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五卅”运动后，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因而国内的阶级关系便日益复杂、阶级斗争便日益尖锐起来。同时，国民党新、老右派也猖狂活动，阴谋分裂革命统一战线和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因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也日益复杂和尖锐起来。因此，革命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所以，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恽代英等纷纷发表文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特点，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探索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毛泽东于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他新民主主义思想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历史文献。

（一）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错误理论——“二次革命论”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为什么会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意见呢？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陈独秀为什么总是一味地采取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呢？这绝不是偶然的，它和陈独秀关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错误理论，即“二次革命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受挫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于是陈独秀便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丧失了信心。在1923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接着在同年12月，陈独秀又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做了完全错误的理论分析，从而形成了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二次革命论”。其主要错误论点是：

（1）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并否认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而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所以，陈独秀认为“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陈独秀在理论上既然这样低估和轻视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就不会依靠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就更不会争取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了。

（2）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他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陈独秀在这里夸大了农民的落后性，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这说明陈独秀根本不懂得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也根本不懂得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以及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

（3）陈独秀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主要动力和社会基础。他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又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4）陈独秀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自然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陈独秀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又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那么，中国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干国民革命”呢？

陈独秀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只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给资产阶级出力气、卖苦力，而“国民革命”胜利后，一切胜利果实都归资产阶级所有，无产阶级则什么也得不到，最多只能得到一些“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而已。

那么，农民为什么要“干国民革命”呢？

陈独秀说：“中国农民运动，必须中国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就是说，“国民革命完全成功”后，农民什么也得不到，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房屋，只有等到许多年“农业资本化”以后，即由受地主剥削的农民而变成受资本家剥削的“农业的无产阶级”以后，再去进行“共产的社会革命”。

从以上陈独秀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陈独秀的理论认为：既然目前进行的“国民革命”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那么当然就应该归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胜利后，当然应该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怎么办呢？只有等许多年以后，国内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到那时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进行第二次革命，那时再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陈独秀把目前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将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了，并在二者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第二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就是陈独秀著名的“二次革命论”。

（5）因此，陈独秀为当时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拟定的总路线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在这条总路线的公式里，我们看得很清楚：陈独秀否定了无产阶级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称“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根本忘记了农民，而拱手把革命领导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这说明陈独秀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仍然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成同18、19世纪欧美和日本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样，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目的的革命，即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陈独秀为中国民主革命提出的这一条总路线，正是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正是他在实际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制定一切方针和政策最基本的理论根据。正因为如此，所以陈独秀在领导第一次大革命的过程中，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犯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直至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同时，党内还有另一种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理论。张国焘在口头上也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却同陈独秀一样，否定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1922年12月，张国焘在《向导》周报第十二期上发表的《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责任》一文中说：“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这就是说，张国焘也同样蔑视农民，看不见农民的革命性，这样就必然会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所以，张国焘也在实际上使无产阶级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

上述陈独秀和张国焘的错误理论，都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而不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同时，为要把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可能变为现实，为要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列宁认为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个愿意革命彻底胜利而且自愿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而农民就是这样的同盟者；第二，要把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陷于孤立，而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袖时才能实现。

陈独秀从错误的“二次革命论”出发，片面重视资产阶级，而轻视无产阶级，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根本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张国焘从自己的错误理论出发，片面强调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都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却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革命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可靠的同盟军。因此，他们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派一再采取软弱无能的妥协退让政策，致使蒋介石感到共产党软弱可欺，从而大大助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动气焰。这样，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最后终于导致无产阶级全部丧失对革命的领导权，并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对党内存在的上述两种错误倾向，并为中国革命指出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雏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半月刊《革命》（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刊物）第四期上。1926年2月1日，又全文刊载于《中国农民》（这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刊物）第二期上，作者只做了个别文字修改。1926年3月13日，《中国青年》（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在第一一六、一一七期合刊上又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作者又做了多处修改。不久，中共汕头地方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创办的汕头书店，按照《中国农民》刊载的原文，又连续两次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又将这篇文章的内容向学员做过专题讲授，并作为教材印发给大家。后来，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后，湖南各县主办的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或称农讲所），几乎都把这篇文章列为基本教材。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又经作者再次郑重审定和修改，并将这篇文章列为开卷第一篇。从这篇文章的诞生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重要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了科学分析，从而比较全面和正确地解决了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即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首先开章明义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那么，怎样来正确地分辨究竟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呢？

接着，毛泽东便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一做了深入具体的分析。

（1）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在分析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时，毛泽东写道：“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这样，毛泽东就清楚明确地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和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2）毛泽东又明确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不定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因而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并且要时常提防他们。

他分析道：“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

所以，毛泽东对中产阶级的结论是：“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这里，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即两面性问题）做了深入而科学的分析，并提出了应该对这个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还预见了这个阶级的发展规律。后来1927年所发生的反革命事变以及后来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实践，都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认识是完全正确的。(www.xing528.com)

关于如何正确分析和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以及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政策问题，历来是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处理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革命的成败。持右倾观点的人，只看见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一面，而看不见这个阶级对敌人的妥协性及其右翼可能叛变革命的另一面，因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联合和退让，不讲斗争和提防，这是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持“左”倾观点的人，则只看见民族资产阶级对敌人具有妥协性和叛变革命的可能性一面，而看不见这个阶级还具有革命性的另一面，因而只讲斗争和提防，不讲联合和争取，也同样是错误的。

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复杂、很特殊的问题。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同于18、19世纪欧美和日本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当代英、美、法、德、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现成答案。所以，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的资产阶级问题，只有根据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创造性地研究和剖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清楚而准确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组成部分，并把买办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一起划为中国革命的敌人，而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同时又科学地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特点，并准确地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矛盾态度。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因此，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3）毛泽东指出：中农（即自耕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无产阶级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

毛泽东紧紧扣住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地位）决定其对革命的态度这一基本原理，生动而具体地分析了中农（即自耕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指出他们虽然都是小生产经济，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但根据他们经济状况的差异，又将其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还有余剩。这一部分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儿怕革命，对革命持怀疑的态度，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对于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仅怀疑其未必成功，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生活逐年下降，过着凄凉的日子，精神上感到十分痛苦，因而对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持积极的态度，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人，虽然在平时对革命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在革命进入高潮时，不仅左翼、中翼可以参加革命，就是右翼也可以附和革命。因此，毛泽东强调说：“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

毛泽东又根据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其对革命态度的基本原理，深入地分析了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指出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经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别人的剥削，并要承受不堪负担的生活压力。因此，他们的政治态度是：非常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并迫切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所以，毛泽东着重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还指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他们不仅无土地、无农具、无资金，靠营工度日，而且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城市的工人，他们是农村中生活最感困难的人，所以他们“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这样，毛泽东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找到了一支由雇农、贫农和中农构成的最广大、最忠实、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无产阶级既然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一支愿意接受领导的、可以坚决依靠的伟大革命力量，当然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

陈独秀从右的观点出发，看不见农民的伟大力量；张国焘从“左”的观点出发，也同样看不见农民的伟大力量。因而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革命力量和取得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和论断，正好有力地批驳了这两种错误倾向，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

（4）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又具体分析了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及其他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以及近年来在革命运动中的实际表现。他写道：“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在这里，毛泽东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有力地批驳了陈独秀的错误观点。

（5）毛泽东深刻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终极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写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即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明了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因此，从世界范围来说，从革命阵线上来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同时，从国内来说，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日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就不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了，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因此，中国民主革命的终极前途绝不会是资本主义，而必然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样，毛泽东就正确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互相衔接的理论，而不容许二者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6）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指导路线。

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深入而具体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这个结论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已经初步地概括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后来，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又将这个根本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到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完整的、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到1948年4月，毛泽东又进一步将这个根本指导思想发展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74]因此，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里所概括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路线，应该说就是后来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雏型”。

综上所述，可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比较系统完整地回答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这里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所提出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指导路线，和陈独秀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整个中国民主革命所拟定的“总路线”，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地然而又是正确地认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突破，这是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前进道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同时，还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诞生，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来潜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必然产物，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突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世界东方大国的重大的历史性的突破，所以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萌芽。

总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前进道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三）阶级分析的典范

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实践证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事实充分说明，陈独秀确确实实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毛泽东则确确实实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所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具体分析的光辉典范，因而它是我们学习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极好教材。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曾将这篇文章的内容向学员做过专题讲授，并作为教材印发给大家。所以，当时的学员王首道回忆说：

“我还深深记得，毛泽东同志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采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听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毛泽东同志通过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向我们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

王首道又回忆说：“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阶级、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倒。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最后，王首道还深有体会地说：“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都受他所属的阶级所支配；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这对我们进行长期革命斗争是一门基本功。”^[75]

王首道的切身体会证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历史文献，确实是我们学习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门基本功的极好教材。

（四）同陈独秀“分道扬镳”

但是，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却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并拒绝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它。从此，毛泽东便和陈独秀逐渐地“分道扬镳”了。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我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同时我在共产党内对农民工作担负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所表示的意见，这个小册子主张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的《中国农民》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要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顶点。^[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