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登上政治舞台之后，着手“根本解决”湖南和中国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两项具体革命实践。通过领导这两个运动的具体革命实践，毛泽东总结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推动毛泽东进一步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时的中国，腐败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打着“武力统一”中国的旗号，连年发动征讨南方的战争，因而当时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当时流行的这种政治主张，自然也会对毛泽东有不小的影响。因此，早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在驱逐张敬尧之后，湖南怎样进行建设的问题。例如，他当时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罗章龙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设想可以先把湖南搞成一个先进的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或德国的普鲁士一样。[376]尤其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的前夕，他于1920年3月12日还专门给黎锦熙先生寄去了两份《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377]，并特地写了一封信征询黎先生的意见。该信的全文如下：
邵西先生：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先生是很明白湖南事情的人，敬请将各条斟酌，或要增减修正，见示，以便持赴沪上，从事进行，不胜感盼！
乡弟 毛泽东
一九二○，三，一二[378]
给黎先生的这封信，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毛泽东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要解决湖南或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从“根本解决”入手，即从“彻底革命”入手，而不能采取“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的改良主义办法；即使改良主义的方案完全“可以办到”，也“始终”不会有多大“益处”。同时，这封信还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毛泽东对“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的改良主义办法，也还总是怀有侥幸心理，并抱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尽管毛泽东已经反复精读了《共产党宣言》，尽管毛泽东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和彭璜等人提出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是改良主义的方案，是政治上的“次货”，但他还是要向各方面征求修改意见，准备拿到上海和湖南去讨论、去实践。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便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让毛泽东将自己的方案拿到实践中去检验一下吧！
毛泽东于1920年5月5日由北京抵达上海。毛泽东上海之行的目的，主要是和彭璜以及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商讨湖南建设问题的方案。
毛泽东到上海后，首先和彭璜等新民学会的会员成立了“湖南改造促成会”。这个促成会是一个在驱除张敬尧之后，专门为筹划改造湖南大计的群众性政治团体。张敬尧于6月11日逃离长沙，于是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的湖南”，便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6月14日，毛泽东和彭璜等在上海的《申报》上公开发表了他们草拟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同时，正式公布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同时公布的这两个文件，实际上是在驱张之后，毛泽东和彭璜等新民学会的会员们所提出的“根本改造”湖南和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的湖南”的基本方案，也是他们当时共同行动的政治纲领。他们在宣言中写道：
此次驱张运动，竭各方之力，尽多日之功，得南北主张正义人道者之同情，至于今日，始有将就驱除之望。然吾人尚未可遽作乐观也。何则？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至其时，无论吾人方不胜其驱除之苦，而“朝三暮四”、“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亦何如是之智短耶！湖南自入民国，三被兵灾[379]，遭难最多，牺牲特大，推原事始，无非“督军”恶制，为之祸根。督军一日不除，湖南乱象一日不止。
同人之愚，以为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而先提出一最低限度且应乎时势要求之条件，合省内外湘人之公意，铲除一切私见私利。持此宗旨，为一种合理的继续的群众运动，不达不止。论者谓湖南为东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从今日起，三千万人涤虑洗心，向前奋进，未始无实现之一日。
吾人对于湘事，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今特将军务、财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权利、交通各大端，列成条件，征求各地湘人公意。此种条件之精神，以“推倒武力”及“实行民治”为两大纲领。以废督、裁兵，达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便利交通，达到“实行民治”之目的。吾人宜不顾一切阻碍，持其所信，向前奋斗。
敝会为同志所组合，专以促成湖南改造为宗旨。
今当发起之始，特此宣言。会设上海民厚南里二十九号。[380]
《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全文如下：
一、军政：
（一）废督军。
（二）军队以一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宝庆、洪江。省城治安，以隶属省长之警察维持之，绝对不驻兵。各县治安，以隶属县知事之警察维持之，废除警备队及镇守使名目。
（三）军费支出总额，至多不得超过省收入总额十二分之一。
二、财政：
（一）湖南银行民办。银行发行纸币之准备金，由省议会监督存储。准备金额与纸币发行额之比例，由省议会议定。省议会有随时至银行查账之权。
（三）民办湖南第一纺纱厂。
三、教育：
（一）教育经费独立，其数定为一百万元，以后应时增加。教育经费之来源应确定。教育经费保管权，属之由省立各学校组织而成之“教育经费保管处”。
（二）采普及义务教育方针，至迟于十五年内，完成七十五县之义务教育。
四、自治：
（一）筹备建设各县最小区域之真正人民自治机关。
（二）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工会。
（三）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农会。
五、交通：
（一）在最短期内，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湖南线。
（二）建筑全省各重要市镇与乡村间之汽车路。(www.xing528.com)
六、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提出者 湖南改造促成会
接着，毛泽东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申报》又先后发表了《湘人为人格而战》（6月9日）、《湖南人再进一步》（6月11日）、《湖南人民的自决》（6月18日）和《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6月23日）等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们的主张。
从以上两个纲领性的文件以及毛泽东发表的几篇文章来看，他们当时“根本改造”湖南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大体思路是：在湖南，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现在张敬尧被赶走了，湖南怎样进行建设？毛泽东等认为，一个旧的张敬尧被赶走了，但还会有许许多多新的张敬尧又来到湖南实行军阀统治。自民国以来，湖南连续三次遭受军阀的统治和蹂躏，“遭难最多，牺牲特大”，为什么？寻根求源，无非是“‘督军’恶制，为之祸根”。所以，“督军一日不除，湖南乱象一日不止”。因此，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基本精神就是：“以‘推倒武力’及‘实行民治’为两大纲领。以废督、裁兵，达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便利交通，达到‘实行民治’之目的。”这样，只要在湖南能废除“督军恶制”、“推倒武力”，又能“实行民治”，湖南就会成为“东方之瑞士”，旧的湖南就会建设成为“理想的新的湖南”。如果湖南能够这样先行一步，接着“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381]
这时，陈独秀也在上海，正在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筹备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事。毛泽东还和陈独秀专门讨论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这个建设湖南的计划。[382]
6月26日，张敬尧的军队全部撤离湖南。于是，在全国各地进行驱张活动的湖南各界人士以及滞留在上海的“湖南改造促成会”的成员，也都相继回到长沙。
毛泽东也于1920年7月7日回到长沙。接着，便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件是领导湖南的自治运动。
毛泽东和湖南各界人士以及广大群众一样，在驱张之后，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兴奋。所以，在7月9日，即返回长沙的第三天，毛泽东便给在北京的胡适写信道：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383]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384]
7月22日，湖南督军兼省长、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装模作样地发表了著名的“祃电”，宣称将实行“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谭延闿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笼络人心，以巩固他在湖南还没有巩固的统治，并抵制北洋军阀政府对湖南事务的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受北洋军阀之苦，而谭延闿又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所以许多人对谭延闿所表示的开明姿态和政治诺言寄予很大希望。
谭延闿发表“祃电”时，毛泽东正在家乡韶山休息。9月1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湖南自治问题的讨论。从9月3日至10月11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以个人署名或联合署名的方式，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13篇文章，即《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9月3日湖南《大公报》，以下未注明的均为此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9月5日）、《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9月6日）、《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9月6日、7日）、《“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9月26日）、《释疑》（9月27日）、《再说“促进运动”》（9月28日）、《“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9月30日）、《“全自治”与“半自治”》（10月3日）、《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10月5日、6日）、《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0月7日）、《反对统一》（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10月11日）等；同时，还在有关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和步骤。
湖南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认为，驱张之后是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极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因此，他大声疾呼，号召三千万湖南人民为建立“湖南共和国”、为“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而努力，为在全中国建立第一个“模范自治”的“湖南共和国”而努力！
但是，一场以群众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曾轰动一时的湖南自治运动，却很快烟消云散，并迅速宣告结束。
毛泽东关于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很有点儿像“新村计划”的继续和扩展；发动湖南各界人士、各种社会团体以及广大群众，来推动或迫使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很有点儿像《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提出的“忠告运动”和“呼声革命”。然而，客观实践却无情地粉碎了毛泽东美好的设想。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用铁的事实证明，企图用群众和平请愿的方式，即“忠告运动”“呼声革命”的方式，来达到“根本改造”湖南或中国的目的，是绝对办不到的，是完全纯粹的幻想。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手中握有强大暴力（主要指军队、警察、法庭等）的反动统治阶级，你不用强大的革命暴力（也主要指军队、警察、法庭等）去摧毁它，去推翻它，去打倒它，那它是绝对不会轻易交出政权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所以，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这是必然的。
然而，毛泽东是不怕失败的。毛泽东向来是善于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的人，也向来是善于在探索中不断抛弃错误而服从真理的人。毛泽东向来是善于思考的，而无情的事实也迫使毛泽东不能不坐下来进行冷静的思考。
于是，在11月下旬，毛泽东便离开省城，前往萍乡农村，名曰进行考察，实际上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深沉的思考。
在萍乡，毛泽东在11月25日一天之内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连续写了五封信。在26日，又给赴法勤工俭学的罗学瓒，连续写了两封信。这些信的内容，主要是总结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尤其着重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经验与教训。
通过实践，毛泽东深深感到，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绝无希望”，只有“另辟道路”。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
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385]
毛泽东在给李思安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
“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386]
这里所说的“他们”，自然是指谭延闿和赵恒惕之流。
通过实践，毛泽东更进一步认识到共同信守“主义”的重要性。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
“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
“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何如？”[387]
这里所说的“主义”，当然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说，毛泽东这时已经明确认识到：“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点一滴”“零碎解决”的社会改良主义，是不能“根本解决”湖南和中国社会问题的；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旗子”指引下，结合许多同志，经过“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才能“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从而才能够将湖南以至整个中国“斢换过来”。
在11月底，毛泽东又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来往信件搜集起来，汇编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两集（后来又编了第三集），并给许多信件加了提要和按语。这实际上是对新民学会以及他自己两年半以来追求革命真理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所做的一个全面回顾和总结。
在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的一封关于讨论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信后面，毛泽东加了一段很长、很重要的按语。他在按语中说：
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388]
那么，这些运动之外的“根本主张”又是什么呢？毛泽东在按语中继续写道：
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萧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389]
这就是说，通过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毛泽东已彻底抛弃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而坚决走上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道路；并下定决心，今后要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一方面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造成许多“有根柢”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另一方面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准备成立中国共产党。
在前进的道路上，毛泽东就是这样，总是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总结，不断地进行严格的自我剖析和深刻的自我批判，从而不断地抛弃错误和走向真理。
青年毛泽东，就是这样扎扎实实地在走自己的路。
总之，通过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尤其是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毛泽东进一步看清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从而促使他彻底抛弃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并进一步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理解，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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