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探求救国救民之道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了五年半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因为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所以他有自己一整套独特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即非常富有创造性。

（一）理想·朝气·奋斗

毛泽东向来主张读书要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他所以要考入师范学校继续读书，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探求彻底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根本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师范学校五年半的读书生活，自然就极不平凡，充满了朝气和激情。

当时，他常说：有的人读书看起来是努力的、用功的，但目的却只是为了自己的穿衣和吃饭，为了自己的小家庭，为了谋取个人的功名利禄，这是最没有出息的人。例如，当时有的同学喜欢在寝室里谈论个人和家庭生活琐事，有的同学喜欢谈论男女之间的问题，还有的同学流露出羡慕升官发财的情绪。毛泽东总是引导大家要关心国家和世界的大事，应少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小事，并和同学们相互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恋爱及色情的话；否则，即不能做朋友。有一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原来约定是要讨论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还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他的佣人找来，为着买一块肉的小事，他絮絮叨叨吩咐了老半天。毛泽东对这件事非常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自己的朋友，以后就再也不同他来往了。毛泽东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是如此严重，青年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求学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哪里有闲情谈论私人琐事及男女之间的问题呢？他说：我和我的朋友只乐意谈论大事，即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关于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形成后来的一个学会^[115]的核心，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116]

从这段回忆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以及他周围同学们当时不平凡的思想状态和极为高尚的精神风貌。他们确实都完全脱离了庸人的低级趣味，是一批真正的未来的民族精英和国家栋梁！

毛泽东本来是抱着彻底救国救民和根本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理想来到师范学校继续读书的，而通过几年勤奋刻苦的学习，又进一步充实和坚定了他的奋斗目标和伟大理想。他在《讲堂录》（即课堂笔记）中这样写道：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就必须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就必须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在《讲堂录》中又这样写道：

“修身。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也。”

“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就必须脚踏实地，努力储才蓄能，从而使自己确实具有真才实学，将来才能担当重任。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又继续这样写道：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

毛泽东深深地知道，要彻底救国救民，要根本改变中国和世界的面貌，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有千千万万具有真才实学的“奇杰”与之共同奋斗。因此，1915年6月25日，他在致湘生的信中勉励同学们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117]这就是说，毛泽东勉励和希望同学们都能成为“奇杰”，将来他们一起携手并肩，为完成救国救民和根本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

（二）“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

毛泽东在一师继续读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探求彻底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寻找根本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革命道路。因此，他把学习的重点当然放在社会科学方面。他说：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118]

但社会科学的范围很广，究竟学什么？怎么学？

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大体上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15年以前为前期，1916年以后为后期。所以有前后期之分，这主要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在前期，主要攻读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典籍，即所谓“国学”，依课程门类说，重点学习国文、历史、修身、地理等；在后期，则把学习的重点逐步转移到研究哲学和伦理学，同时则更加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并扩大了社会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但是，无论前期或后期，毛泽东都紧紧围绕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这个中心主题来进行，这一点则始终都是非常明确的。

在前期，毛泽东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宋元明清思想家的主要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诗文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许多重要省志、县志，他都认真地阅读和研究。在这个时期，除了必要的上课之外，毛泽东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都用来研读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典籍。

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和精通“国学”，并一度曾打算离开学校，寻找一个“深山幽泉”之地，来专门攻读古籍。后来，毛泽东虽然在黎锦熙先生的劝告下，放弃了这个想法，留在学校继续读书，但他仍然认为“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119]。

我们现在还可以从下面这封信中看到毛泽东当年大力攻读古代传统文化典籍的一些情况。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这样写道：

右^[120]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121]

当然，毛泽东在师范学校期间，不可能读完这么多的经、史、子、集。但是，从开列的这张书单中，我们却直接看到了毛泽东当年攻读古籍的宏伟规划，同时也直接感受到了毛泽东要精通“国学”的坚定决心。

毛泽东通过五年半的广泛涉猎和刻苦攻读，奠定了他对“国学”的坚实基础。从少年和青年时期养成的嗜读古书的习惯，后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直躬行不废。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特意购置了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和收辑古籍比较齐全的《四部备要》，放在身边经常阅读。此外，毛泽东还阅读或浏览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这样，通过长期的积累，毛泽东自然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就非常了解和熟悉。

毛泽东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渊博知识，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曾经发挥过极其巨大的作用。通观已经出版的所有毛泽东的著作，随处都可以看到“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诗词曲赋、历史小说等等古书的影子或痕迹。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汲取不尽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郑重地向全党指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2]

我们有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我们应当热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以指导和推动当前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是我们学习的极好榜样；在另一方面，这也是毛泽东所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我们能注意学习和研究毛泽东事业成功的历史经验，那么必将终生受益无穷。

（三）喜爱哲学

从1916年开始，毛泽东将学习的重点逐渐转向哲学和伦理学。

杨昌济先生经常说“不懂哲学的人便很庸俗”。受杨先生的影响，毛泽东对学习哲学一直十分重视。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精心研读了许多中外哲学书籍，像谭嗣同的《仁学》、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等等。经过几年刻苦钻研，毛泽东在哲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并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

早在1915年4月，毛泽东就经常到芋园向杨昌济、黎锦熙请教。在此期间，他与蔡和森、陈昌、萧子升、萧子暲、熊光楚等还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经常请杨昌济先生做指导，并定期对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进行讨论。

毛泽东学习哲学和伦理学是非常认真的。像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是一本不容易找到的好书，毛泽东就把它借来，一字不漏地把整本书全部抄录下来。罗学瓒曾借阅过毛泽东的这个手抄本，他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史》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西洋伦理学思想虽各人异趣，然有系统可寻，且进化之迹昭昭可数，不若我国之东鳞西爪，陈陈相因也。”

这本《西洋伦理学史》究竟多少字，我们没有查到资料。但罗学瓒说“手录七本”，又说他从旧历六月底（约公历8月10日前后），一直到9月26日才“阅毕”，读了将近50天。可见这本书绝不会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而一定是一本相当厚的大部头学术专著了。把一本很厚的学术专著，一字不漏、工工整整地全部抄录下来，这件事本身就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当年在学习哲学和伦理学方面下了多么大的苦功！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留下来的有关学习和研究哲学、伦理学的资料，主要是三篇：（1）1917年4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的《体育之研究》；（2）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先生的信；（3）1917年至1918年写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以下简称《批注》）。

关于《体育之研究》，后面将有专题论述。下面主要从《批注》一文，来看看毛泽东当时的哲学思想以及他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一些基本情况。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其哲学观点是心物二元论。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于1913年出版，约10万字。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在一师教授伦理学时，曾以此书做教材。

毛泽东在听课和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写了大量的批注。在这本仅约10万字的书上，毛泽东就批注了12000多字。全书几乎逐字逐句都用墨笔和红笔加以圈、点，或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各种符号。批语是用毛笔写的工工整整的行楷字，有的写在书的上下空白处，有的写在行距之间；最小的字像7号铅字，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5900多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结合书中的论述来阐发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见解；少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或否定语以及章、节、段的提要。凡原著中他认为比较精辟的地方，总是浓圈密点，甚至圈上加圈、点上加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段可谓发挥尽致”“至真之理，至澈之言”“吾前所论与此立意全然相同”“此节议论透彻之至”“此章说得最好”等语；但对书中那些他认为不确切或错误的地方，就批上“诚不然”“此不然”“殊未必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予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此处吾又有不然之意见”等语。其中，有许多批语常常联系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或紧密结合着“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社会现实。总之，这些批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能力，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执着追求救国救民真理和锐意改造国家与社会的革命精神。

当时，多数同学对哲学和伦理学不感兴趣，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专心听讲，潜心钻研。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研读时常以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的学说，与之仔细比较，综合分析，常有独到的新鲜见解，深为杨先生和同学们所赞扬。他还根据书中的某些论点和自己的学习心得，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先生十分赞赏，给他打了100分。

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我们可以看作是毛泽东留下来的第一本“哲学笔记”。它既是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珍贵资料，又是研究毛泽东治学经验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中外读书史上的一大奇观！

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他1921年前后在长沙清水塘领导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时，还常常摆在办公桌上，后来被一师的同学杨韶华借去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韶华趁周世钊应邀赴北京之便，才托他奉还给毛泽东。归还时，杨韶华在该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乘周元（即周世钊——笔者注）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

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杨韶华识

周世钊转交后，毛泽东高兴地翻看了自己写在书中的批语，然后微笑着说：

“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

“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123]

毛泽东贯穿于《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基本哲学观点是心物二元论。但是，在这个时期，青年毛泽东在辩证法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天地盖惟有动而已”^[124]的哲学主张。这就是说，青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已经明确地树立起“主变”的哲学思想体系，即辩证法的宇宙观。

用“动”的观点（即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观察当时中国的社会，毛泽东的结论是：

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125]

从以上这段引语来看，青年毛泽东的辩证法已经相当彻底了，距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已经不是太遥远了，它已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打开了通路并架好了桥梁。

同时，从以上这段引语里，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充满了根本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革命激情，并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虽然这时候毛泽东对“改变之事如何进行”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有一点却是非常清楚的：无论中国或世界，都“必须再造之”，都必须经过“生死成毁”的根本变化，才能得到新生。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毁灭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毁灭旧中国，建立新中国，这是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是整个宇宙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毛泽东热烈地盼望着“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毁灭旧中国而得新中国！

总之，必须经过“生死成毁”的根本变化，中国和世界才能得到新生，这是毛泽东早期辩证法思想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也是毛泽东早期思想中一个极其光辉的观点。

青年毛泽东在哲学方面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向人们预示着：一位朝气蓬勃、严肃思考的辩证法大师，一位气魄非凡、改天换地的哲学巨人，不久将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根本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革命道路，青年毛泽东在哲学领域里辛勤耕耘和独立思考的感人情景。尽管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脑海里还有许多唯心主义观点，辩证法也是自发的、朴素的而不是自觉的，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奠定了哲学理论的坚实基础，培养了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浓厚兴趣，并为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开了通路和架好了桥梁。

后来，毛泽东终生酷爱哲学，研究哲学。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升华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高度，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光辉的哲学著作，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毛泽东的这些光辉哲学著作，曾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极其伟大的指导作用，今后它还将继续不断地造福于中国人民以至整个人类。

（四）“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青年毛泽东十分赞赏孔门弟子“安贫乐道”、奋发图强的艰苦奋斗精神。他认为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不畏劳苦、克服困难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他在《讲堂录》中曾这样写道：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126]

第一师范的学生多数出身贫寒家庭，平日的生活就比较艰苦朴素，而毛泽东在艰苦朴素方面，又是全校闻名的。

毛泽东从来不乱花一文钱，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总共花了160块钱，其中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也多是买了书籍和杂志。他在长沙读书五六年，从来没有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唯一例外的是到长沙火宫殿买过臭豆腐。这件事给他的印象很深，新中国成立后回到长沙时还专门点名要吃火宫殿的臭豆腐，并风趣地说：“火宫殿臭豆腐很好吃，它有三个特点：闻得很臭，看得很脏，吃得很香！”

学校的星期天照例放假，学生外出回来赶不上开饭时间的，按规定可以补餐。一般同学不愿意吃剩下来的冷菜冷饭，常常是几个人邀会在一起炒菜热饭，然后再吃。而毛泽东却例外，他总是一个人打点冷饭冷菜，单独坐在一旁，悄悄吃罢就走了。

毛泽东的衣着向来很朴素。初入四师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在一师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唯一的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就是那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季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常跟他开玩笑说：“毛泽东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

毛泽东刚考入四师时，因为学校是新办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当时，同学们常聚在一起议论这些问题。有的埋怨学校没有图书馆和缺乏教学仪器设备，有的埋怨宿舍太拥挤，有的则埋怨伙食太差，唯独毛泽东从不参加这些议论。有一次，他还对周围几个同学说：学习当然需要适当的条件，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刻苦努力。假如自己没有努力学习的决心，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没有克服困难的毅力，纵然学校设备再好，学习条件再优越，也还是学不到多少东西。古代不是有“囊萤”^[127]“映雪”^[128]一类读书的故事吗？只要有他们那种刻苦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条件再差，也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这里有房屋住，有教师讲课，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学习条件，目前主要就是看我们自己如何努力了。如果只是埋怨学习条件差，要等到学习条件好了再去努力学习，那就会白白地浪费掉很多宝贵的时间。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养成的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后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升华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种生活方式和工作作风，既是毛泽东个人的优良品德，也是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是每个革命者战胜困难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奋发踔厉，读书不休”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学习非常勤奋，非常刻苦，时间也安排得特别紧凑。1916年7月25日，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在校颇有奋发踔厉之概，从早至晚，读书不休。”^[129]

毛泽东每天起床特别早，做完冷水浴或其他运动之后，就迅速走进教室自习。这时，教室内还往往辨不清字迹，他就站在窗户旁边借着外边射进来的熹微晨光，朗读他所喜欢的文章或者英语。上课时，他在课堂里总是端坐静听或聚精会神地钻研他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从不东倒西歪、无精打采或心猿意马、胡思乱想。午饭后或课间休息，他常到阅览室阅读报纸。晚饭后外出散步时，他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读书心得或时事问题，这就算是他白天唯一的休息时间了。

在晚上的自习时间，他便聚精会神地复习各门功课或潜心钻研他喜欢的国文、历史、地理、哲学和伦理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熄灯以后，他还常常到学校的茶炉室或走廊里，借着那里的灯光看书学习。有段时间，他曾自备一盏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寝室的床上看书，常常忘记了睡眠。

1915年冬，在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曾详细叙述了自己当时每天的日程安排，即所谓“五段课程”：

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后以一时运动。所谓五段者如此。^[130]

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读书和思考问题的本领，他有时一个人到第一师范后山的妙高峰上看书，叫作“静中求学”；有时又故意到车水马龙和人声嘈杂的长沙城门口去读书，叫作“闹中求静”。

寒假或暑假期间，无论回韶山或留在长沙，毛泽东都孜孜不倦地日夜攻读。例如，1915年暑假，他同陈昌等同学一起寄居在浏阳门芋园内，一方面向杨昌济、黎锦熙先生就近请教，一方面日夜孜孜苦读。他在8月3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今者烈曦正耀，倦读滋苦，城邑地非泉石，冲嚣豗溷，更有不堪，弟之所寓，不过较他处差胜耳。^[131]

长沙是全国著名的“火炉”之一，暑天的炎热可想而知。但毛泽东不怕“烈曦正耀”“冲嚣豗溷”，只知每天“奋发踔厉，读书不休”。毛泽东就是这样，勤奋好学，持之以恒。

为了更好地勉励自己，毛泽东还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六）以自修为主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度过了半年“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之后，对自修的好处当然深有体会。因此，在考入师范学校以后，他的学习生活仍然坚持以自修为主。

虽然湖南第一师范在当时还算是一所办得比较好的学校，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极不满意那种旧式的教育制度，认为它太机械，太死板，使学生太受拘束，因而大大压抑和束缚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的教育制度，当然和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以及高度自觉的学习精神发生了严重的矛盾。

第一师范设置了30多门课程，内容繁杂，主次不分，学与用脱节，教学方法又是注入式的。因此，常常把学生累得疲于奔命，然而对所学的许多课程却往往是一知半解。所以，毛泽东把学校设置的这些繁杂课程比作“杂货摊”，并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深刻批判了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他写道：

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之，厚赏以诱之。嗟呼，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132]

1915年11月9日，在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毛泽东也曾流露出对学校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情绪。他说：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133]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134]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135]

信中的激烈之词，并不是一时的愤激之情，而是他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伟大目标、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当时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大概也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后，他曾产生过强烈的退学的想法。有一天早晨，他对同班同学周世钊说：昨晚我几乎退了学，我到校长室门口去了三次，想要求退学，后来又转念一想，读书总得有个地方，各地学校的情况也都差不多，于是又退了回来。

因此，毛泽东所以要留在学校继续学习，主要是为了利用学校的各种有利条件，以自修为主，发愤读书，以达到自己真正的求学目的，借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

所以，毛泽东虽然形式上是在学校读书，但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坚持着自己制订的一套读书计划。除少数几门课程，像杨昌济先生的修身课和袁吉六先生的国文课之外，其余一般浮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或他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有时应付差事了事，有时则根本不去上课，而专心致志按照计划攻读自己选择的书。

关于学习的内容，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把读书的重点放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对国文、历史、地理、哲学、伦理学等课程，除认真听讲、详细笔记以外，还常到图书馆借阅大量的课外书籍，因此他和图书馆的管理员熊光楚成了好朋友。

关于学习方法，毛泽东主张“博”和“专”相结合，博览群书和重点攻读相结合。1915年6月25日，他在给湘生的信中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136]因此，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读书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许多书，他都想方设法借来阅读；但他读书又严格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在一个时期内，他总是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来读书，即紧紧围绕一个中心，来专门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例如，有一个时期，毛泽东专门研究中国的历史，他便把中国的历史书，无论新的还是旧的都找了来，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和研究。这样，他学到的知识就既是广泛的，又是系统的，也是深刻的。

毛泽东十分珍惜时间，可以说是分秒必争。因此，许多著名的典籍，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韩昌黎诗文全集》《昭明文选》《读史方舆纪要》等等，大部分都是利用课外时间读完的。

这样，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毛泽东终于打下了终生学问的坚实基础。就以写文章为例，当毛泽东考入师范时，文章已经写得相当好了，但他从不自满，继续持之以恒勤学苦练。除认真完成每周一次的作文外，还经常抓紧课外时间练习写作，尤其注重练写思想明确、章法完整、短小精悍的短文。这样，又经过几年勤学苦练，毛泽东无论短文、长文、古文、白话文，都写得很好，尤其议论文写得更为出色，深为老师和同学们所叹服。他的作文常被老师批上“传观”，陈列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供全校师生欣赏。从目前发现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留下来的各种手迹来看，无不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说理充分，又十分富于文采。简直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位非常善于写文章的能手了。再以诗词来说。毛泽东十分喜爱古典诗词，许多名诗名词他都能背诵如流，但不轻易写作，偶一命笔则不同凡响。像“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是当年他写的一首诗词中的两句，至今为人们争相传诵。这说明在诗词方面，毛泽东当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毛泽东这种以自修为主的独特学习方式，当然就和学校规定的教育制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他常常以各种方式对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行反抗。例如，对有些课程，他根本不去听讲，说是“病了”，而自修自己喜爱的功课；等到这门课程进行完了，他就说“病好了”。或者，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他就把喜爱的书带到课堂上去看，你讲你的，他看他的。对一些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毛泽东也非常反感。例如，对静物写生这门课程，毛泽东并不反对，但反对把静物写生当作必修课，尤其反对用考试的办法强制没有绘画兴趣的同学来学这门课。所以，静物写生时，他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迅速离开教室。关于这段经历，毛泽东自己回忆说：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认为它是极端无聊的。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个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137]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138]

毛泽东这种以自学为主的独特的学习方式，当然校方不能允许，认为他是有意违反校规，曾几次要开除地。他的姨表兄王季范先生当时在学校任学监，曾多次劝他要遵守校规，要去听课，不然要被学校开除的。但毛泽东却对他说：有些课程毫无意义，去听课就是白白浪费时间，可我是不能浪费时间的呀！就这样，毛泽东依然我行我素。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杨昌济、徐特立、袁吉六、黎锦熙等进步的或有影响的老师都来说情担保，所以毛泽东终于未被学校开除。杨昌济先生说：毛泽东绝顶地聪明，绝不能让他失学；你们不了解他，对他不能拿寻常的校规来要求，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学生！

毛泽东这种在学校以自修为主、独立自学的情形，使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当年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的学习情形：在9个学期中，马克思只选学了12门功课，其中大多数是法学的必修课，甚至这12门课他也很少去听讲，他研究法律不过是作为研究历史和哲学的一种附属修业。“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二十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139]当然，青年时期的历史条件和学习环境，马克思要比毛泽东优越得多，这两个人是很难类比的。但是，他们在学生时代，以自修为主、独立自学进行创造性学习而不为陈腐的校规所束缚的情况，则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这种学习经验，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七）百丈高台，始则一石

持之以恒，积久成学，这是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治学的一条基本经验。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

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140]

在这里，毛泽东反复强调了做学问一定要懂得点滴积累、积久成学的道理。

1917年夏天，萧子升给自己订了一个读书笔记本，取名“一切入一”，并请毛泽东为其写一篇序言。毛泽东慷慨应诺。所写序言全文如下：

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顾究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庀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阅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而高，学积而博，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焉，固未可以（斫）其精矣。虽然，犹未也。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就，必也有恒乎？曰：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门而复，虽矻矻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君之为此本也，意果存乎是，而欲尽其力以致之欤？此本之将以为积，审矣。搜罗万有，以博其心胸，抑又无疑。惟是札□^[141]兼收，大小毕聚，虽美于目，而未必可悦于心，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途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而予又奚疑！

同学弟毛泽东

民国六年夏^[142]

在这篇序言里，毛泽东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积久而成学”的治学理论。其内容要点有三：

第一，做学问一定要懂得积久成学的道理。他说：“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

第二，做学问一定还要懂得积累知识的规律。毛泽东指出：“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这就是说，毛泽东认为积累知识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在有条理”，即要将学来的知识加以条理化、系统化；而我国古代治学的一大弊端，就在于“混杂而无章”，不懂得这一点。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条理”呢？这就是“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这句话如果用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中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要将积累来的知识，再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分析工作，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如果不做这番综合分析工作，而只知“搜罗万有”“札砭兼收”，那么就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即“虽美于目，而未必可悦于心”。

第三，做学问一定要持之以恒。就是说，一定要“持之以久远，不中途而辍”。

所以，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如果能做到上述三点，既懂得积久成学的道理，懂得将知识条理化、系统化以及融会贯通的规律，又能做到持之以恒，那么就一定可以打下做学问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这些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毫无疑问，正是他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积久成学、持之以恒的治学方法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八）“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拜师访友，问道求学

经常提出疑难问题，虚心向老师同学请教，这也是毛泽东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他常对人说：“学问”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组成一个词是很有道理的，学与问是分不开的；“学问”“学问”，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因此，毛泽东有特别好问的习惯，即虚心向老师和同学质疑求教的习惯。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于1915年9月27日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

吾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己有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143]

但是，毛泽东无论是自己读书或向师友求教，他都不搞烦琐的考证，更不探究无关重要的细枝末节或奇闻轶事，而提出来向师友求教的主要是有关国家、社会、人民、人生观、宇宙观以及治学方面的重大问题。

1.虚心向老师请教

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到杨昌济先生寓所登门请教。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请杨先生担任指导。每逢星期日或其他课余时间，他们经常聚集在杨先生家里讲学论道，纵论天下大事，或研究学术问题，讨论治学的方法。

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1916年暑假，毛泽东还风尘仆仆专程到长沙县东乡板仓冲杨先生的家乡向杨先生请教。杨先生的儿子杨开智曾有这样一段回忆：“一九一六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同志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雨鞋，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一百二十华里，来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板仓冲杨家下屋我们家中。这是他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同志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次，我的父亲跟他谈到，距板仓四十多里路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后来为革命牺牲了的柳直荀烈士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体育问题正是他悉心研究的问题之一。第二天，他就由一位农民带路，去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同志，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毛泽东同志回来时跟我父亲谈到了此行的印象，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确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144]

此外，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还经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家中质疑求教。

1914年，黎锦熙等在长沙浏阳门正街李氏芋园给“宏文图书社”组织了一个编译所，改编教科书，兼自由讲学，并附设《公言》杂志社。参加工作的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20余人，并把家属也都搬到这个李氏芋园里。据黎先生回忆，李氏芋园是清朝道光年间两江总督李星沅在长沙的住宅，这个园子很大，有庭院、假山、花木、池塘、石凳等。毛泽东每逢星期日常来这里请教，或协助做一些誊抄及编写工作；1915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和陈昌（章甫）还专门寄居这里，以便就近求教。关于当时他们交往的情况，黎先生写有详细的日记。现将黎先生在1915年4月至8月（同年9月黎即调北京教育部任职）日记中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括号内是黎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给日记加的注解）：

四月四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游园（即芋园，星期日社中开放。毛主席常独坐树下，凝思到晚，同住者以为奇）。

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子升（萧三之兄，名旭东，即萧瑜）、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润之、少青及执钦相继至，共话社（宏文书社）事。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五月九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话读书事。

五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王邦模之号，一师校学监），交谈改造社会事。(www.xing528.com)

七月四日星期日。上午阅《神州日报》。润之至，阅《甲寅》六期。

七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章甫（陈昌）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功夫做法。余谓宜读说文段著，此与静安（刘翰良，宁乡人，社中工作同事）所见不同者。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宿《公言》杂志社中。）（《公言》杂志标志着改造学风，内容详于欧战及国际形势，出了三期。）

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

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七月二十日星期二。收拾《公言》杂志社编辑室。坐门间，阅《群学肄言》（即严复译的斯宾塞尔的《社会学研究》。今按：斯氏是十九世纪末从“庸俗进化论”出发的综合的学派）“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七月二十一星期三。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八月八日星期日。晚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为佳。

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焜甫前日来住此，预备考试。润之昨日之（往）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初小级任去。

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平生偕。（张平子，《公言》杂志社同事，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九月一日创刊。同日我动身往北京。）^[145]

仅根据黎先生以上日记所载，毛泽东仅在4、5、7、8月四个月之内，就前往芋园向黎先生请教达13次之多，甚至暑假就干脆搬进芋园住下来，以便日夜就近随时向黎先生请教。关于请教的内容，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从读书方法、学术研究到立身处世之道、时事政治以及改造国家社会和治理天下大计；甚至就连自己写的日记，也要请黎先生过目，予以指教。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向黎先生请教是多么虚心，多么诚恳，真是虚怀若谷！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黎先生对毛泽东的教育又是多么热诚，多么不遗余力，对毛泽东又是多么器重和寄予厚望！

2.拜访名流学者

毛泽东还常到“船山学社”去听讲。“船山学社”创办于1915年，是当时湖南一些具有民族意识和忧国忧民人士专讲王船山学说的地方，并办有《船山学报》。毛泽东常邀请一些同窗好友前去听讲，他非常推崇王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凡是长沙城里比较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他们的住处后，常常趁星期天前往拜访，请他们解答学习中碰到的各种疑难问题。虽然那些人并不认识他，也不一定都愿意接待他，但毛泽东从不计较这些，只要对自己的学问有帮助，他都想方设法去请教。

3.向日本朋友“聆取宏教”

白浪滔天（1871—1922），即宫崎寅藏，日本熊本县人。他很早就同情、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断然拒绝了东京赤坂警察署长的贿诱，坚决保护了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机密，并冒着风险替黄兴抚育后代。这种深厚的革命友谊，真是“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后，其灵柩不久归葬湖南。1917年2月，宫崎先生不远波涛万里，由日本亲临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于4月离长沙回国。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同学萧植蕃（即萧三）得知这个消息后，便由毛泽东执笔，特地给这位知名的日本友人写了一封信，高度赞扬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并诚恳表示希望当面“聆取宏教”。信的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146]

4.通信求教

毛泽东还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经杨昌济先生等介绍，毛泽东和北京、上海、武汉的一些名流学者建立了不少通信关系。他们通过书信往来，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例如，黎锦熙先生于1915年9月由长沙赴北京工作后，毛泽东仍不断写信向黎先生请教。现从保存的1915年至1920年毛泽东给黎锦熙的六封信来看，所谈论的问题，从哲学的根本问题、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道路问题、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到学术研究、治学方法以至锻炼身体问题等等，内容确实相当广泛。通过这些信件，我们再次看到了当年毛泽东热烈追求真理的动人情景。

通过以上各种形式的拜师访友，问道求学，质疑问难，多方请教，使毛泽东获益匪浅。1915年7月，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

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147]

（九）“不动笔墨不看书”

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又针对当时一些学生读书贪多图快、囫囵吞枣的毛病，徐特立先生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治学主张。他说：

我认为读书只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抄摘书中的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的读书，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自然比贪多图快好。^[148]

后来，徐特立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曾有人这样问他：“你老年纪大，用体力做一点适当的工，倒还容易；要用脑力去学习法文，是不是要比较难一点呢？”徐特立回答说：“不一定，事情慢慢来。我今年四十三岁，一天学一个字，一年可学三百六十五个字，七年可学二千五百五十五个字，到了五十岁时，岂不就是一个通法文的人了吗？假若一天学两个字，到四十六岁半，就可以学通一国文字，我尽管笨，断没有一天学一字两字也学不会的。”他又接着说：“我读书总是以少为贵，从不贪多，尤其在现在年老时来学法文，我更是抱着这个读书的妙诀：不怕读得少，只怕记不牢。”^[149]

徐特立一贯倡导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曾在一师产生过颇大的影响。毛泽东非常赞赏徐先生的这种读书主张，并认为这是一种治学的成功经验，应该认真学习和领会。后来，毛泽东终生躬行实践，受益无穷。

当时，毛泽东听课写有《讲堂录》（即课堂笔记），读书写批语和读书笔记，阅报写读报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字的选抄本，以及摘录精要的摘录本。此外，毛泽东每天还坚持写日记。前面说过，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是一本不易找到的好书，毛泽东就把它借来，一字不漏地把整本书全部抄了下来，共抄了厚厚的七大本。罗学瓒在1917年暑假，就曾借阅过毛泽东的这一套手抄本。

这样，经过五六年的辛勤积累，毛泽东写的各类笔记本共有几网篮。他十分珍爱这些笔记本，后来都送回家乡韶山存放。在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到韶山抄毛泽东的家；为了防止反动派的迫害，住在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就立即将毛泽东存放在家里的书籍、报刊、笔记本等，都搬到后山统统烧毁了。毛泽东的塾师和族兄毛宇居，闻讯急忙赶到现场，然而已经太迟了，只从火堆中抢救出一个笔记本（这就是现存的《讲堂录》）和两册学校的教科书。

从抢救出来的这个笔记本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听课或读书做笔记的一些情况。笔记本是一个9行竖写的格纸本，共47页，即94面，共10000多字。前22面，是工工整整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面还批有各节的提要；后72面，冠名《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其中，国文课录5篇，修身课录7篇，算术课和自然课录各1篇。修身课笔记的内容多与杨昌济先生的著述有关，应是1913年听杨先生讲课的笔记；国文课笔记的内容多与韩愈的文章有关，应是1913年听袁吉六先生讲课的笔记；还有一些是毛泽东自学韩愈文章的札记。

除《离骚》和《九歌》外，《讲堂录》的全文已收录在《毛泽东早期文稿》里。从《讲堂录》里，我们可以领略到毛泽东当年一面专心听讲，一面认真笔记的紧张学习情景。

笔者在前面已详细叙述过《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这本著名的《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更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当年“不动笔墨不看书”的生动情景。

关于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一书批注的全文，现在已经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出版，并附有毛泽东亲笔批注的影印页。

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确实是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治学经验的一本重要文献，同时也确实是古今中外读书史上的一大奇观！

从青年时期开始，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后来他坚持实践了一生。从现存的毛泽东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勾勾、画画，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例如，在延安的艰苦岁月中，毛泽东仍然阅读和批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军事和不少自然科学书刊。批阅较多的马列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选集》等等。这些著作毛泽东都反复研读，许多章、节、段都做了批注和勾画。阅读和批注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其中批注最多的几种已汇集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88年3月公开出版发行。

这本《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在读哲学书籍时的批注情况。该书共收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研读10本哲学书籍写的批注、1篇读书摘录和2篇附录（即一封致艾思奇的信和一篇《读书日记》），共13件材料。全书属于毛泽东批注的文字约23000字，再加3000字的读书摘录和近千字的日记，共约27000字。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本哲学批注集就像列宁的《哲学笔记》一样，我们可以看作是毛泽东留下的又一本“哲学笔记”。

在这本批注集里，批注文字最多的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1935年6月第3版，1936年12月第4版）。这部论著两个版本，毛泽东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仅半年时间内，就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约13000字的批语。除批注文字外，毛泽东在书的原文中都分别画了直线、曲线、曲线加直线、二直线、三直线、圈点、双圈、三圈等符号。其中1935年6月的版本，几乎全书从头至尾都做了批注、圈点和勾画。这本书的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批注的文字最多，其中最长的一段批注文字约1200字。这些所有的批注文字，都是用俊秀的行草字体书写的，真是俊逸清新，运笔流畅，看了着实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对这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文字，绝大部分是阐述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也有一些是对原著的简要赞同语、否定语或怀疑语，还有一些是章、节、段的提要。例如，“此例很好”“说得很对”“对”“至理名言”“此例不甚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等。还有不少地方是联系中外历史以及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进行分析对比得出的结论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等。在这些批语中，还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重要价值的政治问题和哲学观点。还有许多哲学命题，可以说是对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这些对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它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

1937年9月，毛泽东在读了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后，做了约3000字的摘录，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毛泽东唯一的读哲学书籍的摘录，《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全文收录了这篇摘录。对艾文中“差别不是矛盾”的观点，毛泽东有不同看法，但却十分谨慎地说是“略有疑点”，并写信给艾思奇，准备登门面商。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150]艾思奇当时年仅27岁，毛泽东作为一个全党领袖，如此认真地阅读和摘录一个青年同志的理论著作，并登门面商，这件事充分表现了毛泽东谦虚好学、“不耻下问”的高尚品德。

毛泽东一生读了许多书，写了大量的批注。这些珍贵的批注和毛泽东的大量藏书一起，现在都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这些批注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它既是毛泽东为革命发愤读书的生动历史见证，也是毛泽东理论宝库里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读书方法和治学经验的极好教材。

毛泽东一生躬行实践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使他终生受益无穷。这个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很好借鉴和学习。

（十）好书不厌百遍读

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反复研读，钻深懂透，这也是毛泽东长期坚持的一种重要的读书方法。有许多书籍，毛泽东早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就反复阅读过，后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有的甚至到了去世的前夕，他还拿来反复地阅读。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反对贪多图快、囫囵吞枣，不讲究效果的读书方法。对于他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书，总是仔细琢磨书里的内容，认真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反复诵读、吟咏，甚至背得滚瓜烂熟。例如，袁仲谦先生要他攻读韩愈的文章，他就在旧书店买回一套《韩昌黎诗文全集》，一篇一篇地认真钻研阅读。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伤感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的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151]再如，《伦理学原理》一书，仅约10万字，他就批注了12000多字，也不知他究竟读了多少遍，这都是最好的例子。这种读书方法，看起来又笨又慢，花费精力太多，但读得深，懂得透，读一本，算一本，实际上效果非常好。

现在保存的毛泽东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反复读过的。关于这一点，从他批阅过的书籍中看得特别清楚。像《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有价值的古典小说，他上私塾时在韶山就反复读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又重新读。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还有许多哲学、文学、历史等各方面的书籍，他都反复地读，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圈点、勾画和批注。再如《昭明文选》，他少年、青年时候就反复读过，后来50年代读，60年代又读，到了70年代他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过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每一种都圈点勾画，朱墨纷呈。唐诗、宋诗、元诗、明诗、清诗别裁集，《词综》《曲选》等古典文学书籍，他都看了好多遍。一部《唐宋名家词选》，他读过的本子就有四种。1974年8月25日，他已重病在身，还亲手题写了《唐宋名家词选》的书名，并告诉工作人员说，他还要继续看这种书。还有《唐诗三百首详析》《李贺诗集》《稼轩词》等等，他都看了许多遍。还有许多古今名人传记的书籍，他在湖南上学时就爱读，在以后的几十年革命生涯里，他还多次阅读过这些书籍。一部《古文辞类纂》，从北京图书馆借来看后还了回去，过不了几天，他又要看。就这样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阅读的遍数就更多了。

关于毛泽东反复读书这件事，在延安的时候，他自己就曾经说过：“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在一次小会上，毛泽东还说过：“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李达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有的书他读一次就在书的封面上画个圈。现在收存的不少书上，都还有这个引人注目的记号，有的书封面上画了四五个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借鉴历史经验更好地安邦治国，毛泽东曾向全国的高级干部一再建议，要认真阅读《资治通鉴》，并让历史学家吴晗组织专家将《资治通鉴》整理标点出来，以方便大家学习。1954年冬，毛泽东与吴晗谈起整理和标点《资治通鉴》时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152]

据毛泽东的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书中有不少页都用透明的胶纸粘贴着，这真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

有一天，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的《资治通鉴》，微笑着幽默地向孟锦云问道：“孟夫子，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不等孟锦云回答，他又接着说：“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再没那个时间喽！”毛泽东还诚恳地建议孟锦云也读一读《资治通鉴》，他说：“我还是劝你读一读，不能全读，读读某些部分也好。读与不读可大不一样噢！”

毛泽东还多次向人们推荐《红楼梦》这部书。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毛泽东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来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153]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谈到读《红楼梦》的时候，毛泽东又深有体会地说：“至少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毛泽东读过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现在保存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就有十几种，他究竟读了多少遍，谁也说不清。

有一次与著名的战将许世友谈话，毛泽东问许看过《红楼梦》没有，许世友回答看过了。毛泽东接着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一定要坚持看五遍！接着，毛泽东又说：“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你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只讲武，爱打仗，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

“好书不厌百遍读”。这就是说，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认真地读，反复地读，确实钻深懂透，这是毛泽东终生坚持的又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也是他毕生治学的一种成功经验。毛泽东对他所读过书籍的内容，所以能了解得那样清楚和深刻，运用起来又是那样恰当和自如，这和他坚持这种科学的读书方法是有密切关系的。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曾写过“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了自知”这样两句诗，大概也是这种类似治学经验的总结吧。

（十一）“时事通”

毛泽东一直十分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与变化，这是他在一师读书期间的一个重大特点。他认为，要想根本改造中国和世界，就必须首先了解、认识中国和世界。因此，自从他进入长沙看到了报纸以后，就一直是各种报纸的一个最勤谨、最忠实的读者。虽然他的经济并不宽裕，还是拿出学费的三分之一来订阅报纸和杂志。他说：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154]

第一师范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纳几十个人看报的阅报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安放在报架上。毛泽东常在饭后、课余或空堂时间去看报。在这里虽然看报的学生很多，但每天必到，从不间断，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的，却只有毛泽东一人。他看报很仔细、很认真，并常常带着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笔记本。凡属重要的材料，不论篇幅多长，必定从头至尾仔细看完，并做出摘记或写出心得。至于自己订的报纸，他常常将重要的资料剪下来，积久便装订成册；有时，他还裁下报纸的两边或四周的空白纸条，用绳索订好。在这些不宽的、长长的空白纸条上，他把在报纸上见到的中外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等地理名称，一个一个都写上，然后对照地图，查看清楚，并写出英文的名称。同学们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这是一举三得：就是既能明了时事，又能熟悉地理，还可学习英文。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侵略我国，而国内又接连演出复辟帝制的丑剧，再加上南北军阀混战不已，仅湖南就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对于这种复杂多变的局势，人们议论纷纷，常常困惑不解。然而毛泽东在向同学们讲述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时，却能说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真是了如指掌，而且还常常联系中国的历史以及近年来的种种事变，把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毛泽东的同窗好友萧三回忆说：那时我是天天看报的，我每次到阅报室时，差不多都遇见毛泽东也正在那里看报，但没有交谈过什么。有一个星期天，我从街上回学校，恰好和他走在一起。我们边走边谈，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他给我详细分析了奥国皇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刺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美怎样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趁参战之机大发横财，日本又如何趁火打劫，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的话有时间、有地点、有充分的根据，使我听了又钦佩、又惭愧。同样天天看报，他分析得那样透彻清楚，我却一点也说不出。^[155]

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周世钊也回忆说：“第一师范的同学大家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不见他，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班上同学沿着铁路散步，大家看到麓山夕照，湘水归帆，心神轻松开朗。就在这时，他每每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总是那么详尽，那么清晰，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56]

关于毛泽东密切关注中国和世界的局势以及他对时局精辟透彻分析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1916年7月25日他写给萧子升的信中看得更加清楚。这封信将近3000字，详细透彻地论述和分析了当时湖南、全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并畅谈了自己的见解。在信的开头，他这样写道：“十二日由湘潭发一函，十八日由校发一函，皆详述时事，不知有遗落否？盼复不至，曷胜延企。”这就是说，7月12日和18日，毛泽东曾寄出两封信“皆详述时事”，但没有收到回信，现在7月25日发出的这一封信，已是7月份内“详述时事”的第三封信了。在这封信内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近日朝野有动色相告者一事，曰“日俄协约”^[157]。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驻日公使有急报归国，《大公报》登之，足下可观焉。大隈阁^[158]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

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159]

1916年，日本与沙俄再次达成协议，相互承认其在中国满蒙一带的特权，共同瓜分满蒙利益，许多中国人都正在为丧失满蒙权益而忧心如焚，毛泽东在信中也对这件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这时，忽然传来日本大隈内阁行将改组的消息，于是便有人幻想改组后的新内阁会缓和或改变日本的侵华政策。然而熟悉时局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根据自己对时局的观察，根据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事实，认为日本决不会因为内阁改组而改变其一贯的侵华政策。他明确指出：“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我们“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20年后，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青年毛泽东天才的预见！

这封信不啻是一面镜子，从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23岁的毛泽东，这时已经远不只是一个一般的关心时事的学生，而简直就是一个高瞻远瞩、洞测世界风云变幻的预言家了。同时，这封信还告诉我们，青年毛泽东确实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才华，他确实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人们可能不会想到，20年以后，领导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竟然是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青年预言家毛泽东；然而人们又应该想到，只有像毛泽东这样“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以及能够高瞻远瞩、洞测世界风云变幻的青年人，日后才有可能肩负和完成这种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养成的嗜读报纸和关心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良好习惯，后来一直坚持实践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常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当时在延安，他订阅的报纸至少有三四十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阅读报纸和杂志的数量就更多了，范围也更广了；他每年订阅的报刊，包括出版社赠送的，大约有100种。直到逝世的前一天，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还向身边的服务人员打着手势，表示要“看”《参考消息》。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才能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了如指掌，并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正是毛泽东所以成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十二）独立思考，分析批判

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反对迷信，绝不盲从，这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的又一个重大特点。

当时，学校的教育多半是死灌书本知识，教学方法也多半是填鸭式的，很少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在这种教育下面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常常是迷信古人，迷信洋人，迷信名流学者，迷信死的书本，甚至认为老师讲的、书上写的，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当然第一师范也不例外，常有不少这样的学生。

毛泽东则不然，他反对迷信，绝不盲从。他常对同学们讲，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分析批判，确实真正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误的就应该抛弃。我们不应该一味地迷信古人，崇拜洋人，当然也不应该把他们全盘否定。例如，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就是这样。周世钊回忆说：“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他就画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并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160]

有一次，学校邀请由上海来湖南的一位名流给学生做讲演。毛泽东早就听说这位名流是当时知名的学者，但听完这次讲演以后，却觉得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他得知这位名流第二天将在船山学社讲演，就又专程去听，希望能听到一些新问题、新意见，谁知竟大失所望。听完回校后，他向周围的同学说，他今天讲的就是昨天讲过的，甚至连字句都原封未动。

不论读古书，读洋书，听讲课，听讲演，毛泽东总是开动脑筋独立思考，精心领会，批判分析，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绝不人云亦云，迷信盲从。尤其在如何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方面则更集中地体现了他这种读书的特点。

当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一样，都热烈地追求西方的新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重视学习和继承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这一点，充分显示了他独特的辩证思维。关于这个问题，可从《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得到充分证实。他在文章中，主要引用了中国古代重视体育实践的事例，来说明他自己的观点。其中，从《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庄子》《史记》以及韩愈的文章中，共引用典故、成语、诗文近20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16人、近代人物3人。他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批判分析态度，而不是全盘否定，完全不同于当时在某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中所存在的那种错误观点：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盲目崇拜，全盘接受；而对待中国古代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则只看到糟粕的一面，而无视精华的一面，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从而予以全盘否定。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在前期正是存在着这种严重的形式主义缺点。后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批评这种缺点时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在如何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方面，毛泽东坚决反对某些人全盘西化的错误态度，他主张对待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应该像对待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一样，即采取“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批判分析态度。他说：“怀中（即杨昌济）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61]尤其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12000多字的批语中，充满着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精神，表现了惊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见解。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在当时已经完全显示出作为一个严肃思想家的宝贵品格。

毛泽东这种严肃思想家的宝贵品格，尤其表现在他对待自己的思想方面。他对自己的思想总是不断地进行严格的自我审视和剖析，并不断地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清理和批判。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他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主义放在彻底救国救民、根本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检验之后，如有发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便立即无情批判，毅然抛弃，彻底清除这些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再继续前进探求新的革命真理。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反对迷信、绝不盲从的严肃思想家的宝贵品格，促使毛泽东在经过了一条崎岖曲折的探索道路之后，终于在1920年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为他后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也同样坚持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态度，他也绝不迷信，绝不盲从。早在1930年5月，他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严厉批判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他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他又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62]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又一再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63]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思考、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因而也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总之，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反对迷信，绝不盲从，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是青年毛泽东思维方式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也是毛泽东一生思维方式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

（十三）读无字之书——读书面向社会和重视实践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读书的再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面向社会和重视实践，即理论联系实际和读书结合游历。

毛泽东不但重视书本知识，而且重视社会实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善于读有字的书，而且要善于读无字的书。毛泽东主张，读书要面向社会，重视实践，努力做到“周知社会”^[164]，而坚决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和读书死的教条主义学风。所以，他认为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或不懂社会实践的人，将来是担当不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历史任务的。当时，他在《讲堂录》中曾这样写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165]

这就是说，毛泽东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受明清以来“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影响，他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经验，尤其向往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开阔胸襟的壮举。

因此，为了将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自考入师范学校以后，就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工厂和农村进行访问和考察。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在暑假或寒假期间，进行了多次“游学”，即走出校门，到广阔的社会里进行调查和研究，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学习。

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说：

“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到达了西康^[166]的打箭炉^[167]。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该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做伴，我们走过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168]

关于毛泽东和萧瑜（即萧子升）当年这次徒步旅行的情况，现在有不少材料，萧子升还专门写过一本《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169]的小册子，来追述这件事。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邀请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萧子升，徒步考察了湖南的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个县，广采博学，了解社会，历时1个多月，行程900多里。

他们采用的是“游学”的方式。所谓“游学”，就是旧社会的某些读书人用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法；但也有一些潦倒落魄的文人，找不到生活出路，而自己又不愿意从事生产劳动，于是便以“游学”为名，到处流浪，靠给人家写字、作对联为生，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行乞行为。所以，湖南也称这种“游学”为“打秋风”糊口。而毛泽东却给这种旧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运用它来进行社会考察，了解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生活状况以及各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等，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样，旧的“游学”形式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在第一师范期间，毛泽东曾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

在7月中旬，毛泽东和萧子升从楚怡小学出发。出了长沙的小西门，渡过湘江，便踏上了去宁乡的石板路。

毛泽东和萧子升的行装极其简单：各带一把雨伞，伞柄上缠一条毛巾，脚穿一双草鞋，挎着一个小包袱。小包袱里只有一些简单的换洗衣服以及笔记本、毛笔和墨盒等。

他们这次“游学式”的长途旅行，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广泛地了解社会，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自己克服困难的本领。所以，他们有意识地不带一文钱。

7月的农村，骄阳似火。在前往宁乡的石板路上，走了不多久，就又热又累，尤其饥渴难忍，实在走不动了。经打听，知道不远的树丛中有一座整齐的白色房屋，那是一位清朝告老还乡的刘翰林的家，于是他们便决定去拜访这位老翰林。他们写了这样一首诗献给老翰林：“翻山渡水之（至）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诗中赞颂了刘翰林学识的渊博和隐居生活的高雅，而第四句则一目了然，就是说又饿又渴急需饭吃。然后，他们将写好的诗装进信封里，让看门的人送给刘翰林。

这位约70岁的老翰林，很欣赏他们的诗和字，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还和他们讨论了《庄子》与《老子》的有关问题，分别时还微笑着送给他们一个红纸包。出门后，他们急忙打开一看，里面装着40枚铜圆。他们高兴极了，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饭店去吃饭。就这样，他们在旅途中第一次渡过了难关。

第二天清晨，他们直奔宁乡县杓子冲何叔衡的家。这一天，他们赶路145里，直到深夜才抵达。何叔衡全家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何家连续住了几天。何叔衡的父亲兴奋地领着他们参观了自己的猪栏、牛栏、菜园、稻田以及自己在山上种植的一片松林，并详细介绍了自己家庭的历史以及经济状况。何家是当时中国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所谓“耕读之家”。

经何叔衡介绍，毛泽东还走访了附近几家农民。在一位贫苦农民家里，毛泽东和主人促膝谈心到深夜。主人告诉他：佃田要交倒“三七”的租，一年到头拼命耕地，却要将收获的七成交给东家，辛苦一年自己却不得温饱。听了主人的诉说，毛泽东的心情也像主人一样沉重！

离开何家时，何叔衡热情送别，并极力劝他们带些钱做路费，然而他们却执意谢绝了。此后，他们决定不再拜访同学和朋友，因为他们再也不愿意受到像何家那样的优厚款待。在他们看来，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人们战胜困难的意志。

离开何家后，他们便途经宁乡县城，直奔著名的沩山风景区。

在前往沩山的途中，一对十分和善的老夫妇热情地招待毛泽东和萧子升吃了一顿饱饭，并进行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谈话。

这家的老头儿姓王，在县衙里当过多年门卫。老头问，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什么？毛泽东回答说，我们都很穷，又想旅行，没有路费，所以只好“游学”。老头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人往往是正直、老实的人，只有那些当官的才最不正直。他告诉这两位青年人说：“多数做官的人都不廉洁。我在衙门做守卫时，县太爷满脑子想的就是钱！他每审一个案子，给他钱多的一方照例是打赢官司。向他求情是没有用的，除非花大钱贿赂他。”

“县太爷不怕被人告发吗？”毛泽东不解地问。

“怕什么？”老头反问道。

“输官司的一方可能要到省城告他一状呀！”毛泽东向老人解释说。

老人慢慢解释说：“那他是不在乎的！在省城里打官司比在县城里花费更大。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行贿于县官，在省城里就更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了。连在县里贿赂县太爷的钱都拿不出来，那就更支付不起在省城里行贿所需的钱了。这就叫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总之，官官相护，这是人所共知的。”

毛泽东听了老人解释后，便愤慨地说：“这是什么世道！”

老人还讲了许多在县衙里当差时的所见所闻，从而使这两位青年人深深感到官府的黑暗腐败和人间的不平。他们向老人道谢后，便匆匆赶路。在路上，他们仍愤愤地不断议论着人世间许多不平的事情。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终于赶到了宁乡的沩山密印寺。

沩山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的密印寺很大，寺里的和尚很多。他们拜访了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里藏的各种经典，认真考察了佛教徒的生活，还和方丈讨论了《老子》《庄子》以及佛家的经典和教义。总之，他们了解到许多佛教方面的知识。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宁乡沩山密印寺住了两天，然后向安化县城的方向前进。他们顺着河道缓缓而行。因为路远天黑赶不到县城，于是他们就在河滩露宿了。那一夜皓月当空，夜色美丽而宁静。毛泽东风趣地说：沙滩是床，蓝天是帐，星星做伴，月亮为灯；并指着岸边的一棵老树说：这就是我们的衣架。说着，就将雨伞、衣服和小包袱都挂在树枝上。睡觉没枕头，他们就找来两块又大又平的石头；但因为石头太高太大，他们就挖了个坑，把石头的一半埋在沙里。当他们躺下时，齐声称赞非常舒服！就这样，他们愉快地领略着夏夜大自然的风光。临睡前，萧子升还要到河里去洗脚，说这是多年来的习惯，不洗脚睡不着觉。毛泽东笑着说：“今晚就试一试不要洗脚，看究竟能否睡得着觉！”当萧子升洗脚回来的时候，毛泽东早已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他们在途中一家小店吃饭时，倾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的苦难遭遇，并得知附近有一个刘邦庙。于是，毛泽东和萧子升便就刘邦的评价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一边走一边讨论，不知不觉便进入了安化县城——梅城。

在梅城，毛泽东查阅了安化县志，还专程到东华山拜谒了农民起义烈士墓，并调查了清朝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情况。毛泽东在梅城还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紫云山、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又叫“铜钟滴水”），并在北宝塔第七层塔壁上用毛笔题词道：“洢水拖蓝，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

在梅城，毛泽东还拜访了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先生。夏先生时年64岁，早年毕业于清朝两湖书院，学识渊博，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夏先生喜欢吟诗作对，但性格高傲，向来不接待游学先生。毛泽东两次前往拜访，都遭拒绝；但他并不灰心，再第三次登门求见。夏先生终于开门迎接，并写好“杨柳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作为上联放在桌子上，请来人对出下联以试探其学问的深浅。毛泽东看后略加思索，便挥笔写道：“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看后大吃一惊，觉得下联高出上联，还带有火辣辣尖锐批评的味道。于是，夏先生自感抱歉，连声称赞，便急忙设酒款待，并留宿昼夜长谈。临行时，夏先生还礼赠银洋八元。^[170]

在梅城，他们还给县城里较大的商号“鼎升泰”“谦益吉”“云集祥”等送过对联。^[171]

说到送对联，当时他们的做法大体是这样：先在街上买几张红纸，再抄一些较大店铺的名称回来，然后再在每一副对联的上端写上一家较大商号的名称，这一点是最要紧的；因为某一副对联只能送给某一家商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不好拒绝的。对联送去时，有欢迎的，也有不欢迎的，有给钱多的，也有给钱少的，还有的拒之门外不接待、甚至加以斥责的。但总体来说，多数商号对送对联的举动是理解的，也是同情的，或多或少都能打发几个钱。例如，他们给一家茶庄送对联时，老板就对读书人的潦倒和贫穷很同情，并邀请他们一起品茶座谈。茶庄老板说：“学问和书法都是很难的事，它们是无价之宝；但近代社会中学者不被尊敬，的确是一件遗憾的事！我读过十几年的书，但仍找不到好工作，最后决定开茶庄。假定我当时继续读书，恐怕早就饿死了！”所以，临别时茶庄主人送给他们一个信封，里面装着20枚铜圆。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谈到当时送对联的情景时，毛泽东还说：萧子升却“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172]

随后，他们离开安化县城（梅城），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塘、桃花江，抵达益阳县城。他们又游览了市容，走访了一些学校和社会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当时的县长张冈夙（原一师的化学教员）。他们有意地破衣草鞋，以乞丐的模样前往拜访县长大人。事前，他们估计到这件事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在衙门口被门卫百般侮辱和刁难，要他们滚开，说两个叫花子怎么能够见县长！然而，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终于还是见到了县长大人——他们的化学老师张冈夙。张冈夙热情接待了他们，但对他们的装扮和举动感到十分惊讶。临别时，张冈夙还送给他们4块银圆做路费。这一次拜访县长大人的插曲，又引发了两位青年人的许多感慨：真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他们在益阳县逗留了三天，然后前往沅江。沅江县城濒临洞庭湖，当时正值湖水暴涨，满街都是水。据说，这座县城很快就会与外界隔绝。他们只好迅速搭船，离开沅江返回长沙。

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他们一进长沙西门，就立即找了一个照相馆摄影留念，并特意保留着旅途中的模样：短头发，草鞋，短裤，破烂衣衫，在肩上扛着雨伞，背上背着一个小包袱。

临开学前，8月16日，他们又回到楚怡小学。放下包袱打开一看，还剩下2块银圆及40枚铜板。

这次“游学”，他们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等五县的城镇和农村，从7月中旬到8月16日，历时一个多月，步行900多里。他们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人士，其中有清朝老翰林、著名学者、方丈与和尚、商号老板、店主、退休的衙役、在任的衙役、贫苦农民、自给自足的农民以及船工等；他们游览了名山名寺、名胜古迹，还调查了农民起义的历史以及各县的风土人情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增加了他们对社会实际的了解，这在书本上无论如何是学不到的。他们将沿途所见所闻以及感受体会，都曾详细地做了记录或写了日记，每人各写了一大本。师生们传阅了他们的“游学”笔记后，称赞他们说：真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73]

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这次“游学”活动，还有力地磨炼了他们克服困难的意志。毛泽东总结说：

我们知道，一切困难并不是不可能克服的，只要我们完全彻底认识到我们的目标。一分钱没有的日子真不容易，不过我们到底挺过来了！直到现在，在这种乞丐生活里，我们还没被饿死，这就是证明。我们一路上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许多难题。^[174]

1917年冬天，毛泽东一个人又从长沙步行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进行考察访问。他寄宿在学友陈绍休^[175]家里。他深入到当地农民中间，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向农民宣传反对封建、破除迷信的道理。他平易近人，语言通俗，没有一点架子，附近的农民都热情地接待他。针对农民没有栽树的习惯，他说：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大家为什么不替后人着想呢？他劝大家植树，为子孙造福，并亲自在铁炉冲栽了几棵板栗树。每天晚上陈家挤满了农民，大家都愿意和“毛先生”谈心。

在铁炉冲住了几天，毛泽东又前往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乡一带走访，而后再步行返回长沙。

据蔡畅回忆，1918年夏初，毛泽东曾邀请蔡和森又进行了一次“游学”。^[176]他们从长沙岳麓山蔡和森的家里出发，各带一把雨伞，脚穿草鞋，沿着洞庭湖的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个县，历时半个多月，而后返回长沙。他们一跨进蔡家的大门，顾不得洗脚换衣，就兴奋地将路上的情况告诉蔡母，说农民刚见到他们时，摸不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然而他们和农民一交谈就非常受欢迎，热情招待他们吃饭、住宿，告诉他们许多农村的新鲜事情，从而大大丰富了他们的实际知识，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农村的了解。虽然天热走路很辛苦，但他们觉得很值得！

他们这次考察，毛泽东曾把沿途的见闻、感想，用通俗生动、风趣幽默的文字，写成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表。例如，他们在湘阴参观一所女子学校时，发现校长、教员都蓄有胡子，毛泽东感到很有趣，便在通讯中这样写道：“胡子之作用大矣哉！”

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养成的这种读书面向社会和重视社会实践的良好学风，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便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以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毛泽东一生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这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正确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起了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1930年，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点。1937年，毛泽东又写了著名的《实践论》，他从哲学理论的高度，透彻地阐述了读书和实践、理论和实践、认识和实践以及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从而在根本上批判了只重视书本知识而轻视社会实践以及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学风。这样，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便逐渐在全党得到推广和普及，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