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在刻苦读书、努力锻炼身体和顽强砥砺意志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在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增长才干、增长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能力。在一师学习的几年中，毛泽东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政治活动，他主持了学友会，主办了工人夜学，参加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特别是创建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在这些广泛的社会政治活动中，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开始形成，并取得了最早的社会活动经验；同时，也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所具有的各种宝贵品质和杰出的组织才能。这样，毛泽东就为他后来开展大规模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还经常对同学们说：“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应该鼓励、发展、运用每个人的长处，不管那长处是很小的、有限的。我们看人首先就应看他的长处。”^[220]

善于发现和善于鼓励、运用、发展每个人的长处，这是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充分显示出来的重要特长之一。

（一）主持学友会

毛泽东曾参加、组织和领导了第一师范学友会的工作。从这件工作里，初步锻炼了他社会活动的能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

湖南第一师范于1913年秋，开始创立“技能会”，目的是使学生“养成种种生活技能”；1914年改名“自进会”；1915年秋改名“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学友会的会员包括在校的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教职员为“赞助会员”。学友会设会长1人，由校长担任；下设总务1人，由学校的学监兼任。但会长是挂名的，实际主持日常会务和领导工作的是总务。总务下设庶务、会计和文牍各1人。会下设14个部（后增至15个），各部设部长1人。庶务、会计、文牍和各部部长，由各班代表组成的学生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据记载，从1915年秋至1917年10月初，毛泽东一直担任一师学友会的文牍（以前几届未设文牍；文牍掌管起草报告、文件，造具各种表册以及开会速记等事项）。1917年10月8日，一师学友会改选，毛泽东被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一直任职到1918年5月10日毕业的前夕。

在1917年10月8日之前，学友会的总务由学监担任，部长由各科教员担任；而在此之后，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生担任。这是毛泽东向学校方面力争的结果，他的理由是：四五年级的高年级学生就要毕业了，应该培养他们办事和自治的能力；如果有教员从旁辅导，他们是能够胜任这些职务的。当时的代理会长、学监主任方维夏，采纳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

这一届学友会共设有15个部，即教育研究、演讲、文学（内分国文、日文、英文三组）、书法、图画、手工、音乐、拳术、剑术、架梁、蹴球（足球）、庭球、野球、竞技、游泳等。

毛泽东在一师学友会工作期间，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尤其是从他担任总务这一学期开始，学友会的工作便特别活跃起来，办的事情也特别多。他在全体同学中主要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一是体育活动。这当然同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有关。他认为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培养出一大批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康体魄的人才，才能当此重任。因此，他希望学友会的活动能引导同学们朝这个方向前进。

1917年10月13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学友会代表大会，到会62人，讨论了各项会务。14日，又主持召开了各部部长会议。在这两天的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六项提案：第一，征集会金；第二，确定各部开演（当时术语，即指各部的活动，包括开会、演讲、研究等内容）和学生参加各部的办法，聘定各部指导教员及每周活动的次数等；第三，编制预算；第四，公布成绩，设立学生成绩展览处；第五，学友会和各部都详做工作记录，建立“纪事录”制度；第六，设立图书馆。

各部聘请指导教员，如毛泽东担任部长的教育研究部，便聘请杨昌济先生。各部每周多是活动一次，各种体育活动则一次、两次、三次不等，活动的时间一般是在课余或晚上。全校500多名学生，要求每人至少参加一个部，多的有参加三四个部的。学校当局开行政或教务会议，也吸收学生代表参加。这样高度自治的学友会，在当时的湖南是首屈一指的。毛泽东通过学友会领导全校同学参加各种有意义的课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心身可以并完”以及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和主张。

学友会蓬蓬勃勃开展着各种课余活动，不仅举办成绩展览会、自由演讲辩论会、各种专门问题学术研究会以及请名流学者演讲之类，而且还举办全校运动会，组织大家集体到湘江去游泳，组织大家参加各种球类活动等等。在南北军阀战争紧张时，学友会还领导全校学生组织警备队，保卫学校的安全。总之，在毛泽东主持学友会之后，仅仅半年之内，学校里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尤其在开展体育活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关于当时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从学友会于1918年3月6日发布的募捐公告中看出个概貌。该公告写道：

“敬启者，本会自技能会改为自进会，再改为学友会，历年以来成绩尚佳。近复蒙列位先生热心提倡，以为此乃自动主义之实施，于练习办事，研究学艺，发达同情心，公共心等，最多效益”，“自去秋以来，益求切实，扩充研习，如教育、演讲、文学（内分国文、日文、英文三组）、书法、图画、手工、音乐、拳术、剑术、架梁、蹴球、庭球、野球、竞技、泅泳，凡十五部。都有部长、干事、纠察，聘请教员分担教授。备材购物用费，以此为多。各部之外，设有本会图书馆，购集各种杂志新书，开室陈览。又设夜学一处，分为甲乙两班，自编浅俗课本，招集年长失学工人，恳切教授，并备夜学日志，逐日记载管教诸事，以资参考。图改进，乃设一种纪事录。总有文牍，部有录事，分记各种进行兴革状况。又设通俗报板，张报校之左侧，日夕启贴，以便行人就阅。凡自皆所以求自身之进修与社会之幸福。虽研习未精，绩效终寡，而其孳孳欲求有益之心，与列位先生夙愿所期，相去或尚未远也。”^[221]

毛泽东有超人的组织才能。他经常留心每个人的长处，并非常善于发现、发挥和发展每个人的长处，使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如长于文字语言的人，便分配他到文学部工作；对于教育有兴趣的人，便让他参加教育研究部。他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将学友会组织成为一个十分富有活力、办事效率很高的有机整体。

毛泽东很会办事。他办事既有计划性、条理性，又非常富于创造性；同时，办事又非常负责，非常认真，非常精细，非常踏实。

从下面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担任总务的毛泽东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精细而踏实的工作作风。

据老同学回忆，学友会的许多重要报告、文件和布告，无不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例如，为使大家认识写“纪事录”的重要性，学友会特于1917年10月14日出了这样一个布告：

前经职员会议决定作学友会纪事录，所以志现在之情形，留后日之稽考。积之既久，由简臻繁，本会历史之所存，亦即本会成绩之所存也。本会成立已阅五年，回首往事，杳不可识，决隙堪惧，而区区人事，又复以无记载而淹沦，事之可痛，孰甚于斯！故此次纪事录，前五年事迹亦当择其可忆者略为追述，藉视有关根源。第本会范围廓大，分析至十四部之外，或关精神，或属于体育。演习之时，状况不同，场所互列，欲求记载详尽，非多人分任不能。本会文牍仅有一人，自难顾及全局，加以身在局外，难悉各部内容。兹经议决，增设录事一职，每部于首次开演，由部员推定一人，担任本部一切事情之记述，庶事务缘分任而益明，记载因当局而益尽也。^[222]

这种“纪事录”制度，由于总务的督促，学友会的职员们都能认真执行。学友会的“纪事录”，不但有许多都是毛泽东亲手填写的，而且对别人记录的他还常常要加以修改和校正。从现在幸存的三本《学友会纪事录》和《夜学日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

学友会的经费有限，但毛泽东经过精打细算，仍设法挤出一部分钱来购买各种新书杂志，如《新青年》《东方杂志》《太平洋》《科学》《教育研究》等，并向教职员、同学们和校外募捐各种书籍。图书馆内设学生成绩展览处，其中最好的作品，也当作图书，永久保存。毛泽东写的文章和毛笔字，常常在成绩展览室展览，颇引参观者的注意和兴趣，并经常在留言簿上留言称赞。当时校内订有各种日报，很受人们欢迎的《通俗教育报》（一种小型报），学友会就特别订了两份，并且做一贴报板置于学校左侧的大椿桥，校内看完后第二天就贴在上面，以便夜学的学生和附近工厂的工人阅读。

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毛泽东办事的计划性、条理性和异乎寻常的创造性。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他总是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处理得清清楚楚，并提出各种富于创造性的、建设性的意见，同各部负责人仔细磋商。大家也都乐意接受他的意见，因为他的意见总是那样合情合理、切实可行，并且富有创造性。

每当学友会召开全体大会或全体职员会议时，毛泽东总是照例担任主席。同学们有时持有各种主张，常常发生激烈争论，相持不下。但毛泽东总是细心倾听各种意见，扼要概括其主要观点。在大家争论十分激烈的时候，毛泽东从不轻易表态，等到各自的观点充分阐明之后，他才综合分析，提出要点，抓住要害，做出恰当的总结。他的结论总是那样取长补短，斟酌尽善；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每一句都很准确，并切中要害。就这样，许多争论，都因他清楚透彻的剖析而得到解决，大家也都心悦诚服。

1918年上半年，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但他仍继续担任学友会的总务，照常为学友会努力工作着。刚开学不久，他便于2月19日主持召开了全体职员会议，部署了本学期的会务工作，其大体计划为：“一、各部照旧进行；二、夜学另举副主任，作一种学校形式办去；三、筹备运动会及成绩展览会；四、附于校中之报告书，发表成绩（因缺经费，停止杂志）；五、本会图书室添置图书；六、修改会章等项。”^[223]

但是，会务进行不到一个月，南方护法军与北洋军阀在湖南混战，结果南军败退到衡阳、永州一带，北洋军阀张敬尧于3月31日进占长沙，接着被委任为湖南督军，其弟张敬汤军队的旅部便随之进驻第一师范学校。于是，第一师范便“同学星散，存者不过百余，不能再行研究，本会遂与校中各事，同归停顿”。^[224]同时，又因为毛泽东将要毕业，于是他在5月10日以学友会总务的身份召集了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并将所有会务及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都移交给了审计员喻恒、皮文光^[225]和会长。关于学友会以后的工作，毛泽东特郑重提出两项建议：

一是扩充学友会的经费。为什么要扩充学友会的经费？

过去学友会的经费来源有三：一为上届移交之项；二为普通会员（同学）捐助之项；三为赞助会员（教职员）捐助之项。但是，根据现有征收会费的情况，远远不能满足学友会活动的需要，致使许多该办的事情均因缺乏经费而未能办成。因此，毛泽东强调说：

由此以观，本会竟无确可（经常较为大宗之收入），将何由举办一切会务，而收改良进步之效？即如本年，因此经费不足之故，事事止能力持撙节，而不应撙节之款，节之太甚，则惟有废弛。如本年拟行之印行杂志，加购图书，实为有益之事，亦以无钱不能举办。又如夜学，利济失学穷民，实属功德无量，竟无法使其经费独立，仅仰校款余沥进行，虽有精神，终难办好。此外更有一事，则筹备本会之独立会所，联络毕业同学，以谋全省教育之研究及发展，此事更非巨款不行。^[226]那么，如何扩充经费？毛泽东提出的具体办法是：

故愚之意，应将常年捐^[227]恢复章程所载每人（二角）原状，而以入会金之五角加倍收之为（一元），均收现洋，于每人入学时并学校证金同时缴纳，数为二元。此一元之入会金，一元之常年捐，以在校有五年之久，受本会利益如是之多，而于其初入学也，责而征之，实亦不为太过。如此，则以年招二班，班人六十，合之百有二十计算，可收二百四十元之数，又现洋也，以为常年经费，尽可大加扩充，绰乎其有余裕。而以上手移交之款、赞助会员捐助之款二项，作为筹备独立会所之用。事则面面俱全，理则并无太甚，后来君子，幸有以成之也。^[228]

二是学友会宜增设交际部。为什么要增设交际部？毛泽东陈述的理由是：

本会组织，本合肄业、毕业两部为之，载在会章，所以谋内外之连络，通新故之情素，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意甚盛也。而以本会现状而论，分部一十有五，可图与毕业生连络者无一焉，仅一教育研究部，亦不能举连络之实。似此偏重肄业生，而遗却毕业生，毕业生虽有甚爱母校之心，亦无实地表现之处。东西各国学校，师生之间，同学相互之间，感情极重，连络之心至切，连络之机会亦至多。所以，一校之设，既有毕业，则毕业者从而维持之，推广之，同学之间，虽在异地，犹能互相汲引，勉学兢业，即如美国雅礼大学，其分校及于我省^[229]，是其明证。而我国学校之情状反是，学生仅在校内有机械之关系，一经毕业，即不过问，毫无连络团结，即无由生其爱惜母校同组事业之心，此则甚为可惜者也。抑本校之地位则师范也，其须连络之情，较之其他学校犹切。教育为事，重在互相比较参观，交换其知识，而讨论其方法。本校立在省会，为全省国民教育之枢纽，诚使连络得法，研究有方，不难使全省教育焕然改观。今如第一联合中学等校，尚能组织校友会，调查毕业生，作成图表张览，一见即动其寻旧思故之心，引其向上发展之志。愚昔曾至长郡校友会，晤其干事黎君，询问办法，归而颇思仿其方法，设立交际一部，拟以此意陈之诸办事人及同学之前，因循未果。今愚等又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成而已。^[230]

1918年5月10日在学友会移交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在会后于5月29日亲手写进了“纪事录”，并郑重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学友会的会议。从他的总结、移交和两项建议中，我们会更进一步领略到毛泽东办事认真负责、严谨精细、踏踏实实、善始善终的工作作风和异乎寻常的创造精神以及卓越非凡的组织才能。

从毛泽东主持和领导学友会开始，第一师范的学生，无论在体育活动方面，还是在其他社会活动方面，在长沙的中等学校之间，常常表现得很积极、很活跃。一直到“五四”运动前后，第一师范在开展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等方面，也都比别的学校更加有声有色。这些当然都和毛泽东的领导与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毛泽东通过主持学友会的工作，初步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并初步积累了社会活动的经验；同时，也开始显露出毛泽东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所具有的各种宝贵品质和杰出的组织才能。

（二）主办工人夜学

毛泽东深受当时广为传播的“教育救国论”思想的影响。尤其在杨昌济先生的熏陶下，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并把从事教育作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件根本工作。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主持第一师范学友会工作期间，以满腔的热忱主办了工人夜学。

主办工人夜学，这是毛泽东“教育救国”思想的具体表现，也是他一贯同情和热爱工农劳苦大众的具体表现。通过主办工人夜学的实践，毛泽东开始接触到城市产业工人，和他们建立了最初的感情，并积累了联系工人阶级的初步经验。

第一师范原来在1917年上半年曾办过工人夜学，那是由教职员发起的，但没有坚持下来。这次由学友会负责主办，并决定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教育研究部来主管这件事。

关于学友会主办工人夜学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可以从保存下来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夜学日志》中看到可靠的记载。夜学日志和学友会纪事录一样，都是毛泽东倡导和力行的一种制度。关于创办夜学的意义、招生的办法、课程的安排以及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等等，夜学日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尤其在夜学刚开办的一段时间内，几乎都是毛泽东亲笔记载的，因而也特别周详。

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在1917年10月8日当选为学友会的总务和教育研究部部长以后，便立即开始筹划办工人夜学的事。

为什么要办工人夜学呢？毛泽东讲了四点理由：第一，依据我国的现状，社会的中坚力量，“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二，欧美虽在普及教育方面很有成效，但仍然设有各种夜学、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等，而中国的教育却十分落后，当然就更应该这样去做了；第三，可以作为师范高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第四，更重要的是，可借以破除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弊端，从而“疏通隔阂”，使“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

关于上述四点理由，毛泽东在《夜学日志首卷》的前言中阐述得十分清楚。

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把办工人夜学看作是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种尝试，是实施“教育救国”思想的一种尝试。他想通过办工人夜学，加强学生与工人、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从而填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鸿沟”，革除旧教育的弊端，以逐步实现他提出的宏伟设想，即将来“千百年后”“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

工人夜学的地址设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内，即利用国民学校的教室等设备，夜间上课。

当时，长沙南门外第一师范附近，有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等几家新式企业；还有粤汉铁路的武昌—长沙段和长沙—株洲段的工人，也都住在这一带。毛泽东办夜学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产业工人和一师的校内工友。

为了招收更多的工人入学，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夜学招学广告”^[231]。他怀着满腔的热忱向工人们亲切地写道：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232]

但是，夜学招学广告在街头广为张贴并函托警察分发以后，却没有人来报名。接着，再次印刷分贴，并用大张纸书写贴在通衢大道的显眼处。虽然先后两次张贴和散发广告，结果也只有9个人报名。这个情况，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于是，毛泽东便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和分析原因。

原因找到后，毛泽东于10月30日又组织了一批同学，除在通衢大道广为张贴外，大家又带着自己写的白话招学广告，深入到学校附近的工厂车间、铁道两旁以至工人的家里，左自大椿桥，右至社坛岭、天鹅塘一带，共散发了600多张，散发时并认真做了口头宣传。经过这次深入广泛的宣传和发动，果然大见成效，不到三天，报名人数达102人，截至11月7日，报名人数增至120余人。陆续要求报名的还很多，但因名额所限，只好停止报名。关于当时人们踊跃报名和渴望学习的情形，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中这样写道：

“至十月三十日，乃用白话自写自发，发时加以口说，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233]“此次报到，既极踊跃，而秩序又甚为整齐，出于意料之外。此次学生中，十三四岁小儿竟占十分之三数，有在初小读过一年及二年者。夫儿童失学如此其多，使无此夜学稍从补救，将永以废学矣。其中年失学者，前日（即11月7日——编者注）截止报名后，尚有无数要求补报者。以碍于名数不能许，而彼等固如嗷嗷之待哺也。”^[234]

11月8日晚，毛泽东召集夜学教员12人开了教务会议，决定和安排了课程设置、教员配备、授课时间及授课内容等事项。

至此，经过毛泽东和同学们一个月的精心筹备，工人夜学的一切筹备工作，总算告一段落。

11月9日晚正式开学了！六点半，天将黑，夜学教职员陆续来到国民学校，夜学学生也都前来报到。毛泽东组织工作人员热情到门口迎接工友，并把他们领进教室。接着，进行文化程度摸底测验，按照文化程度高低，分编为甲乙两个班，甲班44人，乙班41人。毛泽东将“上课说明书”所规定的分班、上课时间、教学内容、讲义、笔墨、着装等等细节向工友们做了详细解释。

为了能使工友们学习得更好，确保教学质量和健全良好的教学秩序，毛泽东随时检查教学情况并及时解决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倾听工友们的意见，随时总结教学经验和改进教学方法。经过几天的教学实践，11月14日，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上初步总结道：

“甲班上课。算术罗宗翰出席，教以算之种类、加法大略及亚拉伯字码。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学生有四人未带算盘，从小学暂借。为戒严早半时下课。管理者李端纶、萧珍元。”

“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

“本日算术，却觉过浅，学生学过归除者，令其举手，有十九人之多。此则应逐渐加深。”

“说理宜深，语言、文字出之以浅。”^[235]

毛泽东检查甲班物理课教学时，发现教员张超讲得太多，又语言过深，联系实际不够，因而学生听不懂，学习情绪有些低落。见此情形，毛泽东在物理课之后，立即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向学生阐明了学物理的好处，以稳定学生的学习情绪。在11月16日的《夜学日志》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报告：谓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明，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此亦足以引起其追求的兴味，此法大可采也。

毛泽东非常善于以自己的满腔热忱和实际行动，来感染、鼓励和团结周围的人们，同自己一道工作。在这一年冬天，尽管傅良佐和谭浩明的军队不断出入长沙，时局很不稳定，晚上又经常戒严，对工人上夜学造成很多困难；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热忱感召、严密组织和辛勤工作，全体教职员都能坚守岗位，多数学员也都能坚持学习。

12月24日，一师放寒假，工人夜学当然也随之放假。假前，为总结半年来的夜学工作，毛泽东同方维夏先生还专门召开了总结工作会议；同时，又犒劳夜学全体工作人员，特请“大餐两席”。在这次总结会议上，毛泽东和与会者商定，对夜学里那些“潜心听讲，缺席甚少学生，分三等给予奖品，以示鼓励”。

1918年2月19日，第一师范学友会又召开全体职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案，决定上半年继续开办工人夜学。

为了进一步扩大工人夜学的社会影响，毛泽东曾特向湖南的《通俗教育报》写文章投稿，其题目是《告夜学生》。这篇文章于1918年3月19日在《通俗教育报》上登出，它详细地介绍了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教学和管理的情况以及经验。

从以上办夜学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到青年毛泽东满腔热忱、高度负责的工作精神和严肃认真、细致周详的工作作风。因此，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时，夜学的学生和附近一带的许多工人都很熟悉“毛先生”，并认为“毛先生”是他们敬爱的好老师和好朋友。

总之，通过办工人夜学的实践，进一步锻炼了毛泽东社会活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开始接触到城市产业工人，并和他们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以及取得了联系工人阶级的初步经验。毫无疑问，办工人夜学这件事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最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之一，它对毛泽东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爱国反帝与反封建军阀的斗争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已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并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非凡的胆识。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五年半时间里，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年代。在国际上，欧美帝国主义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日本帝国主义却趁机加紧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步骤。在国内，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连年混战。因为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所以北洋军阀要控制湖南，想以湖南作为南进两广及云贵的基地；而南方军阀也要控制湖南，想以湖南作为北进中原的跳板。这样，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十多年中，南北各派军阀南来北去、北来南去，反复“拉锯”于湖南；打败仗者烧杀抢劫，打胜仗者同样烧杀抢劫，战祸兵灾连绵不断，使湖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曾亲身经历了南北军阀三次大的蹂躏。第一次，是袁世凯派汤芗铭来湖南做督军。这个家伙在三年之内，仅有案可查的就杀了17000余人，因而湖南人民称他为“汤屠户”。第二次，是1917年8月，段祺瑞派他的陆军次长傅良佐来湖南做督军。第三次，是1918年3月，北洋军阀张敬尧进驻长沙，并当了两年多湖南的督军兼省长。这个家伙更加专横残暴，被湖南人民咒骂为“张毒”。

第一师范的校址位于长沙南郊，在湘江畔、铁路旁，是交通要冲，校舍又是一幢很大的西式楼房，因此只要湖南有战争，这里不是被骚扰，就是被劫掠，或者成为军阀们驻重兵的场所。毛泽东读书期间，一师曾三次驻过重兵：第一次是袁世凯称帝前后，北洋军阀汤芗铭派旅长李佑文率旅部驻扎；第二次是桂系军阀谭浩明的军队驻扎；第三次是1918年3月皖系军阀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的旅部驻扎。其中，以第三次时间最久。

战祸兵灾，加上军阀的残暴统治，不断激起湖南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第一师范的教师和学生常常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而毛泽东则往往是这些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尤其在1917年至1918年，他担任学友会总务期间，更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例如下面几件事，当时曾给同学和老师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赞助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诱饵，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全文分为五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一、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二、延长旅顺、大连两港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为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以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一概不得租借或割让给第三国；五、中国政府须聘请日本人做政治、军事、财政及各方面的顾问，中日合办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等。显然，这“二十一条”是灭亡中国的条件，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在48小时内答复。而袁世凯则急于要做皇帝，想取得日本支持，便在5月9日，除第五部分“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各条全部答应，并逐条签字。

这实在是中国的奇耻大辱，举国上下无比愤慨，并将5月7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消息传到第一师范，全校师生义愤填膺，立即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日反袁运动，并迅速集资编印了《明耻篇》一书，以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这本书辑有文章七篇和一个附件。文章为：一、救国刍言；二、中日交涉之前后状况；三、已签字之中日新约及交换照会；四、请看日本前此计灭朝鲜之榜样；五、日本祸我中国数十年来之回顾；六、高丽亡国后归并日本之惨酷情形；七、越南亡国惨状略述。附件为：中日贸易出入额之比较。卷首有一师教习石润山写的《感言》。

毛泽东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在阅读时，除加了不少圈点和着重号以外，他还写了许多批语，如“此文作得好！”“说得痛快！”等等。

尤其在阅读了卷首的《感言》以后，毛泽东特地在该文的后面题词道：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

《救国刍言》亦先生作。^[236]

对“五七”国耻，毛泽东实在痛心之极，愤慨之极！于是，他便奋笔在《明耻篇》这本书的封面上又题写了这样一首明志的短诗：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237]

这些题词和题诗，充分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强烈的反帝思想和炽热的爱国感情，并充分表达了他雪耻救亡的决心和意志。

《明耻篇》刊印后，毛泽东曾广为寄赠和推荐。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说：“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238]

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曾在1915年秋冬玩弄“收揽名士”的把戏，企图以此来装潢门面。当时，黎锦熙先生刚离湘到京不久，应聘在北京教育部的教科书编纂处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风传他也被袁世凯拉了过去。毛泽东对这件事非常关心，便在1915年11月9日专门致信黎先生，劝他不要受骗上当，应赶快离开北京回湖南讲学。

后来弄清楚了是讹传，黎锦熙并没有被袁世凯所笼络；毛泽东这才如释重负，并又给黎先生驰信道歉。

袁世凯为了爬上皇帝的宝座，曾指使他的走狗爪牙，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肆进行“劝进”活动。袁世凯在湖南的走狗督军汤芗铭和劣绅叶德辉等，也组织了所谓“湖南筹安分会”，并借各种名义上“劝进书”、发“劝进电报”，同时疯狂镇压一切反袁活动。但是，随着反袁声浪的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和汤化龙也起而响应，并公开发表了一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这时，毛泽东担任学友会的文牍，他便以学友会的名义，将以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汇编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并于1915年12月12日致信萧子升，请他题写书名。

这个反袁小册子印出后，毛泽东又组织同学们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并向亲友寄赠。陈昌于1916年4月28日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239]

从1915年的夏天开始，毛泽东一直在校内外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反袁斗争活动。复辟帝制不得人心。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终于在全国一片唾骂声中死去。

2.浑身是胆

有这样一件事，至今一直被人们传颂着。这就是毛泽东曾领导全校师生，智取北洋军一个3000多人的混成旅，并全部缴了他们的枪。

1916年秋，一师奉上级指令，实施“军国民教育”，组织“学生课外志愿军”，其宗旨是“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全校编为一个营，下设两个连。由兵式操教员担任营长，连长以下职务由学生担任。毛泽东任第一连直属连部上士，除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负责传递上级命令，并担任本连一切文牍事务。

1917年11月间，北洋军阀傅良佐和桂系军阀谭浩明在湖南混战。11月15日，傅良佐已仓皇逃出长沙，而谭浩明的军队却还远在衡山、湘乡一带。这样，长沙就暂时成了一座空城，仅靠数目很少的警察维持秩序。第一师范的师生和长沙的居民一样，都担心再发生兵灾战祸，日夜惶恐不安。

11月18日午后，忽然传来这样一个消息：北洋军王汝贤部队的一个混成旅，正由株洲、湘潭一带，沿着粤汉铁路向长沙溃退，已经到了距一师只有二里多远的猴子石附近。他们知道傅良佐已经逃离长沙，但不知是否有桂军进驻，因而不敢贸然前进，正在那里徘徊，并四处窜扰附近居民。

这个消息飞速传遍了全校，几百名师生顿时陷入紧张慌乱之中。全校师生立即集中在大礼堂，学监主任方维夏向大家报告说：南郊有作战的危险，全校师生必须立即做好准备，集体转移到城东5里的阿弥岭暂时躲避，等号令马上出发。但是，过了许久，却没有听到什么出发的号令。什么原因呢？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学友会总务毛泽东极力劝阻，说学校如果空虚，溃兵就会趁机进来骚扰行劫；相反，如果积极组织起来保卫学校，倒会比离校避难要安全一些。于是学校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亲自到猴子石附近，侦察溃兵的情况。当他了解到，这些溃兵已经完全陷入了饥饿、疲劳、混乱，又不知道长沙的虚实，正在惊慌失措，犹豫徘徊，不敢贸然前进时，他认为组织力量来击退这些已经丧失战斗力的溃兵，是完全有可能的。他经过周密考虑，立即向学校提出紧急建议：组织学生志愿军去截击溃兵，并收缴他们的枪械。

当学校接受他的建议之后，毛泽东立即决定：组织学生志愿军中胆大体壮的200多人，做好马上出发的准备；同时，动员全校师生把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堵住学校的门，作为障碍物，准备作战；同时，他又带着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分局，和他们取得联络。这样，全校师生和一些警察，都归毛泽东统一指挥。(www.xing528.com)

傍晚，毛泽东率领学生志愿军拿着木枪、爆竹，分成三队，绕道分布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上，对溃兵居高临下形成包围之势；同时，他又指挥警察带着十几支真枪，扼守在学校后面的妙高峰的制高点上。

在夜色苍茫中，毛泽东先令警察放枪，接着持木枪的学生军便齐放爆竹，并高声向溃兵呼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你们被包围了，赶快缴枪吧！只要缴了枪，就可以放你们回去！”溃兵一听枪声和喊话，早已丧魂落魄慌作一团，谁也不敢抵抗，纷纷表示愿意缴枪。毛泽东便派人和他们交涉，把部队带到第一师范的前坪。然后，毛泽东喝令他们放下武器，又喊令让他们全体后退十几步；溃兵3000多人，都照毛泽东的口令做了。于是，全校师生几百人一齐动手，大家抬的抬、扛的扛，枪支弹药堆满了学校的大礼堂。

当晚，溃军就在学校的前坪露宿。第二天早上，湖南省商会筹集了一笔银圆（商人很害怕溃军进城抢劫），每人4块，分发给了溃军官兵。接着，就用火车把他们都送往武汉去了。

一个3000多人的全副武装的北洋军混成旅，就这样被手无寸铁的学生解决了。因此，第一师范和整个长沙都避免了一场兵灾。事后，全校师生都纷纷议论说：“毛泽东浑身都是胆！”^[240]

毛泽东领导的这次军事行动，绝不是盲目冒险，而是基于对溃军情况的实际侦察和正确判断；他是胸有成竹，谋定而后动。当时，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归，只得困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241]

对毛泽东来说，这无疑是第一次成功的军事尝试。所以，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他还风趣地说：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242]

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充分表现出毛泽东过人的胆识和谋略。

总之，毛泽东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给湖南人民以至整个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因此，他积极投入了当时反日、反袁和反军阀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他的政治思想日益发展，他的革命能力逐步提高，从而为未来迎接新的更大的革命风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四）创立新民学会

在主持学友会和主办工人夜学的社会活动中，毛泽东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然而这些并不是他在学生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毛泽东在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创立了一个坚强的、严密的、具有革命精神的团体——新民学会。这个学会，后来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创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一个伟大创举。

从1913年春至1918年夏，在师范学习的五年半中，毛泽东亲眼看到了帝国主义是如何加紧侵略和灭亡中国的，又亲眼看到了封建军阀、反动官僚和地主阶级是如何肆意残杀、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243]因此，青年毛泽东的心一刻也无法平静，他不能不经常考虑和研究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和解除人民痛苦的根本道路和方法。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自1916年9月起，改名《新青年》），毛泽东立即成为极热心的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除上课、读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这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宣传新文化的一派先进人物，一时便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崇拜的楷模，从而抛弃了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时，他深深感到，中国确实需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等各方面，进行根本改造、彻底改造。这样，毛泽东的思想，便由早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观念，逐渐发展和进入到必须用彻底革命的手段来根本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观念。这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愈来愈意识到，要求得更多的有益的学问和做一番根本改造国家和社会的伟大事业，除了自己从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外，还必须要结合更多的同志来共同奋斗。他感到要彻底改造中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绝不是三年五载所能完成的，更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得到的；一定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团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坚定不移，努力奋斗，经过长久的时间，才能有所成效。

这样志同道合的人，到哪里去找呢？光靠在第一师范里找，当然不行；光靠在长沙一个城市里找也还不行；必定要由近及远，在一师找，在长沙找，在湖南找，在全国找。

毛泽东认为，找志同道合的人，结成牢固的革命团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和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于这件事，他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从找朋友入手。

1915年暑假后，毛泽东向长沙各校发了一则《征友启事》。启事是他自己刻蜡版油印的，七八百字，内容大意是：愿意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结为朋友，愿意和那些不怕艰苦、不怕困难，能够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志士通信联络。萧三记得启事中有一句话是“效嘤鸣之求，步将伯之呼”^[244]，以表示迫切求友的心情。启事的署名是“二十八画生”；通信地址是“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小陈章甫转交”；在邮寄启事的信封上还写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这个《征友启事》，毛泽东不仅将它寄往长沙的各个学校，而且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和照壁上也贴了出来，并在报纸上也登了出来。

但是，毛泽东这样的行为，当时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有一些头脑守旧的校长，觉得“二十八画生”一定是个怪人，征友是不怀好意，于是把启事没收了，不准张贴。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姓马的校长，竟然认为这个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谈恋爱的。他按照启事上写的通信地址亲自去一师附小找到了陈章甫，又亲自去第一师范找到校长，打听“二十八画生”究竟是个什么人。他从陈章甫和一师校长那里打听到“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但毛泽东并不是什么怪人，而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全校师生都很尊敬的一个人，这才解除了他心中的疑团。

关于当时毛泽东求友的迫切心情以及《征友启事》发出后得到回应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材料中约略了解一个概貌。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245]，至今数日，应者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246]接着，在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又致信黎锦熙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247]许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又回忆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又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听了我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248]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当时“求友之心甚热”“甚炽”，就是说求友之心十分迫切，然而“应者甚寡”，只有“三个半人”或五六个人。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感到高兴和快慰。

罗章龙是最早响应毛泽东《征友启事》的一个人，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九一五年我在校会客室^[249]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很像润之后来写诗词的字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从内容看出，启事是经过考虑的，不是随便写的。看了启事，我觉得在当年，这是一种不平凡的举动。”“按着启事的内容、地址，我写了一封古典文的信。信的大意是：看见启事后非常感动，希望能见面，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们谈谈。信末署名纵宇一郎。”“我的信从邮局发出后的三四天，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回信。他在信里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意思是说，发出的启事得到了回音，心里很高兴。信里约好星期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来时手持报纸为记。”后来，毛泽东和罗章龙都按时赴约，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临分手时，毛泽东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250]此后，毛泽东和罗章龙便经常来往，在一起谈时事、谈政治、谈学习、谈思想，互相询问读些什么书、有什么收获和体会等等，每次都谈得很详细、很恳切。后来，日子久了，谈得次数多了，就互相交换着看日记和读书笔记，谈得也就更坦率、更深远了。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毛泽东终于在自己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主要有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瓒、陈昌、萧子升、萧子暲、邹彝鼎、陈书农等十来个人。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一些是长沙各中小学的青年教师。这是一批有朝气、有理想的人，是一批“实意做事，真心求学”的人。他们多数是来自农村家庭比较贫苦的青年，深知人民的痛苦，和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有的人自己就经常参加劳动。他们勇于反抗旧世界，热烈追求新思想，都决心为彻底改造中国和世界而努力奋斗。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形成后来的一个学会（即新民学会——斯诺注）的核心，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和城内楚怡小学（萧子升在此任教）成为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经过两年多的充分讨论酝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都深感有进一步成立一个坚强的严密的革命团体的需要，于是新民学会便应运而生了。毛泽东回忆说：

我同住在其他城镇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十到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251]

关于新民学会发起的原因和经过，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写得十分清楚：

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1917年——编者注）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252]

关于当时成立新民学会的具体情况，萧三曾在日记中有确切的记载。

1918年3月，毛泽东先起草了新民学会章程第一稿，发给有关人员传阅，并征求修改意见。萧三在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兄^[253]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会云。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毛泽东根据大家的修改意见，又草拟了新民学会章程第二稿。萧三在4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接二兄手书，力主予出洋。付来润之所重草新学会简章。”

筹备工作完成后，毛泽东通知萧三开会。萧三在4月13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日子。在第一师范湘江的对岸，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家里，新民学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即成立会议。萧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新民学会今日成立。开成立会于对河潆湾寺侧刘家台子蔡君林彬寓。到会者：二兄及余、何叔衡、陈赞周、毛润之、邹彝鼎、张昆弟、蔡林彬、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名弟）、叶兆祯（以上皆第一师范同学）、罗璈阶（长郡中学毕业）诸君。未及到者：陈章甫、熊焜甫、周世钊、罗学瓒、李和笙、曾以鲁、傅昌钰（现在日本东京高工）、彭道良诸君。以上皆基本会员。^[254]是日议决简章，选举职员，写会友录等事。关于本会之规律，所定者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此项余所主张加入者）；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章俟后录。职员：二兄被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蔡君家备午饭。自上午十一时到齐，议事至下午五时后始闭会。一同渡河归校，惟罗君他去。二兄及蔡君晚饭于此。二兄亦去。蔡君宿此。^[255]

关于讨论和通过新民学会会章的情况，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记载道：

通过会章。会章系鼎承^[256]、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动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新民学会。

第二条　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第三条　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本会会员须守左^[257]之各规律：

一、不虚伪；

二、不懒惰；

三、不浪费；

四、不赌博；

五、不狎妓。

第五条　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

第六条　本会设总干事一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助总干事分理会务；任期三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

第七条　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并得召集临时会。

第八条　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入会费银一元，每年纳常年费银一元；遇有特别支出，并得由公决征集临时费。

第九条　本会设于长沙。

第十条　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违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

第十一条　本简章有不适用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258]

在成立会上，表决通过了会章，并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还讨论了会友出省出国诸问题。是日“天气晴朗，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259]。

从会章规定的宗旨看，强调“革新学术”“砥砺品行”（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模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会友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也明显地说明了杨昌济先生的思想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但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很快就突破了会章最初规定的宗旨。3个月后，即7月26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一封长信谈会务问题。蔡和森则在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蔡和森向毛泽东还明确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蔡和森在信中还批评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260]这就是说，蔡和森、毛泽东和他的会友们，现在要彻底抛弃杨昌济老师一贯倡导的“潜心学术”“教育救国”的道路，而决心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准备叱咤风云了。

萧子升虽被推举为总干事，但不久即赴法国勤工俭学，所以新民学会的会务，实际上一直是毛泽东主持的。

新民学会的成立，表明一个坚强的、严密的、朝气蓬勃的新型革命团体，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在改造国家和社会问题上，开始由理论探讨进入到社会实践，即组织革命团体。此后，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一直领导着新民学会搏击在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惊涛骇浪之中。

毛泽东主张，新民学会的会员“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怎样“向外发展”？他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

因此，新民学会成立后，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员出省或出国留学的问题。

首先，新民学会决定派罗章龙等人到日本去留学。临行前，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举行聚餐，为他们饯行。毛泽东还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一首七言古诗，赠送给罗章龙。

然而，罗章龙离湖南到上海后，恰好碰上5月7日（1915年日本政府关于“二十一条”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日子，即“五七”国耻纪念日），日本政府在东京令警察侮辱、殴打中国的爱国留学生，并迫使他们回国。因此，罗章龙没有去成日本，便转赴北京大学读书。

接着，新民学会又组织和发动大批会员前往法国实行勤工俭学，或到南洋以及其他各地做事。

毛泽东还主张，新民学会应该建设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261]并有一个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62]因此，新民学会在成立以后三年多的革命实践中，曾多次开会讨论和修改会章，从而使学会的指导思想、领导机构和学会的工作作风日益发展、充实和完善，并使学会成为一个旗帜鲜明、方向正确、组织严密和坚强成熟的真正革命团体。

1919年11月16日，学会在长沙周南女校召开会议，感于以前的会章太简略，经过讨论，增设了评议、执行两个部，执行部下面又设有学校、编辑、女子、留学各部，并选举了有关的工作人员。

1920年5月8日，旅沪会友12人，在上海半淞园开会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但是，这次送别会，实际上完全变成了一个新民学会的会务讨论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这次会议决定了许多重要事情，是新民学会在发展过程中又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有详细记载，其大要如下：

（1）关于“学会态度”，即学会应采取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会议定为“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毛泽东后来解释说：“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他在致欧阳泽的信中又解释说：“半淞园会议，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二分赞成，兄也是赞成的一个，长沙同人，亦同此意。弟以为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毛泽东向来主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注重打基础，坚决反对那种吹吹打打、招摇过市、不务实际、空图虚名的轻浮作风。在致欧阳泽的这封信中，他还形象地打比喻说：“弟意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弟见好些团体，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263]

（2）关于“学术研究”。大家都感到会友在学术方面缺乏“深切的研究”，因此都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3）关于“发刊会报”。与会者都认为“会友相互间应有一种联络通气的东西，则会报甚为要紧，主张急切出版，但为非卖品，除相知师友外，不送与会外之人”。会议还决定在上海发刊，并推陈赞周负责征集在法国会友的文稿，毛泽东负责在上海付印。“后因湘事解决，会友归湘，遂缓发刊”。

（4）关于“新会友入会”。与会者都认为“介绍新会友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与同人无益，即与新会友亦无益”。所以会议决定今后介绍新会友入会，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后来长沙会议又决定将“奋斗”与“服从真理”合并为“向上”）。会议规定的入会手续是：（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

（5）关于“会友态度”。与会者认为：“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痛苦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诫；宜努力求学。”简单说，就是会友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取“互助”“互勉”的态度。

（6）关于“设分会”问题。有人提议在会友较多的地方可以设立分会。但经过讨论，认为“无设立的必要”，因为设分会“有分散会友团结力之嫌”。如巴黎等会友较多的地方，可以定期会聚在一起举行学术谈话会。

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会聚蒙达尼开会讨论，提议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接信后立即回信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接着，为了统一国内会员对学会方针的认识，1921年初在长沙召开的“新年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经大家反复认真地讨论，一致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指导方针。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工神圣”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在长沙举行的“新年大会”，标志着新民学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团体了。因此，这次会议在新民学会的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在后面将有专题论述。这里仅就“新年大会”通过的两个问题叙述如下：

（1）关于“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问题：

多数人主张应把会章修改得简略一些。怎样进行修改？毛泽东主张先推定起草员，草定后先由长沙方面会友开会表决，再征求巴黎及各地会友的同意。与会者决定：委托职员起草。

至于会费的添筹问题，主要是为了印刷会务报告和会员通信集，决定每年加收会费一元。

（2）关于“新会友入会条件及手续并出会”问题：

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即为会友的信条）：（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

新会友入会的手续：（一）五人介绍；（二）通告全体会员（省去由评议部通过，因为有人主张不再设评议部）。

会员出会问题：因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质上非会员的，所以决定：（一）在会务报告内登一启事（见下）；（二）会友录里不列名；（三）开会时不约。通过的启事如下：

敬启者：

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启。十年一月二日^[264]

新民学会和当时其他许多进步的社会团体比较起来，有哪些优点呢？毛泽东认为主要是：“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不依赖旧势力”。这些优点，可以说是新民学会在成立后三年多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优良会风。因为“不标榜”，所以多数会友彼此间很少面誉，“言必及义”，自谦和勉励的话总较多于高兴和得意的话。因为“不张扬”，所以学会于存在的三年中，除了少数相知的朋友外，社会上并不大知道新民学会的名字。因为“不求急效”，会友无论求学做事，都认为目前只是“打基础”，结果都在将来；要将来结得果好，结得果大，就应该现在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因为“不依赖旧势力”，所以会友们都认为学会本身是创造的，而不是因袭的；会友各人现在或将来所从事的各种事业，也都是创造的，而不是因袭的。因此，学会从来没有和社会上旧势力发生过关系，也从来没有邀请过旧势力的人入会。

同时，毛泽东认为，新民学会的会员还有几个特点，或者说是几个优点。这就是：第一，头脑清新。多数会友没有陈腐气，感觉敏锐，能及时容纳新思想。第二，富于奋斗精神。多数会友都能努力奋斗，联合好人，做成好事；排斥恶人，消减恶事；并能积极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第三，互助及牺牲精神。会友间多数都能做到互勉、互助，并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

当然，新民学会也有不少缺点。毛泽东认为主要是：第一，“学术根浅柢薄”。会友大多数是中等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升学或毕业在专门以上学校的，只有极少数，因此其学术根柢自然十分浅薄。第二，“思想及行为幼稚”。第三，“一部分会友做事多于求学”。会友在目前本不是全力做事的时代，应着重求学和提高自己，但有一部分会友却已在专门做事了，这就未免牺牲太大了。第四，“一部分会友间，尚无亲切之联络与了解”。“此点颇失学会精神”，以后宜设法增进其相互联络与了解。

那时，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传统观念仍然支配着整个社会，但是，新民学会却在这种封建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吸收了约占总数四分之一的女会友。向警予、蔡畅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毛泽东对那些思想解放、勇于投入改造社会斗争的女青年，总是予以积极支持和热情鼓励。1919年11月16日，吸收周南女校劳君展等四位女青年入会时，他亲自主持了欢迎入会仪式，会后还合影留念。

新民学会的会员，后来发展到七八十人^[265]，分布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国内如长沙、北京、上海、汉口、南京；国外如法国、日本、南洋等地。他们或者求学，或者做事，大都朝气蓬勃，努力向上。毛泽东则坐镇长沙主持会务，同他们都保持着密切的组织联系。他们之间经常书来信往，频繁地交换意见，或者探讨革命真理，或者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问题。

后来，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真正的“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战士，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骨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像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蔡畅、夏曦、郭亮、谢觉哉、萧子暲、李维汉等，都是光辉的代表。尤其是新民学会的发起者毛泽东，后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只有熊梦飞等极少数人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和多数新民学会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革命”的萧子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学会则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而宣告光荣结束。

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正式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宣告结束，历时三年多。新民学会成立和活动的时间，恰好是“五四”运动前后，即中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因而在它身上也就自然会反映出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新民学会成立后，在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立即投入了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洪流之中。在政治上，新民学会领导了湖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依靠群众力量发动了“驱张运动”，把军阀张敬尧赶出湖南。这在全国各省是唯一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些充分显示了新民学会在湖南革命中所起的核心领导作用。在组织上，他们把在政治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紧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或吸收其加入新民学会，或吸收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而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干部基础。在思想建设上，他们通过出版《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创办文化书社、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等，从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到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两件事：（一）在1921年“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员进行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建党问题的讨论；（二）在1921年“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鉴于会员分布在国内外各地，为了能使会员了解会务进行情况，相互交流思想，统一对革命问题的认识，他倡导并亲自主编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共三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共两号），印刷给会员每人各一套。《会务报告》主要记述了新民学会的会务和活动进行的情况以及一些重要会议的内容，其中第二号详细记述了1921年长沙“新年大会”的实况；《会员通信集》是“会员抒发所见，相与扬榷讨论的场所”，主要选编了“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的会员之间的来往信件，其中第三集，主要选编了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关于讨论中国革命道路和建党问题的来往信件。这些《会务报告》和《会员通信集》，毫无疑问，对于新民学会的会员认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两件事，更是直接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做了重要准备。

这样，新民学会经过三年的发展，到1921年“新年大会”前后，就发生了质的飞跃，由原来的“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团体，发展成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团体。所以，这时候的新民学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团体了，并在实际上已经肩负着和正在出色地完成着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光荣历史任务。这就是说，新民学会曾是湖南共产党的前身，或如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对萧三说的，在湖南“新民学会起过联共党小组的作用”。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社团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成立的。而新民学会却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就成立了，并早在1915年就开始酝酿了。新民学会的宗旨明确，组织严密，会风也“潜在”、扎实。所以完全可以说，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组织最严密、会风最扎实、战斗力最强的革命团体之一。因此，新民学会的存在和发展，后来对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从而圆满地结束了他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学习生活。

1925年秋，毛泽东曾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词，来回顾这五年半不平凡的峥嵘岁月。他写道：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