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又在湖南领导了声势浩大、震动全国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自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政权，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湖南一直是南北军阀长期混战的战场。1912年以后的七八年间，湖南曾先后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即汤芗铭、傅良佐和张敬尧，特别是张敬尧统治的两年多期间，湖南人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皖系军阀张敬尧，是在1917年至1918年间，直皖联军和湘桂联军作战时，北胜南败后，于1918年3月进入湖南的。张敬尧在湖南做了两年多督军兼省长，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勒索搜刮，摧残教育和文化，简直无恶不作。湖南人民对张敬尧残暴黑暗的统治愤恨至极，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当时，湖南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这首民谣，生动地道出了湖南人民对军阀张敬尧和他的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四兄弟的无比愤怒和痛恨的心情。1919年秋至1920年夏，毛泽东代表湖南3000万人民的意志，组织和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震动全国的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1919年8月中旬，《湘江评论》被查封、湖南学生联合会被解散以后，毛泽东就和一批积极分子转入地下，开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秘密活动。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骨干谈话，就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行动做了详尽的分析和部署。他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当场决定了如下布置：一、尽可能策动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二、指派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的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如旅沪同乡组织的‘湖南善后协会’等），共同行动；三、积极恢复学联，作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321]
1919年11月16日，学联重新组成，推选公立政法学校学生徐庆誉为会长，恢复公开活动，并发表了重组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人民对于国事应“自主自决”，号召湖南人民起来推翻张敬尧的黑暗统治，实际上这是湖南人民的第一篇公开驱张宣言书。
学联的主要活动，仍然坚持反日爱国，以抵制日货为中心，检查和没收奸商的日货。12月2日，长沙第二次举行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第一次是7月7日）。以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高举“民众联合”“打倒强权”“抵制日货”“牺牲奋斗”等旗帜，抬着大批日货，涌向教育会坪开大会，准备焚烧。这次游行的队伍，除学生外，还有工人、店员参加，共约万余人。
正当学生联合会会长徐庆誉和各校学生代表在台上演讲焚烧日货的意义并待举火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带领军警和大刀队千余人冲进会场，从内外两面将学生团团围住。他凶狠狠地往台上一站，就破口大骂：“你们这班东西，……怎么敢挡外人，不怕惹起交涉么？在此瞎闹！你们要知道我们张氏兄弟拿钱给你们读书，还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兄弟是军人，只知道杀人放火，你们再不解散，我就把你们做土匪办，一个个拿来枪毙！我从前只知道湖南有男土匪，今天才知道湖南还有土匪婆（指女学生）。”[322]
听了这些诬蔑的话，学生联合会会长徐庆誉和代表们立即愤怒地发言反驳。然而，“语未毕，即被军警拘缚至教育会内，张敬汤以手枪相拟，谓之曰：你们怕死否？随即各拍一照，声将骈戮。又有长郡中学职员向张敬汤发言，谓今天学生出于爱国至诚，焚毁日货，并无不法。张即手批其颊，立呼笞责，卫兵攒殴，并令员殴杀，枪柄、刺刀、拳足四向纷飞。可怜文弱学生，身受重伤者数十人，即数龄小学生，亦同遭毒打。驱逐解散者，不下数千名。哭声载途，为学界未有之惨剧。”[323]
这是对学生、教育界以及全体湖南人民的极大侮辱。人们再也忍无可忍了！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逐张敬尧的群众运动，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的会员和学联的骨干分子在长沙的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当时是一师的国文教员、教育界驱张的中坚分子）的家里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和研究对策。毛泽东主持会议，透彻地分析了目前驱张的有利形势。他指出：青年学生和全省人民的愤怒已到了极点，这样驱张就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张敬尧臭名昭著，已传闻全国，受到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系和皖系两派军阀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等等。所以，毛泽东结论是：现在张敬尧已完全陷于孤立，处于四面楚歌之中，驱逐张敬尧的条件已完全成熟；这次张又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侮辱全体学生，更是引火自焚的举动。于是，毛泽东提出：必须抓住目前这个极为有利的时机，坚决把张敬尧赶出湖南，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3000万湖南人民！
学联的骨干分子连日紧张地活动，酝酿学校总罢课。但有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罢课、驱张持怀疑观望的态度；也有的主张驱逐张敬尧，但不主张罢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第一步须先说服教师，第二步再说服学生。于是，他和湖南健学会的骨干分子陈润霖、易培基、赵鸿钧等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健学会的会员多半是各校比较有威望的、进步的校长和教师，由他们发动其他教师，再进一步发动学生，这样就比较容易产生效果。
12月4日上午，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和各校的学生代表又汇集在楚怡小学开会，讨论驱张和罢课的问题。毛泽东首先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卖国政府、封建军阀的斗争，也就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的爱国行动。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324]他激动的感情，坚定的语气，使大家深受感动，对表决总罢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随后，各校代表相继发言，意见虽然还有分歧，但大多数都赞成罢课。最后，会议通过决议：“一、组织驱张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北京请愿，要求撤惩张敬尧；二、各校在十二月六日一律罢课，同学自动回家，不许走漏消息；三、长期罢课，张敬尧不离湖南，学生不回校；四、各校学联代表向学校当局交涉退还伙食费，作为学生的回家旅费。”[325]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分子的日夜紧张活动，自12月6日起，长沙的许多大学、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相继罢课。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中等以上学校的13000多名学生，发布了激昂慷慨的罢课宣言。宣言历数了张敬尧摧残教育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最后坚决表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曷丧，誓与偕亡！”
同时，长沙73所学校的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
在总罢课、总罢教成功以后，毛泽东又和各校师生商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郴州、广州进行宣传、联络和请愿等活动，以扩大驱张运动的范围和影响。
各路驱张代表团都在12月7日以后分途出发。彭璜已先率领代表团去了上海；何叔衡、夏曦率领代表团赴衡阳；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前往北京。新民学会的会员出动了近20人，分别主持各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一个3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驱张请愿代表团抵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于是，北京便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同时，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和及时传播驱张的消息，以争取舆论界和全国人民的援助，驱张代表团到北京之后，毛泽东又立即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并亲任社长。毛泽东当时住在故宫西边的北长街99号一个名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在大殿中的一张长长的香案上，放着油印机和一些文具、书籍、稿件，这就是他工作的地方。白天，他四处奔波，组织和领导驱张运动；晚上，就坐下来编辑或起草各种稿件，经常深夜不眠。平民通讯社从12月22日开始，向京、津、沪、汉等全国主要报刊发送稿件，每天要发稿150余件，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宣传驱张的意义。
湖南学联负责人彭璜等到上海以后，创办的《天问》周刊，于1920年2月29日出版。这个刊物是专门用来做驱张宣传的机关刊物。它继承了《湘江评论》的彻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优良传统，并以毛泽东倡导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作为驱张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个刊物不仅发行到全国，而且发行到法国、日本、南洋等地，在驱张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主持的平民通讯社，曾直接向《天问》发送了大量稿件，并亲自为这个周刊撰写了不少重要文章。
何叔衡、夏曦率领的驱张代表团，在衡阳利用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要求吴佩孚出兵驱张。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1918年直皖联军攻入湖南时，他的“战功”最大；但是，皖系军阀张敬尧爬上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宝座，而吴佩孚却被派驻衡阳，去监视湘军头目谭延闿和赵恒惕，以保护张敬尧。这样，吴佩孚对张敬尧早就十分不满，所以当何叔衡等要求他出兵驱张时，便慨然允诺。同时，何叔衡等还创办了《湘潮》周刊，大力宣传驱张，并把衡阳的学生发动和组织起来，作为驱张的坚强后盾。
到1920年的三四月，驱张运动胜利的格局已大体形成。于是，在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邀集代表们开会，统一安排了继续驱张的活动问题。会议决定，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在北京外，其他多数代表分别前往武汉、上海、广州或返回湖南继续进行驱张活动，以争取驱张运动的最后胜利。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便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去上海的目的，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继续指导和推进驱张工作；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和彭璜等讨论与安排驱张胜利以后的工作，即部署“湖南的自治运动”等工作。
在前往上海的途中，毛泽东曾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25天后才到达上海[326]。在这期间，毛泽东曾以极大的兴趣徒步绕着保定、徐州和南京的城墙旅游了一圈，还特地到孔子的家乡曲阜看了孔子的墓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又参观了有历史意义的孔庙和相传是孔子所栽的古树。他还参观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以及孟子的出生地，并登上了东岳泰山的绝顶。这是继徒步漫游洞庭湖各县之后，又一次漫游祖国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的壮举。
毛泽东于1920年5月5日抵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
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风闻于全国。由于湖南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全国舆论的猛烈抨击，张敬尧惶惶不可终日，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最终迫使张敬尧滚出湖南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1920年初，直皖两系军阀的利害冲突更趋激烈。驻湖南的直系军队急欲北上集中力量，以压服皖军。三四月间，驻湘直系各部，由吴佩孚领衔，以全体官兵名义，连续通电全国，揭露和指控张敬尧的种种罪行。5月下旬，吴佩孚开始率部北撤，由衡阳顺湘江而下，5月27日过长沙直往武汉。吴部北撤前，早已同湘军头目谭延闿、赵恒惕达成默契，即吴军退一步，湘军则进一步。于是，随着吴军的迅速北撤，湘军则很快进逼长沙。就这样，在全国舆论和军事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张敬尧不得不于6月11日仓皇逃离长沙；17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进驻长沙。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领导下，依靠以学生和教育界为主力的群众运动，充分利用了军阀之间的矛盾，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驱张运动的完全胜利。
湖南的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和发展，是全国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辛亥革命后一次非常成功的反军阀运动，它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势力，进一步提高了湖南人民的觉悟，并推动了全国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后来，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还特地谈到这次驱张运动。他说：
“我们领导了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撤换他，并且派代表团到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鼓动”，“在这以后，我又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在长沙成立了一个新政权。”[327]
驱张运动，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的在全国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次驱张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这次驱张运动中，随着各种驱张的电报、通电和新闻飞向全国，毛泽东的名字便频繁地出现在全国的许多报刊上，从而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同时，随着湖南驱张运动的胜利，毛泽东的领导与活动能力、政治与理论才华，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当时，杨昌济先生正病重，住在北京的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曾多次前往探望。杨先生在临终前，曾特意致信章士钊[328]，向他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他1919年12月18日抵京，1920年4月11日又离京赴沪，在北京逗留了将近4个月。接着，又在上海逗留了将近3个月。在此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如果说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最大的收获是开始找到并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毛泽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最大的收获便是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当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十月革命的影响更加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更加广泛；尽管这个时候各种社会思潮仍然互相撞击，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沙俄时代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20年2月，苏俄政府又发表了愿同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列强总是把一个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而现在苏俄政府却破天荒地第一个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中国，这就不能不在中国人民中引起极大的震动。所以，研究俄国革命自然也就成为当时中国一切爱国的先进分子的共同课题。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雨后春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成立，并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热潮。例如，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李大钊，于1919年5月在北京《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译著。在1919年5月，李大钊又为《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其中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接着，李大钊又于1919年7月6日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二十九号）、1919年12月1日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二卷二号）、1920年1月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七卷二号）等等。这些文章，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外，还开始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与社会现实问题。
同时，1920年初，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在北京见到李大钊；后来又经李大钊介绍，前往上海去见陈独秀。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所有上述这一切，都给毛泽东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极为良好的客观条件。
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他如饥似渴地搜集了一切当时能够找到的关于介绍苏俄情况和马列主义的书报，废寝忘食地贪读着、思考着。同时，他同李大钊、邓中夏等坚信马列主义的同志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并在他们的指引和帮助下，在马列主义的大道上迅速前进。尤其与李大钊的频繁接触和请教，对毛泽东的帮助极大。李大钊还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329]
关于毛泽东当时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情况，黎锦熙先生于1920年1月4日前往北长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时，亲眼看到毛泽东办公的长条香案上摆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以及许多报刊，尤其使他不能忘怀的是，他在这里不仅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宣言》，而且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他回忆说：
“为了扩大驱张宣传，组织革命力量，毛主席在领导驱张运动的同时，在北京创办了以揭露张敬尧的罪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为宗旨的‘平民通讯社’。社址在当时北长街福佑寺内，由旁门出入。毛主席在这里的工作条件是很艰苦的。‘办公室’设在正殿里，办公桌系一个长条香案代替，案上右边放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1920年1月4日下午，我到通讯社拜晤毛主席时，在桌上发现一本毛主席研读过的《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还指示我精读这本书。”“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宣言》。”“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当时，毛主席的革命工作非常繁忙，却仍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用以指导革命实践。这些，至今仍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330]
关于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罗章龙也有个回忆。当时，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曾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北大公社”，并筹办了一个“亢慕义室”（英语音译，意即共产主义小屋），曾收藏和陈列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经验的书籍，其中就有刘仁静从德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和邓、何、罗都是好朋友，经常到他们那里去看书，在这里也很可能读到《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罗章龙在1990年3月曾回忆说：
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的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331]
黎锦熙是根据自己的日记来写回忆录的，应该说比较准确、可信。而且罗章龙也做了类似的回忆，这也绝不是巧合。至于当时各种期刊，全文或部分译介《共产党宣言》的恐怕就更多了。像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十六期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部分译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1919年11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全文，标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等等。这就是说，如此酷爱学习的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肯定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至少读到了部分译文。至于读的究竟是哪一种版本、哪一种期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读到了《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还建议他的老师黎锦熙也来精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由此可以想到，他自己是如何喜爱和重视这本书，又是如何反复精读这本书了！
毛泽东精读《共产党宣言》，并深刻领会它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这是毛泽东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根本转变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那么，《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究竟是什么呢？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里反复明确指出：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332]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333]
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那么，毛泽东精读共产党宣言以后，是否真正掌握了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呢？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时，他回忆说：
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34]
这段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毛泽东在精读《共产党宣言》之后，确确实实抓住了恩格斯所说的“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就是抓住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后来，毛泽东的整个革命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五四”时期的许多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否承认“阶级斗争”，是由空想走向科学的关键。社会主义的目标本来是很明确的，而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真正开辟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和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长时间地在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徘徊不前，其根本问题就在于他们不承认或不懂得“阶级斗争”，不承认或不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而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思想就立即“一通百通”、豁然开朗了。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划时代的伟大纲领性文件，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次最完整、最全面、最简明的阐述。这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给了毛泽东以空前的启示和鼓舞，使他获得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新式、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研读《共产党宣言》时，集中地着力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在当时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从而便掌握了正确观察阶级社会和进行革命斗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能够很快很好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和方法，并使之进一步升华为自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绝不是偶然的，这有他自己的许多主观条件。这和他长期炽烈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多次深入工农和社会实际之中进行调查研究，以及满腔热忱地不断参加和领导实际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同时也和他过去学习研究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以及接触和研究了大量的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密切相关。这许多因素，由量的积累逐渐达到质的飞跃，因而一旦读到《共产党宣言》这本经典著作，便很快导致了他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本转变，这自然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事。
《共产党宣言》给青年毛泽东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和革命的正确道路。接受和掌握《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这是毛泽东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开始实现根本转变的主要标志，也是决定他一生伟大事业成败的关键。
但是，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这仅仅是一个决定性的起点，而不是思想发展的终结。毛泽东按照自己在学生时代养成的从来不盲从的习惯，在接受《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同时，也仍然在继续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继续探索根本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途径和方法，追求“究竟什么是真理”；同时，他认真总结和清算自己的思想，并做严肃的自我批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和黎锦熙先生的密切交往以及写给陶毅和周世钊的信中得到充分证实。
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前往黎锦熙家中拜访求教。1920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再次来到黎先生家中，专门和黎先生讨论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造的问题。关于这次讨论，黎先生于1968年回忆说：“那天应是下午四时散班后，主席来我家就谈起，一直谈到夜里。内容应是约定谈的三个全面而切身的问题：一、究竟选定哪一种社会主义？二、怎样创造自己的哲学？三、我们如何分工进行？”[335]
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给在长沙周南女校任职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写信说：
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336]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说：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得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才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澈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叹！你是很明达很有远志的人，不知对于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什么感想？[337]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特意谈了“留俄”的问题。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又在北京给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写信说：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338](www.xing528.com)
同黎锦熙先生的谈话以及给陶毅和周世钊的这两封信，清楚地告诉我们：毛泽东的确是为了驱逐张敬尧而来到北京，但来到北京并不仅仅是为了驱逐张敬尧；驱逐张敬尧，仅仅是毛泽东“根本改造”中国和世界全盘计划中一件“小小”的具体事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日思夜虑所经常思考和讨论的主要问题，还是究竟如何来“根本改造”湖南？究竟如何来“根本改造”中国和世界？究竟应该通过什么主义、什么道路和什么方法来“根本改造”湖南、中国和世界？
毛泽东对于各种主义和学说，经过反复的思考、研究、推求、比较和筛选，终于审慎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经过长期观察、思考和实践的结果，绝不是随波逐流，更不是轻信和盲从。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也并不是简单地加以“接受”就算了事，而是要继续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他在这两封信里反复讲，要到俄国去留学、去实地考察，正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这种对待真理的态度，正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对待自己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对待改造自己主观世界应有的郑重态度。
毛泽东于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5月5日抵达上海。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远东局长威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已由北京来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并正在研究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上海多次会晤了陈独秀，除了同陈独秀讨论“改造湖南联盟”的活动计划以外，当然也会同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以及在湖南如何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回忆说：
“一九二○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339]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40]
毛泽东在“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能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从而受到启迪和指导，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的幸运。
7月初，毛泽东离开上海，途经武汉，于7月7日回到长沙。
毛泽东在第二次北京之行期间，通过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一系列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到1920年的夏天，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41]
1918年秋到1919年春，毛泽东在第一次旅京期间，开始找到并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旅京期间，毛泽东又进一步精读了《共产党宣言》，并总结了自己参加阶级斗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他又和李大钊、陈独秀、黎锦熙、邓中夏等人，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反复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这样，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追求和探索，到1920年的夏天，毛泽东终于“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多么艰苦的历程啊！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在这里只是说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没有说他已经马克思主义“化”了。所谓“化”者，即彻头彻尾彻内彻外之谓也。很显然，要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并达到马克思主义“化”的程度，毛泽东还必须继续进行艰苦的努力！
（三）同杨开慧结成革命的伴侣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的又一重大收获，就是和杨开慧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于1920年冬天同杨开慧结成了革命的伴侣。
杨开慧，字云锦，乳名霞。1901年11月6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诞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下板仓屋。
杨开慧是著名爱国进步学者杨昌济的女儿。开慧2岁时父亲出国留学，所以她的童年是跟母亲一起在板仓农村中度过的。她从小受父亲杨昌济先生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具有同情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她的生活作风简朴大方，剪着短发，穿着粗蓝布开襟衣，青色的裙子。正如她自己所说：“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粗布衣。”[342]
毛泽东和杨开慧相识已经多年了。早在毛泽东入第一师范读书时，杨开慧已经随归国的父亲迁居长沙，并继续在小学读书。当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经常到“板仓杨寓”请教和讨论各种问题时，杨开慧就常常坐在一边静听。毛泽东的宏伟抱负和远见卓识，早就为杨开慧所钦佩。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曾一度住在杨昌济先生家中，这样杨开慧和毛泽东相互之间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一起漫步北海，游览故宫，并共同进行革命活动。这样，他们之间便初步产生了爱情，并在杨先生的支持下，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更进一步同杨开慧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杨开慧也常到北京大学旁听，并认真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和英文本的《布尔什维克》等进步书刊，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0年1月17日凌晨5点，杨昌济先生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巨大的悲痛袭击了杨开慧一家。毛泽东倾全力帮助杨家料理后事，并同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接着，又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杨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到长沙板仓故乡。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杨开慧又继续在长沙读书。她在学校里带头剪短发，进男校，热情宣传反帝爱国主张，并积极发动和组织同学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当时，毛泽东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杨开慧就在该会担任宣传工作。革命活动经费短缺，杨开慧不顾家庭困难，毅然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北京大学的同事们筹集的祭葬费捐献一部分出来。杨开慧于1920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杨开慧是我国最早的优秀团员之一，也是最早的优秀党员之一。这就是说，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的真挚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共同的革命事业基础之上的。结婚后，杨开慧跟随毛泽东到长沙、上海、韶山、广州和武汉等地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协助毛泽东发展党团组织，整理抄写文稿，以及机要交通、安全掩护、文书收发、生活安排等等工作。这就是说，杨开慧不只是毛泽东“亲爱的夫人”，而且是毛泽东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1922年4月，张琼和另一位女青年为了参加革命，毅然脱离家庭来到长沙，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杨开慧将她们安排在清水塘自己的家里暂时住下。张琼在回忆清水塘的主人当时革命生活的情景时写道：
开慧姐不愧是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和亲密的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使毛主席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那时，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写东西，寒冬腊月天也这样。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开慧姐就把取暖用具给毛主席准备好；深夜一二点钟，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有时毛主席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毛主席经常夜里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出去工作，她就去整理毛主席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岸英。开慧姐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岸英的摇篮放在身旁，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343]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9月至12月，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党的工作，年底奉中央通知由长沙去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行前，毛泽东写了一阕《贺新郎·别友》赠给杨开慧。这首词充分体现了他和杨开慧之间亲密深厚的夫妻感情以及高尚纯洁的战友情谊。这首词的全文如下：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
和云翥。
这首词，极为形象地展示了他们夫妻兼战友的特殊亲密关系以及大气磅礴、并肩战斗的革命豪情。
关于他们相爱的经过，杨开慧在1929年6月20日写的《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了他”。杨开慧又说：“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这才接受了他的爱。”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彼此间都已相当了解，然后才结婚。他们之间这种纯洁真诚的爱情，后来发展到同呼吸、共命运、相依为命。在这篇文章里，杨开慧还深情地写道：“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344]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带着母亲和3个孩子（开慧和泽东结婚后，7年中陆续生了3个孩子，即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回到板仓家乡一带，坚持党的地下工作。险恶的斗争环境，虽然使杨开慧锻炼得更加坚强，但她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和牵挂着远方的亲人毛泽东。她在1928年10月写的《偶感》一诗中，这样深情地写道：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345]，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346]，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347]
杨开慧就是这样日日夜夜和时时刻刻在深切地思念着和牵挂着远方的亲人毛泽东！
1928年，国民党军阀何键在湖南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杨开慧深知凶残的敌人决不会放过她，因此，她不能不做牺牲的准备，于是便着手安排后事。1929年3月，她在《给一弟的信》中说：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348]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在板仓家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8岁的大儿子毛岸英、保姆陈玉英。杨开慧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多次要她交出地下党员的名单，并要她公开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都被她严词拒绝。每当亲友到狱中探望时，她总是坚定地说：“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她还对关在身边的岸英说：“你长大后，要记住这帮坏人对我们的迫害，把这些情况告诉爸爸。”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时年29岁。
杨开慧牺牲后不久，毛泽东便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他悲痛欲绝，便立即写信给杨开智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接着，又辗转千里，给寄来悼文和款项，嘱托要给开慧修墓立碑。
据杨开智回忆：“一九五○年毛主席接见开慧同志的堂妹时赞扬杨开慧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又说：你霞姐，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在给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回信时，又写了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再次表现了他对夫人杨开慧的深切怀念。该词的全文是：
我失骄杨君失柳，[349]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章士钊先生曾问毛泽东，词中“骄杨”二字做何解释，毛泽东回答道：“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毛泽东在复李淑一的信中还写道：“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代我致悼意。”[350]
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夫妻兼战友的深情厚谊，就是这样朴实而纯洁，就是这样真挚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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