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毛泽东曾前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由于忘记了开会的地点，一时又无法找到知情的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40]
1923年4月底，毛泽东离湘赴沪后不久，在6月上旬，便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道前往广州，参加筹备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多人，代表全国党员420人。毛泽东和朱少连代表湘区党组织参加了大会。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也就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关于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8月召开的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上，根据孙中山的政治态度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经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同时，1923年“二七”大罢工血的教训，也使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仅仅靠人数很少的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绝对不行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事实上，也正是“二七事变的教训，使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严重地提出了建立民族革命运动中统一战线问题”。[41]
毛泽东对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向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发表了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在离湘赴沪之前，毛泽东于4月10日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又郑重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对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各派政治势力以及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等，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说：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42]（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43]
这就是说，毛泽东对于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是有充分认识的。
但是，大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另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倾向。
大会在讨论时，多数代表主要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进行同国民党合作的“左”倾意见，但也不同意陈独秀、马林等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意见。最后，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又要坚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在大会上发言时，毛泽东同多数代表一起，坚持了正确的意见。他针对张国焘的发言，根据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等在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面人士的经验，论证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还特别介绍了湖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情况，尤其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还为大会起草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并同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等一道，共同起草和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党章。
最后，大会选出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又由新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新的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这五个人中有三个是原来新民学会的成员，即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
新的中央局，由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负责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又规定：“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44]这就是说，在三大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是在党中央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领导工作的主要助手，并和陈独秀一起共同肩负着党中央的领导重任。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30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开始接触一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他曾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里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又同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并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军阀，因为南方军阀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还要求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开国民会议”。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闿的住处。谭延闿被赵恒惕赶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试图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的了解和联系，并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件。这时候国民党本部刚好要派国民党元老覃振回湖南工作，毛泽东便托覃振带信给李维汉，要湘区执行委员会协助覃振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的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邱维震一个人。
总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根据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主要精力从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做认真的准备。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回上海，毛泽东同陈独秀等也由广州返回上海。
毛泽东返回上海后，就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都住在闸北区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央局机关里。这是一幢上下两层的石库门房子，毛泽东住在楼下的前厢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在楼下的后厢房。毛泽东称他们为兄嫂，以一家人的身份做掩护来从事革命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共产党员）的委托，毛泽东于9月16日回到长沙，指导湘区委筹建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
在毛泽东离沪赴湘工作期间，中央局秘书职务暂由会计罗章龙兼代。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随即同夏曦商定了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即：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阳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9月28日，毛泽东给广州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和副部长林伯渠汇报了这个计划，并敦促将委任毛泽东为筹备员、夏曦为筹备主任的委任书早日寄来，以便于同各方面进行联系。
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的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在长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有易礼容、戴晓云、夏曦、夏明翰、李六如、罗学瓒、萧述凡、何叔衡、廖锡瑞、周毓明、谭克定、萧光球、唐自刚、杨人杞、曹典琦、傅昌钰、陈昌、李维汉等。[45]后来，在大革命时期，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923年下半年，杨开慧仍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这时杨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小孩（长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在清水塘出生，这时1周岁左右；次子毛岸青1923年11月13日在长沙东乡板仓杨开慧家出生），负担很重，生活极苦；再加之毛泽东遭赵恒惕通缉，常有敌特监视和兵警搜扰，所以苦情难诉，度日如年。因而这次毛泽东回到湖南工作，杨开慧自然格外高兴，特别是次子岸青刚出生不久，很需要毛泽东在身边照料。杨开慧坚贞、纯洁的爱情，不畏艰险、任劳任怨的刚强性格，对丈夫的事业全心全意支持的革命精神，都使毛泽东深为感动。然而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在家里刚住了三个月，就又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立即离湘赴沪，准备出席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行时，杨开慧依依相送，“苦情重诉”，毛泽东热泪盈眶，“欲零还住”。关于当时的惜别情景，毛泽东在《贺新郎·别友》一词中深情地写道：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
和云翥。[46]
（二）出席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上海乘轮船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1923年底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一切准备工作。在孙中山的主持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瞿秋白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毛泽东、林伯渠（林祖涵）、李维汉、夏曦等代表湖南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在大会的席位是第39号。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的，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经汪精卫润色，最后由孙中山亲自审定的。这个宣言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因此，这个宣言实际上就是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共同政治纲领。
大会还确认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并有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入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这样，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在大会期间，毛泽东很活跃。在讨论各种提案时，毛泽东曾多次发言，并旗帜鲜明地批驳了国民党右派的观点。
1月28日上午，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广州代表方瑞麟在大会发言中提议章程中应增加一条，即“本党[47]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有10个人附议。这个意思就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跨党”分子，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李大钊率先发言，驳斥了方瑞麟的谬论，并诚恳地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做法。接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发言，也坚决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支持李大钊的意见。经过辩论，在有利于左派的情况下，毛泽东发言说：“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48]表决的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大会否决了。
1月29日上午，大会在讨论黄季陆提出的“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了激烈争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的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所谓“比例选举制”，亦称“比例代表制”，它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这种选举制，就是根据各个政党在选区所得的选票，按其总数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名额。黄季陆这个提案的实质，就是企图利用“比例选举制”来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毛泽东发言驳斥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49]多数代表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所以大会没有讨论和表决这项提案。
1月31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在广州，并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四川等地组织执行部，并指导和监督该地区的党务。毛泽东被分派到上海执行部去工作。
在大会期间，毛泽东的活动和表现引起了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注意和重视，所以被指定为国民党章程的审查委员之一，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行委员，被指派到国民党的重要地区上海执行部去工作。
（三）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日子里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毛泽东于1924年2月中旬由广州回到上海，仍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住在闸北区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
6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毛泽东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路583弄）。杨开慧除担负家务外，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文稿，并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讲课。
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四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派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秋人等共产党员参加上海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四省一市的党务，办公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由胡汉民主持，毛泽东担任记录。会议宣布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成立，并推选了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各部部长和秘书等。机构中的组成人员胡汉民、叶楚伧等，当时都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右派分子。这样，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便必然不可避免了。
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开始正式办公。可想而知，当时作为文书科代理主任和组织部秘书的毛泽东，工作当然非常忙碌。同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也设在上海，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然也会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样，毛泽东就更是忙上加忙了。
5月10日至15日，毛泽东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等。这次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五个月以来的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民党内有左派和右派两种力量以及左右两派斗争的问题。议决案指出：“照现在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议决案还强调：“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并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还决定中共中央设立组织、宣传、工农、妇女各部，由毛泽东兼任组织部部长。
会后，毛泽东以中央局秘书的身份，与委员长陈独秀联合签发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号（5月19日）、第十五号（7月21日）、第十七号（9月10日）、第二十一号（11月1日）等。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坚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但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要展开必要的斗争。第十五号通告说：
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
自吾党扩大执行会[50]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与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51]
接着，十五号通告又明确指出：
右派重要的错误是：
（A）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
（B）反对中俄协定，并且根本反对苏俄，说是国民党之敌；
（C）压迫兵工厂工人组织工会；
（E）排斥共产派。[52]
这就是说，国民党右派是坚决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是要阴谋分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因此，必须予以反击，必须展开适当的斗争，决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遵照上述原则，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进行工作的。
从1924年3月开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的各省、市、县党部以及各区的区分部都陆续建立起来。整个组织工作能够蓬勃开展，这是和从事具体组织工作的毛泽东以及参加上海执行部的所有共产党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但是，由于党内、党外艰巨繁重的工作和尖锐复杂的斗争，终于严重损害了毛泽东的健康。1924年1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让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家乡养病，从而结束了他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www.xing528.com)
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这段工作，是他和国民党打交道的开端，使他对国民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积累了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初步经验。这些经验为他后来在统一战线中继续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做了一些实践和理论上的准备。
1925年1月中旬，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回到长沙板仓岳母家过春节。
2月6日，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回到家乡韶山，并带回100多斤重的书籍和报刊。在家乡搞了半年农民运动，直到8月底，毛泽东才离开韶山前往广州。
（四）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主编《政治周报》
在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不久，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问题；大会还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确定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扩大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大会还选举了新的中央局。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也没有当选中央任何职务。
1925年9月初，毛泽东离开长沙，经衡阳、资兴、耒阳、宜章等地，然后在广东韶关转乘火车，于9月中旬到达广州。
毛泽东到广州后，因身体极度虚弱，曾住东山医院进行了短期的疗养。
不久，杨开慧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也由湖南安全转移到广州，同毛泽东住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
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一百一十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以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为由，提议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会议通过了汪精卫的提案，并要求毛泽东立即到宣传部主持工作。
毛泽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期间，做了大量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并与国民党的老右派、新右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五卅”运动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左派与右派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由于参加国民党的各个阶级有各自不同的阶级利益，因而它们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不同，对于当前的国民革命运动以及即将进行的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的的北伐战争，看法也各不相同：无产阶级要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以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从而为将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主张以其本阶级为主体，建立由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即欧美式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而使中国将来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混入国民党内的地主买办阶级分子，则力图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以取代北洋军阀的统治，从而使中国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当时，在国民党内，共产党是左派的中坚力量，它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右派则是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左、中、右三派，尤其是左派和右派，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确定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因为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的关键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性质、规模、方向和前途。
国民党右派有老右派、新右派之分。他们虽然都在进行着反对共产党和争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但他们活动的方式和手法却有所不同。以林森、邹鲁、张继、谢持等为代表的老右派，他们公开反对国民党执行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而他们的反动面目人们容易看得清楚。而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他们表面上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勾当，他们阴险狡猾，玩弄着两面派手法，因而他们的反动面目比较隐蔽，人们不容易看得清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8月20日，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廖仲恺又突然遭到刺杀。经追查，谋杀主犯是国民党老右派胡汉民的兄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
毛泽东正是在国民党右派这样猖狂活动的情况下，于9月中旬到达广州的。
毛泽东主持宣传部工作不久，又发生了“西山会议派”分裂事件。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老右派林森、谢持、邹鲁、张继、叶楚伧、覃振、茅祖权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所谓《取消共产党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其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等反动决议，而后又在上海环龙路44号成立了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舆论。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派”。与“西山会议派”猖狂活动的同时，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也在逐渐形成。1925年6月和7月，戴季陶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了一整套反动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标志着反动的“戴季陶主义”也已经完全形成。
在国民党老右派和新右派的猖狂进攻面前，应该怎么办？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必须明确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
从“五四”运动时期主编《湘江评论》开始，毛泽东一向都非常重视报刊舆论的社会功能。为了有力地反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一切反革命派以及国民党老右派和新右派的猖狂进攻，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并亲任主编。他以《政治周报》为阵地，写了许多文章，对一切反革命派和“西山会议派”与“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斗争。
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创刊号问世。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53]
毛泽东继续写道：
我们现在不能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54]
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周报》的主编，同时也是《政治周报》的主要撰稿人。在创刊号上，除了发刊词以外，毛泽东还写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同志，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等七篇精悍犀利的杂文，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一切反革命派以及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动宣传。
同时，毛泽东还在《政治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性和政策性的文章，其中主要有《向左还是向右》《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工具。他们的舆论喉舌是上海的《民国日报》。
第二，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标准，是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
第三，对中国革命（即国民革命）的时代特点、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目的做了科学的分析。
第四，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和政治主张做了深入的剖析。
第五，国民党右派从革命阵线中分裂出去，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是合乎阶级斗争规律的。
有些人对“西山会议派”从国民党里分裂出去表示惋惜，甚至攻击说这是“左派分子操切”的结果。毛泽东批驳说：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55]
接着，毛泽东从当时的时代特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革命的终极目的，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尤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兴中会、同盟会以来国民党党员的“社会阶级属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来说明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党员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有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有一部分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分子也混了进来，并站在党内的支配地位。因此，随着时代的前进和革命的发展，那些混进国民党的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必然要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一种必然现象，是合乎阶级斗争规律的。所以自辛亥革命以来，便不断有一批一批的右派分子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而且以后还会不断地分裂下去。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
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56]
第六，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不会妨碍国民党的发展，也不会阻挠中国国民革命的前进。
为什么这么说呢？毛泽东又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道：
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十八点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57]
总之，毛泽东的以上理论观点，对于当时正确认识时代特点及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目的，对于正确认识资产阶级左、中、右派的阶级本质，对于坚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以及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5日创刊到1926年6月5日停刊，共出了14期。虽然它存在的时间只有半年，但影响却十分广泛。它在广州、上海、北京、开封、重庆、昆明等全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以及香港都设立了分售处，每期发行约4万份，是当时销售量很大、很有影响的刊物，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政治周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它有力地回击和批判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捍卫了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维护和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真正起到了革命喉舌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在后来回顾这个刊物时说：
我担任了《政治周报》的编辑，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是汪精卫）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58]
（五）在国民党二大前后
1925年11月12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五个审查委员之一。此后，毛泽东便以很大的精力进行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据担任国民党二大秘书长的吴玉章回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是依靠共产党进行的。那时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等都在广东工作，陈延年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还有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是由我和上述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的。[59]
12月4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五次联席会议，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这个通告对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反对联俄容共、分裂国民党、离间各阶级联合战线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经过吴玉章、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周密的筹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1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7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168人，中派代表65人，右派代表45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实际主持了这次大会。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作为国民党湖南的代表出席。毛泽东的席位是13号。
在大会期间，毛泽东做了国民党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了《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案》。
大会278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因而开得比较成功，自始至终充满了革命气氛。
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言行表示了强烈谴责。蒋介石、孙科原拟阻挠大会讨论“西山会议派”问题，后来看到这个阴谋难以得逞，便商量如何减轻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置办法。但是，他们的意见仍然遭到了大会许多代表的严厉批驳。大会秘书处共收到弹劾西山会议案60多件，经提案委员会审查后，大会正式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谢持、邹鲁是西山会议的主要发起人，决定此二人“永远开除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提出警告，“指出其错误，责其改正”；对戴季陶，“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这样就给了“西山会议派”以沉重的打击。
1月18日，大会再次就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发言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因此，他提出要根本解决两派纠纷，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下列三点：
（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
针对袁同畴提出的三点，出席大会的许多代表和共产党人都发言批驳。毛泽东驳斥说：“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也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
袁同畴在受到毛泽东和许多代表以及共产党人的驳斥后，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60]同时，在当天大会所通过的《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中，也明确做了如下规定：“革命的势力集中，为促进国民革命成功之不二原则，所以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
这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再一次肯定了经孙中山同意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毫无疑问，这是对反共、分共，妄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右派的又一个有力的打击。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候补委员。大会后，又由汪精卫推荐，经中央常委会议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接着，毛泽东又将萧楚女、沈雁冰等一批共产党员调进宣传部，于是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61]
这次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但是，由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实行了错误的妥协退让政策，结果造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所以周恩来说：“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62]
1943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在谈到国民党二大时也说：
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只要六（应系“七”字之误——引者注）票。[63]
总之，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实行了妥协退让的错误政策，结果丧失了左派占优势的大好形势，造成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右派占优势、左派陷于孤立的困难局面。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原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不高，但由于蒋介石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伪装左派，结果在选举时竟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紧接着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样，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从而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加快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步伐。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他的爪牙，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通过电话口头传达一个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诡称接奉蒋校长电话，要海军局调派所辖中山舰到黄埔候用。而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的爪牙则又大肆造谣，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炮轰黄埔，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并煞有介事地“密报”蒋介石。蒋介石也故意表示“惊异”，声称并无调遣命令。于是，在3月20日凌晨3时，蒋介石借口“共产党阴谋异动”，便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住所，同时逮捕了李之龙以及中山舰的共产党员，又扣捕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300多人退出第一军。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中山舰事件”（也称“三二○事件”）。
蒋介石为什么要突然发动“中山舰事件”呢？
中山舰事件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阴谋反对共产党、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反革命事件，是蒋介石妄图篡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权的严重反革命步骤。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看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后，即将举行北伐，为了控制革命的发展方向，使北伐能够完全适合于他们一个阶级的利益，所以必须打击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和国民革命军中的领导地位，必须破坏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从而夺取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而中山舰事件仅仅只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放出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想试探试探共产党的虚实，看看共产党做何反应。
共产党究竟做何反应呢？
毛泽东主张坚决反击。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并积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蒋介石现在掌握的实力惟第一军，而第一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部分是有觉悟的。就省城（指广州——引者注）现状而言，蒋的实力是大的，但就全局（指粤、桂两省及第一军以外的各军）而言，蒋的实力是小的。他此番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突然进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方示弱，他就要得步进步；我方强硬，他就退回去。故我方万万不能示弱妥协，要坚决同他斗争。”同时，毛泽东还建议：“把我们当时掌握的武装力量集中在粤、桂边境某地（我忘其名），同时说服国民党中委的左派撤出广州，争取第一军外各军（他们同蒋本来有矛盾）反蒋，至少使他们中立，名正言顺地声讨蒋背叛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以武力对武力，逼蒋下台，削除他的兵权。”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了当时各派政治力量以及第一军以外各军的情况，然后指出：“假若我方强硬，他们会接受我方领导，共同反蒋；假若我方退让，则他们会由于蒋的利诱和威胁而倒向蒋。”[64]
随后，毛泽东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回忆说：“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毛插话：蒋当时只有一个同盟军即朱培德，此外均反蒋）。”“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黄埔有五百余党员”，“只要我们强硬，国民党左派是拥护我们反蒋的”。[65]
从现有的材料看，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第一，确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当时虽然在广州是个实力派，但在广东的六个军中，就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有矛盾、有摩擦。像具有一定实力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等，他们都对蒋介石的扩军独裁、排斥异己的行为十分反感，所以除第一军外，“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66]同时，就从蒋介石任军长的第一军来看，有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的坚强的政治工作，在各级党代表中共产党员占绝大部分，他们和广大士兵群众关系密切，而且士兵的觉悟也比较高。这就是说，就是第一军蒋介石也并不能完全控制。第二，共产党在广东也有相当的实力。（1）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叶挺独立团，而且黄埔军校还有500多共产党员。（2）省港罢工的20多万工人在广州，并有一支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3）在共产党人彭湃领导下，以海丰、陆丰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仅有组织的农会会员就有20多万，这是一支雄厚的随时可供调遣的后备力量。（4）毛泽东这时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聚集了全国各地一大批进步青年，又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也是一支可靠的、可供随时调遣的力量。（5）共产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而且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内都掌握一部分实权。（6）以陈延年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很坚强，汇聚了一大批优秀领导骨干，像周恩来、苏兆征、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等。第三，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对于蒋介石反共、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反革命行为十分愤慨。当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何香凝曾冒着风险到蒋介石住地，指责他制造事变是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汪精卫和蒋介石的矛盾也十分尖锐。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但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他事前却一点也不知道，这无疑是不把汪精卫放在眼里，实际上这个事件也对汪精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当时如果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能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和主张，利用自己优势的政治地位，发动工人和农民，集中武装力量，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利用国民革命军各军与蒋介石第一军之间的矛盾，从而彻底击破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是完全有可能的。正如后来周恩来在总结这次事变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疑问，事情是有办法的。”[67]
但是，当时正在广州访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68]不赞成反击，却主张采取妥协退让态度。由于受布勃诺夫态度的影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倾向于采取妥协退让态度。在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69]结果使蒋介石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而顺利地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即：夺取了中山舰的军权，舰长换成了蒋介石的爪牙欧阳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被驱逐，党代表被取消；黄埔军校里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解散，共产党员也被迫退出黄埔军校；以季山嘉为首的几个坚决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苏联顾问也被解聘回国。
就这样，由于实行妥协退让政策，结果使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大大打击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大大分化和削弱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同时又大大加强了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进一步助长和壮大了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野心，并给蒋介石进一步推行反共政策开辟了通路。所以，在许多年以后谈到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总结经验说：“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70]
总之，由于妥协退让政策，中山舰事件遂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终。所以，周恩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71]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摸到了共产党的“底”。所以不久，蒋介石又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制造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
1926年5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反动的《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发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一切训令、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很清楚，蒋介石的这个反动提案是妄图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以蒋介石代表的新右派篡夺国民党党权的又一严重反革命步骤。但是，苏联顾问鲍罗廷却同意这个反动提案，陈独秀同样继续贯彻妥协退让方针。陈独秀认为这样倒可以避免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的嫌疑，从而有利于国共两党的团结；同时，又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二中全会的党团，以贯彻这种妥协退让政策。在讨论是否接受蒋介石提案时，大家意见很不一致，连续讨论七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意见，以很不正派的办法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主张“坚决顶住”；同时，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也没有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72]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执行了妥协退让的方针，所以《整理党务案》终于还是通过了。
《整理党务案》的通过，是蒋介石的又一个重大“胜利”。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所做的“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73]
根据所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国民党中央的人事进行了重大调整。凡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同时，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随后，蒋介石又通过国民政府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照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的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就初步实现了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的目标，从而为日后制造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奠定了基础。
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1926年5月2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关于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辞职问题案。从此，毛泽东便离开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职位，而走向领导农民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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