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道路和建党问题的讨论结果

1920年夏至1921年初，在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就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蒙达尼会议上的原则分歧

1920年前后，当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和许多中国的青年在法国进行勤工俭学的时候，正值国际和国内激烈动荡与急剧变化的年代，也是各种社会思潮进行错综复杂斗争的年代。

在国际上，第一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才刚刚胜利。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世界已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时候，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三国际虽然已经成立，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已经宣告破产，但是修正主义的流毒仍然影响很深。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公然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宣扬劳资合作与阶级调和的谬论，胡说什么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指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390]修正主义的特点是，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干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勾当，因而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在国内，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五四”运动以后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两年多时间内，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论战。

第一次论战，是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

当俄国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时候，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便“发愤要谈政治”，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政治导言”，即《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在他这篇“政治导言”中恶毒地攻击和谩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说什么“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他还“奉劝”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说：“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李大钊奋起应战。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这篇论文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胡适的谬论。李大钊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解决“问题”，就离不开“主义”。李大钊还深刻批判了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他说：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他又以俄国革命为例说：俄国革命以前，“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

“问题和主义”论战的实质是：中国究竟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中国的社会问题究竟是需要“根本解决”的彻底革命，还是“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

这次论战的结果，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彻底革命和社会改良的界限。

第二次论战，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9月，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到中国讲学。罗素自称赞同共产主义，但反对俄国式的流血革命，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一种社会改良学说，下面将详细介绍）；胡说中国没有阶级差别和不存在阶级斗争，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罗素从1920年9月来中国到1921年7月离开，前后讲学约10个月，在中国跑了许多地方，其影响颇大，流毒甚广。

1920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期间，研究系的主要人物张东荪，曾陪同罗素和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以及中国的知名学者蔡元培、章太炎、张溥泉、吴稚晖等，来到湖南长沙讲学。当时毛泽东受湖南《大公报》的聘请，以特约记者的身份，负责为蔡元培、章太炎、张溥泉、吴稚晖等讲演时做记录^[391]，以供报纸发表。毛泽东负责记录的七篇讲演稿，经过整理，后来都在湖南《大公报》陆续发表了。

罗素的讲演受到了研究系主要人物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喝彩，他们以为从罗素那里找到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武器。于是，他们配合罗素的讲演，便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11月6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将罗素的调子加以重弹和发挥，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接着，梁启超也在1921年连续发表文章，对张东荪的言论加以发挥和支持。

为了展开对张东荪等人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开辟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汇集了对立双方的文章和通信，以供大家讨论。

这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实际上是一次真假社会主义的论战，即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

所谓“基尔特”源出德文，即行会、同业组合、协会的意思，它是包括雇主、资本家在内的一种行会组织。因此，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带有封建性的、主张劳资合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是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炮制出来抵制社会主义革命的，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是为抵制科学社会主义而炮制的一种假社会主义。

这次论战的鲜明特点是：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一方面虚伪地唱着“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论调，另一方面却又竭力地主张中国的出路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有人写文章痛斥道：“在中国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存心要想主张资本主义而不敢明目张胆主张资本主义的懦人。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者。”^[392]有人又写文章揭露道：“你们主张资本主义就主张资本主义好了，又何必戴上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呢？骨子里主张资本主义，而又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如此暗娼式的行为，可怜亦复可恨。”^[393]

研究系分子的假面具被揭穿以后，他们便赤裸裸地打起了反苏反共的旗帜，公开进行反革命的勾当了。

这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不只是一般地否定资本主义道路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同批判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在全国影响很大。所以，这次论战不仅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展开了，而且也在一些进步社团内部进行了。例如，在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就展开过类似的讨论；毛泽东也曾用通信的方式参加了这次讨论。关于新民学会会员参加这次讨论的情况，我们将在下面展开叙述。

第三次论战，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论战。

黄凌霜、区声白声称反对任何国家和强权，主张绝对自由和平等，将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俄国式革命的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很容易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流行。因为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所以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很容易传播。

因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传播相当广泛，所以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不仅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公开进行了，而且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内和许多进步社团内以及知识界中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进行了。例如，在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就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则对其进行了批评，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再如，在工人组织中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像原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黄爱、庞人铨以及他们领导的“湖南劳工会”，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帮助下，都被争取过来，黄、庞在1921年底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通过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大量的先进知识分子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从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主义者。

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明确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中国社会需要“根本解决”的彻底革命而不是“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主义；第二，中国需要真社会主义而不是假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三，中国需要走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道路，而不是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道路。这几个问题的明确解决，为中国革命选择正确的道路和成立中国共产党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

在上述国际和国内各种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包括国外和国内的）自然也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因而他们的观点自然也会产生某些分歧，并引起激烈争论，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

到1920年6月中旬，先后抵达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以及在法国新吸收的会员已有16人。他们有的在克勒佐、勒哈佛尔、圣伯尼等地工厂做工，有的在蒙达尼、枫丹白露等地补习法文。大家分散在各地，很想见面畅谈一次。这时，在6月15日刚刚来到法国的萧子暲、陈绍休等，又从国内带来了上海半淞园会议的消息。于是，大家便商定在蒙达尼举行一次聚会。

1920年7月5日，会员们从各地来到蒙达尼。从6日至10日，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开了5天会。参加会议的人有蔡和森（林彬）、向警予（俊贤，女）、陈绍休（赞周）、萧三（植蕃、子暲）、张昆弟（芝圃）、罗学瓒（荣熙）、蔡畅（咸熙，女）、李维汉（和笙）、熊光楚（焜甫）、熊季光（作莹，女）、熊叔彬（作璘，女）、欧阳泽（玉生、玉山）以及萧子升（旭东）等13名会员。此外，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的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共20余人。

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新民学会的指导方针。但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和方法时，却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坚决主张中国应该走俄国式的道路，像俄国那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组织共产党，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激烈方式，通过彻底革命，从而达到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则持相反的意见，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萧子升认为：

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然和。^[394]

萧子升主张的这种“温和的革命”，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同罗素的观点基本一致。蔡和森和萧子升两人分歧的焦点，实质就在于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因为大家来到蒙达尼的时间比较仓促，又缺乏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对于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主张，在会上并没有展开充分讨论。于是，会议乃决定由萧子升负责将这两种意见以及这次会议的讨论的详细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希望听听国内会员的意见。

由于萧子升当时在华法教育会担任秘书工作很忙，而这封信的内容很多又写得很长，所以这封给毛泽东的信，从7月中旬一直断断续续写到8月初，才写完寄出。

蒙达尼会议之后，李和笙也于8月28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阐述了自己对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意见，他也明确表示“不赞成俄式革命”。他在信中写道：“社会改造，我不敢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395]

李和笙、张昆弟等于1919年12月抵达法国，由华法教育会将他们安排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会里住宿。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等几个华侨团体也都设在这里。华侨协会有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的负责人李石曾、吴稚晖也都标榜笃信无政府主义和工学主义。因此，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学主义对赴法留学的青年影响很大。李和笙正是受影响者之一。因此，在蒙达尼会议上，李和笙同萧子升一样，也不赞成蔡和森的主张。

事隔60年之后，李维汉（即李和笙）回忆道：“我当时虽已经初步认识到改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改造的道路，还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要以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还缺乏认识。我在会后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反映了当时对这一根本点缺乏认识。”“约在八月至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396]

在这里，革命先辈李维汉详细谈了自己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实现世界观根本转变的过程，其经验至为宝贵，很值得我们后来者研究、学习和借鉴。

（二）蔡和森的来信

留在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的是毛泽东；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的是蔡和森。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同妹妹蔡畅、54岁的母亲葛健豪以及向警予、熊季光等30余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乘法国邮船公司的“央脱莱蓬”邮轮离开上海，经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在法国的马赛港下了邮轮，于1920年2月2日抵达巴黎。接着，由华法教育会将他们安排到蒙达尼公学住宿，而后让他们分别进入男女中学补习法文。

由于将近40天的旅途劳顿，蔡和森刚到蒙达尼便旧病（哮喘病）复发。在稍事休养后，蔡和森便开始搜集资料、研究形势和刻苦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蔡畅回忆说：“原来他在北方的一年没有虚度：他不仅在布里村打下了法文的基础，而且对俄国革命、马列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建立了初步的联系，特别与李大钊发生了密切关系，并参加了他所指导的少年中国学会。所以，他是抱着明确的目的来法国的：即从第一手资料详细研究和认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主义给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新东西。”^[397]

通过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刻苦学习、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世界各国实际革命运动的广泛了解，蔡和森很快便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在蒙达尼会议上，已明确表示了自己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

在蒙达尼会议之后，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叙述了他到法国以后的基本情况，并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己关于如何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方针的基本观点。

在这封信中，蔡和森首先谈了自己关于编译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丛书的计划。他说：“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这一种丛书共包括四大部分，并拟了简要的编写纲目。这四大部分是：（一）世界革命之大势；（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四）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蔡和森又说：“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

在这封信中，蔡和森主要是谈了自己对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方针的基本观点。他说：“来法会友，上月在蒙集议一次，详情子升报告。我到法后，鲁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这就是说，蔡和森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计划，已经“略具规模”。那么，蔡和森的“改造计划”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蔡和森在这封信中强调说，中国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只能像俄国那样，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写道：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

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容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

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398]，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399]

第二，蔡和森在信中强调了成立共产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写道：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400]

第三，蔡和森又向毛泽东强调指出：

有两点应注意而不可游移：

无产阶级专政。

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指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编者注），

不能带爱国的色彩（指资产阶级的狭隘爱国主义——编者注）。^[401]

此外，这封信还谈了一些国际革命形势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情况。

以上三点，就是蔡和森在这封信中所提出的关于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体计划。

此外，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又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宣布自己是“极端马克思派，极力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他还向陈独秀论证了中国无产阶级优先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指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402]

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同向警予在蒙达尼结婚。他们的结婚照片，就是肩并肩地坐着，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在阅读。^[403]从这个生活细节，也可以说明他们结合的共同思想基础，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

（三）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诸会友的复信

当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在蒙达尼会议上发生原则性的分歧以及萧子升、蔡和森、李和笙等人的信件在途中的时候，毛泽东在国内正忙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以及领导湖南的自治运动，并且以湖南《大公报》特约记者、记录员的身份参加了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以及中国著名的学者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的学术报告会。毛泽东大概于11月中旬以前，收到了萧子升、蔡和森和李和笙等人的来信。于是，毛泽东便根据第二次北京、上海之行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根据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根据罗素、杜威等人的基本观点以及赴法勤工俭学诸会友的来信，经过深沉的思考，然后于1920年12月1日在长沙文化书社郑重地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诸会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以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政治观点。

这封信长达5000多字。毛泽东首先就学会的方针问题，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接着，毛泽东便着重阐述了新民学会关于进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他说：

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和平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404]

为什么罗素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呢？毛泽东讲了三层理由：

第一层，毛泽东首先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深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议会、政府、教育机关、军队、警察、银行等等，这些国家机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而这些国家机器又都是保护资产阶级并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所以想通过和平的、教育的方法来达到根本改造社会的目的，完全是不可能的。他写道：

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

第二层，毛泽东又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以及对人类历史观察的结果这个角度，进一步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心理”（即阶级本性）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因此，想劝说资本家“回心向善”、相信共产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至今也的确没有发现哪个资本家相信共产主义的事实，“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所以，毛泽东又写道：

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又西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内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405]

第三层，毛泽东又从无产阶级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痛苦不堪，并且已经开始觉悟，他们迫切地要求“共产”，而不容许用和平的方法缓慢地达到“共产”。所以，毛泽东又继续写道：

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406]

此外，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严厉批评和否定了无政府主义。

基于上述理由，所以毛泽东的结论是：

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407]

在这封信结尾，毛泽东还写道：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408]

我们还记得，一年半以前，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过：他反对马克思式的“激烈”办法，而主张克鲁泡特金式的“温和”办法，主张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反对实行“那种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毛泽东当时的这种观点，同罗素、萧子升、李和笙目前所持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极为接近，或者说基本相同。

但是，一年半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是说，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认真总结自己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从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封5000多字的长信中，毛泽东第一次用明确而清晰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并坚定地选择了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因此，这封信是毛泽东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过渡，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同时，毛泽东的这封5000多字的复信，当时在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也确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李维汉在60年以后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得知上述蒙达尼会议的争论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写了数千言的长信给我们，对两种意见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在今天行不通；用和平的手段、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也做不到，而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同志旗帜鲜明的主张和深入浅出的说理，更加坚定了我们大多数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参加蒙达尼会议的十三名新民学会会员为例，后来就有八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萧子升则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最后堕落为反动官僚。^[409]

（四）蔡和森再来信与毛泽东再复信

闻讯萧子升将要回国，蔡和森又于9月16日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信，托他顺便带给毛泽东。所以在信的开头，蔡和森写道：

上月寄一长信（指8月13日的信——编者注），大要系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今子升归国，再陈其略。^[410]

接着，蔡和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以及划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界限的极端重要性。他写道：

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即唯心主义派——编者注）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即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编者注）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我以这种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唯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411]

再接着，蔡和森又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高度，深刻批判了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以及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之流，并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种不同做法列出公式做了比较。他说：

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恩施坦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荪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和威尔逊的十四条，是他们叹为观止的地方！今日俄、德革命之不同，根本即在此点。我今拟二公式：

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

德多数社会党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

方法＝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

目的＝劳资合组的德谟克拉西。

结果＝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破产，反革命，压迫工人，闹个不休。^[412]

这就是说，伯恩施坦、考茨基、张东荪之流，他们站的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他们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是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言人。因此，他们极力推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而坚决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蔡和森在这封信中又反复强调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以及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必要性。他写道：

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的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413]

蔡和森在这封信中还向毛泽东着重谈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详细介绍了第三国际的组建情况以及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严格条件，又详细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组建情况以及吸收党员的严格条件，并重申了在中国组建共产党的重要性，甚至还提出了建党的具体步骤。他写道：

“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414]

“所以，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415]

最后，蔡和森总结道：

我的意见一时不能写完，再笼统说几句：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指共产国际——编者注）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无政府党（指“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属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派别——编者注）最后的理想，我以为列宁与他无二致。不过要做到无政府的地步，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惟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416]

但是，蔡和森委托萧子升带的这封信，经过长途辗转，一直到1920年底才转到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的信以后，便于1921年1月21日又回复了一封短信。在这封短信里，毛泽东主要向蔡和森通报了国内筹建共产党的一些情况，并再次明确表示了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组建共产党的基本态度。

毛泽东在信中首先就唯物史观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写道：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417]

蔡和森在这封信中再次提到了“无政府党”（即“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国家问题上的根本区别时，曾深刻地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418]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复信中再次对“无政府党”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认为他们是“愚陋不明事理”。他写道：“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419]

最后，毛泽东在信中向蔡和森通报了国内筹建共产党的情况。他写道：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编者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420]

其实，当毛泽东向蔡和森回复这封短信的时候，他早已受陈独秀的委托开始在湖南进行筹建共产党的工作了。因此，这封信虽然不长，却很值得注意。它说明了毛泽东这时候已经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了建党的重要性，而且已经把理论付之于实践了。

（五）新年大会

从毛泽东和蔡和森的通信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们坚决主张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即通过俄国的革命方式来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同时，我们还清楚地知道，国际和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同样地也必然会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中有所反映，尤其是罗素和杜威的所谓学术报告，已经在长沙的会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此，为了统一和提高新民学会会员们的思想，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便于1921年1月1日至3日组织留在长沙的会员们召开了一次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新年大会。《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详细记载了这次会议的实况（以下引文均见此报告）。

这次新年大会是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的。从1921年元旦开始，连续开了三天。这是新民学会成立以来，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事先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出了一个通告，里面列举了14个问题，要求大家认真研究准备，并规定“风雨无阻”“严守时刻”。

元旦那天，长沙大雪满城。上午10时，会议开始，到会者十余人。由何叔衡任会议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先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的理由。毛泽东说：“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去年以前，因种种变故，致未开成，现在算是不能再缓了，趁在新年，各处都放了假，特为较长期的集会，讨论同人认为最急切的问题。”接着他又简略叙述了学会两年以来的经过以及会员在国内国外各方面做事与求学的情形。毛泽东报告毕，何叔衡将通告中所说的14个问题提出来要大家讨论。这14个问题是：

一、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二、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四、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自述）；

五、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自述）；

六、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

七、会友如何研究学术；

八、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九、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及手续（附出会问题）；

十、会友室家问题；

十一、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十二、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十三、学会成立纪念问题；

十四、临时提议。

何叔衡将14个问题提出后，陈启民认为前三个问题内容重大，主张压到明天讨论，今天先圈出其余几个问题来进行讨论。毛泽东则认为，正因为前三个问题重大，才应该放在今天讨论，不过今天只是略加讨论，但不做表决。大家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先着重讨论前面三个问题，即：

一、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二、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因为这三个问题有连带关系，所以放在一块儿讨论。在讨论这三个问题之前，毛泽东先介绍了旅法会友在蒙达尼会议上讨论的结果。他说：

我可将巴黎会友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报告大众。巴黎会友讨论的结果，对于（一），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二），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于（三），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均见巴黎来信。

毛泽东介绍之后，熊瑾玎首先发言说：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所以这个问题不必多讨论了。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第一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彭璜接着发言说：改造世界太宽泛，我们说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故我主张改造东亚。陈启民赞成改造东亚。接着，陈启民又说：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为资本主义已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太自由不能讲改造，为的是讲自由结果反不得自由。谈到方法，则此目的非20年内所能实现。现在要用力的，不在即时建一个非驴非马的劳农政府，而在于宣传。东亚一方面，尤重在促成工业革命。接着，毛泽东又继续发言说：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

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www.xing528.com)

毛泽东发言之后，又讨论许久。而后会议主席何叔衡宣布本日对这三个问题（目的，方法，进行）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

以上是第一天的讨论。

1月2日是聚会的第二天，雪越大越深，到会者十多人。会议主席何叔衡宣布继续讨论昨天未讨论完的第一个问题，即“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会议用循环发言法，从主席起，列席诸人自左至右依次发言：

何叔衡：学会共同目的应为“改造世界”。

毛泽东：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任培道：同上。

陶斯咏：同上。

易阅灰：同上。

易礼容：同上。

邹泮清：我对于“改造”两字极为怀疑，一般人都以为我们要根本改造，要根本推翻从前一切来重新建设，其实是做不到的。世界无论什么事，不可一跃而即，是渐渐进化的。新民学会不宜取改造的态度，宜取研究的态度，将各种主义、方法彻底研究，看哪一种主义、方法适宜。东西民族不同，人类病痛极杂，决非一剂单方可以诊好。邹君的发言极长。

陈章甫：言改造世界，范围较大，可以世界为家，心意愉快得多，所以我赞成用“改造中国及世界”。

张泉山：单就方才所说讨论，不宜以中国与世界并举，宜用“改造中国并推及世界”。

陈子博：现在的社会是万恶的，“改良”两字和缓不能收效，宜取急进态度，所以我主张“改造”。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我主张删去中国二字用“改造世界”。

钟楚生：我们的目的不妨大点，主张用“改造世界”。

贺延祜：同钟。

彭荫柏：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自愿放弃昨日“改造东亚”的话。

熊瑾玎：主张用“改造世界”。

刘继庄：同熊。

李承德：主张用“促进社会进化”。

周惇元：同李。

依次发言完毕后，会议主席何叔衡说：昨天曾说不采取表决形式，但今天看来不采取表决形式则不能明白某种主张的多数与少数。于是，大家赞成表决。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的人起立！起立者如下：陶毅（斯咏，女）、易礼容（润生）、毛泽东（润之）、钟楚生（国陶）、周惇元（世钊、东园）、任培道（振予，女）、陈启民（书农）、易阅灰（克、味根、粤徽）、陈昌（章甫）、彭璜（殷柏、荫柏）等十人。主席又说：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者起立！起立者如下：熊瑾玎（楚雄）、刘继庄（修铁）、陈子博、何叔衡（瞻岵、老武）、贺延祜（女）等五人。以上两种主张虽然文字上略有不同，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接着，主席又说：主张用“促进社会进化”的人起立！起立者如下：李承德（振翩）、周惇元（世钊、东园）等二人。周惇元声明说：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和“促进社会进化”两者都赞成。此外，声明不作表决者有邹泮清（蕴真、泮芹、泮耕）、张泉山（级三、超）等二人。

至此，第一个问题讨论结束。

第一个问题结束之后，紧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先，由毛泽东报告了旅法会员在蒙达尼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以及蔡和森的提议。然后，毛泽东又简要介绍了当前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几种主张。他说：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421]

2.社会民主主义；^[422]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423]）；

5.无政府主义。^[424]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又从会议主席开始，自左至右依次发言。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发言说：

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任培道：我也赞成何、毛二位的主张。但根本着手处，仍在教育，如人民都受了教育，自然易于改造。

陶斯咏：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

陈启民：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办法可受试验的缘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地见诸施行。

易礼容：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领专政不可。但专政非普通所谓专政，要为有目的的专政。但在今日要有准备，要多研究，多商量，不可盲然命令别个。

易阅灰：声明对此无研究。

邹泮清：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唯教育如何增进速效？实业如何使资本不集中？尚是问题。

陈章甫：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

张泉山：第一步采过激主义，因俄国人的自由因平等而牺牲，所以第二步要采用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

陈子博：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钟楚生：主张过激主义，中国社会麻木，人性堕落，故须采过激方法。中国社会无组织，无训练，须用专制。但往后宜随时变更。

贺延祜：主张推翻一切资本家及官僚。

彭荫柏：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讲主义不是说空话，中国现尚无民主主义，但这主义已过时不能适用。……试以中国的国情与德、英、美、法各国逐一比较，知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主义、美之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德之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但也不必抄袭过激主义，唯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学会中宜有一贯精神，共同研究，较为经济。

熊楚雄：主张现在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必言主义，只做破坏功夫。

刘继庄：于主义无研究，不谈。赞成熊君破坏说，惟建设亦须预筹。

李承德：对于采用俄国劳农政府的办法非常怀疑。主张用罗素的温和办法，先从教育下手，做个性之改良。俟大多数人都了解，乃适行全体改造。

周惇元：无政府主义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的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

陈启民：言教育，言实业，须有主义，须用劳农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

依次循环发言后，接着自由发言，互相讨论。邹泮清仍反对改造的说法，坚持点滴改良。何叔衡不同意熊楚雄“只要破坏，不要建设”的说法，说建设也应该同时进行。但他又说：不必说主义，但要人人做工。毛泽东说：人人做工，就是一种主义，即所谓泛劳动主义。周惇元不赞成泛劳动主义，说劳农势力之下，摧残天才，主张须有从事科学艺术的自由，不必人人做工。

关于方法问题，讨论得十分热烈，一直讨论到下午两点钟。最后，由会议主席何叔衡付之表决。表决的结果是：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12人，即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易克、易礼容、陈章甫、张泉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祜、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即任培道、邹泮清；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即李承德；未决定者三人，即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

至此，第二个问题讨论结束。

以上是第二天的讨论。

1月3日，是集会的第三天。开始讨论第三个问题，即“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仍然从主席开始，依次发表意见。

何叔衡：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兵士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利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如陈炯明之类，亦宜接洽。

陈启民：研究宜重比较，取精用宏。宣传宜兼重智识阶级，使无弃才。遇有机会，宜促使实现，故有组织党之必要，所以厚植其根基。

周惇元：从下级入手，宜渐进，重普遍，立脚宜稳，点滴做去。学校和饭店，皆吾人着手处。研究宜深。

熊瑾玎：先研究，而后从事下手之法。下手之法，宜重传播。学校以自办的为好。再则从事普遍之宣传，办报亦其一法。事实上有组织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发财不是为自己而发财，只要有目的，有组织。

彭荫柏：研究、传播、组织、联络，四者都不可缺。研究宜方面多，科学、文学、哲学、经济、政治，不偏废，各以所得互相交换。传播宜兼重智识阶级。组织劳动党很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联络，则个人、团体，宜兼顾，如少年中国学会，其可联络者。

贺延祜：研究、传播，甚要；尤宜自己投身到劳动界去。

陈子博：自己到劳动界去多发小册子，语言无妨激烈一点。组织党应分都市、乡村两方面，洪会可以利用。

易阅灰：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资取法。

姜瑞瑜（慧宇、竹林）：发展个人特殊能力，利用机会。教育宜着重。

张泉山：主客观两方面宜兼重。客观方面分三种方法：（1）宣传。分为三：（a）学校；（b）小册子；（c）秘密演讲。（2）组织。（3）联络。分为三：（a）个人；（b）小团体；（c）大团体，如俄国。主观方面宜增高个人能力。

陈章甫：研究宜即时着手。宣传如文化书社，最有效力。我县自浏西文化书社成立，教育人员发生极大之忏悔，即其例。须从市民运动入手，多讲演，多联络，联络可仿颜习斋医病教人办法。饭铺、茶店，最好着手。组织菜园，实行从劳动界入手。夜学要多办。联络要自己到劳动界去，并宜及于女界。

邹泮清：世界是积渐进化的，宜点滴改造，宜温和。从现时现地做起。注重教育实业。办教育、实业要资本，但借外债，仍宜反对。宣传着重劳动阶级，为长时间之宣传。教育是基本事业，从学校制造同志最为坚强有力，一个真同志，抵得若干泛人。募捐办学校，由小学而中学、大学，由长沙而各省、各国，积渐前进，久而可靠。办报注重通俗。

蒋集虚（竹如、继琬、庆蒲）：做事要钱，筹办要从事实业，望各人分工进行。

易礼容：过激主义本不可怕，不研究自然怕它，研究要深切。宣传以诚恳态度出之，必有成效。宣传、组织宜一贯，即组织，即宣传；即宣传，即组织。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布。艺术家以暗示的方法行之。

陶斯咏：我所要说者，宜云：“我个人即刻如何着手？”我的回答是：“我个人要即刻读书！”

任培道：从自己读书做起。

最后，由毛泽东发言。他说：

诸君所举各种着手办法：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络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依次发言完毕，然后互相讨论。对于所举各种着手方法，大多数人认为宜以必要而且切实可行者为主。

接着，会议主席何叔衡将以上各人所述着手方法，综合序列如下：

着手方法：

1.研究及修养：

A.主义；

B.各项学术。

2.组织：

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3.宣传：

A.教育；

B.报及小册；

C.演说。

4.联络同志。

5.基本金：

组织储蓄会。

6.基本事业：

A.学校（又夜校）；

B.推广文化书社；

C.印刷局；

D.编辑社；

E.通俗报；

F.讲演团；

G.菜园。

最后，会议主席何叔衡将以上归纳的六项着手方法提付表决，全体起立一致通过。

至此，第三个问题的讨论也圆满结束。

而后，会议又继续讨论了14个问题中的其余各个问题。但1月3日没有讨论完，后来于1月16日又在潮宗街文化书社继续开会讨论。

1月3日的讨论会，即第三天的讨论会，自上午10点开始，直讨论到下午2点，才宣布散会。

三天的讨论会圆满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到草潮门外河干拍照留念，可惜“大雪拥封，照后不现”。这次重要会议留下来的唯一纪念品，就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的全部记录，即后来编印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

至此，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所提出的三个重要问题，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多数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这就是：要实现根本“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就必须走俄国人的革命道路。

这样，三天的新年大会，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目的。

通过三天的热烈讨论，留在长沙的多数会员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种种影响，而转向或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例如参加第二个问题表决的共18人，其中12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说，以新年大会为标志，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涌现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

多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怕千辛万苦，执着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经过数不尽的艰难曲折，现在终于被他们找到了，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这是多么艰辛的历程啊！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新年大会前后的毛泽东，这时已经不是一般地接受了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已经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实质”和“全部学说的基础”，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425]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指出：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426]

我们现在可以用列宁说的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毛泽东。根据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的复信以及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的发言，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这时候已经同“庸俗小资产者”彻底划清了界限，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过渡，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后，毛泽东毕生的革命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毛泽东的确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候，毛泽东刚满27岁。

任何一个人接受任何一种思想或学说，都有一个复杂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正是这样。

如果说，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而第二次北京之行则精读了《共产党宣言》，“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那么到1921年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则完全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并全部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过渡，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要找一个“标志”的话，那么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的复信以及1921年新年大会上的几次发言，则是完成了这个根本转变和过渡的主要标志。

总之，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的会员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建党问题的讨论以及1921年长沙的新年大会，不仅对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思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后来对整个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以及他自己寻求革命真理和探索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他深刻地写道：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接着，毛泽东又继续写道：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当年新民学会的老会员邹蕴真时，他还深有感慨地说：“当年我们想把中国搞好，苦于没有办法，东找西找，最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427]

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证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够救中国！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六）“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蔡和森对毛泽东可以说是非常熟悉、非常了解的。早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们已经成为最真挚的朋友，又同为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被同学们誉为“毛蔡齐名”。后来步入社会，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又十分接近。所以，完全可以说，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920年8月13日的信中，蔡和森便对毛泽东怀着很高的期望。在这封信中，蔡和森热情地希望他的亲密战友毛泽东，能够像列宁那样，准备和领导“中国的十月革命”。他非常自信地、语重心长地写道：

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那么，如何准备呢？蔡和森又写道：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

蔡和森又向毛泽东郑重地嘱咐道：

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428]

毛泽东也确实没有辜负他的亲密战友蔡和森的热烈期望，他一直在为建立一个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而努力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早在第二次北京之行期间，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回到湖南以后，毛泽东便着力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并明确提出新民学会要有一个“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并要求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429]当收到蔡和森的信以后，毛泽东更是集中精力来从事创建党的准备工作。例如，1921年长沙的新年大会，就是建党准备工作的一个重大步骤。

关于建党的准备工作，还应该特别提到一件事，那就是：毛泽东编辑和印刷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共三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共两号），并发给全体会员每人一套。

毛泽东为什么要费这样大的力气编辑和印刷《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与《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呢？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会员敞开交流思想，逐步统一认识，以使全体会员都能汇集和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从而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准备条件。

1920年11月30日，毛泽东编定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并同时付印。他在《出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启事》中明确地写道：“会员通信集，为会员发抒所见，相与扬榷讨论的场所。凡会友与会友间往来信稿，不论新旧长短，凡是可以公开的，均望将原稿或誊正稿寄来本会。”他在《发刊的意思及条例》中更明确地写道：“通信集之发刊，所以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就好极了。”^[430]毛泽东的这些话，把编辑和出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的宗旨和目的，都说得一清二楚了。

1921年1月31日，毛泽东又编定和出版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这一集共编辑信件七封，其中有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三封，萧子升、李维汉给毛泽东的信各一封，毛泽东复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诸会友的信一封，毛泽东复蔡和森的信一封。这本通信集是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道路和建党问题的，所以毛泽东在前言中特别郑重地说明：“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431]

在编定和出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的前后，毛泽东还撰写和出版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第一号会务报告，详细记述了新民学会发起的经过、新民学会的规章制度、几年来会员的发展以及会员在国内外各地的活动情况，并总结了学会的经验教训以及优缺点。

在1921年的春天，毛泽东又撰写和出版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第二号会务报告详细记述了新民学会会员于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召开的新年大会的实况以及1月16日会员常会的实况。

总之，这些通信集和会务报告，对于新民学会会员认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对于推动新民学会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都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毫无疑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确实没有辜负他的亲密战友蔡和森在这封信里所提出的热烈希望和郑重嘱托，他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和壮丽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当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的这封信发出10个月之后，毛泽东同何叔衡代表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蔡和森牺牲18年之后，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蔡和森的期望、嘱托和预言，终于全部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