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五四运动领导者

（一）领导湖南的“五四”运动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长沙。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全国正在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毛泽东对正在修业小学任课的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300]

为了工作的方便和解决生活费用问题，经周世钊推荐，修业小学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课教员。工资虽然不多，但课程也不算重，每周只上课6小时。毛泽东觉得这样还不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新民学会的会员进行联系，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革命活动。

这时，在长沙的几个主要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差不多都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便分别去看望了他们，并把几个月来在北京、上海的经历、见闻以及对时局的看法，都详尽地告诉了大家，并约集大家到何叔衡任教的楚怡小学去开会。在会上，毛泽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国内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敬尧在湖南的滔天罪行，以及在新思潮激荡下全国人民的觉悟迅速提高的事实，都做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他还对如何发动和组织青年学生的力量以及如何去同张敬尧做斗争等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要求新民学会的会员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当前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斗争，并在群众中起带头和骨干作用，而决不能袖手旁观。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毛泽东的意见很正确，分析很透彻，颇受启发，因而增强了在长沙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信心。

不久，在北京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因此，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论述“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及伟大意义时，曾深刻地指出：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301]

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很快由北京波及湖南。于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毛泽东，便怀着高度的革命热情立即投入了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以湖南学生联合会为基础，发动、组织和领导了湖南的“五四”运动。

湖南的“五四”运动是全国整个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的基本情况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论述的大体相仿。

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段祺瑞的走狗张敬尧，深知形势严重，所以便对北京方面的消息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和封锁，并严禁一切爱国活动。然而张敬尧的高压政策，终于无法阻挡湖南爱国青年和人民群众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

5月9日，长沙的报纸终于冲破了张敬尧的新闻封锁，报道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的有关消息。于是，湖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群众运动便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许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动，来到湖南的代表是邓中夏^[302]和另一名学生。邓中夏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结识的亲密朋友。邓中夏向毛泽东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就如何组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问题与毛泽东做了周密的研究和部署。据蒋竹如回忆说：

我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并已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学生派来了两个代表——邓仲澥和×××（现已记不起姓名），要求湖南学生起来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两代表暂住在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和陈书农很早就到了楚怡小学。随后，各校推举的学生代表也陆续来了，其中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雅礼学校的李振南，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楚怡工业学校的朱后郑，长沙师范的缪瑞祥、高标，妙高峰中学的何元培等，共计二十多人。毛泽东同志介绍双方的代表见面后，就请北京来的两位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的经过情况。接着，两代表相继发言，汇报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的经过和继续罢课的目的。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拒签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大家聚精会神地听……两代表报告完毕，毛泽东同志便提出罢课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一致主张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随即作出决议：一、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二、到会代表散会回校后，抓紧传达北京两代表的报告内容和会议的决议事项；三、全省学联成立后，立即实行罢课。会上还酝酿讨论了全省学联的章程。^[303]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首先逐条讨论通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章程，接着进行选举。法专代表夏正猷、商专代表彭璜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304]。同时，通过了罢课宣言。

湖南学联的成立，标志着湖南学生大联合的实现。接着，各县学生纷纷响应，全省迅速掀起了学生运动的高潮。

6月3日，湖南在学联的统一领导下，长沙20多个学校举行了总罢课，并发表了激昂慷慨的罢课宣言。宣言说：“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京师学界倡正义于先，津沪群英树声援于后；内之振我民气，外之挫彼敌锋，共矢忠贞，以示天下。乃者我政府于外交既无补救之良方，于内政复无坚持之表示，因循姑息，甘陷沦亡。夫学生之求学，以为国也，国既不存，学于何有？我湖南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决议自六月三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305]宣言还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签巴黎和约、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严厉制止摧残爱国运动等六项要求。

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内。它的多数工作人员，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居住的修业小学距商专很近，有时也就住在商专，随时指导学联的工作。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就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306]；同时，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就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领导湖南人民进行反帝爱国运动的指挥部。

除组织和领导整个运动之外，毛泽东还带头走向街头，热情地深入到群众之中进行爱国宣传，他尤其善于演讲。他的演讲深入浅出，生动幽默，常常给人们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一位当年在一师附小读书的女学生后来回忆说：

“我最难忘的是毛主席第一次给我们演讲时的情景。我们称他毛老师，但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叫我老师，我是你们的老同学，以后就叫老同学好啦！’当时我只是四年级的小学生，毛主席却把我们当作老同学，大家感到亲切温暖，非常敬爱这位‘老同学’。毛主席每一次来演讲前，我们整个小学部的同学，都坐在大礼堂的竹椅上，有好几百人。大家都在热切等待。一见毛主席出现，都热烈鼓掌，有些小同学高喊：‘老同学来啦！’更有些高兴地跳起来！”

“他讲的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决不接受‘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另外还讲抵制日货。由于我们都是小学生，都是十岁至十多岁的孩子，毛主席以极其浅白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什么是‘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还讲怎样抵制日货。他说：‘买玩具不要买日本货，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他的演讲完全可以激发我们小学生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他的语言生动活泼，手势又多，激动中又带有幽默，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他的演讲。但可惜毛主席每次只讲一个钟头，就要匆匆忙忙地走啦。同学们都舍不得他走，很希望他多逗留一阵子。”^[307]

7月9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是“救国十人团”。到月底，“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400多个。这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次全省各界的大联合！

全中国、全湖南都行动起来了！

新民学会在这场革命风暴中也愈战愈强，并日益发展壮大。在1919年下半年，由毛泽东主持，将20多名在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为新民学会的新会员。这样，就进一步增强了新民学会的战斗力。

以上事实表明，在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毛泽东始终站在浩浩荡荡的革命潮流的最前列，是湖南“五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二）主编《湘江评论》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且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之后，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主流的新思潮，便浩浩荡荡，汹涌澎湃，迅速传播到全中国。

当时，全国传播新思潮的各种刊物，生机勃勃，像雨后春笋。湖南也和全国一样，涌现出许多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高等工业学校的《岳麓周刊》，岳云中学的《岳云周刊》，长郡中学的《长郡周刊》，明德中学的《明德旬刊》，甚至小学生也说话了，修业小学出版了《小学生》半月刊。关于《小学生》半月刊，1919年11月中旬长沙的《大公报》曾特别发表评论说：“全国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说话的能力，那社会就有点生机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学得说话，只有小学生还没有。昨天我看见一张修业小学出刊的《小学生》报，小学生也说起话来了，难怪他们的先生大加奖励。我希望他们声大而远传。”^[308]。但是，在湖南创办的这许多刊物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还要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

自北京回湖南之后，毛泽东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迅速传播新的革命思潮；同时，在组织和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实际斗争中，毛泽东也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种指导性的理论刊物。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湖南的革命运动和更广泛地传播新的革命思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并推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经过十几天的紧急筹备，《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出版。

《湘江评论》为周刊，在形式上和北京的《每周评论》相仿，每期四开一张，共分四版，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放言》（一种短小犀利的杂感）和《新文艺》等栏目。共出了五期，第二期还附有“临时增刊”。8月中旬，第五期刚印出，还未来得及发行，即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和没收了。

《湘江评论》的创刊，是近代湖南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它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开辟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新纪元。

《湘江评论》完全用白话，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一种全新的战斗姿态。它的鲜明特点是：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热情奔放，气势磅礴，尖锐泼辣，分析深刻，非常富于战斗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政论性文章以及对国际、国内的大事述评，读后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便全力以赴来主编这个刊物。当时投稿的人不多，就是预先约好的稿件，也往往不能按时交稿或稿件不符合要求。因此，主要靠他自己动手写稿。据统计，第一期的稿件几乎全部，第二期的稿件约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稿件约一半，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据现在已发现的《湘江评论》前四期和第二期增发的“临时增刊”统计，毛泽东共写文章41篇（第五期至今未找到）。其他稿件，也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撰写的。总之，从写稿、审稿、编辑到校对，差不多都是毛泽东自己一手包办的。有时，他还要亲自上街去卖报。关于当时的情况，周世钊回忆说：“《湘江评论》只编写了五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虫的叮咬，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了。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做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却。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309]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主编《湘江评论》时，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非常艰苦的。

主编《湘江评论》，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做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目前，从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的这些文章来看，毛泽东一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非凡胆略，同时也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卓越才能。这些文章，充满着敢于思考、敢于斗争、敢于砸烂整个旧世界的大无畏彻底革命精神；它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国内和国际的重大问题；它贯彻着彻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坚定立场；它尤其表现了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充分信任，并且着意研究究竟用什么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中国社会的彻底革命。简要说来，具体有如下几点：

第一，倡导彻底破除迷信，大胆解放思想，热烈追求真理和宣传真理。

《湘江评论》的主要宗旨和任务是研究和宣传新的革命思潮。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本报启事》里规定得很明确：“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310]在由毛泽东署名的《创刊宣言》中，又进一步明确地阐述道：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311]，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所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的结尾大声疾呼和庄严宣告：(www.xing528.com)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312]

这就是《湘江评论》的宗旨和任务，实际上也正是毛泽东在整个“五四”时期的宗旨和任务；这就是《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实际上也正是毛泽东在整个“五四”时期的政治宣言。毛泽东正是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以《湘江评论》为武器，展开了自己的战斗。

第二，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及意义，并坚信社会主义革命必将普及于全世界。

毛泽东热烈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所引起的整个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并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

第三，开始以阶级观点来观察人类社会，并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外矛盾。

毛泽东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我们知道，毛泽东和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曾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先是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但是，到“五四”运动前后，进化论思想已经显然不能满足中国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了。所以，毛泽东在第一次到北京之后，就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回到湖南之后，在组织和领导湖南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实践中，就明显地突破了进化论思想的局限，开始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和剖析复杂的社会问题。关于这一点，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也是很先进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正确观察人类阶级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也是剖析阶级社会矛盾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现在，毛泽东由进化论开始进入阶级论，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世界观在前进历程中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一次质的飞跃。其具体表现如下：

根据现在已经找到的毛泽东早期文稿，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阶级”这个词汇，接着便在许多文章中出现了“有产阶级”“绅士阶级”“平民阶级”“贫富的阶级”“强弱的阶级”“智愚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无产阶级”“阶级战争”“阶级专制”等等一系列和“阶级”有关的词汇。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已确实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了。

正因为毛泽东能够初步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和剖析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笔锋犀利，说理透彻，读后令人惊叹，发人深思。

当然，这毕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中国的初步运用，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准确、不科学的地方。不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拿起这个科学的、先进的思想武器，实在值得纪念，可喜，可贺！

第四，抨击尊孔逆流，倡导妇女解放。

以孔子为代表的孔孟之道，两三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死死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着近代新思潮的发展。因此，反孔还是尊孔，便是新思潮和旧思潮搏击的一个焦点问题。所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便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当时，毛泽东是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当然拥护这个口号，并且一直是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孔子？因为孔子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不打破孔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强权”，中国的思想界就不能自由，人们的思想就不能解放，新的社会思潮就不能广泛传播。所以，毛泽东写道：“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313]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一直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礼教，更是把广大妇女束缚得没有一点自由。因此，妇女问题自然是“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五，破天荒地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卓越战略思想。

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时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卓越战略思想。

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第一版，连续刊载了毛泽东撰写的长篇政论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论文气势磅礴，创造性地论述了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大联合的具体方法以及大联合必定成功的道理。这是《湘江评论》最重要和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

《民众的大联合》以它深邃卓越的战略思想和磅礴奔放的革命气势，引起了湖南以至全国思想界的巨大震动。毛泽东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在当时曾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有力地鼓舞了革命群众斗争的勇气。后来，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这个思想逐渐发展成为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思想，从而在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总之，统观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和世界观，可知正在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即从历史唯心主义者急剧地向历史唯物主义者转化；从激进民主主义者急剧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

但是，正如当时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也还不可避免地残存着不少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例如，当毛泽东谈到民众联合起来如何打倒强权的问题时，他还不同意马克思提出的“激烈”办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暴力革命的办法，而赞同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提出的“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的非暴力办法。他主张群众联合起来以后，应该列起队伍“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毛泽东还认为，只要“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地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314]很显然，这个例子说明，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不懂得暴力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又如，这时候，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正在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次论战，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部已开始分化。但是，毛泽东对这次论战的性质和意义还不能完全理解。因此，毛泽东于1919年9月1日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拟定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尽管这个章程里写着“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但实际上是受了胡适实用主义的影响。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还弄不清李大钊和胡适的根本分歧，也弄不清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本质区别。以上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确实还正处在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还没有完成这个根本转变；而要完成这个根本转变，毛泽东还必须继续进行艰苦的努力。

毛泽东思想演变的这种过程说明，一个人要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确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常常要经过一个十分曲折、复杂和艰难的发展过程，必须自觉地不断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否则，绝不会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湘江评论》以它远见卓识的内容，热情奔放的革命激情和彻底无畏的战斗风格，以及与群众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一经问世，便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就销售完了。继续来订来买的仍然很多，所以又加印了2000份，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从第二期开始，每期印5000份。这个数额在当时的期刊中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了。

《湘江评论》创刊后，首先在湖南立即引起巨大震动。长沙各报刊都争先恐后地发表消息或评论，有的说它是“湘江的怒吼”，有的说它是“湖南人民的声音”。《湖南》月刊评介说：“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315]《明德旬刊》第一期特刊载了一篇主编唐耀章写的《欢呼〈湘江评论〉出刊》的文章。该文开头有这样一段：“《湘江评论》出刊了，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我们的眼睛；警钟响起来了，震动了我们的耳鼓；启聋发聩，指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向强权作斗争，我们要摔掉吃人的礼教的枷锁。奴隶般的教育，我们不要了。湖南的青年们站起来了，在《湘江评论》的启发下，做推动新文化、新思潮的先锋，一齐奔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线。”^[316]很显然，《湘江评论》是湖南青年和整个湖南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军的号角。

《湘江评论》创刊后，广大热血青年和爱国进步人士争相传阅，热情地拍手欢迎它。长沙和湖南各地以至武汉、广州、北京、四川的许多青年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都很爱读《湘江评论》，并成为它的好朋友。《湘江评论》寄到北京以后，李大钊认为，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1919年8月24日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还专门做了介绍，它兴奋地称赞道：“《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北京《晨报》也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尤其是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得到各方面的好评。第三十六期的《每周评论》高度评价说：“《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成都的《星期日》周刊、北京的《又新日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等，都全文刊载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直到1920年举行“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时，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还在上海的刊物《新教育》第二卷第五期上写文章，介绍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卓越战略思想，的确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可宝贵的收获之一，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

通观“五四”运动时期众多的进步刊物，《湘江评论》的确是思想性、战斗性很强的一种，它对于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所以被诬蔑为“怪人怪论”“大逆不道”。因此，1919年8月中旬，当《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还未来得及发行，就被军阀张敬尧没收和查封了；同时，还宣布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和一个临时增刊（第五期至今未找到），前后仅存在了一个月左右，但却对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回忆说：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五四运动以后，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的报纸《湘江评论》的主编，该报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317]

当时，有许多进步青年在《湘江评论》的鼓舞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例如，萧劲光在悼念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谈到他自己和任弼时是怎样受到《湘江评论》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写道：“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318]再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革命烈士郭亮，1919年秋天，他从反动派查抄的“禁书”中发现了《湘江评论》，偷看了以后，就从家乡来到长沙找到毛泽东，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便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各校学生会主办的刊物仍继续坚持出版。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又成立了“学生周刊联合会”，各校刊物派一名代表参加，每周开会一次，协商宣传内容和统一战斗步调。

9月间，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又接手主编该会的会刊《新湖南》。关于这件事，毛泽东在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先生的信中谈道：

《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已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319]

毛泽东接手主编的《新湖南》，继承和发扬了《湘江评论》的革命精神和战斗风格。因此，《新湖南》第七号一出版，便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现在，我们从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刊登的《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中，可以大体了解到当时的情况。该文摘要刊登了《新湖南》第七号的“刷新宣言”，并高度评价了《新湖南》。该文写道：

《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七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列位看他第七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

接着，该文摘要刊登了《新湖南》周刊第七号的刷新宣言，即：

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y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该文在摘要刊登了《新湖南》第七号的刷新宣言以后，接着又在后面加写了这样一段评论：

再看他第七期的内容如何？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得很透。又有评中国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不过详细记出来太长了。^[320]

北京《晨报》在1919年11月25日的《长沙特约通讯》中，在介绍第七号以后的《新湖南》时也说：“湘雅医学校发行的《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

但是，《新湖南》出到第十一期，又被张敬尧查封了。

然而，毛泽东决不会停止战斗。于是，他又转移阵地，继续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揭露和抨击张敬尧的黑暗统治，指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

总之，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开始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一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开始表现出一个彻底无畏革命家的雄伟气概和非凡胆略，就开始显示出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和卓越理论家的才能。这样，毛泽东就正式拉开了他一生伟大辉煌革命生涯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