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初探及联络情况

（一）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之后，便步入了人生旅程的新阶段，即迫切面临着选择生活道路的问题。

由于受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和近代西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几年来一直梦想着建立一种人人劳动、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生活”^[266]。现在他毕业了，自己决定开始进行这种“新社会生活”的实验。于是在1918年6月，他便邀约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工读同志会”，暂时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半学斋），实行半耕半读的生活。他们在这里一面自学读书，一面从事改造社会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他们的生活很清苦。每天除读书和讨论之外，都赤脚穿草鞋，自己挑水，上山捡柴，吃的是蚕豆拌和着大米煮的饭。而这种花钱不多的饭，有时一天也只吃一餐，他们有意识地锻炼自己适应艰苦生活的能力。

这时，他们的心情都很不平静。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民族的危机，军阀的横行残暴，工农大众的沉重灾难，青年学生的苦闷……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萦绕在他们的心头。今后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整个国家民族向何处去？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他们真是思潮澎湃，感慨万千。他们当时的心情，恰如岳麓山上云麓宫的一副古老对联所写的那样：“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然而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杨昌济先生的北京来信，知道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一些情况。于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便全力以赴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这样，毛泽东倡导的读书、思考和半耕半读的“新社会生活”实验，也就暂时中断了。

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在中国招募了十几万华工，替它做战争勤务。为了帮助这些华工能更好地工作，同时又能很好地受到教育，当时在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提出了“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并创立了“勤工俭学会”。学会还开办了华工学校，主编华工刊物，吸引了一大批华工。1916年3月，中法两国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在巴黎共同发起了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和欧乐分别担任中法两国的会长，吴玉章任会记，李石曾任书记，其宗旨是为了促进中法文化的交流。1917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返回北京，并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许多地方也设立了分会，大力宣扬赴法勤工俭学的好处。

这时，法国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吴玉章等人认为：既然中国工人可以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学习，那么中国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呢？于是，他们便极力主张发动和鼓励青年学生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样，到了1918年夏天，便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

当毛泽东知道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以后，自然十分高兴。他深感湖南政局乱极，军阀政权频繁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267]，青年们都因无法升学而感到苦恼，现在赴法勤工俭学，正是解决继续求学和找出路的大好机会；同时，更重要的，这也正是新民学会会员“向外发展”“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极好机会。于是，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便决定立即在长沙大力推进这一运动。

积极倡导和大力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这是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向外发展的一项主要措施，它后来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6月20日前后，新民学会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赞周、萧子暲处（陈、萧在此任课）召开会议。到会者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萧子暲、陈赞周、张昆弟、周惇元（周世钊）、邹彝鼎、陈启民、李和笙（李维汉）等。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大家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并责成蔡和森与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

会后，蔡和森立即前往北京打前站，了解情况并和各方面进行联络；毛泽东和其他会友，则留在长沙积极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

蔡和森于6月23日在长沙乘船前往武汉，24日在汉口转乘火车，25日晚抵达北京，寄居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生家里。6月30日夜，蔡和森在北京写信给毛泽东，详细叙述了会见蔡元培、李石曾以及有关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同时，信中还特别转述了杨昌济先生的意见，说：“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信中还说：“吾三人（即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编者注）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

但是，赴法勤工俭学，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出国的经费问题，与政府当局交涉的问题，以及学习法文等等许多复杂的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所以，蔡和森在7月21日和24日连续写信，极力敦促毛泽东迅速前来北京共同筹划，并在信中强调：“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即北京——编者注），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问题”^[268]。

为了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同时也由于渴望学习新思想和接触革命新人物，毛泽东接信后，便周密安排了长沙方面的工作，决定往北京一行。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昆弟、罗学瓒、罗章龙、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曾以鲁、邹彝鼎、李维汉等24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动身前往北京。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于8月19日，毛泽东一行25人，终于抵达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

初到北京，毛泽东暂时也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生家里。随即会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一起，全力以赴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这时，湖南青年陆续到达北京的有四五十人，是全国各省最多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华法教育会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做好，于是大家不免有些情绪波动，口出怨言。毛泽东一方面安慰大家要正确对待面临的困难，一方面和蔡和森等人全力以赴筹措经费、制订计划，四处奔走联系。经杨昌济协助，蔡元培、李石曾同意，先为湖南青年开办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由于北京不容易租到房子，生活费用又高，所以预备班分设三处：一处在保定，附设于育德中学，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等在这里学习；一处在北京，附设于北京大学，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邹彝鼎、罗学瓒等在这里学习。这两处是高级班。另一处设在河北省蠡县布里村，是初级班，蔡和森等在这里学习。预备班的功课，主要是学习法文，其次是制图、数学等科目，有的还要到工厂实习，为出国后“工读并行”的生活做准备。后来，又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开办了半工半读的留法预备班。

这时候，毛泽东则坐镇北京，统筹全局，并为华法教育会起草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因此，他不知疲倦地日夜工作，成了一个大忙人。罗学瓒在北京给家中写信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269]

在毛泽东的具体组织和妥善安排下，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终于在1919年3月，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毛泽东专程由北京陪送他们到上海，并亲自到码头送行，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各地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多人，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最多，其中湖南就去了约400人。新民学会的会员先后去法国的有蔡和森（林彬）、向警予（俊贤，女）、陈绍休（赞周）、萧子升（旭东）、萧子暲（萧三、植蕃）、张昆弟（芝圃）、罗学瓒（荣熙）、蔡畅（咸熙，女）、李维汉（和笙）、熊光楚（焜甫）、熊季光（作莹，女）、熊叔彬（作璘，女）、欧阳泽（玉生、玉山）、曾以鲁（星煌、宅中）、劳君展（启荣、冀儒，女）、魏璧（韫厂、韫庵，女）、张怀（伯龄）、刘望成（明俨）等，共18人。在当时，最引起震动的是，已经43岁、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也到法国去半工半读；50多岁的蔡母葛健豪，也跟随着自己的子女蔡和森、蔡畅一起，远渡重洋，前往法国去当“老学生”。当时，很多进步人士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十分赞赏，说湖南青年“勇于奋斗”，是“将来回国努力创造的人”，湖南的报纸也称赞这次运动是“吾湘的生机”。

在法国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精诚团结，互相勉励，经常汇聚在一起交流思想和学习心得，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斗争经验不断提炼着共同的革命主张。同时，他们同国内的会员们又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并就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蔡和森在法国学习马列主义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很有成绩。他致信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开展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毛泽东则回信热烈地表示“深切的赞同”。蔡和森等同志以新民学会会员为基础，扩大组织，发展为“工学世界社”，大多数社员都赞成以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后来，留在法国的一部分勤工俭学的青年，在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下，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又名“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周恩来等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总之，通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吸引大批中国青年前往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从而使他们有机会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和国际革命的斗争形势，并使许多人学到了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从而为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像周恩来、蔡和森、徐特立、向警予、蔡畅、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萧子暲、王若飞、李富春、欧阳钦、李维汉、李大章、何长工、贺果等，都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参加者。所以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为什么没有出国留学？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陪同湖南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开北京，14日抵达上海。第二天，就和吴玉章等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等团体召开的欢送赴法留学青年的活动。3月17日，毛泽东到黄浦江码头，送走了第一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

完成欢送任务之后，毛泽东于4月6日由上海回到长沙。

毛泽东是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他自己却没有前往，这是为什么？

许多赴法会友，都曾诚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以后，还再三来信劝他出洋。1919年11月14日，罗学瓒从法国写信给毛泽东，他诚恳地劝道：“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何如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270]但是，毛泽东却始终没有出国留学，这究竟为什么？

难道毛泽东不愿意出国留学吗？当然不是。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一位“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自己也确曾多次考虑并制订过出国留学的计划。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许多原因，却始终未能成行。当然，这主要还是和毛泽东自己对于出国留学问题的独特见解有关。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给周世钊写信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271]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272]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接着写道：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

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可不提及他。^[273]

1920年2月，毛泽东曾在北京致信陶毅^[274]说：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275]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276]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277]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又在上海给黎锦熙先生写信道：

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278]

此外，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到日本去留学^[279]；后来，直到1921年9月，他还打算“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280]

但是，毛泽东的这许多设想和计划，却都没有实现。一方面，是由于后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使毛泽东不能不投入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这样就使他再也无法抽身了；另一方面，当时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也都希望毛泽东能留在国内“殿后”，为学会的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所以也就暂时留在了国内。后来时过境迁，因而终于未能成行。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和他对出国留学的独特见解有关。在当时出国成为一种“潮流”和“时髦”的风气中，毛泽东却坚持首先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即中国的实际国情，然后去留学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同时，他还坚持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应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而不要盲目地崇拜西方。这种独特的视角，在当时的确与众不同，也确实高人一筹。这种独特的视角和见解，也许是正在孕育着一个伟大的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的思想。

（三）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在未到北京之前，毛泽东的思想状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许多观念的“大杂烩”。

毛泽东自小生长在农村，经受了劳动锻炼，并和劳苦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在私塾读了六年孔孟的书，后来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1911年春到长沙以后，才知道有同盟会，便马上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并在辛亥革命的激流中参加了新军。当退出新军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又比较系统地接触了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及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进化论思想。《新青年》创刊之后，他是极热心的读者，并受到巨大的影响，热烈追随陈独秀和李大钊，坚决拥护新文化运动，迅速转变为十分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从出生到第一师范毕业时，毛泽东迅速地走完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所走过的全部路程。从孔孟思想、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顾炎武；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再从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至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涉猎和研究。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所以只能从中国的古代文化遗产中，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中，从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中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他后来在讲到当时自己的思想状况时，曾这样说道：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81](www.xing528.com)

毛泽东所说的自己思想上的“大杂烩”，和当时所有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是难于避免的。然而，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却使他从思想到生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根本转变的时期。

毛泽东等人初到北京时，散居在几个地方，学习、工作都很不方便。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陈绍休、罗章龙、熊光楚、欧阳玉山等八个新民学会会员，都搬到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居住。八个人挤住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人多炕窄，棉被又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282]。后来，毛泽东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283]

在隆冬时节，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去看了大海。他约了萧子暲和罗章龙一同坐火车前往天津。他们在大沽口参观了要塞炮台，在渤海边虽然只看见一片冰雪，然而心情却十分愉快。

毛泽东住在三眼井这个地方，物质生活诚然是要艰苦一些，但这里距北京大学（旧址）很近，可以到北大自由听讲、读书求教，参加各种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从而为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当时，北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全国的最高学府。由于校长蔡元培先生采取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政策，所以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各种思潮非常活跃。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抱残守缺的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都聚集在这里顽强地宣传各自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很显然，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旧文化以及各种思潮汇集角逐和争奇斗艳的场所。这种环境和气氛，在湖南是根本没有的，这对于渴望和善于学习的毛泽东来说，该是多么新鲜和兴奋！

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的确十分艰苦，即使是每月很有限的几元生活费，也无法筹措到，因此他必须寻找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将毛泽东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在报刊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月薪8块银圆。虽然这是一个暂时安插性的职务，但对毛泽东来说，就能够勉强维持生活了。毛泽东工作的地方，紧靠着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子的中间是长方形的会议桌和许多凳子，他自己就坐在窗下的一张三屉桌前工作。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284]

当年毛泽东和李大钊办公的地方，即沙滩北京大学旧址红楼的一楼，现已辟为纪念室，并列为国家保护文物。

李大钊是在古老的中国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人，即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李大钊的带动和影响下，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为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和摇篮。李大钊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购置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包括许多英文、法文、德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李大钊还特意组织了一批外语水平较高的教师和学生对书刊的内容进行翻译和介绍。当时，许多革命青年和进步学生都到这里来寻求真理，他们或者孜孜钻研、刻苦阅读，或者共同研究、交流探讨，或者径直向李大钊质疑请教。由于毛泽东就在李大钊的身边工作，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自然会比一般人具有更加优越的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与条件。

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演讲会。在会上，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在演说中，他充分展望了十月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他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不久，李大钊又发表了著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1918年1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同时刊登了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

毛泽东曾专程赶到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激昂慷慨的演讲；当然，也一定会更加认真地阅读《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震撼乾坤的文章。由此，毛泽东便开始了解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李大钊是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正如他自己后来在描述当时情景时所说的：“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85]后来，1949年3月23日，在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前往北平的途中，他还深情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286]

浅薄、浮躁，是当时许多鼓吹新文化人物的通病。由于职位低下，人们瞧不起毛泽东，都不愿意同他来往或谈话。这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所以，许多年以后，毛泽东还感慨地说：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加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但是，我并不灰心。^[287]

李大钊却不然，他十分器重毛泽东，经常和毛泽东在一起交谈，并一一回答毛泽东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以及他不平凡的抱负、理想和杰出的才华，都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并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还说他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新青年的创造能力”。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具体工作，就是在报刊阅览室负责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这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职位，但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纸，毛泽东却从中汲取了许多新鲜的有益的知识；同时，也给他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提供了便利条件。

毛泽东除经常向杨昌济先生请教外，还常到黎锦熙先生家里去拜访，同黎先生谈论时事及世界问题，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中国地位的问题。同时，他还拜访过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许多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物，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

当时，北京大学的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各种学术思想十分活跃，这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来说，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他除了经常在北大旁听感兴趣的课程以外，还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两个学术团体。

1919年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文科第四教室召开了成立大会。该会由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胡适、梁漱溟等人发起，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288]。毛泽东向来酷爱哲学，自然怀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这个研究会。

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由校长蔡元培发起，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当时，这在中国还是一个创举。该会于1919年2月19日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召开改组大会，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蔡元培亲临发表演说，并被选为会长，徐宝璜为副会长。19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道：“新闻研究会于十九日午后，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二十四人。”

徐宝璜是北大教授，与著名新闻记者、《京报》总编辑邵飘萍^[289]两人共同担任新闻学研究会的讲师，每周讲课两次，参加的有三四十人。他们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向会员讲述新闻理论及办报的有关业务知识。毛泽东多年以来一直对报纸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杨昌济先生原来还打算让他到北京一个报馆去工作。因此，毛泽东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参加了这个研究会。1919年10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又记载道：“新闻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业于本月十六日下午八时，在文科事务室举行。……由蔡元培先生发给证书，并致训词。”获得“听讲半年”证明书的共有32人，毛泽东当然是其中之一。

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不仅使毛泽东大大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新鲜思想和有益的知识，同时还结识了许多知名人士，尤其和著名新闻记者、《京报》总编辑邵飘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邵飘萍当时在新闻学研究会主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即有关新闻的业务和办报的知识，这对毛泽东后来主编《湘江评论》、创建平民通讯社等活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回忆说：

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290]

除结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以外，还应该特别提到，毛泽东这时还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邓中夏是北大革命学生的骨干，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毛泽东和邓中夏关系十分密切，并参加了邓中夏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

（四）两访长辛店

当时，有一个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在长辛店的铁路工厂进行半工半读。为了解决湖南学员去法国的路费问题，在1918年冬和1919年春，毛泽东驻留北京期间，曾两次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

位于北京西南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当时是全国最大的机车车辆厂，有好几千产业工人。毛泽东曾深入车辆厂进行调查，了解现代化工业的生产情况和现代产业工人的生活情况。他亲眼看到了中国现代产业工人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劳动和生活，工人们繁重的劳动和贫苦的生活，给毛泽东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据当年住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湖南学员何长工回忆说：毛泽东来到长辛店，“在当时祖国很少有的重工业企业开始了他的活动”，“深入了解长辛店工厂的生产和工人的生活状况”；“他先到工厂里去，在职工中寻东问西地，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水平，都做了详尽的调查”；“他掌握长辛店工厂的情况，特别是当时职工的情况都非常详细”。何长工还记忆犹新地说：“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天晚上坐在我的炕上纵论天下大势和应该怎样唤起工人，说这是救中国的路。”^[291]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办工人夜学时，就开始接触到了城市的产业工人，但像这样深入细致地调查这样大的现代产业工厂和接触这样众多的产业工人，则还是第一次。尤其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是，当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样深入细致地对产业工人进行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毫无疑问，对于进一步推动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促进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

毛泽东于1918年8月19日抵达北京，而后又于1919年3月12日陪送湖南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准备起航赴法。完成送行任务后，毛泽东于1919年4月6日又由上海回到长沙。前后在北京和上海，毛泽东共逗留了约七个半月。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和途经上海。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开始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在这七个半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在李大钊的直接教育、帮助和影响下，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开始接触、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他又两次访问长辛店，深入到大规模的现代产业工厂和产业工人之中进行调查研究。这样，就促使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并“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92]但同时，毛泽东又广泛接触和研究了各种社会思潮，因而又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样，各种社会思潮就都云集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所以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混乱的”。

当时，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对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时还难以分辨清楚。毛泽东曾读了不少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很受了一些影响，曾赞同过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回忆说：

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293]

朱谦之，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他出生于1899年，年纪比毛泽东小6岁，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18年就写了《政纪书》《周秦诸子学统述》《太极图论》等三种著作，成名很早。以后不久，又连续写了《革命哲学》《周易哲学》，来系统地宣传他的“新虚无主义”的主张。朱谦之把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道家的“虚无”与佛家的“空观”思想糅合在一起，提出“以无政府主义为手段，以虚无主义为目的”，实行“最彻底的革命”。这种“革命”，要把“宇宙的一切组织都推翻”，从而达到“绝对真、善、美之境”，达到“永远的解脱”。

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据优势，并很有市场。这是由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而中国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因而为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比较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宣传了，因而它比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都领先了一步。

因此，在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曾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像恽代英、何孟雄、陈延年、陈乔年等等，都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除无政府主义之外，毛泽东还深受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早在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刚毕业，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试验自己的“新社会生活”，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后来因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给打断了，毛泽东等人这才暂时搁置了建设“新村”的努力。

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期间，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地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理论，并赞扬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福音”。毛泽东曾专程到周作人的寓所，亲自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接着，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人又组成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实行“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试图用这种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达到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的目的。这些，当时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中曾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因此，多年来一直憧憬着“新社会生活”的毛泽东，自然也免不了要受到它们的强烈感染。

毛泽东对这种“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非常感兴趣。在1919年4月6日回到湖南以后，虽然一直忙于学生运动和创办刊物，但仍然草拟了一个颇为周详的“新村”建设规划，作为他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构想。1919年12月1日，他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想以此唤起整个社会对它的广泛支持和关注。

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里构想的“新社会”的蓝图是：先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培养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新人；再由这些新人去创造新家庭。培养的新人越多，创造的新家庭也就越多；合若干个新家庭在一起，就可以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设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等；然后把这些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新村”；而后再建设许多这样的“新村”，再将这一个一个的“新村”都联合起来，自然整个社会也就成为“新社会”，整个国家也就成为“新国家”。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并满怀信心地说：“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294]

很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所构想的“新社会”蓝图，实际上是熔克鲁泡特金的“互助”式无政府共产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以及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倡导的“新村运动”于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295]不过就“五四”时期我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很少有人能够超越这个空想的过渡阶段，毛泽东关于“建设新村的计议”，也正是如此。

后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还怀着很大的兴趣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兴奋地给陶毅写信说：“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296]不久，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又在北京给周世钊写信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297]直到第二次离开北京以后，1920年6月7日，在上海给黎锦熙写信时，毛泽东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298]

这就是说，通过探索和实践，毛泽东逐渐感觉到什么“工读主义”“新村主义”都行不通，需要另寻新的出路。这也就是说，各种牌号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所构成的种种幻想，现在要开始逐渐地破灭和消失了！

实践说明，一个人思想的发展，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正是毛泽东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所经历过的几个中间环节。

1920年5月1日，施存统在《星期评论》发表的《工读互助团的教训》一文中指出：“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团和新村。”该文还指出：“试验新生活自然不能离开社会，既然离不开社会，自然要免不掉社会的支配；既然免不掉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要免除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一法。既然革命，还试验什么新生活？要试验新生活，只能到世外桃源去。”^[299]这些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北京、上海以及全国各地工读互助团和新村失败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各地“试验新生活”的一个科学总结。

总之，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收获是巨大的。第一，大大开阔了眼界和丰富了思想；大大拓宽了活动范围和生活领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也是毛泽东走向全国的开端。第二，毛泽东从思想到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根本转变的时期。尽管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受着各种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思想“还是混乱的”，但重要的问题是，毛泽东已经开始接触、学习和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对毛泽东后来的发展，则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