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填词中写道：“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便直接关系到中国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从小生长在农村，当然对农民比较熟悉。然而，对农民问题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也都经历了一个逐步实践和认识的过程。

关于这个认识过程，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77]

但当时陶行知所倡导的“乡村运动”，实际上还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人是彭湃。早在1922年，彭湃就在家乡广东省海丰县开始搞农民运动。1923年元旦就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加入农会的会员有2000多户1万多人。彭湃当选为会长，并为农会制作了会旗，起草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这样，海丰县就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开展最早的地区。

但是，毛泽东在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还是注意到了农民问题。1923年4月，在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在湘区执行委员会的住地清水塘，亲自送水口山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一带开辟农民运动。白果乡一带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人很多，因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在9月中旬成立了衡山岳北农工会，并选举刘东轩、谢怀德为正、副委员长。这是湖南省成立的第一个农会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内，加入农会的农民很快增加到十余万人。农工会领导农民开展平粜及阻禁谷米棉花出境的斗争，并酝酿减租减息。衡山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当然是赵恒惕绝对不能容许的，所以在11月中旬便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在送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白果开辟农民运动后，毛泽东便离开长沙去上海，奉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并前往广州筹备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三大上发言时，着重介绍了湖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情况，尤其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但当时三大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农民问题还不是当务之急。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但实际上并没有去具体组织实施。就以毛泽东自己来说，担任着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忙得不可开交，当然也没有时间去做农民运动。

毛泽东真正把农民运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卓有成效地把农民运动搞起来，还是从1925年2月6日至8月28日在家乡韶山“养病”期间开始的。

（一）韶山风云——半年农民运动

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和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于1924年12月底偕杨开慧等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养病。

毛泽东先回到长沙，曾就如何深入开展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等问题，同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等进行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

1925年1月中旬，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岳母家去过春节。

2月6日（阴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两个孩子回到韶山，并带回100多斤重的报刊和书籍。

1.农民运动的试点

韶山——毛泽东的故乡。他从小生活和成长在这块土地上，因而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这次，毛泽东回到韶山，一方面固然是要养病，但另一方面主要是想利用家乡的有利条件来深入调查和研究一下农民问题，并想以此为试点，积累一些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的经验。

在党的三大前后，围绕着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如何看待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的问题。陈独秀说，中国的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张国焘说，中国的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中国的农民呢？这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正是带着这个问题回到了韶山。

在毛泽东回韶山前后，中共湘区委还特意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如柳季刚、毛福轩、贺尔康、毛新枚、谭熙春等陆续回到或调来韶山，协助毛泽东进行工作。

毛泽东回到家乡，正值春节期间，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他的家简直成了一所研究和探讨革命问题的政治学校；同时，毛泽东也利用探亲访友等各种有效的形式，挨门串户地走访农民，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的韶山，是一个偏僻的穷山冲，山深老林多，野兽出没无常。毛泽东常常是天不亮就出门，每天跋山涉水，往返几十里，直到深夜才回家。有时太晚回不来，就住在农民家里。

有一次，毛福轩跟毛泽东在杨林塅访问了几家农户，又在瓦子坪开了一个积极分子会，当时夜已很深了。瓦子坪离毛泽东的家约有20里路，还要翻过一座大山。毛福轩怕深更半夜翻山碰上老虎，就说：“晚上过山恐怕老虎伤人！”毛泽东笑着风趣地说：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不要紧！于是，他们仍然回到韶山冲。

毛泽东深夜回家后，还常常要看报纸、写调查笔记或处理来往信件等等。据当时经常给毛泽东取送报纸的人回忆说：他到银田寺寄信，经常是一扎一扎的；接回的书报信件，又是一捆一捆的。

关于毛泽东当年在韶山深入调查研究和精心组织发动农民的情况，贺尔康^[78]在当时的日记中曾有许多记载。例如（括弧内容为笔者所注）：

七月十二日（农历五月二十二日）

下午润之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走访人家、串门）。初到唐氏祠公立第三校，今日因星期，未有人在校，而头门也关了。又到鸿门前汤家湾，也适未有人在家，约定打转再来，请钟志申在家等候。再到汤氏祠。九句（点）钟国校（国民党）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来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来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七月二十一日（六月初一）

……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至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此时C人（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指共产党、雪耻会、秘密农协负责人）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

七月二十七日（六月初七日）

下午到叶兰家，适他正在家，送孙先生纪念册和《革命记》给他，及谈谈孙文三民主义，后征求他入了党（国民党）。

又到熊家冲、汤家湾开会，会了毛润之，约定初九日来这边区分部开成立会。

八月一日（六月十二日）

晚饭后，邀集国校（国民党）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

润之转交我一信，是虎元（系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的代号）决定要我赴粤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接到此信，非常的欢喜，即决定筹完旅费一定去。

八月四日（六月十五日）

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常会期。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

晚，同润之到王提小毛氏祠民校开会，十二点钟才返。^[79]

从以上贺尔康的几则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是多么频繁和紧张。毛泽东就是这样，名曰“养病”，实际上是到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从事细致的组织发动农民的工作，艰苦地探索和开拓解决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问题的正确道路！

2.创办农民夜校

同搞工人运动一样，毛泽东在韶山也把创办农民夜校作为教育、组织和发动农民的一种重要形式。他利用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借用公校、族校或庙宇、祠堂，创办了农民夜校。由杨开慧和庞叔侃、李耿侯等负责夜校的具体工作。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韶山地区的第一所农民夜校于4月中旬在毛氏宗祠开学了。

毛泽东十分关心夜校的工作，要求夜校一定要把讲授文化知识和传播革命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并要求讲课通俗易懂，使农民能听得明白。例如，夜校开始上课没有专门的课本，有的农民就带着《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旧书来上课。杨开慧、庞叔侃、李耿侯等夜校教师就对大家说：“我们农民夜校不念《三字经》和《百家姓》，也不学什么‘上大人、孔夫子’，要学写字、算数的本领，要学劳动人民用得着的知识，讲我们农民为什么受苦受穷以及今后应该怎么办的道理。”又例如，讲“洋油”“洋布”这些词儿，就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和压榨的各种事实；讲帝国主义就说是“洋财东”，打倒帝国主义就是打倒“洋财东”。再如，讲“手”和“脚”二字，就说农民的手和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吃不饱、穿不暖，而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不走路还坐轿子，这是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用浅显明白的语言来宣传高深的革命道理。

同时，农民夜校的教师还收集、整理和编写过许多具有革命意义的快板、诗歌及民谣作为夜校的教材，以引起农民的学习兴趣。例如，他们曾在课堂上教过这样一首歌谣：

农民苦，农民苦，

打了粮食交地主。

年年忙，月月忙，

田里场里仓里光。

金花籽，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要翻身，

世道才像话。

农民夜校就是通过这样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实与活泼的教学形式来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这样，农民通过夜校学习，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因而都积极参加秘密农民协会的各种活动。秘密农协也就随着夜校的迅速发展而在各乡普遍建立起来了。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都总、团防局长、大地主成胥生听到一些风声，对夜校的活动恨得要命，并时常派狗腿子偷听夜校讲课。但是，夜校师生十分警惕，一发现狗腿子偷听，便马上改教写字和打算盘。这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民夜校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7月间，很快在韶山地区就办起了20多所农民夜校。

3.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和共产党支部

在韶山的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毛泽东很快团结和培养了一批革命的积极分子，像钟志申、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等等，他们都迅速地成长为领导韶山地区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

从1925年3月起，毛泽东就开始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夜校的学员大多数都是农民协会的会员，夜校场所一般也都是农民协会活动的据点。不久，韶山地区的秘密农民协会便发展到20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共产党员，即钟志申、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等，并在6月中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

钟志申，是一位富于反抗精神的贫苦农民。和毛泽东在一起读过私塾，平时和毛福轩也很合得来。1918年，因为他带领乡里农民抗“烟灶捐”，结果被团防局长、恶霸地主成胥生逼得流落他乡。后来，他父亲只好花钱托人买通了成胥生的手下人，这才又回家安了身，但家里的生活一直很苦。自毛泽东回乡后，他觉悟得很快，工作也特别起劲。他的家当时搬到了杨林塅的汤家湾，就是秘密农协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他在农民中的威信也很高。

毛新枚，接受革命思想比较早。1923年，由毛泽东亲自介绍他到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工作。在那里，他同毛泽民、毛福轩一起做事，并积极参加了安源的罢工斗争，表现得很坚决。不久前，因父母相继病故，他回家奔丧，正好被毛泽东留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他自己可以独立行医，便利用自己“郎中”的身份，四处串联，宣传革命思想，为组织秘密农协做了大量的工作。

庞叔侃，住在距上屋场约10里远的花园冲，现在是庞氏族校的教师。他刚满20岁，朝气蓬勃，勇于追求真理，富有革命朝气。前几年，他在长沙读书时，就深受革命的影响，参加过不少学生运动，思想进步，进取心很强，毛泽东很喜欢他。自毛泽东回乡后，庞叔侃经常到他家里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革命刊物。他和杨开慧团结了许多进步教师共同创办农民夜校，他所任教的庞氏族校，就是毛泽东经常举行秘密集会的一个主要据点。

李耿侯，是毛泽东少年时非常尊敬的“过激派”老师李漱清的儿子，现在是李氏族校的教师。自毛泽东回乡后，几个月来，他经常和毛泽东一起探讨革命真理，积极组织农民夜校和参加秘密农协的各种活动。他办事老成持重，卓有成效。

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和一批革命积极分子的迅速成长，毛泽东认为在韶山发展党员和建立党支部的时机已经成熟。

初夏的一天早晨，毛泽东再次翻山越岭来到毛福轩的家，找毛福轩研究在韶山建立党支部的问题。

毛福轩的家住在老豹畬密林深处的山坡上，只有两间十分简陋的茅草房。这里与湘乡毗邻，十分偏僻。他一家几代人过去都为地主当长工，现在一家六口人只有一亩田，生活非常穷苦，主要靠砍茅柴、做零工度日。

两年前，他由毛泽东介绍到长沙的湖南自修大学当校工，在那里的附设补习学校半工半读。1923年，毛泽东派他到安源路矿和毛泽民一起从事工人运动，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并加入了共产党。这次，在毛泽东未回乡之前，上级党组织调他先回韶山，等候毛泽东回来协助工作。

在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皓月当空，毛泽东在他自己家里卧室的阁楼上，亲自为钟志申、毛新枚、李耿侯、庞叔侃四位同志主持入党仪式，并带领他们在党旗下举手庄严宣誓：

努力革命，

阶级斗争；

服从组织，

牺牲个人；

严守秘密，

永不叛党！

宣誓后，毛泽东宣布韶山共产党支部成立，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同时，确定党支部的代号为“庞德甫”，并决定筹凑一笔活动经费，由钟志申负责，迅速在银田寺开办一个“合作书店”，作为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通信和联系的秘密据点。

接着，由支部书记毛福轩主持召开第一次支部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今后的任务以及斗争的策略，并决定在韶山周围各地区，积极培养革命骨干，迅速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韶山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韶山党支部，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亲手创建的第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韶山党支部这些最早的成员，后来都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80]

在韶山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同时，毛泽东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以及国民党的区分部。

4.“雪耻会”

1925年5月，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青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

“五卅”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湖南。湘区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由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迅速组织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发动工人、学生、市民掀起反帝爱国运动。6月2日，长沙2万人集会，宣告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成立。3日，开始罢工、罢课、罢市。5日，长沙10万人游行。接着湘潭、衡阳、衡山、湘乡、桃源、醴陵、安源、水口山等地相继成立雪耻分会和举行示威游行，从而形成了全省性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韶山地区，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也成立了“雪耻会”并展开了一系列活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韶山党支部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于7月10日在郭氏祠堂召开了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

开成立大会那天，郭氏祠堂里里外外贴满了红绿标语，会议代表六七十人，参加会议的农民、教师和学生四五百人。大会由庞叔侃、李耿侯、贺尔康、钟志申等主持，选举了执行委员会，通过了雪耻会的宗旨、章程和宣言。

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他着重叙述了“五卅”惨案真相，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介绍了长沙、湘潭及全国各地反帝爱国运动发展的情况，并号召韶山地区人民团结起来，深入开展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讲话后，许多人围上去请他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会后，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打倒列强，洗雪国耻！”“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韶山的青山翠谷。

从此，韶山党支部和秘密农民协会便利用雪耻会反帝爱国的公开旗帜，发动教师、学生和农民专门组织了宣传队、讲演队，分别到各个集镇或村庄去讲演、演戏、散传单、贴标语、绘漫画等等，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雪耻会反帝爱国宣传的声势越来越大，不久成立了许多雪耻会。除了示威游行及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外，还检查洋货，禁卖洋货，烧毁鸦片，收缴烟枪等等。往日偏僻寂静的山村，现在热闹沸腾起来了。因此，团防局长成胥生又怕又恨。他以团防局长的名义到处张贴告示，禁止演讲，禁止演戏等等。一天下午，毛福轩、庞叔侃带着宣传队演唱“五卅痛史”和“农家苦”这两出新戏，被团丁队长带着几个团丁抢去了锣鼓。毛、庞据理驳斥，观众齐声怒喝，团丁队长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退还锣鼓，悄然离去。所以，毛福轩在总结这段斗争经验时说：“这些洋大人和土豪劣绅就像泥塑的菩萨那样，看起来样子吓人，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倒是我们工人农民力量大。真是人心齐，泰山移！正如润之先生早先说过的那句话：什么力量最大？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大！”

5.平粜、阻禁斗争

这年夏季，韶山地区一个多月没有下雨，骄阳似火，田地龟裂，禾苗枯焦，农民们十分着急。但是，地主豪绅们却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起初，他们哄抬粮价，一升米由60文很快涨到160文；后来，他们索性把粮食不卖给本地农民，偷偷运到湘潭城里牟取暴利，然后再放高利贷、买青苗，残酷压榨农民。

毛泽东和家乡的农民一样，心里十分焦急。他每天脚穿草鞋，头戴斗笠，经常深入田间帮助农民车水抗旱，并及时了解灾情的发展情况。他和党支部、雪耻会的干部一起，共同研究了渡过灾荒的办法。毛泽东启发大家说：当前农村缺粮，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我们不能坐等老天爷下雨，也不能幻想地主财东发慈悲，要想想办法才好。地主囤积谷米卖高价，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偷运谷米出境，难道我们就无法阻止？于是，党支部便决定用“雪耻会”的名义，发动群众开展平粜、阻禁的斗争。

接着，便派钟志申、庞叔侃带着几个人来到成胥生家里，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现在灾荒严重，青黄不接，老百姓都揭不开锅，你身为一个都的团防局长，要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解决这个民生问题。我们代表雪耻会，通知你开仓平粜！”但成胥生恶狠狠地说：“我就是有谷米，情愿放在仓里喂老鼠，也决不拿出来平粜，看你们雪耻会怎么办？”大家听说成胥生态度这样恶劣，都非常气愤。毛福轩向大家说：“我想成胥生绝对不会放过目前这个发财的好机会，只要我们一发现他往外偷运谷米，就有办法整他。”果然，不几天，银田寺的一个农民跑来报告，说成胥生已经把一批谷米运往银田镇河边，准备在那里装船运往湘潭卖高价。毛福轩立即派钟志申、庞叔侃带领几百个农民，点起火把，带着箩筐扁担，直奔银田河边，把待运走的谷米截住。钟志申厉声道：“成胥生，如果你打算要钱，就60文一升卖给大家；如果你不愿意卖，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就让农民都挑走，一个钱也不给！”成胥生见势不妙，只好答应平粜。但同时他又暗中派人向赵恒惕密报，请求派兵来抓人。

成胥生谷米被平粜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有些囤积谷米的土豪劣绅，看到成胥生那样大的势力都斗不过雪耻会，只好硬着头皮拿出谷米来平粜给农民。但是，也有些像永义亭的大地主何乔八那样，仍然不甘心把自己的谷米平粜给农民。他自以为有枪有势，农民不敢随便动他，便把家里的谷仓落了锁，自己躲到外地去了。毛福轩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便和永义亭雪耻会的干部研究了一个巧妙的对付办法。他们把永义亭一带的农民集合起来，冲进何乔八的家，杀猪宰羊，煮大锅饭吃。大锅饭才吃了两天，何乔八便急忙跑回家，答应把仓里的谷米平粜给农民。

这样，由雪耻会出面领导的平粜、阻禁斗争，便取得了胜利，从而使韶山一带的农民顺利地渡过了夏荒。

这是韶山地区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这次斗争的胜利，使韶山一带的农民深受鼓舞。所以雪耻会在群众中的威信便越来越高，参加雪耻会的群众也越来越多。

6.韶山脱险

转眼间，毛泽东回到韶山已经半年多了。半年多来，他辛辛苦苦，日夜操劳，亲自建立了20多个秘密农民协会，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和国民党的区分部以及公开的群众性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并亲自领导韶山地区的农民进行了平粜、阻禁等一系列斗争，从而使韶山成为当时湖南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曾经到过宁乡、安化、益阳等地，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并把农民秘密地组织起来。

毛泽东这次回乡，本来是党组织专门让他养病的，但他实际上却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毛新枚作为医生，受群众的委托，自然对毛泽东的健康负有更多的责任。他多次提醒毛泽东说：身体虚弱，药物治疗是次要的，主要是必须有适当的休息，特别是不能劳心过度；像现在这样不注意身体，长期下去，就会把整个身体搞垮。毛新枚还再三劝说毛泽东要注意饮食和调剂营养。因为他多次听杨开慧讲，毛泽东工作起来，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就吃一点白开水泡饭，甚至连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说是要留着待客。然而，毛泽东总是微笑着向毛新枚说：以后注意，以后一定注意！

其实，越到后来工作越忙，直到离开韶山为止，毛泽东都时时刻刻在忘我地工作，他从来不把个人的健康和安危放在心上。

8月28日（农历七月初十日）下午，毛泽东和毛福轩一起，正在距上屋场30多里外的谭家冲开会，忽然一个青年农民气喘吁吁地跑来，给毛泽东送来一封紧急信件。

原来，赵恒惕在接到成胥生的密报后，便于8月28日电令湘潭县团防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这封紧急信件是当时县议员、开明士绅郭麓宾派人飞速送来的。

关于当时的情况，当年雪耻会的会员郭运泉回忆说：郭麓宾“在县长办公桌上看到了赵恒惕的密电，上写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他看后退出县长办公室，写信交给侄子郭士奎（当时在县城当炊事员），叫他连夜送给毛主席。主席拆开信看，我也在旁边看到，信上写着：‘泽东兄，事急，省里密电拿你，务希在今晚离开韶山。’”后来，毛泽民的原配夫人王淑兰也回忆说：“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县里郭麓宾派人送信到家里，派来的人是竹山湾张满姑的崽，姓郭。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即医生）。”^[81]

毛泽东接信回到家里后，还继续接待了几个来访的农民，并从容地向毛福轩布置了韶山地区以后的工作。大家都急着催他快走，但毛泽东却十分沉着地说：从县城到这里有90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人是得讯就飞速派人赶来的。县团防局接到赵恒惕来电，不会这么快。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到了成胥生、再到这里，顶快也要到点灯时分了。现在天还没黑呢，急什么？

直到点灯好久了，毛泽东才以坐轿做掩护，不慌不忙离开了韶山上屋场。毛福轩再三叮嘱几个护送的农民说：一路上你们要十分注意安全，遇到人问，就说抬的是医生，家里人病重请来的！

紧接着，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也都迅速转移了。

当毛泽东刚离家不远，就看见迎面许多人打着灯笼火把朝这边跑来了。他和几个护送的农民，立即爬上离大路不远的山坡，蹲在灌木丛中。躲过士兵后，他们又继续赶路。他们经宁乡道林到达九江庙。在九江庙，毛泽东和几个护送的农民分手，然后坐着小船前往长沙。

在长沙，毛泽东向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全面报告了最近韶山农民运动发展的情况，并就农民问题同湘区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交换了意见；同时，他还建议湘区委多派同志前往广州学习，多派优秀的同志到各县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根据工作需要，在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同准备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动身前往广州。他们途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到达韶关，然后再从韶关转乘火车抵广州。

7.“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毛泽东虽然身在广州，但仍然时刻关心着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他曾写信给“庞德甫”，建议韶山党支部继续派更多的人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以进一步造就农民运动的骨干。1925年12月，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韶山党支部，并特地寄来农民协会简章，还建议在原有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区农民协会，以便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动农民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积极准备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

韶山党支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很快便成立了秘密“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并不断将农民运动推向前进。

1925年底，韶山地区的共产党员发展到110人左右，并建立了中共韶山总支委员会，由毛福轩担任总支书记，李耿侯、毛新枚、钟志申等任委员，下面建立了7个党支部。1926年初，建立了中共湘潭特别区委员会，受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简称湖南区委）^[82]直接领导，由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学习回来的庞叔侃担任书记。这时，毛福轩担任中共湖南区委的特派员和农民运动特派员，负责领导湘潭、湘乡、宁乡三县边区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

1926年3月，韶山地区的“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在清溪寺召集群众大会，公开升旗挂牌，由庞叔侃担任委员长，李耿侯等担任执行委员。这时，会员发展到11700余人。农民协会由秘密转向公开活动，标志着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926年7月21日，北伐军进入长沙。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推进，湖南的农民运动便进入高潮，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而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则是这个伟大农民运动中心里的“核心”。

关于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1926年12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20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83]

后来，毛泽东在陕北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还特别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说：

那年（1924年底——引者注）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本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84]

以上两段话，一方面说明了在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中，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在湖南以及在全国农民运动中的“核心”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又说明了，毛泽东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都经历了一个逐步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过程，而在韶山这半年多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则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重要转折点。

8.深入考察农民生活的范例——《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毛泽东从1925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四日）回到韶山，至8月28日（农历七月初十日）离开韶山，经长沙、韶关转赴广州，前后在家乡共住了半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努力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还艰苦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写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笔记，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农村情况和农民问题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使他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因此，毛泽东到广州后不久，便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等一系列有关研究农民问题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其中，1926年，他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下简称《举例》）是一篇具有独特风格的调查报告。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毛泽东有关调查研究问题的一篇最早的第一手文字材料。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尤其重视对农村情况的调查研究。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并努力付诸实践。《举例》便是他早期进行调查研究实践的重要记录之一。他在武昌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时，曾极力倡导学员做农村调查，并在1927年3月将《举例》印成单行本发给大家，以供学员作为学习调查研究工作的入门借鉴。

《举例》写法很独特。《举例》不同于毛泽东后来写的许多调查材料，是对调查对象的如实记录；它是调查研究之后，在占有大量的、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思考抽象，然后做出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假定。它假定了一户典型佃农家庭的人口、土地、劳作等各方面的情况，然后详细周密地计算了这户佃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最后得出中国佃农生活的一般结论。

《举例》假定：

地点：湖南湘潭西乡。

时间：民国十五年。

假定事实：一个壮年勤敏佃农，租人十五亩田（一佃农力能耕种之数），附以相当之园土柴山，并茅屋一所以为住宅。此佃农父母俱亡，仅一妻一子，妻替他煮饭喂猪，子年十二三岁替他看牛。这个佃农于其租来之十五亩田，可以全由自己一人之力耕种，不需加雇人工。因穷，田系贩耕，没有押租银可交，所以田租照本处通例要交十分之七。^[85]

假定的这户佃农，其全年的总收入为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其全年的总支出为一百六十七元三角六分五厘五。收支相抵，全年尚亏折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

即使这样，也还须假定要在具备下列六个条件才有可能：一、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自然灾害；二、身体健康，绝无妨碍劳动的各种疾病；三、精明会计算；四、所养猪牛不病不死；五、冬季整晴不雨；六、全年劳动，全无休息。

接着，毛泽东指出：事实上呢，六个条件具备者乃很少的，尤其是第三和第五两个条件。甚至第一条之天然灾害，第二条之疾病，第四条之牲畜病症，都是在所难免。第六条则表示中国的佃农比牛马还要苦，因为牛马每年尚有休息的时间，而人则全无。然而事实上佃农并不能个个都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这说明中国的佃农比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佃农都要苦。这正是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

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的结论是：

这种小部分靠正业大部分靠副业，计算起来每年亏折一长项之佃农生活，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86]

这样一户佃农并非家大口阔，亦非体弱年迈，而且在风调雨顺、疾病灾害全无情况下尚且如此，其他佃农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假定的这户典型佃农，并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了许多可靠材料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个有充分事实根据的科学假定。通过这样的假定，就能够更正确、更全面、更科学地反映中国佃农生活的一般状况，从而会促使人们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在进行调查研究时，历来十分深入、细致和周密。在《举例》中，像“农具消耗”一项，他写了15种农具，每一种都写得很具体。例如，他对“打禾桶”的调查：

打禾桶一个。木料一元，钉子、钳子一元，木匠工八个一元一角四分（每元七工），木匠八工伙食一元六角，上桐油三斤一元，挡折一床（包做五串，每元三串三百计）一元五角。共七元二角四分。可用二十年，每年三角六分二厘。^[87]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多么深入细致！他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又是多么入微具体！

可见，通过《举例》这篇独特的调查报告，它不仅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当年中国佃农生活的一般情况，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当年为了认识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所采取的科学态度和所做的艰苦努力！

（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

1925年8月28日，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前往长沙。9月上旬，毛泽东同准备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等由长沙动身前往广州。

毛泽东前往广州之前、在长沙逗留期间，曾独步橘子洲头，陷入深沉的思考。

当时，中国正处在北伐战争的前夕。南方广州革命政府同北方北洋军阀的斗争正日趋激烈；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中国的形势正处在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

严峻复杂的形势今后将怎样变化？中国革命的前途今后将如何发展？这一连串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不能不云集在毛泽东的心头。因此，毛泽东在独步橘子洲头时，触景生情，经过深沉思考，写了著名的《沁园春·长沙》词。^[88]

橘子洲、岳麓山，这是毛泽东非常熟悉的地方。青年时期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曾经常和学友们来这里游泳、爬山、读书、讨论问题和纵论天下大事。现在又旧地重游，当然会勾起他对“往昔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想起了当年自己和“风华正茂”的学友们在湘江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动人情景，又想起了当年自己和学友们讨论如何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理想以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不凡气概；当然，毛泽东也自然会联想到目前中国的复杂形势和多变的现实。于是，独步橘子洲头的毛泽东便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他纵笔写道：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89]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90]，

浪遏飞舟？^[91]

毛泽东在这首词中严肃地发问道：“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是的，未来中国的苍茫大地，究竟由哪个阶级来主沉浮？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革命问题。是由北洋军阀来主沉浮？或是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来主沉浮？或是由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来主沉浮？

这是必须严肃思考和必须立即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正是带着这个严肃的问题，于9月上旬离开长沙前往广州去了。

（三）《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填词（节录）

毛泽东曾于1920年初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著名的社团。它在1918年6月30日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经过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它的总会设在北京，1924年迁到南京。学会曾出版《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刊物。它前后维持了六年多，到1925年由于会员政治思想的明显分化而停止了活动。

它在国内国外有很多会员，但成分非常复杂。例如，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是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少年中国》月刊的编辑主任；会员中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张闻天等。但同时，会员中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反动的国家主义者即后来的“中国青年党”的骨干分子，几乎也都出自该学会的会员。

在1924年的苏州大会上，共产党员同国家主义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925年南京大会做出了改组学会的决议，并指定中间分子五人为改组委员会的委员。因此，改组委员会便向会员发出调查表，以征求会员对会务的意见。

毛泽东于1925年11月21日在广州收到《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他按照要求，当天立即填好，并用“双挂号”寄给了“南京网巾市六号黄仲苏收转”。

表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

毛泽东填写道：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表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

毛泽东填写道：

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表中的第三个问题是：“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之”，并分“（甲）学业”“（乙）事业”两栏。

毛泽东在“（甲）学业”栏中填写道：

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毛泽东又在“（乙）事业”栏中填写道：

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92]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毛泽东在表中说，他“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这就是说，毛泽东到广州以后，便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因此，到广州不久，毛泽东便成为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权威人士。

（四）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由于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有了初步的实践经验，并对中国的农民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又写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文章，所以当时无论党内或党外都认为毛泽东是研究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权威人士。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都纷纷请毛泽东担任指导农民运动的有关职务，起草农民问题的有关决议和文件，或讲授有关农民问题的课程。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大会后，国民党农民部根据二大决议精神，在2月5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同时宣布聘请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林祖涵（林伯渠）、阮啸仙、罗绮园等九人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兼任委员会主席。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

3月16日下午，由林祖涵主持，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址、招生名额及教职员等问题。经会议讨论决定：

（1）遵照国民党中央决议，以番禺学宫全部为讲习所所址；

（2）招生名额扩充至300名；(www.xing528.com)

（3）所长决议请毛泽东同志担任，请求中央照准；

（4）其余各办事人员由所长负责请人充任。

以上决议事项上报后，3月19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全部照准。

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前，曾办过五届，其大概情况是：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着，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农民部，由著名的共产党人林祖涵担任第一任农民部部长，由共产党员、著名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和中共广东区委的农委委员罗绮园担任秘书，负责农民部的日常工作。为适应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在农民部的直接领导下，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农委书记）等共产党人主持，在广州举办了第一至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前三届招生范围仅限于广东，主要是为广东地区培养农民运动的干部。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第四届、第五届招生的范围则有所扩大。例如，第五届共有学员两个班114人，其中由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选派前往学习的就有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雷晋乾、蔡协民、朱友富、袁德生、李佳竹、易子义、廖去恶（高文华）等43名学员。第一至五届总共毕业学员454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农民部选为特派员，其余三分之二则分别回到原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工作。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的学员最多，规模最大，又因为有前五届的经验，所以也办得更好。

关于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的经过情形，概要叙述如下：

（1）招生的条件及名额、省籍

①招生条件：1926年2月6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的第二号通告规定，“由各省党部（指各省国民党党部）选派学生”来所学习，其条件是：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思想；中学程度，文理通顺；年龄18岁以上至28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富勇敢奋斗精神。

②名额：原定招生300人，后来因为报名来学者很多，加收了16人，6月间又增收了11人，所以共收学生327人。后来因为疾病或其他原因先后退学者9人，所以至毕业时共有学生318人。

③学生名额依省籍排列如下：

直隶（今河北省）22人，山东23人，河南29人，热河4人，察哈尔5人，绥远8人，陕西16人，四川25人，湖北27人，江西22人，湖南36人，安徽15人，江苏10人，福建16人，广东2人，广西40人，云南10人，贵州1人，奉天（今辽宁省）2人，浙江5人。

以上20个省区，共318人。

（2）课程、课时及教员安排

3月底学生开始报到，4月举行入学测验，5月3日开学。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主持开学典礼，所长毛泽东报告农讲所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形。参加开学典礼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青年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和文科学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彭湃，共产党代表彭述之等。开学后，因为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占用课堂开会，所以5月15日才开始正式上课。理论讲授13个星期，实际授课252个小时；另有两个星期全体学员赴海丰实习，即实地考察农民运动。

课程内容主要是学习关于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尤其重点学习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所开课程共25门，多数都有讲义或参考材料发给学员。其具体情况如下：

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23小时

农村教育（毛泽东）9小时

地理（毛泽东）4小时

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彭湃）4小时

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周恩来）6小时

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罗绮园）15小时

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周其鉴）6小时

农村合作概论（于树德）10小时

农业常识（韦义光、蒲良柱）16小时

三民主义（陈公博、陈其瑗）6小时

中国国民党史（甘乃光）6小时

帝国主义（萧楚女）14小时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萧楚女）5小时

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萧楚女）9小时

中国政治状况（彭述之）12小时

中国财政经济状况（陈启修）4小时

经济学常识（陈启修）18小时

苏俄状况（陈启修）18小时

中国史概要（恽代英）10小时

中国职工运动（李立三）17小时

法律常识（毛宪）9小时

统计学（安体诚）9小时

各国革命史（张秋人）9小时

革命画（黄焯华）14小时

革命歌（李一纯）4小时

从以上开设的25门课程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内容都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其中有关农民运动的课程占8门。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知道，毛泽东除主持全所工作外，要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其中“中国农民问题”23个课时，是所有课程中时间最多的。

毛泽东请的其他授课教员，也多是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或对农民运动有经验的人，如周恩来、彭湃、阮啸仙、恽代英等。此外，如瞿秋白、陈延年、林祖涵、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何香凝等，也都来所讲过课或做过报告。第六届农讲所只有萧楚女一人是专职教员。萧楚女在农讲所工作期间，给毛泽东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直到1964年，毛泽东还赞扬说：萧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连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主要是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小册子给人家看。

（3）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是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教学的一个根本特点。

毛泽东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就十分注意引导学生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实际的农民问题。他运用从农村亲手调查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对中国农村的各个阶级进行深入的剖析，教导学生不要平面地看农村，而要立体地看农村，即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农村，给学员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彭湃是广东农民运动著名的领导人。他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家庭，参加共产党以后，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他在农讲所里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时，以他自己开展农民运动的亲身体验教育学员。他说，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开始搞农民运动时，穿白色学生服，戴白通帽，农民不愿与他谈话和交往。后来，他意识到和农民格格不入的原因：一是他对农民说话太文雅，农民听不懂；二是他的服装及打扮都与农民不同。于是，他脱下学生洋服，穿上粗布衣裳，把书本上的语言变成通俗易懂的农民语言。然后，他再到农村讲演或宣传，听讲的人便越来越多，很快就把农民发动起来，成立了农民协会，从而把海丰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验，向学员们总结了做农民运动应该注意的12个问题，^[93]即：

①要吃苦，忠诚勇敢，受党的指导。

②要从下部^[94]工作做起，很谦逊，不要摆出高贵的架子。

③要明白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凡同情者，乃革命者）。

④与农民交往应严密，然决不可生金钱关系。

⑤不要贪恋农民妇女（决不要谈新思潮——自由，平等）。

⑥不要谈迷信。

⑦不要偷懒（要宣传每个农民，使其团结起来）。

⑧不要出无谓的风头，夸自己能干；自己有力量功劳，要归功于农民群众才好。

⑨谈话不要深奥，用俗语，且要耐烦。

⑩利用绅士一时，用后置之不论。

初次与农民谈话，可用白话^[95]告以历史。

不要显出与农民不一律的动作。^[96]

毛泽东还经常组织学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实际斗争中学习。例如，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番禺学宫举行，毛泽东就组织学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农民代表们直接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再如，6月23日纪念“沙基惨案”^[97]一周年那天，毛泽东又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并走在队伍前列，冒着大雨参加反帝示威大游行，并带领群众举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

这样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就使学员既能真正学到革命的理论知识，又能真正学到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使学员真正学到了革命的实际本领。

（4）调查和研究实际的农民问题

毛泽东在组织教学过程中还特别注意引导学员调查和研究实际的农民问题，并着重培养学员调查研究的作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将来毕业后又要回到各省从事实际的农民运动。但中国地域辽阔，各省的情况相差很大，所以引导学员调查和研究本省的实际农民问题，就非常必要了。于是，农讲所乃将各省学员分别组织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即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江浙、山东、奉直、豫陕、三特别区^[98]等。“每一研究会由各该省学生组织之。推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八人主持其事，各研究会开会每星期自一次至二次。开会时由教务主任陆沉同志负指导之责，在各省研究会内，引导学生开始研究实际问题。”^[99]

农民问题研究会调查研究的问题相当广泛，而且十分具体。这些问题是：

①租率；

②主佃的关系；

③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

④利率；

⑤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

⑥田赋；

⑦抗粮情形；

⑧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

⑨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

⑩地主的来源；

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

工价；

失业情形；

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

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

地方政治组织；

地方政治情形；

会党及土匪；

团防情形；

教育状况；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

兵祸及其影响；

天灾及其影响；

贪官污吏及其影响；

烟、赌、偷、抢各种情形；

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

妇女的地位；

农民的观念及感想；

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

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

农村组织状况；

地质之肥硗；

宗教之信仰状况；

度量衡；

民歌；

成语。^[100]

从以上调查研究的36个问题看，内容涉及整个农村的阶级关系、生产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正是通过农民问题研究会这种教学活动方式，一方面使学员们能了解到农村的许多实际情况，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培养了学员们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并有效地提高了学员们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

此外，毛泽东还经常印刷一些调查表格，要求学员将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

毛泽东对学员提供的这些调查材料极为珍视。他曾选择了一部分，经严格审查和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和研究农民问题的人参考。

后来，这些调查来的材料都丢失了。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他还遗憾地说：有几个典型调查材料丢失了，我比较伤心。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收集民歌几千首。民歌使人得到很多东西，丢了很可惜！^[101]

（5）用启发式指导学员阅读课外的理论书籍

为加强学员课外的理论研究，毛泽东和专职教员萧楚女曾想方设法购置各种重要书刊或编印各种材料发给学员，其主要有：

《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帝国主义之政策的结果》《帝国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社会进化简史》《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中国农民月刊》《农民运动周刊》《犁头周报》《中国民族运动及其策略》《孙文主义讨论集》《孙中山先生对于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湖南农民运动目前之策略》《农民合作概论》《列宁与农民》《农民国际》《俄国农民与革命》《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苏俄之农业政策》《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步兵操典》。

毛泽东和萧楚女指导学生在课外阅读这些理论书籍的方法，采用的是以自学为主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当时的具体做法是：

凡重要书籍，在阅读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案，限期交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之理论研究颇不小。^[102]

（6）严格而正规的军事训练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同以前五届一样，都非常“注重于军事训练。盖学生熟悉军事训练，一方可以指导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为拥护革命之真实武装或防御敌方阶级之侵害；一方可以养成有纪律有组织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103]因此，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也同以前五届一样，都实行军事编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毛泽东将第六届的学员分成两个队，每队又分为3个区队，设总队长1人、队长2人、区队长6人进行管理。在5、6、7三个月内，实行严格的正规的军事训练。共训练10个星期，操练128个小时。军事训练的时间，大体要占到整个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由总队长赵自选，队长黄征泮、罗焕荣，区队长马天恨、毛华达、杨汉池、张士表、湖珩、田中杰等具体负责实施训练。^[104]每个学员还发给《步兵操典》一本。

毛泽东还请周恩来专门讲授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课程，阐明了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的相互关系。

关于当时军事训练的具体情况，第六届农讲所的湖南学员王首道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他用简短明了的语言向我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的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王首道又回忆说：

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的时间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一个总队，两个中队，六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后任第五届农讲所的军事教官，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带领我们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每天清晨，军号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五分钟内就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操练。^[105]

王首道最后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关于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的武装斗争的思想，对我们有着深刻的教育和影响。我们毕业回到各地后，在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农民自己的革命武装梭镖队，向着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反革命武装团防局，展开了刀对刀、枪对枪的斗争，使农村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106]

（7）毕业实习——实地考察

毛泽东在组织教学过程中，还十分注意实习这个教学环节。7月间，他曾亲自带领50多个学员赴韶关地区实习一个星期，实地考察当地农民运动的情况。8月中旬，在学员将近毕业的时候，他又组织全体学员赴海丰实习，实地考察两个星期。在彭湃的领导下，海丰地区的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搞得最好、最先进的地区。海丰之行，给学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几十年以后，当时的湖南学员王首道还记忆犹新地说：

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我们从广州乘船到达汕尾登陆，然后连夜行军到海丰。当地的农会会员给我们提灯送水，敲锣打鼓，舞狮子，表示热烈欢迎。在那里，彭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参观访问，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感性知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增强了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107]

关于当时实习的情况，罗绮园也写文章总结道：

五十人赴韶州（即韶关——笔者注）实习一星期，全体赴海丰实习二星期。赴海丰实习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108]

（8）编辑和出版《农民问题丛刊》

毛泽东于1926年5月至9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总结和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还特编辑和出版了《农民问题丛刊》，由广州国光书局向全国公开发行。当时农讲所的经费很少，但毛泽东还是千方百计节约各种开支，硬是挤出一些钱来出版了这个丛刊。原拟出版52种，至1926年11月出版了17种，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几种，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实际只出版了26种。其全部目录如下：

①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

②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

③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

④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

⑤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⑥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⑦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⑧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

⑨农民合作概论；

⑩列宁与农民；

农民国际；

俄国农民与革命；

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土地与农民；

苏俄之农业政策；

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

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

广东农民运动概述；

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中国的重要农作物；

中国重要农产物之对外贸易概况；

全国农业行政机关、试验机关及教育机关；

各国之农业进步及其原因；

中国农业生产问题；

全国农民运动概况；

中国地租问题；

各地主佃的关系；

中国重利剥削问题；

中国田赋问题；

各省抗粮运动；

苛税问题；

各省农民之分析；

地主的来源；

祠堂；

地方公会；

各省地方政治组织；

中国地主阶级的武装问题；

天灾问题；

兵祸问题；

贪官污吏问题；

土豪劣绅问题；

各地的工价；

各地的度量衡；

农村教育问题；

农村宗教问题；

中国农村中妇女的地位；

中国农民的观念及感想；

农村文学；

农村成语；

中国农民问题概论。^[109]

1926年9月1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特地写了一篇序言，题目是《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这篇序言中，毛泽东对搜集材料的情况以及材料的内容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仅从《农民问题丛刊》列出的这些书目以及毛泽东对这些书目所做的介绍和说明来看，毛泽东对研究农民问题是多么重视，对农民问题和农村情况又是多么熟悉！同时，也充分说明，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确确实实是埋下头来在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在毛泽东编辑出版《农民问题丛刊》之前，当时关于研究农民问题和介绍农民运动的材料确实很少。因此，这个丛刊的出版不仅为农讲所的师生提供了学习和研究农民问题必需的有关材料，而且为全国各地正在从事和研究农民运动的有关人员提供了许多指导性的参考文献。所以，《农民问题丛刊》的出版，对于当时指导和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毫无疑问，曾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9）培养农民干部的摇篮

在毛泽东的直接主持下，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全体学员，经过四个多月的刻苦学习和紧张训练，于9月11日毕业。毛泽东在毕业典礼大会上，全面总结了几个月来的教学工作，说明了全国农民运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勉励学员们说：现在做农民运动，是最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要敢于同恶势力做斗争，不怕痛苦，不怕牺牲。这样才是我们所里的好学生，才不愧学习四个月！^[110]

截至10月5日，除3人因病未能离所外，其余300多名学员都遵照党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教导，奔赴全国各地，或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或创办地方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训练班，或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组织农民自卫军，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并有效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总之，农讲所的学员回到各省，就像革命的种子一样撒向全国，迅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1943年春，周恩来曾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农讲所时期的工作。他说：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农讲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111]

（五）“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主办第六届农讲所期间，曾编辑和出版了《农民问题丛刊》。1926年9月1日，在《农民问题丛刊》第一辑出版时，特地写了一篇《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毛泽东将搜集材料的情况以及材料的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但在这篇序言里毛泽东更主要的是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总结、研究和升华，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著名论断。他写道：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换句话说，即是哪一个陈炯明^[112]势力削减的县份，必是农民起来的县份。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地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地削减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猥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刮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113]

正是基于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所以毛泽东在序言中大声疾呼，号召一切致力于中国革命的同志，要立刻下决心研究农民问题，要立刻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发动和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9月21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了这篇序言，并加编者按说：

这是毛泽东所著之《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记者以其与国民革命有很大关系，特转载于此，以为一般农运同志参考。至该刊内容，阅者如欲采讨，请向国光书局售买。

当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看到这篇序言后，便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增添宣传内容。

农民问题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究竟应该摆在怎样的位置？这在当时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中都还是一个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现在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重要论断，这毫无疑问乃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并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否把农民问题摆在“革命的中心”位置上，它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后来，毛泽东所以能够自觉地走上井冈山，并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绝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理论根据，即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并创造性地研究出一套独特的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革命理论。

综上所述，毛泽东通过在家乡韶山的半年“养病”，取得了搞农民运动的初步经验，并积累了大量关于农村情况和农民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到广州后又专心致志“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等一系列理论文章；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又继续刻苦研究农民问题，向学员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三门课程，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理论观点，从而充分阐明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历史地位。这样，经过将近两年的艰苦探索和潜心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独特理论，便开始初步形成，并为毛泽东后来自觉地走上井冈山和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总之，通过将近两年的实践和研究，在这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都跃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并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权威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