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湖南工人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湖南的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毛泽东回忆说：“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11]

由于毛泽东的宣传、组织和发动，1921年5月1日，长沙的工人和学生破天荒地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大会。这是湖南工人阶级第一次检阅自己的力量。那一天，虽然下着雨，但游行的队伍却精神抖擞，冒雨行进。他们手执写着“劳工神圣”“世界是劳动者的，劳动者须当管理世界”等标语的小旗子，高呼着口号，沿途还散发了《劳动节史略》《告工人》和《社会革命》等传单，并到处演讲以唤起人们的觉醒。游行队伍走遍了长沙的各主要街道，影响所及，前所未有。上海的《民国日报》在报道这次“五一”游行时说：“这次要算湖南几千年来的创举。”《劳工》月刊、《湖南通俗报》、湖南《大公报》等，也都分别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或刊登纪念文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根据中共一大确定的工作重点，大约在两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则主要集中精力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

为了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局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作为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关。随后，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了分部，以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

在工人运动初期，由于人少事多，毛泽东曾同时担任过八个工会的秘书，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后来，工人运动进入高潮，毛泽东则当选为湖南省工团联合会首任总干事，更是直接站在第一线领导湖南全省的工人运动。

当时，湖南的近代工业还比较落后，因而产业工人也比较少。但是，在1922年至1923年春的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湖南的工人运动却蓬勃发展，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因而受到陈独秀总书记的特别重视和多次表扬，可以说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关于当时湖南工人运动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则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斗争极其频繁。^[12]

湖南的工人运动之所以特别出色，除了客观因素以外，主要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是正确的。其所以领导正确，又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能够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自觉而坚定地实行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样两条正确的革命原则。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们发动和领导的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粤汉铁路和长沙泥木业工人等一系列罢工斗争中，尤其从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中看得非常清楚。

（一）自觉而坚定地走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时，毛泽东曾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13]

这是毛泽东当时对青年们提出的希望，也是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学生运动的一种经验总结，同时也正是他自己亲身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自觉地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坚定地走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点。

然而，知识分子要做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毛泽东当然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在开始时，语言、习惯、服装、态度和感情等等，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彼此相差很远，两方面都觉得格格不入。这时候，知识分子必须下决心放下臭架子，脱下学生装换上工农服，怀着满腔的革命热忱，深入到工农中间去，虚心拜工农为师，甘心当他们的小学生，这样才能逐渐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正是这样踏踏实实去做的。

为了和工人接近，毛泽东在最初也确实下了一番苦心。他曾赤脚草鞋，粗衣短褂，做工人模样打扮，到工人聚集的地方设法和工人接近。例如，为了解铁路工人的情况，他曾在长沙北站的茶馆中同一些铁路工人一连许多天一起喝茶，亲切谈心，后来终于交到了工人朋友。他交到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是广东人陈地广。陈地广是火车头修理厂的修理工，技术熟练，为人正派，在工人中威信很高。毛泽东经常到陈地广家里去“玩”、去“拉话”，从而使陈地广逐渐感到毛泽东这个人很亲切，又诚实可信。经过陈地广的介绍，毛泽东又认识了许多别的工人。这样，毛泽东交的工人朋友就越来越多。后来，泥木工人、黑铅炼厂工人、面粉厂工人、造币厂工人……越来越多的工人都主动来找毛泽东，谈他们的生活，谈他们的要求，谈他们的心底话，都把毛泽东当作他们的知心朋友。

“交几个工人朋友，可以认识、团结千百个工人。”^[14]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

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走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呢？这是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状况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确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并常常起着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后来发生的“一二·九”运动，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就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来说，也是首先从知识分子中间开始的。因此，中国的革命事业离开了知识分子的参加是断然不能成功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知识分子本身却有许多弱点和缺点。在他们还没有和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之前，在他们还没有下定决心为工农群众的利益服务并和工农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之前，往往具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在革命中能起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够坚持革命到底，常常有人中途动摇或妥协，甚至堕落为革命的叛徒与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些弱点和缺点，只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只有在长期的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得到克服，从而逐步实现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实行同工农大众相结合，必须自觉而坚定地走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诉我们，这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是辨别一个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是很有道理的。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辨别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自己长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自幼生长在农村，曾长期同农民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因而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他少年时代的这种经历，对他后来能够坚定地同工农大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第一师范期间，他就自觉地利用假日，经常到农村和工厂去考察。1917年冬天，他以满腔的热忱主办工人夜学，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并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曾两次访问长辛店，深入到近代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机车车辆厂，仔细考察了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第二次北京之行返回湖南后，尤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更是集中精力从事和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在1925年以后，毛泽东又集中精力从事和领导了全国的农民运动。在1927年以后，毛泽东又长期从事和领导革命战争，经常和革命战士一起生活、共同战斗。正是由于这样，在从事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长期同工人、农民、革命战士紧密结合在一块，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生死与共，所以才和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建立了深厚的、亲密的阶级感情。也正是在这种长期的同工农兵群众紧密结合的实践中，毛泽东才逐渐克服了自己原有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终于实现了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实现了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即确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尽管遇到过无数的困难、艰险和挫折，但毛泽东总是一往无前，毫不动摇地、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的革命目标前进，一直将革命进行到底，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后来，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毛泽东曾详细介绍了他自己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过程以及他自己思想感情变化的经验。他根据自己的切身实践经验，要求知识分子一定要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一定要走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和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使自己的阶级立场、思想感情和世界观来一个根本变化，来一番彻底改造。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5]

历史和实践证明，毛泽东倡导的知识分子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促使知识分子实现思想革命化的成功之路，而毛泽东自己正是实践这条道路的光辉典范。

（二）“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在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着力发动和领导了安源的路矿工人运动，毛泽东曾七次前往安源进行考察和指导工作。

安源，位于江西省西部萍乡县（现萍乡市）境内，同湖南省接壤，距长沙不远。1898年，清朝大官僚、洋务派张之洞、盛宣怀以“官督商办”的名义，开始在安源用新式技术开矿采煤。为了便于运输，同时又修筑了株（洲）萍（乡）铁路^[16]和粤汉铁路相接。因此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就合称安源路矿。

安源路矿是我国最早的官僚买办企业——汉冶萍公司（即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和唯一的煤铁联合企业。安源煤矿是当时全国十大厂矿之一，被誉为“江南煤都”。安源每日产煤约2000多吨，炼焦约七八百吨。所产的煤和焦，除供本矿及株萍、粤汉两路之用外，其余大部分都经株萍、粤汉两路及该公司轮驳运往汉阳和大冶，供该两地之用。

因为安源路矿同湖南联系十分密切，在矿山和铁路上工作的工人也以湖南人为最多，所以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当时便划归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

1922年前后，安源煤矿有12000多名工人，株萍铁路有1100多名工人。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势力的压榨下，安源路矿的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他们每天劳动的时间长达12小时，甚至16小时，然而工资却少得可怜，而且还要被“包工头”克扣、盘剥二分之一以上。当时，安源煤矿实行的是“包工制”^[17]，即工人出卖劳动力，不能直接与资本家交易，中间必须经过包工头。如“窿内”（即矿井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包工头发给工人时，每人每日合铜圆只有二十六七枚（安源银洋价每一元可换铜圆210余枚）。还有，发工资时要剥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以上者，只发给一元；不足一元者，以不足数的铜圆发给。此外，还有歇工扣工资、误事罚工资等等，真是层层盘剥，无所不用其极！同时，煤矿当局和包工头还经常无理打骂工人，并滥用私刑，像跪火炉、背铁球、戴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等，直至警备拘留、严刑拷打。而且矿井又无安全设备，经常出现伤亡事故。因此，工人们说：“早晨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当时，在工人中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18]；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这正是当时安源路矿工人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这里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非常尖锐，蕴藏着极为雄厚的革命力量。

正因为如此，所以早在1920年11月下旬，在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以后，毛泽东到萍乡一带做暂短休息期间，就曾到安源考察过，注意到这里工人所受剥削和压迫的状况。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就一直把开展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

凡是要做一件工作，必先向实际做调查，这已是毛泽东早就养成的习惯。为给开辟工人运动做准备，毛泽东在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以后不久，便于1921年9月再次来到安源进行考察。

这一次，毛泽东在安源住了约一个星期，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工人谈心，深入到矿井、工棚、铁路机务段、餐宿处、锅炉房等处，了解工人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各方面的情形。

当时的工人们都记得很清楚：他身穿一件旧蓝布长衫，背着一把雨伞，风尘仆仆，步行来到安源。他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公开身份，利用老乡关系，住在安源的八方井44号。第二天大清早，就由一个工人陪同，提一盏小灯，领着他深入矿井。最使工人感动和难忘的是毛泽东深入到西平巷、东平巷煤井下和工人餐宿处以及锅炉房考察的情形，所以许多年以后，工人们还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

西平巷掌子面（即采煤工作面——笔者注）工人最集中，可是环境最恶劣，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经常发生事故。陪同的工人为了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劝他不要到掌子面去。毛泽东同志和蔼地笑了笑，说：你们工友成年累月在那里干活都不怕，我进去一次怕什么呢？他坚持穿过又矮又小的巷道，上了又陡又窄的上山，来到掌子面。

掌子面通风、排水严重不良，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我们叫它“火焰山”；一头淋水似雨，积水成河，我们叫他“水牢”。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口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同志到了掌子面，看见工人一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是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我们为什么不穿衣服？我们悲愤地告诉他：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三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赤身裸体，还常常无辜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们的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了对我们工人无限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愤慨。他说：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19]

接着，毛泽东又考察了东平巷、工人餐宿处和锅炉房等。

在这一个星期之中，毛泽东深入考察了安源路矿工人的生活、工作和受压迫剥削的种种情况，同安源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交了许多知心朋友。同时，毛泽东也向工人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使工人理解受压迫和剥削的原因，并希望工人能够团结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斗争。当时的许多老工人都还记得，毛泽东告诉他们说：我们工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结果。我们工人不是天生的奴隶，只要挺起腰杆，拿出勇气，团结起来，坚决斗争，就一定能够铲除剥削与压迫，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还给工人打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路上有许多小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抬脚一踢就踢开了；但要把这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他向大家指出：只要我们工人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

在安源考察后，毛泽东回到长沙。接着，他便通过湖南劳工会黄爱、张理全，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与安源铁路局火车房的几个工友通信。“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之消息均次第传来，《工人周刊》等出版物，及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宣传因而大广，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20]于是，1921年12月中旬，安源一部分有觉悟的工人便致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工作和指导一切。这样，应安源工人的要求，毛泽东便立即率领李隆郅（即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等，再次来到安源。

毛泽东这次来到安源，住在老后街一间低矮阴暗的小伙铺^[21]里。他白天到各处去考察，晚上约一些工友到小伙铺来谈心。许多工人听说毛泽东又来了，都络绎不绝来到小伙铺。小伙铺房子很窄，容纳不了几个人，毛泽东就分批同工友们交谈。

通过这次考察，毛泽东便对安源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决定先开办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并派李隆郅和蔡增准担任教员；然后再逐步启发工人觉悟，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毛泽东向来很注意运用合法的斗争形式来开展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李隆郅便以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名义来开展工作。经打听，知道萍乡县知事是清朝举人出身，喜欢古文而反对白话文，李隆郅就以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名义，运用“四六体”骈文，写了一篇要求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的呈文，果然很快就得到了批准。这个县知事还把这篇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四处张贴宣传。

1922年1月，安源路矿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安源五福巷正式成立。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同在一座楼上，白天国民学校上课，晚上工人补习学校上课，所以工人们习惯上都称工人补习学校为“夜校”。

当时，北京和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都是首先从创办工人夜校开始的。因此，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区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派出了许多党员、团员干部，深入到工厂、矿山、铁路的产业工人之中，大力创办工人夜校。

这种创办工人夜校的方式，在当时确实是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这座“桥梁”，便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另一方面，又使党、团的重要骨干（开始多为知识分子）在办夜校的过程中，自然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块儿，从而使他们有机会真正获得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感情，并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样，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能够在一开始就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前进。

工人补习学校，名义上说是向工人“补习文化”，而实际上是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向工人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夜校的教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和安源工人阶级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课本，以浅显生动的革命道理来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例如《工人读本》，就是其中的一种。

当时的《工人读本》里这样写道：

资本家，不做工，

吃得好，穿得好。

他们的衣食哪里来？

劳动者的血和汗。

这样，就使工人们懂得了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原来是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结果。

《工人读本》还用工人们的亲身经历来揭露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罪行。读本里这样写道：

我祖父一世打铁，

现在精疲力竭。

我爸爸曾做机器，

身首压成三截。

我叔叔帮人种田，

后来又是吐血。

我呢？

来到安源做工，

受了重重压迫；

无休歇，

挣得饭来衣又缺。

这与其说是课文，还不如说是一篇对万恶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书。这一家人的遭遇，不正是中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遭遇的真实写照吗？读了这样的课文，工人们自然会迅速觉悟起来，进行推翻旧世界的斗争。

那么，工人阶级应该怎样起来斗争呢？《工人读本》里回答说：

独木不能防屋倒，

片瓦不能把屋造，

个人力量很有限，

团结起来力量好。

有事大家帮忙做，

有害大家相劝告。

万众一条心，

仇人都打倒。

那么，谁是工人阶级的领路人呢？《工人读本》又明确告诉工人说：

马克思，

他是共产主义的开山祖，

他高呼无产阶级革命，

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

《工人读本》还热烈歌颂了劳动阶级，并号召工人阶级奋起砸烂旧世界，创造光明的新社会。

这样，通过创办工人夜校，促使工人迅速觉悟，不久便于1922年2月中旬，在安源秘密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接着，在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又正式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由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这一天，在成立大会后，工人还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工人俱乐部是党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学校，又是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部。因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标志着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为了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所以在俱乐部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于5月中旬，偕同杨开慧，第四次来到安源。在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安源党支部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及“五一”大游行的盛况。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安源工人的革命热情，并勉励大家说，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注意斗争策略。当毛泽东知道“五一”游行时的口号和标语里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共产党万岁”时，他亲切地向大家解释说，你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这是肯定要打倒的，不过要有步骤，要一步一步来，不要太急了。他还进一步启发大家说，“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很好，但是现在不要拿出来，我们党暂时还不能公开，做事一定要稳当。革命要勇敢，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不能白流。当前最要紧的是，你们要把工人很好地组织和团结起来，打好基础。目前在白色恐怖下，必须讲究斗争策略，只有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一步一步取得胜利！

当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又于9月初，第五次来到安源。毛泽东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共同分析了形势，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最重要的是做好罢工的各种准备。他对罢工的战略、策略和具体步骤，都做了周密的安排。毛泽东指出，要争取罢工的胜利，必须有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斗志，要有勇有谋，做“义无反顾”的斗争，同时又必须采取“哀兵必胜”的策略，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并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这时候，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不在安源，回醴陵老家去了。毛泽东当即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安源的罢工形势已箭在弦上，要求他迅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为了加强对罢工的领导，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又增派刘少奇于9月11日到达安源协助工作。

1922年9月14日凌晨4点钟，安源路矿全体工人13000多人宣布大罢工。由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他们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响亮口号，发布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了17条要求：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一）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三）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

（四）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

（五）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

（六）工人因工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木并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七）工人因工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八）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九）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十）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十一）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二）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十三）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四）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

（十五）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十六）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十七）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9月18日早晨，萍矿总局全权代表舒楚生、株萍路局全权代表李义藩、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李立三，三方代表在共同商定的条约上正式签了字。至此，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终于迫使路矿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基本要求。在这次大罢工斗争中，工人“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

9月18日下午2点钟，安源路矿1万多工人汇集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工人万岁！”“罢工胜利万岁！”“工人大团结万岁！”“工人俱乐部万岁！”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李立三主任为前导，“群众随后，数十人燃爆竹，旗帜蔽天，爆声震地，由安源新街、旧街大游行一次，返至俱乐部摄影而散”。^[22]

游行时，有一位老工人激动地问蒋先云^[23]：蒋先生，只有过去的皇帝才称万岁呀！我们工人也称得万岁么？蒋先云亲切地拉着这位老工人的手说：老叔，莫说喊万岁，就是万万岁都喊得！你看工字下面一个人字，合起来不就是“天”字么？皇帝向来称“天子”，那么皇帝不就是我们工人的儿子么？这位工人被他说得哈哈大笑，连声说：工人万岁！工人万岁！万万岁！

“工人万岁！”喊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心声，表达了奴隶们团结起来，要做天下主人的决心。

当天，路矿工人俱乐部还发布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宣言的全文是：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www.xing528.com)

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故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知识呵！

我们得了萧镇守使及戒严司令的维持，与绅商学各界的调停得力，使我们的条件完满解决，我们深深的谢谢他们！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

我们现在要祝

工人万岁！

俱乐部万岁！

萍乡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到安源罢工胜利的消息后，便立即发来电报热烈祝贺道：“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见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敝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安源大罢工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并在湖南和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当时《中国青年》第十四期上刊载的《安源路矿工人之伟大组织》一文中所评述的那样：“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工人阶级中，在中国人民中，树立了一面鲜明的红旗，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并不像帝国主义洋奴所污蔑的一盘散沙，而是能够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的，这就教育了全国工人阶级，鼓舞了我们的信心，增强了阶级兄弟的勇气。”

在罢工之前，路矿工人俱乐部仅有部员700多人；在罢工胜利之后，俱乐部在工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全体路矿工人都争先恐后地参加了俱乐部。这样，俱乐部的部员就由700多人一下子猛增到1万多人。

根据急剧发展的形势，俱乐部于10月份在组织上进行了扩大、完善和改组。选出总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又选出总代表45名，百代表140余名，十代表^[24]1382名，并委任各股股长7人，各股委员30余人。^[25]

这一年冬天，在斗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又第六次来到安源，了解罢工后工人的思想发展状况，并总结罢工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在工人代表大会上做了报告，向大家介绍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并向代表们指出：这次罢工的胜利，只是斗争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政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们的责任重大，必须加强团结，努力奋斗。

在离开安源的时候，毛泽东还指示安源的党组织，要趁着罢工胜利的形势，积极慎重地发展一批党员，将在罢工斗争中涌现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稳步壮大党的组织，以迎接更严峻的斗争。

安源路矿党组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到1923年，党支部由1个逐步发展到13个，并成立了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团支部由1个逐步发展到26个，也成立了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工人夜校由1所发展到7所；俱乐部部员由700多人发展到1.3万多人，并建立了株洲、湘东等三个分部。此外，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还创办了《安源旬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由李求实担任编辑。

大罢工胜利后，毛泽东还指派干部前往安源筹办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减轻商人对工人的中间剥削。1923年2月7日，中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的老街成立，由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担任总经理。

1923年2月，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同时，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又电令安源路矿当局封闭工人俱乐部。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迅速召集安源的领导同志到长沙开会。他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指示安源的党组织要采取稳妥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的姿态，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并做了周密的应变部署。他还指示，要把优秀的工人和干部派到农村去，要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要在守势中采取攻势，要在退却中寻找进攻的道路。紧接着，1923年4月，毛泽东又偕同蒋先云，第七次亲临安源。在俱乐部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向代表们做报告分析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他说：现在反动派端起刺刀，镇压工人运动，我们不少群众领袖被残害，不少工会被封闭。但是，这吓不倒我们工人阶级，他们镇压得越厉害，我们就反抗得越坚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接着，他又说：团结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武器。过去，全国支援了安源，我们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援全国，支援京汉铁路工人。最后，他还鼓励代表们说：安源工人经过大罢工斗争的锻炼，觉悟很高，有革命朝气，要永远发扬下去。我们不但要取得安源的胜利，还要取得全国的胜利。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普遍遭到摧残而转入低潮。但是，在1923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还照常召开了庆祝俱乐部成立一周年大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同年9月18日，安源路矿工人还在俱乐部广场集会，纪念大罢工胜利一周年。所以，萧三赞扬说：

当时一般的说法是：“安源是小莫斯科。”的确，安源的天空，每天都飘着镰刀铁锤的红旗，总、分会的旗帜也都是红的。^[26]

尤其是，邓中夏^[27]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专门写了“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一节，来系统总结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经验，并予以高度评价。他写道：

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

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使得赵恒惕对于工人不能不稍为缓和，所以“二七”失败后，各地工会（广东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却一时尚能支持，……由此可见，当时湖南工人虽处防御地位，而其势力尚得公开存在。

邓中夏又继续写道：

但安源煤矿，那时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本来“二七”惨变后，安源路矿局亦接北京交通部来电，嘱其封闭工会，但路矿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势力集中，产业又极重要，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亦相当丰富，若封闭工会，无疑的必遭到工人决死的反抗，于矿山生存实有重大危险。路矿局方面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而工会方面亦极十分注意防范，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溃。^[28]

总之，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在整个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29]

（三）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

在安源大罢工胜利的直接影响下，湖南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3000多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并取得了完全胜利。

水口山铅锌矿，当时是全国最大的铅锌矿，有3000多矿工。矿工的生活历来很苦，情况同安源大体相似。所以，当安源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们非常兴奋，便立即推选机械工人刘东轩^[30]为代表，前往安源，请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派人来帮助和指导。

刘东轩到安源后见到了李立三、刘少奇等俱乐部负责人。经向毛泽东请示和同意，决定立即派蒋先云和谢怀德^[31]、李庆余、方福胜三位工人（他们都是罢工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前往水口山帮助工作。

蒋先云等四人于1922年11月2日到达水口山。当夜就约集积极分子，研究俱乐部的组织办法。第二天就宣布成立水口山临时工人俱乐部，组织临时干事会，并推举罗同锡为临时主任，刘东轩为副主任。各科推选临时总代表，成立临时代表会。由临时干事会和临时代表会推蒋先云为筹备处全权代表，谢怀德等三个安源工人为参事员。根据安源的经验，以“十人团”为基层组织，来发动和组织工人。几天之内，绝大多数工人都报名参加了俱乐部。许多工人都去找蒋先云谈话，有时一天要接待好几百人。蒋先云激昂慷慨的演讲和谈话，使工人听了情绪更加高涨。

11月27日正午，3000多工人召开大会，宣布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蒋先云发表了长篇演说，并代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表示热烈祝贺。全场兴高采烈，欢呼雀跃。

俱乐部成立后，工人代表连日讨论改良待遇和改善生活等问题。12月5日凌晨，俱乐部发布罢工宣言，提出18条要求。

水口山工人罢工宣言发出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通电全国，请各工会团体予以支援。长沙、安源、唐山、上海、汉冶萍、衡阳第三师范等各处的电报、函件，雪片似的飞来，更加鼓舞了工人的斗争情绪。

这时，矿局主要负责人赵铭鼎在长沙。于是，赵铭鼎便急忙找赵恒惕，请求立即派一个炮兵连前往水口山，企图用武力解散俱乐部和镇压全体工人。赵铭鼎于18日回到水口山，炮兵连于19日到达。俱乐部和工人们立即向这个炮兵连的官兵做争取工作，说明罢工的原因和目的，宣传工人的痛苦。结果这个连的官兵多数对工人抱同情态度，因而持中立态度。这样，就有利于俱乐部集中力量向矿局做斗争。

蒋先云和刘东轩前往矿务局进行谈判时，赵铭鼎阴谋杀害蒋先云和刘东轩，想借此以压服工人。结果矿务局被工人团团围住，口号声震天动地，“杀一蒋先云，还有数千蒋先云”，“杀一刘东轩，还有数千刘东轩”，最后局方只好被迫将蒋、刘放回。

在工人强大威力下，到12月27日，矿务局只好全部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和条件。

至此，从12月5日开始到12月27日结束，坚持了23天的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

罢工胜利后，第二天放假一天，开庆祝大会。开庆祝大会时，附近的农民也都赶来参加，共有1万多人。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工人和农民一齐高喊“罢工胜利万岁！”“工人、农民万岁！”“工人俱乐部万岁！”等口号。

罢工胜利后，刘东轩等几个最优秀的工人领袖都加入了共产党。

罢工胜利后，水口山同安源一样，工人普遍增加了工资，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物质生活和政治权利都有许多改善。同时，也像安源一样，由矿局出钱给俱乐部盖了房子，每月还给俱乐部津贴200元活动经费，俱乐部还创办了学校。毛泽东还专门从长沙派来校长和教员，其中有刚从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培养出来的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后来，1923年，毛泽覃还在水口山任工人俱乐部教育部委员。

工人运动同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是水口山工人运动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水口山的工人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同当地的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水口山大罢工的胜利，便对周围地区的农民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领导和开展该地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于1923年4月在湘区执行委员会的住地清水塘，亲自送在水口山矿区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东轩和谢怀德等人，前往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一带（这里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家）进行农运工作。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农工会（“农工会”的名称，是表示农民和工人联合的意思）成立大会，周围几十里的农民都赶来参加，并选举刘东轩、谢怀德为正、副委员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加入农工会的达10万人以上，这是湖南成立得最早的农会组织。

岳北农工会成立后，便领导农民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境的斗争。1923年冬，农工会正在领导农民群众酝酿减租减息时，却遭到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血腥镇压。

衡山县岳北的农民运动，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后来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我就是工人代表”——长沙泥木业工人大罢工

毛泽东不仅重视产业工人，而且也很重视手工业工人。1922年10月，紧接着安源罢工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6400多名泥木工人（泥瓦工和木工）举行大罢工，就是明显的例子。

长沙是手工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手工业种类繁多，手工业工人多达10万人，其中以泥木、码头、人力车等行业工人为多。毛泽东从1921年开始，就深入工人群众之中，用很大的力量在这些手工业工人中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

首先，毛泽东和泥木工人交朋友。他交的第一个朋友是木匠任树德。任树德为人诚实，在同行中颇有威信。他常到船山学社（即湖南自修大学校址）做木工活，毛泽东就趁机和他谈话，给他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任树德原是劳工会的会员，颇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经过毛泽东耐心教育，任树德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转向马克思主义。

任树德和泥木工人袁福清、朱有富等，都住在长沙北门外。早晨去上工，任树德总要叫袁和朱一声；晚上下班回来，也常和袁、朱闲谈。于是，任树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就领着袁、朱或其他泥木工人经常到船山学社来。他们看到毛泽东、何叔衡都非常谦虚、诚恳，处处为工人利益打算，的确是工人的好朋友，于是也都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毛泽东决定筹组泥木工会。他通过任树德、袁福清、朱有富等积极分子，去团结、教育和组织广大的泥木工人。组织的方法，先是以“十人团”作为基层组织。经过几个月之后，便组织了100多个“十人团”，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

毛泽东还亲自草拟了长沙泥木工会章程。章程的主要内容是：“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主要工作是举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失业救济、卫生保险等；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即会员每十人编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由“十代表”大会选若干人组成泥木工人委员会，任期一年，委员会下设总务、文牍、会计、庶务、交际五股，进行日常工作。章程还规定聘请秘书办理本会日常事务。当时，各工会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代表党组织具体实施对工人的领导。

1922年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泥木工会章程》。大会选举任树德、袁福清、朱有富、舒玉林、仇寿松、杨福涛等41人组成泥木工会委员会，由任树德担任会长，湘区委派易礼容担任秘书。

在长沙泥木工会的影响下，各种手工业工人也都纷纷组织起来了。

10月初，毛泽东在清水塘住处同泥木工会主任任树德等仔细研究了泥木工人罢工问题，认为罢工的时机已完全成熟。10月5日夜，泥木工会委员会召集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议决了六项办法：一、宣布10月6日全体罢工；二、推定罢工的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三、通电全国，伸求公道；四、散发传单，说明罢工真相；五、举行请愿大会；六、不达圆满结果，决不罢休。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宣布罢工。湖南《大公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32]泥木工人罢工宣言。宣言写道：

……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种摧残！我们不满意长沙县新定工价，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子来对付，只晓得我们一天的苦力代价，定要这么多才行。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该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不受任何方面的剥夺。现在我们采取的惟一方法是：冒得^[33]甲工（正式工人——笔者注）三角四分和乙工（尚未“出师”的学徒工——笔者注）二角六分钱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34]

泥木工人罢工后，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如北京长辛店、安源路矿、粤汉铁路等工人俱乐部以及长沙的纺织、缝纫、印刷、笔业等行业工人，都纷纷来函、来电支援泥木工人的斗争。10月8日，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给泥木工会写信说：“敝书记部亦当尽力所能为诸君之后盾，甚望诸君好好组织，好好维持秩序，坚持到底，以期得到最后的胜利。”

泥木工人罢工期间，正值“双十节”^[35]前后。因此，各机关、学校都急需扎彩牌楼；同时，许多商店居民也都急需修理房屋。所以，当罢工进行到第五天以后，很多机关、学校、商店、居民都纷纷给泥木工会来信要求复工，并表示只要工人复工，一定会照工人提出的工价发给工钱。但是，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却不顾民意，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任树德等经与毛泽东商量，分析了形势，决定10月23日集体向长沙县公署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毛泽东还鼓励他们说：“请愿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和周瀛干干到底！”

10月23日上午8点钟，数千名泥木工人浩浩荡荡前往长沙县公署请愿。这样声势浩大的工人请愿斗争，在长沙还是第一次。这天请愿，由泥木工会秘书易礼容任首席代表。

这一天，毛泽东做工人模样打扮，穿着旧的对襟衣服，插在请愿的工人队伍中间，随时指导工人的行动。

请愿的工人队伍汇集县公署前坪，将16名代表分成两批，轮流与县知事周瀛干进行谈判。

第一批进去谈判毫无结果，第二批进去后很久也无消息。这时，毛泽东从人群中跳到坪中的大圆花坛上向大家说：周瀛干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再等一会儿还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接着，他带领大家呼口号：“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据当时参加谈判的代表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插在队伍里面，要我们坚持下去，他领导工人喊口号。他带了一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声，连吹、连喊，群众情绪更加高涨了。这时衙门里发觉他是领头的，便来捉他，他从靠墙的几棵树间穿过去，跑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了。事后有个报纸上说：‘工人们口号一喊，县衙门的屋瓦都起飞。’”^[36]

这样，一直坚持到深夜。后来，省政务厅长吴景鸿打来电话，被迫答应第二天（24日）召开公团会议，并请工人代表出席，共同协商解决。毛泽东同代表们商量后，同意这个办法，于是凌晨3点钟请愿队伍便撤离县公署。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斗争，周瀛干深为工人的声威所震慑，于是便有加害工人首席代表之意，毛泽东洞悉这个阴谋后，便毅然决定亲自出任首席代表。

10月24日上午，数千工人又汇集教育会坪开会，决定：如本日公团会议仍无结果，再向省署请愿。

下午2时，毛泽东仍扮作工人摸样，亲任首席代表，率领任树德、张汉藩、仇寿松、杨福涛、朱有富、袁福清等12位代表，前往省政务厅，坐催公团会议；同时，全体工人汇集教育会坪等待结果。

在谈判时，毛泽东手执赵恒惕的“省宪法”，为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同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展开了激烈辩论。毛泽东“代表工人讲话，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长吴景鸿哑口无言，理屈词穷。他只好使诡计，转个弯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随便答了个姓，接着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37]

谈了三个小时后，还没有结果。工人在教育会坪用电话警告吴景鸿：如无结果，只得去省署请愿。直到下午8时，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促下，被迫只得答应：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交省政府批准。于是，毛泽东便当场将工人代表同吴景鸿的谈话记录下来，让吴亲自过目，并起草呈文。这时，代表们则立即将谈话记录带往教育会坪向工人报告。第二天（25日），以任树德、仇寿松、毛泽东等6400余泥木工人名义起草的《长沙泥木工人呈省长文》，在湖南《大公报》全文发表。呈文要求“营业自由”，“承认三角四分工价”，“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呈文特别指出：此次请愿是根据“省宪法十七条陈诉疾苦”；同时，呈文还将主要矛头指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来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

同一天，毛泽东继续率领任树德、仇寿松等12位代表前往省政务厅催批呈文，并获得批准。在12位代表的坚决要求下，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得前往教育会坪，向等候在那里的泥木工人和各工团工人1.5万余人，当场宣布：

营业自由，省宪已经规定，官厅当然不应限制（大鼓掌）。希望此后社会日有进步，你们的工价能随时增加，那就很好（大鼓掌）。^[38]

全场15000多名工人，立即欢声雷动，高呼口号：“罢工胜利万岁！”“营业自由万岁！”“劳工万岁！”“工人大团结万岁！”随后，燃放鞭炮，上街游行，庆祝胜利。

10月26日，在泥木工会贴出的复工布告中这样写道：

今后若某家不出三角四分，我们就不到他家做工。这个营业自由权，省宪法上本早已经规定，只是从前没有保障，现在算是有了保障。从明天起，各人照常开工。

至此，坚持了20天的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长沙工人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胜利。

任树德是长沙工人中较早加入共产党的。罢工胜利后，张汉藩、杨福涛、朱有富等加入了共产党；袁福清、舒玉林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组织得非常成功。这次斗争的主要特点是：一、工人发动很充分，组织很严密。罢工20天，6400多名工人几次请愿大会和示威游行，即使与军警发生冲突，都能严守纪律，斗争到底。这对于分散的泥木手工业工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二、除了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援助外，还争取到了湖南社会各界甚至上层公法团体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三、巧妙地运用了各种合法斗争形式，像请愿大会、示威游行，并充分利用了赵恒惕的“省宪法”等等。四、大力宣传，广造舆论，有力地壮大了罢工的声势。

在泥木工人罢工胜利的影响下，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长沙各行各业的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工人，几乎全都组织了工会和投入了罢工运动，并且大都取得了胜利。

（五）成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

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在1922年下半年达到了高潮。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积极策划成立湖南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

1922年11月1日，粤汉铁路的新河、岳州、株萍、徐家棚四个工人俱乐部，在长沙新河联合开大会，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各工会组织都派了代表参加。粤汉铁路总工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产业组合”之一（另一为汉冶萍总工会），也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最早的一个统一组织。

同一天，在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后，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便召开了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选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了演说。会后，由毛泽东主持起草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章程。

11月5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湖南省各工团第二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会议通过会章，选举毛泽东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任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等任各部正、副主任，下辖工会15个，会员3万多人。同时，发表宣言，通电全国。

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这是湖南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的总工会，是共产党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中心组织和指挥机关，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是搬用的外来翻译名词，很难被工人所理解，所以在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之后，便不再使用这个名称了。

以毛泽东为总干事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是在全省各地工人阶级罢工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诞生的，因而它不但在工人阶级中而且在湖南广大群众中都具有崇高的威信。所以，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运动的总司令部，是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那么现在湖南革命运动的总司令部，便是以毛泽东为总干事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了。现在，全省所有的革命团体，都紧密地团结在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周围了。

（六）同赵恒惕政府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毛泽东以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23名工人代表，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湖南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使赵恒惕政府越来越感到不安，于是便设法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他们造谣说，干工人运动的是“过激派”，是得了外面的钱。他们又说，工人运动提倡无政府主义，要推翻湖南现在的省政府。同时，他们还放出口风威胁说，省政府将严厉取缔这些不法团体和严厉惩办一些过激派分子。此外，警察局、长沙县政府、封建把头等等，又不断制造向工人的挑衅事件。

针对以上情况，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认为很有必要利用赵恒惕公布的“省宪法”，向赵恒惕政府进行一次合法的、正面的说理斗争。

1922年12月11日、12日、13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张汉藩、仇寿松等23人，先后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省政务厅长吴景鸿以及省长赵恒惕等，同他们进行了三天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这次说理斗争，共提出和涉及十个问题：第一，关于政府表明对工界的态度问题；第二，关于政府对集会、结社自由的态度问题；第三，关于表明工人的态度问题；第四，关于工界与政府的接头问题；第五，关于设劳资裁判所问题；第六，关于人力车工会会牌被警方取下问题；第七，关于理发工会提出的营业自由问题；第八，关于笔业罢工拖延不决问题；第九，关于机械工会改造和更名问题；第十，关于缝纫工会问题。以上十个问题，经过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们三天的说理斗争，基本上都得到适当解决。

12月13日和14日的长沙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这三天会见的新闻，但报道都比较简略，而且有许多地方并不符合事实。因此，毛泽东等便将这三天交涉的详细经过以及双方谈话的主要内容，以“申明书”的形式，发送各报社。所以15日、16日、17日三天的长沙各报纸，都刊登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的“申明书”（以下引文都是“申明书”的原文）。这样，就使整个社会都知道了这次说理斗争的全部真相。

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政府表明对工界的态度问题。在毛泽东等代表的直接质问下，赵恒惕等不得不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明证。”

第二个问题，即关于政府对集会、结社自由的态度问题。毛泽东等拿出赵恒惕的“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须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十二条就根本取消了。”“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赵恒惕等也只好被迫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

第三个问题，即关于表明工人的态度问题，也就是所谓工人信仰无政府主义问题。毛泽东等代表工人明确表示：“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也。至工人对于现政府之态度，只要政府待工人有好意，工人对政府断无恶意。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动运动，但均不出增加工钱、减少时间及改良待遇三事。”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实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却完全茫然无知，因而他们都一致表示“工人采取这种态度极为得当”。甚至“吴、石两厅长谓社会主义为进步之主义，将来一定可以达到”，“赵省长也谓社会主义将来或可达到”。

其他几个具体问题也都分别解决，长沙县、政务厅、警察厅都被迫“允照实在情形办理”。

这次为时三天的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毛泽东的直接参加和领导下，湖南工人阶级又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重大斗争，也是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是毛泽东和湖南工人阶级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光辉典范，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湖南工人阶级的聪明智慧以及大无畏的气概，它进一步提高了湖南工人阶级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并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

事后不久，赵恒惕对他的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急转直下，自然也会波及湖南。在1923年4月的一天黑夜，一个在赵恒惕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匆匆来到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所在地清水塘，告诉毛泽东说：赵恒惕派兵来抓你了！于是，毛泽东便迅速处理好有关文件和材料，并对工作做了必要的安排，然后机敏地从屋后穿过菜园小路离开了。

赵恒惕没有抓到他认为最危险的“过激派”人物毛泽东，便下令“通缉”，并在大街小巷贴满了悬赏的布告。有一天，一个老新民学会的会员在街上遇见了毛泽东，吃惊地问道：“你没看见赏格吗？”毛泽东神色自若地答道：“早就看见了。”他又问：“那你怎么还不走呢？”毛泽东又答道：“没有什么了不起嘛！”^[39]就在这天下午，毛泽东还特地到这个老会员教书的学校里去看望了他。

越是在危急的关键时刻，就越是沉着而镇定，这也是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早就养成了的习惯。

不久，毛泽东奉调将前往党中央工作。在离开湖南之前，他曾两次在清水塘召开会议，向党中央派来接任湘区委书记的李维汉介绍了全区的工作和经验，并有条不紊地交代和部署了全盘工作。李维汉回忆说：毛泽东在介绍经验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利用赵恒惕政府“省宪法”中的“民主”条文，进行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二是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李维汉还说：毛泽东又单独同我谈了两次话，介绍湘区委和各方面负责干部的情况，并陪同我一起到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李六如家里，共同交谈了湖南上层人物的情况。

（七）“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后来，在1923年7月1日写的《省宪下之湖南》一文中，毛泽东对两年来湖南的工人运动做过一个简短的回顾。他说：湖南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23个，约3万会员。去年8月至12月，共计罢工10次，全胜利及半胜利9次，失败1次。罢工的目的，大部分争工资，小部分争营业自由、工人组合自由。这些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因此，湖南的工人运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从毛泽东两年来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和建党工作一样，湖南的工人运动也同样非常出色，很有成绩，并颇有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第一，深入的思想工作同严密的组织工作相结合；第二，发动产业工人同发动手工业工人相结合；第三，合法的斗争同非法的斗争相结合；第四，工人运动同建党工作相结合；第五，工人运动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所以“二七”惨案之后，当全国的工人运动急剧转入低潮之后，唯独湖南的工人运动，仍然像浩浩荡荡的湘江一样，继续奔腾向前，因而安源路矿被人们誉为工人运动的“世外桃源”和中国的“小莫斯科”。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的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都搞得非常出色，所以陈独秀于1923年6月在向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中，曾特别表扬说：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的工作，所以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工作得非常出色，所以陈独秀便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因此，在1923年1月着手筹备党的三大时，陈独秀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在赵恒惕发出通缉令半个月之后，毛泽东于1923年4月底移交和安排好湘区的工作后，才秘密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毛岸英，前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去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