛而深入地接触了农民群众和有经验的农运干部，普遍走访了农、工、青、妇各种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和负责人，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所到之处，受到了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高举着犁头大红旗，手执红绿小旗，高呼口号，在很远的地方列队迎接毛泽东，有的还召开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满腔热忱地支持农民运动，并随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性意见。
因为毛泽东在湖南这个全国农民运动中心的激流旋涡里，充分感受了农民群众浓烈的革命情绪和伟大的革命首创精神，所以便进一步促使他的思想、感情和认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并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直到32年以后，毛泽东在1959年6月回到韶山的时候，还深情地回顾了当年难忘的农民运动的情景。他在《七律·到韶山》诗中写道：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129]
4.考察实况概述
毛泽东满怀着革命的激情，以“小学生”虚心学习的态度，深入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
当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执行委员，在社会上已经颇有些声望了。因此，在他下乡考察之前，湖南《大公报》等许多报纸都专门发了消息。但是，毛泽东丝毫也没有以“大人物”自居，而始终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广大的干部和农民群众请教。正如后来他在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时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30]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到达湘潭县城后，便立即召集县农协、工会、商协、妇联、青年等组织的负责人开座谈会。
1月5日，在湘潭县农协和韶山地区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毛福轩以及省里派来的国民党监察委员戴述人等陪同下，毛泽东身着长袍，手拿雨伞，脚穿草鞋，从湘潭县城出发，步行回到韶山地区，做了为期五天的考察。
一年多以前，毛泽东曾借“养病”的机会，在家乡韶山地区搞了农民运动的试点。现在的发展情况如何？这是毛泽东十分关心的事情。
1月5日至6日，毛泽东首先来到湘潭第一区农协所在地——银田镇白庙和韶山特别区农协所在地——清溪寺考察。靠近韶山地区的宁乡、湘乡的一些农协干部和群众也闻讯赶来。毛泽东首先参加了群众的欢迎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重要讲话，鼓励农民群众同土豪劣绅做斗争。他说：“革命好比做屋，先要清好屋脚，打好基础，去掉绊脚石。革命的绊脚石就是土豪劣绅。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踢开绊脚石，取得斗争的胜利。”接着，便和农协干部及农民群众座谈起来。在座谈会上，农协负责人向他谈了一年多以来韶山地区的巨大变化，说农民群众已经普遍发动起来了，并向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进攻，毛泽东听了后十分高兴。当谈到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时候，毛泽东爽朗地笑起来，连声称赞说：“滚得好！”
当宁乡高露乡农民揭发当地国民党区分部实行“二民主义”时，毛泽东便立即插问道：什么是“二民主义”？农民回答道：他们取消平米，还将领导斗争的鞋匠欧二保关进监狱，这不是取消了“民生主义”吗？毛泽东马上表态说：这个“二民主义”的国民党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他还对坐在身旁的戴述人说：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要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揭露那“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民运动的错误。
接着，银田镇农协负责人又向毛泽东谈到了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的一些重大罪恶。原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民国二年以来14年间，杀了50多人，活埋4人，最先被杀的两个人完全是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于是这两个叫花子就一命呜呼了。现在农民运动起来，汤峻岩又组织“保产党”，破坏农民运动，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一致要求严惩。毛泽东赞同大家的意见，并当即表示：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大土豪劣绅，枪毙一两个，全县震动，对于肃清封建势力，极有效力；像汤峻岩这样的人不杀，就不足以平民愤！
1月7日，韶山特别区第一、第二乡的农民听到毛泽东要回韶山冲考察的消息后，就在半夜里敲响了挂在乡农协前面的古钟，农会会员随即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乡农协前面。站在队伍最前面的会员，高举着犁头大红旗，其余的会员也都手执着红绿小旗子。他们敲锣打鼓，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朝着通向特别区农协的路走去，前往迎接毛泽东。他们在半路上看到毛泽东大步迎面走来，顿时几里长的路上，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汇成一片。群众簇拥着毛泽东来到第一乡农协所在地毛震公祠。毛泽东向欢迎的群众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说：我在外面听见有人说农民运动“糟得很”，在这里听见农协委员们讲“好得很”。我看这是真正的革命行动，确实“好得很”！这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是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你们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是“好得很”！毛泽东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不能那样文质彬彬，农民的革命行动就是要激烈些。土豪劣绅是极少数，我们贫苦农民是大多数；只要穷苦人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当毛泽东看到祠堂里来了许多妇女时，他特别高兴地说：今天妇女同志来得真不少！过去封建思想作怪，妇女受压迫，不能进祠堂；现在打倒了封建的族权，妇女翻了身，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毛泽东说到这里，群众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午饭后，第三、第四乡的农协又组织了二三百人的队伍来迎接毛泽东去视察。在第三乡农协所在地毛鉴公祠，举行了欢迎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分析了天下大势，大力表扬了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并号召农民群众要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说：过去遇到旱灾，就拜菩萨祈雨，结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农民修了塘坝，就解决了些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动手，自己解救自己。民国十四年，我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有人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山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走好运，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都走坏运，坟山也一齐都不贯气了么？过去穷人没有饭吃，现在农民运动搞起来，减租减息，也有饭吃了。难道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
毛泽东这一番破除迷信的话，说得农民都哈哈大笑起来。
晚上，毛泽东回到自己的家里——韶山冲上屋场。乡亲们和农会干部都来看望他。毛泽东在自己的堂屋里生了火炉，大家围着火炉坐下，一直亲切交谈到深夜。毛泽东还在自己的堂屋里邀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的同志开调查会，并在一起共同研究工作，共同制定今后的斗争计划。
毛泽东在回韶山地区考察的五天中，他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那种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满腔热情支持群众革命行动的伟大精神，再次给韶山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激励着韶山人民继续向土豪劣绅发动新的进攻。
1月9日，毛泽东离开韶山，下午到达湘乡县唐家
（后改为棠佳阁）。毛泽东先到外婆家看望两位舅父和几位表兄，并和一些老农进行座谈。
1月10日，毛泽东从唐家
抵湘乡县城，住在湘乡饭店。他在住所召集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开调查会。他边询问边做记录：农会组织得怎样？有多少会员？农民武装情况怎样？人们对农民协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人反对农民协会？农协干部汇报说，有个土豪劣绅从湘乡逃到长沙，恶狠狠地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协委员长，天晓得搞什么！搅得乡里不安宁，非把这些人杀掉不可！”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后说：土豪劣绅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要打倒他们，他们怎么会讲我们的好话呢？
毛泽东还特地找来县农协执行委员、负责武装工作的邹祖培，了解湘乡农民诸禁和农民武装等情况。邹祖培说：湘乡历来牌赌盛行，鸦片流毒很广，农会一成立，就禁止赌钱打牌，禁止抽鸦片烟。毛泽东称赞他们做得对、做得好。在谈到武装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县农协要迅速把团防局的几百条枪全部接收过来，并迅速发展梭镖队，使每个青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军；你们如果没有军事人才，我就请省里派一个来。不久，果然省农协派了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来到湘乡，帮助训练农民自卫军。
在湘乡期间，当毛泽东得知县城监狱里竟然关押了许多乡农协委员长和农协委员时，便对这件事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湘乡县很快纠正了乱捕下级农会干部的错误行为，并全部释放了监狱里关押的基层农会干部。
1月14日，毛泽东从湘乡县城出发，步行经湘乡县的萧家冲，于15日到达衡山县的白果。当晚，毛泽东就在二区农民协会所在地圣帝殿里，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协干部开座谈会。他高度赞扬岳北农民群众的革命精神，说他们就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敢于在赵恒惕的家乡闹革命，并鼓励他们要把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燃向其他几个“岳”，让革命的烽火燃遍全中国。会后，毛泽东就睡在圣帝殿二楼一张很简陋的床铺上。
第二天，毛泽东又在芳山公祠堂召开妇女座谈会。当谈到先前妇女不能进祠堂吃酒，现在妇女组织起来了，成群结队拥进祠堂，一屁股坐下来便吃酒，造了族尊老爷的反，还给族尊老爷戴高帽子，已经打破了妇女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毛泽东高兴地笑着说：这个老例破得好！后来，毛泽东还特地将这件事写进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白果期间，毛泽东又特地去看了1923年原岳北农工会旧址，又专程看望了当年牺牲的四位烈士的家属，并指示要对烈士重新进行安葬，要对烈士的家属很好地照顾，要严惩杀人凶手！
而后，毛泽东离开白果，经福田铺、宋桥等地前往衡山县城。从白果到福田铺，有50多里崎岖小路，但他仍然坚持步行。当时北风很大，他就把长袍扎在腰中，顶着大风前进。在福田铺，区农协特地为他安排了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但他坚持住在一个小伙铺里，晚上把旅客找来开调查会。在宋桥（世上冲），他住在一个老同学家里，谈论问题直到深夜。
1月20日，毛泽东到达衡山县城。在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康王庙，听取了县委书记向钧和县委其他负责人的汇报。当听到全县乡农民协会的职员中，赤贫占百分之五十，次贫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以后，毛泽东强调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农村的革命，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但也要注意在农协委员中吸收中农的代表参加，以便团结更多的劳动人民，打击共同的敌人。当毛泽东又得知衡山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循地主之请，拘捕了许多乡农协委员长和农协委员，并把他们关押在县城监狱里时，他再次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中共衡山县执行委员会一定要进行坚决斗争，要求衡山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农协干部，并组织群众放爆竹热烈迎接他们出狱。
在衡山县城期间，毛泽东还两次视察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同学员们进行座谈。当了解到学员们有时下乡组织农会，有时回所学习理论，毕业后回原地工作时，毛泽东指出：这种边学习边工作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很好。
在衡山的十天考察期间，他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包括典狱长、资产者，就是土豪劣绅的家里也要去走一走，以便能听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声音。在衡山县城里，他还特地拜访了过去的小狱吏谭汉卿。正是这个小狱吏，使他“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131]
1月23日，在离开衡山时，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以及各界团体举行欢送会，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大力赞扬了衡山的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他指出：土豪劣绅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我们说“好得很”；土豪劣绅说农民协会会员是“地痞流氓”，我们说是“革命先锋”。他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农民要团结起来，要提防反动派的阴谋破坏，要夺取地主豪绅的武器，大力发展农民的武装。(www.xing528.com)
1月24日，毛泽东带着考察材料，风尘仆仆，从衡山回到长沙望麓园。随后，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的考察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同志做了详细报告。接着，他又在党校、团校各做了一次报告。
1月27日，毛泽东乘火车前往醴陵县考察。在县城邀集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瓒、县农协委员长孙小山以及县工、青、妇等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关于醴陵县农运情况的汇报。罗学瓒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又是新民学会的老会员，老同学相逢，当然格外感到亲切。随后，又连续三个晚上召开中共醴陵县各地支部书记和区农协委员长座谈会，到会40多人，每晚都开到深夜。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汇报全县各地入冬以来开展农运的情况，研究如何加强领导、如何扩大农协组织、如何发展农民武装以及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等问题。在会上，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宣传部长李味农，认为农民运动“过火”，毛泽东则对李味农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说：“味农同志，你是好好先生，却不懂革命理论，被压迫阶级受层层压迫已久，若不将压迫阶级无情压制，被压迫阶级不能得到彻底翻身。”[132]
随后，毛泽东又步行25里，到醴陵南乡东富寺考察。
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个大土豪易萃轩，原来是个“乡里王”。但农民运动起来后，他却伪装开明，在乡农协成立挂牌那一天，他送猪送谷，还送来一块“革故鼎新”的金字大匾。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后，就提醒大家说：土豪劣绅，无论是公开对抗，或者是伪装降服，但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要提高革命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醴陵农协干部汇报时，说到有一个贫苦农民，起早摸黑地替地主做工，原定每年工资20元，他上半年支取了5石谷，当时谷价每石2元，在年底结账时，他满以为还可以拿上10元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地主说谷价涨了，硬要按每石5元计算，结果反而倒欠地主5元钱，回家后衣食无着，便自缢身亡了。毛泽东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对大家说：搞农民运动就要发动和依靠像这个长工那样受苦最深的人，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不怕失掉什么，他们是农会的中坚力量。
2月5日，考察工作全部结束。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又立即向中共湖南区委做了详细报告，并对中共湖南区委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一些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中共湖南区委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1927年2月，中共湖南区委在给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做自我批评说：“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133]，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说此时改变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又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向纵深发展。
但是，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原始材料，后来都损失了，毛泽东对此十分惋惜。所以至今，我们没有看到这次考察的原始材料。但是，我们从已经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内容，可推知毛泽东在这次考察活动中所得到的材料是极其丰富的。
5.脚踏实地，为中国革命开拓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排除各种阻力，深入到火热的、激烈的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湖南农村进行考察，这对于毛泽东认识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对毛泽东的思想、感情、立场和态度，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他自己后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发言时所说的：
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134]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犯错误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他们未能经常深入到火热的实际斗争的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尤其是没有深入到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湖南农村去考察，没有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第一线感受群众浓烈的革命情绪，他们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犯错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也确确实实涌现出一批脚踏实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深入到火热的实际斗争第一线，和亿万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高度自觉地从事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工作，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艰难地开拓着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他们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代表着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
（四）农民革命运动的伟大纲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带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获得的极其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离开长沙返回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
不久，杨开慧也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以及保姆陈玉英一起来到武昌。
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简短报告，扼要叙述了他的基本观点，并尖锐地指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135]这句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的，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而不能实行这句话来说的。这个报告在最后说，将在三四日内写出一个详细报告送中央，并要求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刊登。
紧接着，他在卧室内煤油灯下，满怀激情，奋笔疾书，很快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又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这篇两万多字的《报告》中，毛泽东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大量无可辩驳的确凿事实，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的伟绩奇勋，坚决批驳了党内党外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种种责难和攻击，科学地总结了湖南农民革命运动的经验，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运动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关于这件事，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强调指出：
“我在湖南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一条新的路线。”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136]
后来，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为这篇《报告》写的题解这样说道：
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137]
这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1.明确提出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面对国民党右派、反动军官、土豪劣绅和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来正确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他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这样写道：
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138]
这就是说，毛泽东在这里严肃地提出：对待农民革命运动的态度如何，将是检验革命派或反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
2.坚决批驳了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种种责难和攻击，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湖南的农民运动，大约分为两个时期。1926年1月至9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在这个时期内，1月至6月为秘密活动时期，7月至9月北伐军驱逐赵恒惕，[139]为公开活动时期。在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大的斗争，因此社会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又因为农会会员能做向导，做侦探，做挑夫，所以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因为农民入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200万，群众便约有1000万。在湖南农民总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站在农会的领导之下。于是，便开始行动起来，在4个月之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掀起一个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热潮，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这样，各种责难和攻击便纷至沓来。
在《报告》的“‘糟得很’和‘好得很’”一节中，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坚决批驳了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攻击，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并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旗帜鲜明地写道：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接着，毛泽东又痛斥了国民党右派的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之类的反革命论调。他在《所谓“痞子运动”》一节中写道：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
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3.坚决支持和热烈歌颂农民的革命行动，充分体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革命首创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所谓“过分”的问题》一节中，毛泽东还坚决批驳了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之类的中派议论。他写道：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40]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毛泽东这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当时正确看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一个光辉的范例。
4.提出了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以及武装全体农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毛泽东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因此，他坚决主张农民要首先彻底打碎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政权而建立起新的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他在“政治上打击地主”一节中写道：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毛泽东在“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一节中又写道：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为了在农村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政权，就必须击败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武装，并建立和发展农民的革命武装。毛泽东认为，要建立和发展农民的革命武装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收编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即将地主阶级的武装夺过来加以改编、改造，作为农民革命武装的一部分；二是建立农民新的革命武装，即农会的梭镖队。毛泽东认为：“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武装全体农民的战略思想。
这就是说，在这篇《报告》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政权和建立农民革命武装以及武装全体农民的重要战略思想。这同陈独秀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针锋相对的，是当时挽救革命危机和推进革命走向胜利道路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思想。
5.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了农民阶级的各个阶层，指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打倒封建势力的“革命先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
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141]
这就是说，正确认识中国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农村中的各个阶级进行科学的分析，在于对农民阶级中的各阶层进行科学的分析。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再次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清晰而准确地对农民阶级中各个阶层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他明确指出：富农对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对革命的态度是“游移的”，而在“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主要的力量是贫农”，他们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毛泽东在“革命先锋”一节中写道：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全体农民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142]坐飞机回广东[143]了。吴佩孚[144]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145]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146]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47]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148]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农村出现了空前的革命热潮，这就迫切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及时解决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阶级路线问题。毛泽东在这篇《报告》里，又发展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思想，进一步对农村中的各个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各个阶层进行了精辟的科学分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关于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阶级路线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6.列举14件大事，用事实来进一步批驳和答复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种种责难和攻击
毛泽东写道：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毛泽东所写的14件大事是：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第二件，政治上打击地主；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第四件，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第六件，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第七件，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第八件，普及政治宣传；第九件，农民诸禁；第十件，清匪；第十一件，废苛捐；第十二件，文化运动；第十三件，合作社运动；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坝。
最后毛泽东总结道：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149]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150]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151]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152]有什么两样！
总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回击和批驳了当时党内和党外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种种责难和攻击，彻底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明确提出了一条正确对待农民问题和农民革命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农民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无产阶级只有首先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并同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进而领导其他的革命阶级和势力，从而逐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解决农民问题，则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问题和领导农民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因而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和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纲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它是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革命运动的科学总结，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民革命问题的学说。因此，《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又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历史文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历史文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代表着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
正因为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农民问题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所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他能够比较自觉而及时地把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首先在井冈山开辟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能够逐步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五）真理的声音锁不住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撰就后，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在1927年3月5日出版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期合刊和27日出版的第三十八期以及4月3日出版的第三十九期上，首先连续刊载了全文。接着，《湖南民报》和汉口的《中央日报》副刊，也都陆续刊载了《报告》的全文。这篇《报告》受到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却遭到了陈独秀及其追随者的激烈反对。《向导》周报原定要刊载《报告》的全文，但在3月12日出版的第一百九十一期刊登了《报告》的前七部分之后，后面的第八部分“十四件大事”（约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则被迫停止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著名理论家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要求继续刊登，陈独秀却大发雷霆说：湖南的农民运动发生问题，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在4月，分管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瞿秋白指示共产党领导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了《报告》的单行本。在1927年4月11日，瞿秋白还特地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热烈赞扬湖南农民运动和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壮举。他在《〈湖南农民革命〉序》中热情地写道：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在《向导》周报发表了《报告》的前七部分后两个多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便在5月27日出版的第九十五期上刊载了这篇没有登完的《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在俄文版的《共产国际》刊载后仅半个月，英文版的《共产国际》也于6月12日刊载了这篇没有登完的《报告》，并在扉页上加了一段俄文版上没有的说明：“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谈及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时，也赞扬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153]
日本学者伊藤秀一曾于1973年11月在日本的《历史学研究》第四○二期上著文说：“有理由认为，共产国际对这篇《报告》的关心是不寻常的，曾给予它极高的评价。”[154]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这样不寻常地关心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呢？伊藤秀一继续介绍说：斯大林于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指出：现在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所以，在斯大林讲话三天后，俄文版的《共产国际》就转载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接着，于6月12日英文版的《共产国际》也转载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可见，共产国际所以这样不寻常地关心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就是因为它科学地揭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即“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基本内容（即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公开发表后，进一步推动了湖南以及全国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湖南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在《报告》思想的指引下，他们抵制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令，将农民运动推进到严厉审判与惩治土豪劣绅、夺取区县政权、建立和发展农民自卫军以及农民起来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的新阶段。
最初，湖南农民只是通过平粜阻禁、议定谷米最高价格、以乡为单位盘仓、按年龄大小分配粮食以及青黄不接时聚众到富户去吃排家饭等方式，间接地提出了土地问题。1927年4月17日，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发表了《湖南革命的出路》，明确指出湖南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中心问题，便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接着于4月下旬，在中共湖南区委指导下，又在全省开展了第一次农运宣传周活动，发布了宣传纲要，强调土地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存亡问题。这时候，各地已经开始出现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不少地区的农民在农会领导下，逐级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采取清丈田亩、平均佃权、插标占田以至直接分田等方式，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分田制首先由长沙县霞凝乡农民自动提出。分配办法是以人口为标准计算，每个成年人分得产谷八石的田地；有子女者，按年龄大小每个加分产谷四至六石的田地。浏阳县第三区的农民，也开始以人口为标准，丈量田亩，插标占田。湘潭、醴陵、益阳、衡阳、湘乡一些地方，也有类似事情发生。湖南农民已经起来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了。这标志着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在半年内共产党员由6000人发展到2万人的建议，中共湖南区委在1927年2月16日制定了《关于在农民中发展党组织的计划》，要求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多吸收贫农入党。这时，全省有共产党员6000人，其中农村党员只有1759人。4月间，全省党员人数已达1.3万人，占全国共产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到5月中旬，全省党员达2万多人，党组织发展到60个县，建立了31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或县委，从而使湖南成为全国共产党员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省区。
由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共产党组织的迅速壮大，这样就为后来不久发生的秋收起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后来，毛泽东还在他创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向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学员，系统地讲授了《报告》的内容，并强调应该坚决支持农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从而使学员深受教育和鼓舞。方志敏从武汉回去时，把《报告》（手抄本）带回江西，向江西特别是赣东北地区的农运领袖和骨干分子，做了详尽传达，并组织认真学习。从此，赣东北地区的农民运动，便进一步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
（六）创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由上海前往武汉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的《目前农运计划》，在武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关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的经过，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念特刊》中记载道：
创办农所，各方已感需要。而当时首倡此议的，乃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党部[155]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三省党部自然都表赞同。即决定学生选送数目，赣一百五十名，湘一百五十名，鄂二百名；及经费负担办法，每名费用八十元，湘赣各担负一万二千元，鄂一万六千元。并由湖南省党部提议，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筹划进行。筹备员共有八人，均由三省党部先后推出，湖南省党部推出者为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鄂省为张眉宣、陈荫林、李汉俊，赣省为龚式农、王礼锡。筹备处于一月十六日成立，设于湖北省农民协会内。
1927年1月16日筹备处成立后，即积极着手解决农讲所的校址、经费、招生名额、课程设置、聘请教员以及农讲所组织机构和章程等问题。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经毛泽东提议，1927年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定，将筹备中的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交由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
3月初，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拟定的农讲所章程以及提出的有关具体事宜，并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负责管理全所工作。同时，决定农讲所面向全国，扩大招生名额，农讲所经费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
因为邓演达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许多重要军政职务，所以农讲所实际上主要是由毛泽东负责主持全所的管理工作。[156]
农讲所决定聘请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季刚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夏明翰为秘书。
鉴于有些省份的学员不能如期到校，于是农讲所决定先期到达的学员在3月7日先行上课，待学员到齐后再举行开学典礼。
4月4日下午1时半，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学员来自全国17个省，739人，湘鄂赣最多，河南、安徽次之。会议由邓演达主持，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团体代表百余人。在大会发表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中指出：“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二次北伐誓师。”接着，宣言又明确指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宣言最后庄严表示：“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心为农民奋斗而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
鉴于蒋介石开始屠杀工农、背叛革命和个人野心的暴露以及陈独秀右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主持农讲所特别制定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向学员明确提出要切实改造旧社会带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规约》明确指出：“我们进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除农民群众的痛苦。”但是，我们都来自旧社会，一切旧社会的坏毛病都会笼罩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带来了不少的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我们许多都是从小有产的阶级出来的，所以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毛病，都很容易丛集在我们的身上。”因此，为适应革命的需要，必须彻底“扫除”“我们这些从封建社会里带来的毛病”。
《规约》还尖锐地指出了封建思想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严重影响和毒害：“现在许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最近以前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习惯存在的原因。”因此，“我们非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的扫除，我们更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157]
很显然，这是针对蒋介石和陈独秀对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而向学员发出的一种警告，并要求大家引以为训。
毛泽东亲自制订教学方针，拟订教学计划，聘请教员和选拔学员，并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尤其是他讲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专题，给学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中央农讲所的课程比广州农讲所更丰富。根据当时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共设有28门课程，主要增加了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并把军事训练提高到特殊重要的位置上。课外理论研究，主要讨论土地问题、农民武装问题、农村自治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
此外，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及全国各地的农运工作者学习参考。毛泽东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
鉴于当时革命面临的危急形势，军事训练在武昌农讲所居于特殊重要的位置。《规约》明确规定：“为要纠正浪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为此，武昌农讲所特别设立了军事教育委员会，将全体学员编为四个队和一个特别训练队，聘请军事教官，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当时的学员刘征回忆说：
农讲所还把训练学生掌握武装斗争的实际本领作为重要课程。农讲所学生实行军事编制，每人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日训练两小时，每周到野外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的军事训练更加紧了，每日军事课增加到四小时。军事训练是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例如，在举行战地行军演习时，我们全副武装，携重约二十斤左右，有时快速行军，有时跑步前进，并演习野外露营和半夜紧急集合等。紧急集合要求在五分钟内打好背包，整队完毕。在作战演习中，不论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只要“卧倒”命令一下，就立即卧倒。除了军事训练外，农讲所还组织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直接参加过镇压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反革命暴乱和粉碎反动军官夏斗寅武装叛乱的实际战斗。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实战锻炼，我们不仅锻炼了革命意志，同时也学到了进行武装斗争的本领。不少同学经过农讲所短短几个月的训练，由普通的青年成长为后来各地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骨干。[158]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发动学员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从实践中来提高学员的革命觉悟，并学到实际的革命本领。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教学指导思想。
1927年春，蒋介石及各地的反动分子，不断摧残工农，并连续制造了“阳新惨案”和“赣州惨案”。[159]3月26日上午，毛泽东发动全体学员800多人齐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保护农工民众，依法惩办蒋介石，肃清一切反动分子。下午，农讲所全体师生召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慷慨发表演说，他指出：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接受的责任。[160]
湖北麻城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会匪不断捣毁农会、屠杀农协会员并围攻县城。5月14日，中共湖北区委向毛泽东求援。毛泽东立即派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武装200余人，同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一营一起剿匪，很快将麻城土匪完全肃清。
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叛乱，并进攻武汉。毛泽东组织农讲所400余人，配合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将夏斗寅的叛乱平息。
经过三个多月的理论学习、军事训练和参加实际战斗，农讲所的学员个个都锻炼成了能文能武的农运人才。1927年6月18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举行了毕业典礼。农讲所为每个学员颁发了一枚嵌有“农民革命”四个金字的铜制五角星证章，并为他们佩戴在胸前。而后，他们便喊着“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战斗口号，在革命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奔向了全国各地的农村。
在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形势下，毛泽东通过创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又为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后来，武昌农讲所的一部分学员随贺龙、叶挺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一部分学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学员陈慕平回乡后，担任了袁文才的秘书，后来为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与袁文才会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媒介作用。学员戴克文、刘文蔚、汪奠川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为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学员程伯廉协助方志敏开辟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学员李骏领导江西雩都（今于都县）暴动，为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挺进赣南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一定贡献。学员刘革非在开创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总之，武昌中央农讲所的学员，后来有许多人成为各地农运的骨干力量，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长期斗争中，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七）主持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毛泽东在全国农民运动中负有盛名，特别在湖南、湖北一带的农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因此，1927年3月5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预备会议时，决定聘请毛泽东为大会的名誉主席。3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又聘请毛泽东为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3月18日，毛泽东应邀出席在武昌举行的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并向会议做了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
3月18日晚7时，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联合召开欢迎鄂豫两省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000多人。毛泽东向大会致词说：“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要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161]
当时，全国的农民运动已遍及17个省，其中粤、湘、鄂、赣四省已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在这种形势下，全国的农民运动急需成立一个统一的农民协会组织。早在1926年底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就已经通过了《请求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明确提出：“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江西、河南之省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的农民革命之行动。”
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将筹组全国农民协会列入了农民部的工作计划。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陈克文，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周以栗、易礼容，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陆沉，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方志敏、陆智西，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陈子林、宋英、孔寅初等，在一起开会，决定由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与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于30日召开联席会议，共同推举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临时执行全国农民协会的职权以及筹备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等事宜。
3月30日，湘、鄂、赣、豫四省农协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开会，决定由广东彭湃、湖南易礼容、江西方志敏、河南萧寅谷和国民党中央的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孙科、徐谦、张发奎、谭延闿、唐生智等13人组成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陆沉、谭延闿等5人为常务委员，并决定5月15日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162]
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就职视事”。通电说：湘、鄂、赣、豫等省农民协会代表联席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徐谦等13人为临时执行委员，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通电还指出：“吾国农民之痛苦，皆为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国内封建阶级之压迫。农民之解放，即国民革命之成功，故国民革命势力之进展，农民亦随之组织起来，同人深信此为不易之道。”
由于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许多重要军政职务，所以实际主持和领导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工作的是毛泽东。而毛泽东自己也明确说过：“全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我是负责人。”[163]
至此，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论在共产党内，或国民党内，或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内，毛泽东都曾担任着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职务。所以说，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领导和发展中国的农民运动，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或革命实践方面，都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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