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效方法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湖南。

回到湖南以后，毛泽东立即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创建共产党准备条件；另一件是精心策划和着力领导了湖南的自治运动。

为了要有一个立脚点，就必须要有一个社会职业。在9月间，应湖南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的聘请，毛泽东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同时，他又当选为第一师范校友会（包括已经毕业的同学）的会长（连任两年半）；不久，又破格地（师范毕业就教师范）受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并兼一个班的级任（即班主任）。

（一）创办文化书社

毛泽东认为，要创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首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他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当务之急，而创办文化书社则正是毛泽东为在湖南创建共产党的组织进行思想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正在进行，毛泽东还在留居北京期间，他就打算在张敬尧被赶出湖南以后，一定要在湖南立即掀起一个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尽快提高全省人民的革命觉悟。他认为这项工作极端重要，而任务又十分艰巨。要做好这件工作，根据北京、上海和武汉各地的经验，必须首先建立一个能够担负起推销新书刊、传播新思想的书社做开路先锋。因此，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首先积极筹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事。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和扩大社会影响，他联络驱张代表、进步人士以及教育界、新闻界和工商各界知名人士，如各学校校长、长沙县县长姜济寰和商会会长左学谦等，共同发起创办文化书社。

1920年7月31日，湖南《大公报》第二版全文刊登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并在前面加了以下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少之一事。亟录其缘起如下。”接着，于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在第七版“新文化运动”栏内全文刊载此文。现录其全文如下：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稀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不但中国，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到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呵！^[351]

这篇短文把创办文化书社的宗旨和目的说得非常清楚，就是为了传播一种至今在湖南、在中国、在全世界尚没有的“发现在北冰洋岸俄罗斯”的“真正的新文化”。再彻底些说吧，创办文化书社就是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8月2日，发起人汇聚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了文化书社成立会议。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并于1920年8月25日全文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会上推定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三人为筹备员，负责起草议事会细则和营业部细则以及觅定社址、外埠通信、订购书报等事宜。

会议通过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共八条，其全文如下：

（一）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关于在外埠出版之书籍，本社与各书店及各丛书社订定专约，每出一种，即尽速寄湘，以资快览。关于各有价值之日报，本社视阅者较多，即与订约，代办分馆。关于各有价值之杂志，本社与各杂志社订约，代办分发行所。

（二）本社资本全额无限。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以次扩大。以后本社全部财产为各投资人所公有。无论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自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复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三）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付与全权，经营本社一切业务。为经营业务起见，经理得雇请必要之助理人。经理及助理人应支取相当之生活费及办事费，其数由议事会决定。

（四）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三月、九月），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并商榷进行。

（五）本社设总社于省城。设分社于各县。分社俟经费充足时举办。

（六）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所，陈列书报，供众阅览。此项阅览所，俟经费充足，更须分设。

（七）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平时有欲知悉本社情形者，可随时来社或投函询问，当详举奉告。

（八）本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另行规定。^[352]

8月20日，经发起人赵运文^[353]介绍，租定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旧房屋三间作为社址。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筹备，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正式开门营业。

根据《文化书社组织大纲》中关于“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的规定，于10月22日召开了第一次议事会，所有投资者都应邀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代表易礼容、彭璜和毛泽东三位筹备员向会议做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354]，将筹备经过及临时营业期间（9月9日—10月20日）的所有情况，向与会者做了详细汇报。其主要内容如下：

从8月2日成立会起至10月22日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左学谦、朱矫、杨绩荪、方维夏、易培基、王邦模、毛泽东、朱剑凡、匡日休、熊梦飞、何叔衡、吴毓珍、易礼容、林韵源、周世钊、陶毅、陈书农、郭开第、彭璜、邹蕴真、赵运文、潘实岑、熊楚雄、刘驭皆等27人，^[355]共收银519元。

在9月9日至10月20日临时营业期间，由于资金很少，营业范围不大，经营的书目只有164种，另有杂志45种、日报13种。

在临时营业期间，共开支101元，收入136元；开支和收入相抵，盈余35元。

在临时营业期间，三筹备员中推易礼容担任临时经理。

在第一次议事会上，正式推举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担任书社的经理，毛泽东担任特别交涉员，并决定到年底筹足资金1000元。

遵循营业向社会公开的原则，毛泽东上述报告的全文，曾连载于1920年11月6日、10日、11日的《湖南通俗报》上。

在文化书社开办初期，由于资金很少，营业范围不大，经营的书报杂志，都是随到随光，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的需要，充分发挥文化书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作用，毛泽东以他“特别交涉员”的身份，多方筹措资金，努力扩大经营范围，加强与外省的联系，还与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社会知名人士联系，请他们担任“信用介绍”，以便与有关单位订购图书时可免去押金。这样，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1921年3月底，情况便发生了很大变化。现据毛泽东1921年4月执笔起草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356]记载，文化书社自1920年9月9日至1921年3月31日期间营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文化书社在省内成立了平江、浏（阳）西（乡）、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等七个分社；在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楚怡小学、修业学校等，设立了贩卖部；另外，还聘请了一些推销员。

文化书社跟省内外发生营业关系的单位达六七十处之多。其中和省外联系最多的单位主要有上海泰东图书馆、上海亚东图书局、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晨报社、北京学术讲演会、广州新青年社、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武昌利群书社等，尤其与利群书社的关系更为密切。利群书社在恽代英的安排下，不仅大量供应了文化书社许多书报，而且恽代英本人还亲自来到湖南传授经验。

（二）书社在这七个月内总的收入及付出情况：

1.收入方面：

书籍、杂志及日报售出后的收入。

甲·书及杂志：洋三千零三十二元五角三分零九毛三；钱六百九十五串一百三十文。

乙·报纸：洋五百五十三元四角二分六厘四；钱五十六串五百八十文。

甲、乙两项共计：洋四千零四十九元九角七分五厘三毛三（即七个月间的总收入）。

2.付出方面：

七个月间从外埠购买书报所付出的代价及营业方面的消耗。

（A）书报代价付出：

甲·书局及杂志社：洋二千八百二十六元五角七分一厘五。

乙·报馆：洋三百八十五元六角七分。

甲、乙两项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二元二角四分一厘五。

（B）营业消耗付出：

甲·薪水（经理员一、特别交涉员一、营业员三）：共洋三百九十元零二角四分。

乙·杂耗（邮费、汇费、印刷费、广告、纸张、房租及其他杂耗等）：共洋三百四十元零五角一分三。

甲、乙两项共计：洋七百三十元零七角五分三。

以上付出方面共计：洋三千九百四十二元九角九分四厘五。(www.xing528.com)

以上收入和付出两者相抵：得纯利一百零六元九角八分零八毛三（即七个月营业期间的总盈余）。

（三）在七个月内，销售量二百本以上和一百本左右的重要书籍，主要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托尔斯泰传》《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试验伦理学》《新标点儒林外史》《新标点水浒》《白话书信》《达尔文物种原始》《罗素政治理想》《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现代教育之趋势》《西洋伦理学史》《哲学史》《协力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销售量最多的重要杂志，主要有《新青年（月刊）》（二千本）、《劳动界（周刊）》（五千本）、《新生活（半月刊）》（二千四百本）、《少年中国（月刊）》（六百本）、《少年世界（月刊）》（二百八十本）、《新潮（月刊）》（二百本）、《平民教育（周刊）》（三百本）、《新教育（月刊）》（三百本）、《中华教育界（月刊）》（二百本）、《科学（月刊）》（一百本）、《民译》（二百五十本）、《改造》（一百八十本）等。销售量最多的重要报纸，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每天七十五份）、北京《晨报》（每天四十五份）等。其中《劳动界》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编的，是以工人群众为对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颇受工人欢迎，在工人中影响很大。

（四）截至1920年3月底，收到投资者的资金合计：光洋六百九零二元六角三分五；钱一百四十九串二百文。

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和第二期《文化书社社务报告》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毛泽东等人半年多的辛苦经营，文化书社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上面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到《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第二期《文化书社社务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了办好文化书社，毛泽东创造性地制定了一整套经济公开、社务民主的非常独特的经营和管理制度，并亲自带头执行。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三种。文化书社的社务，每半年以《社务报告》的形式向社员（即投资者）报告一次。《社务报告》都是毛泽东亲自编写的，内容极为周详，不仅叙述了办社的目的、经过及经营方法，而且将全部的经济收支盈亏情况，都一一分目细列，还有书报的销售情况，都有详细准确的统计。《社务报告》除分发给社员（投资者）以外，还作为一种宣传品，分发给社会上有关方面及有关人士，或者公开发表在报纸上。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社务公开、至为独特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呢？毛泽东在第二期《文化书社社务报告》里说，这样做大体有六层意思。头一层：“我们经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销书报的种种情形报告给大家，使社员都知道社里的实在情形，才算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取彻底的公开，将社里的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第三层：“我们为达到‘人人有阅读机会’的目的，最注重的是各县开设分社，以七十五县每县设一个分社、每一个分社有十个社员计，就有七百五十个社员。所以，我们唯有将社务公开，使远近同志的人，明白这个社的益处，分向各地开设分社，并口头或实力帮助我们的传播事业，‘广布全省’的目的，庶几可以达到了。”第四层：“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因此，我们为扩张社务，并推广各县分社起见，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大笔大一点的款子（我们计划于二年内替书社筹足公共资本三千元）。我们不知道谁是愿意帮助我们的，自然不好到处去问，唯有将社务公开起来，庶几同情于我们的人，好自动的予以帮助。”第五层：“我们以前没有自己的刊物，现在正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然后本社乃有自己独立的出版物。这样，社务便更加扩张，非多邀同志和多筹资本（编译社定三千元，印刷局定五千元）不行，因此也得把社务公开起来，才可邀大家的同情和注意。”第六层：“就是要社务发达，务必要账目清楚。我们社内的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三种。‘日算’，是每日晚上将营业的账算出结果；‘月算’，是每月1号，将上月全月内的账算出结果；‘半年算’，是将半年的账算出结果。”“我们有了这一算，手续既到，观念乃明，改正旧的失误，定出新的方案，便容易求得进步了。”^[357]

正因为毛泽东创造性地采取了这一套社务公开的、非常独特的经营和管理方式，所以文化书社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受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和信任。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文化书社不仅起到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了组织广大读者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作用。为了使无钱购买书报的人也能有机会学习新思想、新文化，在文化书社内专门设立了书报阅览处，陈列各种新书报供大家阅览。逢有新书新杂志出版，文化书社还在报纸上刊登“介绍新著”和“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以扩大宣传。尤其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文化书社出售的每本书刊，里面都夹有两份印刷的宣传品。这两份印刷的宣传品，一是《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二是《读书会的商榷》。

据易礼容1987年6月7日回忆，这两份印刷的宣传品，都是当时文化书社的真实文件，也都是毛泽东执笔起草的。

《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全文如下：

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到这时候，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

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书——一百二十四种，报——四种，杂志——五十种（月刊三十三种，半月刊二种，季刊二种，周刊十三种）。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

我们很惭愧自己的能力薄弱，不能担负这传播文化的大责，希望各界有心君子予以援助。先生若能帮我们费一点口舌介绍之劳，那我们是特别感激先生的。本社印有很多的书目，先生或先生的朋友要看，函索即寄（不要邮费）。本社经理员易礼容君，营业事项由他负责。他天天在社，无论那位先生要书，要报，要杂志，要书目，以及其他事项，写信来问，都由他手复，绝不延搁。

敬祝

先生天天健康！

文化书社同人

（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358]

《读书会的商榷》全文如下：

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1.一个人买书看，出一元钱只看得一元钱的书。若合五个人乃至十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一元钱便可以看得十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2.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或辨明的机关了。3.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许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各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定几份报，至少也可以定一种。那么，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文化书社同人^[359]

看了这两份文化书社印刷的宣传品，我们不能不立即想到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办工人夜学时写得那份著名的“白话”招生广告。同“白话”招生广告一样，从这两份宣传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宣传以马列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方面，动了多少脑筋，想了多少办法啊！他做宣传工作，是多么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是多么踏实、具体、细致而周详！同时，通过这两份宣传品，我们还可以想到，当时长沙的文化书社，在湖南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方面，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啊！

随着文化书社事业的日益发展，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除北京、上海、广州外，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就要数湖南和四川了。

因为文化书社的房屋很少，又僻处长沙市西北一隅，不能适应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曾于1922年迁到贡院西街11号，1926年又迁到水风井羊风拐角15号。

1927年“马日事变”后，长沙文化书社被国民党军阀许克祥查封，前后历时将近7年。

总之，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为在湖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推动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而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文化书社更是积极地、大量地推销各种进步的书刊，因而它一直是湖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文化书社为周转革命经费、进行通信联络，以及提供秘密集会地点等方面，也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李维汉回忆说：“文化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360]易礼容也回忆说：文化书社在建党前后，实际上成了湖南党、团组织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例如，1921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毛泽东与其见面谈话，就是在文化书社里秘密进行的。^[361]

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方面，还应该提到一件事，就是何叔衡接办《湖南通俗报》。1920年9月间，何叔衡被省教育委员会派任通俗教育馆馆长。这个馆原来发行一种四开四版的《湖南通俗报》，这种报是辛亥革命后创刊的，算是政府对民众教育的一种“关心”。但办报的人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方针，无非是每天刊登一些政府的文告剪贴、摘抄一些大报纸的消息和文章，因此读者不多，发行量也很少。何叔衡接任通俗教育馆馆长后，决心要把《湖南通俗报》办好，以使它成为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有力工具。他邀请谢觉哉、熊瑾玎和周世钊等担任经理和编辑人员，并邀请毛泽东做指导。毛泽东极力抽出时间替《湖南通俗报》出主意、订计划，并于9月5日出席了第一次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湖南的政治形势，明确提出了《湖南通俗报》宣传的任务和内容。他说：“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湖南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接受，并成为这一时期《湖南通俗报》的工作纲领。毛泽东还经常到通俗报馆，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从而使该报的质量不断得到提高。^[362]

在毛泽东的热心帮助和指导下，《湖南通俗报》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从形式到内容都和过去截然不同。给读者最突出的感觉是，《湖南通俗报》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问题。这样一来，《湖南通俗报》的读者便大大增加，发行份额也急剧扩大。这是《湖南通俗报》创刊以来崭新的一页，对于推动湖南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曾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时毛泽东和何叔衡等正在长沙开展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所以经常在报馆里约人谈话和开会。这样，以何叔衡为馆长、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通俗教育馆，也就成了革命活动的联络站。

到1921年5月，赵恒惕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馆长的职务，新民学会的会员自然也都离开了通俗报馆。后来，毛泽东总是说：“这一年的《通俗报》，办得不错！”^[363]

（二）发起俄罗斯研究会

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还和彭璜、何叔衡、方维夏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姜济寰、易培基、包道平等，发起成立了湖南的俄罗斯研究会。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体工作中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方维夏、易培基、姜济寰、包道平等十余人，借长沙县知事公署为会场，召开了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湖南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厅长）兼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担任会议主席。首先，在会上报告了发起该会的宗旨、研究俄罗斯的必要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以及苏俄的对华政策。接着，由何叔衡宣读了草拟的《俄罗斯研究会简章》，大略为：“（一）本会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有三人以上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二）本会会务。1.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2.派人赴俄实地调查；3.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三）本会会费由会员自由捐助。（四）会内设书记、庶务干事各一人。”^[364]简章宣读后，经过大家讨论，稍有修改，在（四）项内添设“总务干事一人，主持一切”。最后，会议推举姜济寰^[365]任总务干事，指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366]四人为筹备员，从事具体的筹备工作。

发起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阐明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的宗旨和目的，号召大家都来注意了解和研究新生的俄罗斯，彭璜于1920年8月27日至30日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长篇重要文章，即《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彭璜在文章中写道：“俄人历来宽宏大度，虚心聆教。”“近来有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出世，俄人见了毫不惊奇，大家研究起来，尽吸收其精华。至今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可爱的俄国人，早有了这种谦虚的态度。现在中国人，不也应该有这种态度研究俄罗斯吗？”他在谈到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时，又写道：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如：（一）废除土地私有制；（二）各种大企业收归国有；（三）公布劳动义务。即此数端，已足见俄国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均匀。”彭璜在文章中还简要介绍了苏俄的外交政策。他写道：“俄国人硬欲争回自己的平等、自由，同时又很尊敬并希望各国人民均能平等、自由。所以，劳农政府的对外方针：（一）排斥秘密外交，力与各国人民谋亲善；（二）废弃殖民政策，民族有同等的待遇。”接着，他又写道：“劳农政府致中国的通牒中，声明退还旧政府所掠夺中国的一切权利，凡俄旧政府在满洲、蒙古及其他省内一切权利，如森林、矿山、租借地、赔款以及中东铁路等，一并无代价、无条件地退还于中国。难道这也是对于中国有恶意吗？有些人说：劳农政府的通牒，带有宣传主义的性质。不错，我们在他们的通牒中的确看出他的主义是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来收回最大多数人固有的幸福，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就是他们的通牒中传播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义，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彭璜在文章中还反复强调：“无论如何，俄罗斯总是有研究的价值。”“无论俄国的革命有好有歹，总是适应二十世纪的潮流才发生的，是不可根本避免的，是应当调查研究的。”最后，彭璜在文章中大声疾呼道：“呀！我们中国的百姓，无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几个不受经济的压迫？几个不受社会的压迫？几个不受政治上特殊势力的压迫？压迫我们来过奴隶的生活，压迫我们来过禽兽的生活，压迫我们来过罪恶的生活。我们是老年人的，不能正当的休养；我们是小孩子的，不能得正当的保育；我们年轻的，不能用我们的脑力，自由去求些学问；我们年壮的，不能用我们的体力去造就一个真善美的世界，尽枉费在罪恶的生活上面。”“你要觉到现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万恶，方才知道俄罗斯怎么起了革命，方才知道怎么应当研究俄罗斯，方才会研究俄罗斯到精微处。”^[367]

彭璜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应该说是反映了俄罗斯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人的共同思想。

9月16日，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湖南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之下，马克思主义被诬蔑为“过激主义”，列宁的故乡被诅咒为“饿死人的地方”，一般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不太了解。因此，在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向人们澄清事实、辨明是非，“有十分必要”。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主持会议记录及文书事务）、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集中个人和集体研究的成果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代表赴北京同俄国代表接洽，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并责成专人负责在船山学社举办俄文班。会议还正式通过了《俄罗斯研究会简章》。^[368]

除发动俄罗斯研究会的会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外，毛泽东还将各地进步报刊的重要文章，推荐给长沙的有关报纸转载。例如，上海的《共产党》月刊上刊登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和《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都在湖南《大公报》上转载过。这些文章，都对湖南的进步青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湖南的许多进步青年都十分向往俄国，非常希望能到俄国去学习或实地考察。早在1920年初，毛泽东还在留居北京期间，就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打算组织“游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或实地考察，并与李大钊商量过这件事。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虽因形势变化，未能公开地、大量地组织青年赴俄勤工俭学，但毛泽东仍然千方百计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然后再设法转赴俄国。后来他们回国，多数都成为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骨干，像任弼时、萧劲光就是其中的两个。萧劲光曾回忆说：“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样子极兴奋，一进门就对我说：‘有办法了！’我问什么办法，回答是：‘到俄国去！’‘到俄国去！’这在当时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动。对于俄国，我们知道的并不多，那里不是彻底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么？这个‘彻底推翻旧社会’的‘彻底’，对于当时像我们那样对于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充满仇恨的青年，乃是全部革命意义的集中表现。弼时同志毫不迟疑地下定了决心。经过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介绍，我们一同到达上海学俄文，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和我一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369]后来前往俄国时，他们两人分在一个组，一个扮作理发工人，一个扮作缝纫工人，在路上还装作互相不认识，以便躲过反动政府的搜查。他们经过许多波折，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久已向往的俄罗斯。

毫无疑问，由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方面，以及为共产党在早期培养干部方面，都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创办文化书社、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同时，毛泽东又和何叔衡、彭璜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北京、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革命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由北京、上海返回湖南后，很快也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人，主要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也有个别的进步教师。毛泽东指导大家联系中国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并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关于当时的情况，萧三回忆说：

与此同时，^[370]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们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等等。^[371]

这时的湖南第一师范，颇似“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是湖南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在1920年易培基接任校长后，对一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他把原有教职员几乎全部更换，先后聘请了一些参加过“五四”运动或接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新人物来校任教。同时易培基还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并倡导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的学风。这样，一师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从而为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但是，那些被称为“进步”的教员，思想状况却非常庞杂，几乎各派“新思潮”都可以找到它的代表人物。正如周世钊在《湘江怒吼》一文中所说的：“当时的一师是新文化的摇篮，也是政治思想斗争的场所。从一九二○年起，教员中有毛泽东同志和陈昌同志等正在一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很多的学生。但教员中如沈仲九、匡互生、张石樵、彭志仁等是无政府主义者，陈天启、余家菊等是国家主义派，王凤喈、熊梦飞、吴晦华等是国民党员，此外，还有一些无党派的教员，各人都想把自己所信仰的政治思想影响学生。”^[372]

毛泽东便利用他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即校长）和兼任一师国文教员的社会地位，努力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一方面组织学生、教师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及《新青年》《劳动界》《新潮》等进步刊物，并联系中国和湖南的革命实际，给他们做报告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他又指导学生夏曦、郭亮组织“马克思学社”，指导萧述凡^[373]组织“崇新学社”，大力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这两个学社通过读书会、讨论会、讲演会等方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争取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的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教师和学生。“崇新学社”的社员有100多人，是第一师范学生中最大的社团；负责人萧述凡就是毛泽东担任级任（即班主任）的第二十二班的学生。毛泽东经常和萧述凡进行个别谈话，对他进行引导和教育。由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积极活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一直在第一师范占着绝对的优势。正如萧三回忆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在第一师范（以及其他几个重要学校）里，比起其他各种‘主义’‘学说’来，始终是占绝对优势的。”^[374]

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同时，毛泽东于1920年秋天还发起组织了“星期同乐会”，以便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星期同乐会”的活动，起初只限于新民学会的会员，后来又有意识地邀请了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或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参加。每到星期天，他们就到长沙近郊的名胜风景游览区，如天心阁、望湘亭、碧浪湖、橘子洲头等处聚会，或游览、或漫步、或登山、或泛舟，谈诗文、谈古今、谈信仰、谈主义、谈学习、谈工作。这样，在毫无拘束、畅所欲言的交流之中，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也受到很大启迪，后来有不少人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所有以上这些工作，都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做了充分的准备。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曾给黎锦熙先生写信说：“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375]毛泽东于7月初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后，他便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立即投入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创办了文化书社，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组织了“星期同乐会”等等。所有这些工作，都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些工作，也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为了“一宗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了“一种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具体、鲜明、热烈”的革命态度。这种“具体、鲜明、热烈”的态度，正是毛泽东高度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