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一个好学校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自修读书生活，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这是因为当时在湘乡会馆里，不但住着许多学生，而且还住着许多退伍或被遣散的士兵。学生和士兵们总是吵嘴，甚至发生武斗。一天晚上，士兵们袭击学生，并企图杀死他们。这时，毛泽东躲在厕所里，一直待到武斗结束后才出来。这样，湘乡会馆就不能再住下去了，必须另外寻找新的住处。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父亲也来信说，他在长沙既不谋职业，又不进学校读书，是不务正业，声称如果再不进学校读书，就拒绝供给他一切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再进学校读书了。

于是，毛泽东又开始留心学校的招生广告。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广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该广告说：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毕业后为教育服务，教育乃立国之本等等。这时，毛泽东又认真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前途，觉得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所以便决定报考师范学校。接着，便写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家里立即回信表示赞同。

1913年春，毛泽东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这次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普胜法，毛奇归功于小学教师，其故安在？》。校长陈润霖看了毛泽东的作文试卷后赞叹地说：“像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能做得出来！”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按当时的师范学校的学制是先读预科一年，再读本科四年毕业。由于四师是春季始业，而一师是秋季始业，所以尽管毛泽东在四师已经读完了一年预科，而到一师后仍被编入预科第三班，要重读预科半年。因此，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多读了半年书，即五年半。在1914年秋，四师春季始业和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都被编入同一个年级。这个年级有六、七、八、九、十共5个班。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全班共有同学30余人。

自1913年春至1918年夏，这五年半是毛泽东风华正茂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在学业、身体、思想和政治各个方面奠定基础的时期，因而也是毛泽东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93]1949年，在北京会见当年一师的老同学时，毛泽东还深情地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94]

（一）一师概况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位于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它面对着滔滔北去的湘江；隔江相望，是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东边紧靠着我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粤汉铁路，隆隆的火车轰鸣声不断传递着时代的气息。

湖南的师范教育开始于1903年，当时的清朝政府在长沙的黄泥塅设立了“师范馆”。随后，又扩大了师范教育的规模，设立三路师范：中路在长沙，西路在常德，南路在衡阳。辛亥革命后，将中、西、南三路师范分别改称为第一、第二、第三师范。这就是第一师范的来历。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址设在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的“城南书院”旧址。“城南书院”原是南宋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地方，它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江相望。朱、张讲学最盛的时候，来听讲学的多达几千人，所以这里曾经是南宋理学的重要高等学府之一。因为朱、张都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两人又关系密切，所以他们经常往来的湘江渡口，后来被人称为“朱张渡”。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也常从“朱张渡”过湘江，来往于长沙和岳麓山之间。

辛亥革命后，尤其在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期间，确曾颁布了一系列具有革新意义的教育法令和规章制度，湖南第一师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时，一师的第一任校长孔昭绶是留日的学生，思想也比较进步，也确实贯彻和执行了较为进步的教育方针。如该校的《校章》中曾这样明确规定：“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方针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能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同时，《校章》中还强调“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各科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这就是说，《校章》要求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型教育人才。1916年，孔昭绶第二次任校长时，还在课程和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如把组织学生去农场和工厂实习进一步制度化，成立学生志愿军，支持学友会创办工人夜学等等。很显然，这里规定的教育方针和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在当时来讲都是相当进步的。

同时，为了贯彻民主主义的进步教育方针，孔昭绶校长还先后聘请了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一大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和品德高尚的好教员。这样，一师自然就办得朝气蓬勃，富有生气。

同时，在毛泽东入学前后，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了第一师范，像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何叔衡、周世钊、萧子暲、萧子升等等。

此外，第一师范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整齐宽大的校舍。

所以，在“五四”运动前后，第一师范应该说确实是一所比较好的学校。这样，就为毛泽东在这里进一步求学、深造和成长，提供了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

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封建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也还是相当顽固的。因此，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自然也免不了带有许多封建主义的色彩。例如，这个学校仅在学生应遵守的“秩序”一项中就规定了28个“不得”，诸如“不得经管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之秩序”，“非经校长许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置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等等。这许多“不得”，都像封建主义的绳索一样束缚了学生的自由，也和它的“教育方针”相矛盾。毛泽东对其非常反感。因此，他在考入一师之后，也曾几次想要退学。但是，在权衡利弊以及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最后终于还是下决心留了下来，“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还“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95]对于毛泽东这样性格的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实在太不容易了！

后来，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带动和各种积极因素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第一师范曾涌现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进步人士。像新民学会的会员大部分都是一师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师的进步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的在百人左右，而学校也曾被迫一度停办。1929年国民党政府重建第一师范时，竟然另觅校址，并污蔑一师专出“暴徒”和“过激派”；而原来的校址则办了一个“陆军医院”，声称要彻底医治一师的“暴徒病”。他们在重编一师的《校友录》时，还特别将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的光辉名字统统删掉了。这样，第一师范便暂时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控制。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长沙大火时，一师的校舍全部被焚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这所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学校，20世纪50年代在原来的校址按原来的规模重建校舍。现在该校已辟为革命纪念地，供人们参观瞻仰。

自1913年春至1918年夏的五年半时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自1920年秋至1921年冬的一年半时间，毛泽东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并兼任师范部二十二班的国文教员，作为掩护他革命活动的社会职业。这就是说，毛泽东曾和一师有过七年的密切关系，所以毛泽东对一师是很有感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地为一师题写校名，并题写了“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题词。

（二）良师益友

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和关系最密切的是杨昌济先生。因此，毛泽东在许多年以后还感慨地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96]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和杨昌济先生的亲密关系以及杨先生对毛泽东的巨大影响。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湖南省长沙县板仓冲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理学。青年时期就具有爱国思想，曾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组织的维新变法活动。1903年赴日本留学前，改名怀中，意即身在异国而心系中华。在日本学习文学和教育学6年。1909年又赴英国继续留学3年多，专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1912年夏，又转赴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而后再游历瑞士，于1913年春回国。杨昌济先后在国外留学和考察长达10年之久。

杨昌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研究；长达10年的国外留学生活，又使他对西学具有很高的造诣。这样，他就“贯通今古，融合中西”，铸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杨昌济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回国后，正是辛亥革命不久，军阀政客谭延闿曾邀请他担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被他婉言谢绝了。当时“镀金”（留学西洋）、“镀银”（留学东洋）归来的留学生，有不少人热衷于钻营做官或当买办赚钱，然而杨昌济却与众不同，偏偏选中了一个冷冷清清的工作，即做一名清苦的师范教员。很显然，他对社会现实不满，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打算从教育入手，决心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出改天换地和创造新世界的栋梁之材。

杨昌济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自然会吸引和团结一大批爱国进步的青年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等人，不但专心听他的课，而且经常到“板仓杨寓”请教做人的道理、治学的方法，或纵论天下大事以及探讨各种问题。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在1915年7月致友人的信中，毛泽东又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97]这里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对杨昌济先生是非常敬仰和钦佩的，因而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也就自然巨大而深远。

杨昌济先生在第四师范教授修身和心理学，随后到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现在看来，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及其同学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大体说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立志和理想

杨昌济坚决反对做官残民害民和浑浑噩噩混世活人。因此，他经常教育学生要有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理想，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树立奋发图强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能造福于人类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杨昌济在他自编的修身讲义《论语类钞》里，第一篇就是“立志”。他说：“人患无肯立志耳，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接着，他又引用了孔子这样一条语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然后他又解释说：

“人有固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昌济这些充满浩然正气的金石语言，对青年毛泽东及其学友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毫无疑问会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2.重视学习和研究哲学

杨昌济十分重视学习和研究哲学，他常对学生们说：“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在《劝学篇》一文中说：“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他在《论语类钞》里又说：“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源也。”^[98]

杨先生热情倡导学生研究哲学，努力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和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后来终生潜心于研究哲学，并成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不能不说曾十分受益于杨先生的这些谆谆教诲。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重视研究哲学，并具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这是毛泽东后来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经验之一。

3.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

首先，杨昌济非常重视自学。当时他兼任三四个学校的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忙，但仍抓紧时间刻苦自学，长期坚持不懈，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了榜样。

其次，提倡读书要坚持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态度。他认为不论什么学派或学说，既不能毫无保留地继承，也不能随意地全盘否定，应持科学的分析态度，从而做到“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因此，他既反对主张全部保存“国粹”的守旧思想，也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洋奴哲学。他在《劝学篇》中精辟地说：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99]

这就是说，杨先生既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又非常强调要结合本国的国情，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全盘西化”的洋奴思潮。因此，他要求他的学生做到“以输入西洋之文明能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扬而光大之”。

大家知道，杨先生是在国外留学十年的人，却一点儿也不盲目崇拜东洋或西洋，反而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并特别强调学习外国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分析批判的态度和辩证的思想方法，就是今天来看，也是非常高明的！而在“五四”运动的前夜，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中，具有这种正确态度和高明辩证思想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杨先生这种高明的辩证思想和科学的治学态度，对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毫无疑问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再次，主张“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指出：“知行合一，……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自觉与活动乃不可相离者也。无活动则无自觉，故实行尚焉。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100]从这种观点出发，杨先生既主张博学、深思，又强调躬行实践，坚决反对学用脱节、读书脱离实际。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学用结合和注重实践的光辉榜样。杨先生的这种正确的治学主张，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自然会奉为楷模而躬行实践的。

4.倡导做事要深谋远虑和坚韧顽强，生活要严谨刻苦和富有朝气

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余尝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何如耳。”他常举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学说、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一书都花费了几十年时间为例，来说明顽强的毅力对事业成功的重要。他还主张：“凡办一事，须以全副精神注之，始能有成功而不至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事不可过多；任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宜深谋远虑，动之万全，不可孤行己意，不顾利害。”^[101]

在生活作风方面，他崇尚刻苦，菲薄衣食，冷水沐浴，长途跋涉，反对无谓的应酬和不必要的虚荣等等。所有这些，也都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躬行实践和争相仿效的。

正当青年毛泽东在形成和确立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关键时期，遇上了杨昌济这样品学兼优的好教师，自然是非常幸运的。从以上列举的几个方面，再结合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出，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学识和品格，尤其对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确实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对杨先生一直是非常感激和非常怀念的。

1918年，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20年1月17日早晨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享年50岁。于1月22日由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杨度、陈润霖、黎锦熙、毛泽东、李肖聃等29人联合署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讣告，对杨昌济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他的朋友李肖聃在悼词中说：“怀中之死，令人伤心！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求之友辈，遂无此人。”当时北京和湖南的教育界都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在治丧期间，毛泽东全力以赴帮助杨家料理后事。不久，杨昌济的灵柩由其子女杨开智、杨开慧自北京护送回故乡长沙板仓安葬。

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中，对毛泽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的徐特立。

徐特立（1877—1968），湖南省长沙县人。因家贫9岁才进私塾读书，只读了6年又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后来在乡村当过10年蒙童馆塾师。

在二十六七岁时，徐特立对当时黑暗腐败的社会已非常不满，曾写过《书愤》这样一首诗：

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

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

从这首短诗里，不难看出徐特立愤怒已极的强烈革命情绪。

辛亥革命前夕，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时，曾给全体师生做过一次时事报告。当他讲到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教会在中国的凶横，中国人民怎样被欺侮、被压迫、被屠杀，以及清政府怎样软弱无能、无力保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等情况时，越讲越激动，越讲越悲愤，他突然从讲台上走到厨房里拿出一把菜刀，当场剁断自己左手的一个指头，用鲜血写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断指血书”这件事，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后，徐特立曾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但是，当他看到从议长到议员，绝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不是国计民生大事，而是升官发财的个人利益时，非常愤恨，便毅然辞去副议长职务，脱离那追名逐利的污浊场所，仍回到教育界做一名清苦的教师。他极力想利用教育来改变人心，转移社会风气。从此，他成为一个著名的“教育救国论”者。

徐特立在长沙创办过两所高级小学和一所初级小学，还创办过一所男子师范和一所女子师范，还倡办过农村简易师范班，培养了许多小学教师。长沙全县几百所小学，所有的教员差不多都是徐特立培养出来的。因此，当时人们称他是“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

1913—1919年，徐特立在湖南第一师范讲授教育学、各科教学法和修身等课程，并兼任教育实习主任等。正好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在这里读书。徐特立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品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早为毛泽东所仰慕之至。所以，徐特立很自然地成为毛泽东最敬佩的老师之一。

毛泽东非常敬佩徐先生的民主作风和反绅士精神。当时辛亥革命不久，长沙城里中等学校的教师，一般都还保持着前清时期的绅士派头，冬裘夏绸，衣冠楚楚，平时到学校上课也总要坐着三人抬的“三丁拐”轿子，否则就似乎显得很寒酸，会被学生和同事们瞧不起。而徐先生却与众不同，他平时衣着朴素，作风也平易近人。当时他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校长，兼授第一师范的课程，由北门的荷花池到南门外的书院坪相隔约10里，他总是徒步往返，风雨无阻，从来没有坐过轿子。学生们并不因此看不起他，反而更加尊敬他和佩服他。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仍然一直保持着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徐特立因家贫只读过6年私塾，他的渊博学问，主要是靠长期刻苦自修得来的。当时，虽然他已成为湖南著名的教育家，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但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精神和治学态度，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徐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针对一般人读书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甚至囫囵吞枣的毛病，提出来读书要严守一个“少”字和“不动笔墨不看书”的原则。他说：“我认为读书只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抄摘书中的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的读书，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自然比贪多图快好。”^[102]这样读书，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得扎实，记得牢固，领会深刻。毛泽东非常欣赏徐先生这种治学主张和读书方法，很注意把读书、思考和批注结合起来。

徐先生向来注重实践，主张读书要“学以致用”，所以他常说：“实际第一，书本第二。”就是说，他主张书本要与实际相结合，读书要与实践相结合。徐先生的这种治学主张，对毛泽东及其同学们的影响也很大。

尤其可贵的是，徐特立在政治上不断追求进步。在1919年，他已经43岁了，还热烈响应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湖南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前往法国去留学，寻求革命的真理。1927年，他已年过半百，毅然抛弃“教育救国”的道路，投身农民运动，跟随毛泽东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的领导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坚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徐特立成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

毛泽东和徐特立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又成为十分亲密的战友。毛泽东一直非常尊敬和爱戴他的老师。1937年1月，在徐特立老人60岁寿辰的时候，毛泽东曾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信中写道：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103]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104]

徐特立1949年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2岁。

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湖南省湘潭县人。当时是有名的青年学者，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和文字学家。毛泽东只比黎先生小3岁，又是同乡，所以他们当时关系十分亲密，虽属师生，实为挚友。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时，23岁的黎锦熙在该校任历史教员。1914年春，四师合并于一师后，黎锦熙也随之到一师任历史教员。毛泽东很尊敬这位年轻有为的老师，经常虚心请教，而黎锦熙也非常器重毛泽东这位气质非凡的学生。两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说古道今，纵论天下大事。新中国成立后，黎锦熙常向亲友说：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后黎锦熙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均尊称毛主席）当年在一师求学时就表现出不平凡的胸襟，经常谈论的为：一是历史人物，如唐宗、宋祖，乃至拿破仑、伊藤博文等；二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谈吐之间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1914年，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在长沙浏阳门正街李氏芋园给“宏文图书社”组织了一个编译所，改编教科书，兼自由讲学，并附设公言杂志社。毛泽东经常前往请教，并协助做一些誊抄或编写工作；1915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和陈昌（章甫）还住在这里。据黎先生回忆，李氏芋园是清朝道光年间两江总督李星沅在长沙的住宅，这个园子很大，有庭院、假山、花木、池塘、石凳等。毛泽东经常坐在塘畔树下石凳上看书，边看边想，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关于当时他们密切交往的情况，黎先生曾写有详细的日记。^[105](www.xing528.com)

仅据黎先生日记所载，毛泽东在5个月之内就前往芋园向黎先生求教达19次之多，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芋园度过，甚至暑假就干脆搬进芋园住下来就近随时向黎先生求教。求教的内容，从读书方法、研究学术到谈立身处世之道，议论时事政治以及纵论改造国家社会和治理天下大计。就连写的日记，也要黎先生过目，请予指教。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向黎先生请教是多么频繁、多么虚心和多么诚恳；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黎先生对毛泽东又是多么倾注全力地进行教育和帮助，并对毛泽东是多么器重和寄予厚望！

黎先生的确是毛泽东难得的良师益友。所以，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黎锦熙在1915年9月到北京教育部工作后，毛泽东仍不断写信向黎先生请教。他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写信说：“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先生的信中又说：“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知道毛泽东和黎锦熙之间亲密的师生情谊，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知道黎锦熙对毛泽东的重大影响。

后来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黎先生一直支持他的学生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总是时时都记着他的良师益友黎锦熙先生。

毛泽东刚进北京不久，听说黎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便于1949年6月17日，专程前往看望黎先生，并请黎先生吃饭，请黎先生坐上位。黎先生不肯，说：“您是主席，应该坐上位。”毛泽东拉着黎锦熙的胳膊说：“您年纪大，又是我的老师，哪有让学生坐上位的道理？”黎先生只好坐了上位。谈话间，毛泽东提出想让黎先生出任教育部长；黎先生说，只愿意从事文字改革和教学工作。1949年8月，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和毛泽东的批示，由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黎锦熙任常务理事会副主席、汉字整理研究会主任。不久，黎锦熙又被指派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

1949年9月，黎锦熙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4年黎锦熙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毛泽东不仅一直关心着黎先生的工作、学习和思想，同时也非常照顾黎先生的身体和生活。黎先生也向来以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而自豪，同时也衷心敬佩毛泽东的高尚品格和伟大业绩。1953年1月24日，黎锦熙把毛泽东从1915年至1920年写给他的6封信，以及他给6封信写的有关纪事和按语，精装为一册，送给毛泽东作为60岁寿辰的献礼。扉页上写着：“谨以三十年前的纪念文献资料为毛主席做寿！”1961年，黎锦熙又将新中国成立前冒着生命危险珍藏的革命文献交给中央档案馆，作为向党40周年的献礼。这些文献是：（1）1915年至1920年毛泽东写给他的6封信及按语（加简名为《毛主席六札纪事》）；（2）1918年至1921年《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册；（3）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平民通讯社”时写的15次通讯稿。这些文献现在都是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和革命活动的可靠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是黎先生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一大贡献。

毛泽东和黎锦熙60多年的师生风范，堪为后人楷模！

方维夏（1879—1935），湖南省平江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即从事教育工作，1912年至1919年在第一师范先后任博物、农业教师和学监与学监主任^[106]。他教农业课时，改变过去只要学生死记硬背的旧习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带领学生开辟实习场地，种植各种农作物，并和学生一起参加劳动；担任学监与学监主任时，曾代表校方领导校友会工作，注意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和充分发挥学生的自治才能。毛泽东等在反对校长张干的风潮中被校方决定开除时，方维夏和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等再三力争，终于迫使校方撤销开除的决定。因为他思想进步、品德高尚，所以是一位深受毛泽东和同学们尊敬的好老师。后来，他积极支持毛泽东从事的各项革命活动，于1925年由李六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35年在湖南从事游击战争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36年夏，当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口述自己的历史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107]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袁大胡子”，就是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的袁吉六先生。因为他满脸长着又粗又密又乱的胡子，所以学生们称他为“袁大胡子”。

袁吉六（1868—1932），名仲谦，又名士策，字吉六，祖籍湖南新化县。他父亲是秀才，自幼随父攻读经书，学习诗文，勤奋好学，才华出众。他先考中秀才，后又于清光绪二十三年考中举人。

袁吉六虽是举人，但却鄙视做官，矢志教育。他常教导学生说：“读书莫做官，教书育黎民。”袁先生视钱财如粪土，他的薪银从不购置田产，多用于购书或帮助贫困的学生。他家藏书极多，因而在他家乡一带流传着这样两句谚语：“大富人家财万贯，袁吉六藏书万卷。”

1913年春，袁吉六应新化县著名教育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陈润霖之聘，担任四师的国文教员。同年秋毛泽东考入四师，袁先生即教毛泽东的国文课教员。1914年春，四师并入一师后，袁先生又担任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的国文课教员，直至该班毕业。这就是说，袁先生一直教了毛泽东五年半国文，由此可以想到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

袁先生毕生好学不倦，因而学识渊博，颇多专长。他精通古典文学和古文字学，又擅长诗词和精通书法。他的诗词气势磅礴，绘声绘色；他的毛笔字写得苍劲有力，与颜真卿难以区分。

袁先生一生不求闻达，蔑视权贵。1916年，他在一师教书时，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以月薪80块银圆请他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他断然拒绝。后来，谭延闿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时，又一次邀请他出任国史馆总编修，他依然坚辞不去。军阀唐生智曾以500块银圆的酬金，请他为母亲撰写墓志铭，他始终没有答应。但是，他对家乡的农民却大不一样。有一个叫戴恩太的农民，靠卖斗篷为生，经常请袁先生题字，他都欣然命笔，一切照办；只要袁先生题了字，斗篷便卖得又多又快。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高风亮节、刚正不阿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严肃学者。

袁先生虽是前清举人，但他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他酷爱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强调要从古籍中学习古人的高贵品质和治学经验。在授课过程中，他经常列举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书画家和诗人的卓越成就和艰苦奋斗精神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要求大家做到“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要有“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108]的雄伟气概。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他常对学生说，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文章妙来无过熟”，只要能做到“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这样“四多”，就一定能写出好文章。

袁先生对毛泽东十分喜爱和器重。除在课堂上精心讲解外，还常在课外耐心指导，并经常把毛泽东叫到自己的书房里进行单独谈话。

毛泽东由于受梁启超的影响，喜欢写半文半白的文章。袁先生看不起梁启超，说梁启超是一个半通不通的文人，认为写文章学梁启超是走错了门径，并嘲笑说这不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要求毛泽东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他说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无论议论、辩驳或抒情，都极为绝妙，写文章学习韩愈，门径就算走对了。袁先生认为，以毛泽东的才华来学习韩愈，文章和学问必将大有长进。毛泽东本来就十分喜欢古典文学，曾经精心研读过《诗经》和《楚辞》等许多古典名著；现在又有袁先生这样的高师悉心指导，毛泽东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极好机会，于是便下决心攻习韩愈的文章。他遵照袁先生的指点，在长沙玉泉街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了一部宝庆版的《韩昌黎诗文全集》。

毛泽东发现买回来的这部旧书，不但书页有破损，而且文字也有许多讹误。于是，他便借来袁先生圈点、校正和批注过的版本，一字一句地加以核对，并细心修补好残缺的地方。这样，他花费了很多时间，终于也有了一部供自己学习韩文的可靠“善本”。毛泽东把这个“善本”奉为至宝，一篇一篇地认真阅读和钻研。从词汇、句子、章节到文章的内容、意义和技巧，他都精心钻研和仔细体会，直到融会贯通为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反复默诵或朗读。通过这样艰苦的学习和长期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毛泽东都能读得滚瓜烂熟，甚至背得十分流利。

袁先生看到毛泽东攻读韩文很有成绩，写文章也大有进步，当然极为高兴。他夸奖毛泽东的文章“大有孔融的笔意”，并常常批给同学们“传观”。毛泽东受到袁先生的鼓励，学习便更加努力，而袁先生也更加喜欢和器重毛泽东。

1915年上半年，一师学生闹学潮要赶走校长张干。毛泽东因起草“驱张宣言”，被张干列为带头闹事的17个学生之一，决定开除毛泽东。袁先生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一起极力反对开除毛泽东，最后张干只好作罢，后来，袁先生多次对人说：“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指毛泽东——笔者注）也。”由此可以想到袁先生是多么了解和器重毛泽东。

由于袁先生的辛勤教诲，毛泽东的国文和书法都有很大进步，尤其由于学习韩愈文章的影响，他的文章写得更加气势磅礴和议论纵横。至今，我们从《毛泽东选集》里，从文章的遣词造句到结构布局，随处都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子。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就出自韩愈的《送穷文》。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说韩愈的《伯夷颂》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民建及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又提到《送穷文》。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一定要用几十年时间把贫穷送走。这些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韩愈对毛泽东的深远影响；至于韩愈对毛泽东整个文章风格的影响，那就更大了。后来，毛泽东在诗词和书法方面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显然也和袁先生的正确指点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对袁先生十分怀念，也终生感激。1932年袁先生病逝，安葬于现在的湖南省隆回县高坪区孟公乡白莲村。毛泽东曾于1952年为袁先生亲笔题写了墓碑，即“袁吉六先生之墓”，以表示对袁先生的深切悼念。新中国成立初期，袁先生的夫人戴常贞生活困难，又年老多病，便托人写信告诉当时任国务院参事的王季范先生。王季范将信转呈毛泽东，并附诗一首：“袁胡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枝。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绝粮时！”^[109]曾在一师任历史教员的罗元鲲先生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戴常贞的困难。毛泽东接信后，尽管国事繁忙，仍立即于1950年10月11日写信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说：“……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110]此后，长沙市民政局每月发给戴常贞老人生活费30元。1963年戴常贞老人住医院动手术，湖南省委统战部又拨800元医疗费，并经常派人前往医院探望。

1965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用家乡菜招待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和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毛泽东在一师的同班同学）等几位客人，席间大家又谈到了袁吉六先生。章士钊感慨地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接着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笑着说：“‘英才’过誉了，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的身份。”饭后，毛泽东又请周世钊给戴常贞老人带回400元，让老人家补养身体。

由于毛泽东和湖南各级政府的关怀，戴常贞老人幸福地度过了晚年，于1970年3月寿终正寝，享年88岁。在戴常贞老人去世时，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又专程前往祭奠，并敬献安葬费400元。

1980年，袁先生的长子袁诚，把章士钊和郭沫若说的两句话，各取后面五个字，即“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刻成石联，竖立于毛泽东题写并署名的墓碑两侧。

“袁吉六先生之墓”，这是毛泽东对恩师袁吉六先生的永恒纪念！

旧社会的师范学校是免费的公立学校，它的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同时，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师范生毕业后实际上并没有职业保证，即使能找到小学任教，也没有社会地位。因此，这些情况就决定了当时报考师范学校的学生多数是家境贫寒、思想进步和学业优异的青年，而且在考进学校之后，还必须奋发图强，学到真才实学，将来在社会上才能有立足之地。这样，在旧社会的师范里，自然就常常汇集了一批奋发有为的青年，湖南第一师范在当时也正是这样。这就是说，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里不但幸运地遇到了一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思想进步的好师长，而且又幸运地遇上了许多学业优异、奋发有为、志同道合的好同学。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帮助，彼此切磋，共同进步。当时，毛泽东在一师的同窗好友主要有蔡和森、罗学瓒、陈昌、张昆弟、何叔衡、萧子升、萧植蕃和周世钊等。

蔡和森（1895—1931），又名林彬，湖南省湘乡县人。毛泽东在一师的同级同学。少年家贫，当过牧童和商店学徒，学过手艺。他刻苦求学，勇于实践，有远大理想和奔放的革命热情。他常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旧世界之层层罗网。”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他是毛泽东志同道合的同学和至为亲密的朋友。毛泽东经常到岳麓山蔡和森的家里聚会，和学友们一起共同切磋学问，探讨人生，研究社会问题，以及寻求中国的出路。当时“毛、蔡”齐名，深为同学们所称道。他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主要骨干分子。1919年，他和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同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他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最先主张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成立中国共产党，极力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主编《向导》周报，是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931年夏，赴香港指导工作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临刑时，坚贞不屈，刽子手将他的四肢摊开，活活钉死在墙上，并用刺刀戳烂了他的胸膛。后来，毛泽东称赞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罗学瓒（1894—1930），字荣熙，湖南省湘潭县人。罗学瓒与毛泽东在四师和一师五年半都是同班同学，也是新民学会的骨干分子。他非常钦佩毛泽东，曾在家信中说：毛泽东是“敦品力学之人”，和他“朝夕相处，时有受益”。他踏实刻苦，锐意进取，胸怀宽广，志向远大。当时在《自勉》诗中，他这样写道：

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

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

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

何言乎富贵，赤胆为将来。

他又在一首《随感》诗中这样写道：

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

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

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

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

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

从这些充满革命朝气的诗句里，我们不难体会到罗学瓒的雄伟气魄和不平凡的抱负。

罗学瓒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曾在湖南省委工作。他是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和创办自修大学的得力助手。1929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30年夏，因叛徒出卖，在杭州英勇就义。

张昆弟（1894—1932），湖南省益阳（今桃江）县人。幼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因家贫无力升学，后来便居家耕田务农。1913年考入第一师范，次年春转本科第六班，是毛泽东的同级同学，也是新民学会的基本会员之一。他的思想、治学、品行诸方面在全班都名列前茅，是毛泽东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1917年6月，第一师范举行“人物互选”时，毛泽东名列全校第一，张昆弟名列全校第四。1915年上半年，他和毛泽东、陈昌等在杨昌济老师的指导下，成立了课外哲学小组，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研究学术，或纵论天下大事。现在保存的他当时写的一本日记（1917年7月31日至10月2日），就有力地反映了他们当年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与蔡和森等一起被驱逐回国。回国后，1923年曾参加领导京汉铁路的“二七”大罢工。1928年后，随同贺龙一起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2年于洪湖地区被杀害。

陈昌（1894—1930），字章甫，湖南省浏阳县人。新民学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11年夏，考入第一师范。他读书刻苦，尤重实践，朝气蓬勃，志存高远。他常对人说：“赴义恐后，争利莫先”；“为人要以事为目的，不要以钱为目的。”曾在日记中又这样写道：“人不能天生聪明也，发愤就聪明。人一知之，吾十可知也；人十知之，吾百可知也。”杨昌济先生在《达化斋日记》中说陈昌的笔记“多记行事所得”，“重力行”。陈昌又口才雄辩、擅长演讲，被同学誉为“雄辩部长”。他常常在清晨或傍晚独自一人跑到猴子石旁，面对滔滔湘江，大声练习演讲。

陈昌是毛泽东在一师的挚友之一，同为师长所器重。历史老师黎锦熙曾在日记中这样评价陈昌和毛泽东：“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1915年秋毕业后，陈昌曾先后担任小学教师，并继续和毛泽东保持着密切联系。1916年5月，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读书之要，在体察人心，留意军国，所谓居水边林下，志不忘世道民生。”又说：“非强有力之精神手腕者，不足以当今日之书生，故读书之序，体育先焉。弟日夜奋空拳，摩挲武器，良以百重强敌有待武力之驱除。虽属九牛一毛，敢荒匹夫之责？”^[111]由此可见，陈昌和毛泽东一样，时时刻刻都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时刻刻都准备着献身革命和报效祖国。

湖南工人运动兴起后，他是主要领导骨干之一。1926年，担任水口山工会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初，由上海前往湘西贺龙部队工作，在途中因叛徒告密被捕。1930年2月，在长沙英勇就义。就义时曾激昂慷慨发表演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何叔衡（1876—1935），湖南省宁乡县人。自幼随父亲在家，一边读书，一边劳动，27岁才考中秀才。他和毛泽东同时考入四师，又同时转入一师。两人虽然年龄相差17岁，但志同道合，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何叔衡在一师只读了半年就提前毕业，受聘于长沙楚怡小学，但仍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8年4月，毛泽东创立新民学会，何叔衡是年龄最大的会员。他感情热烈，待人诚恳，最能吃苦，做事认真，因而大家都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毛泽东称赞说：“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何叔衡是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他同毛泽东一起，代表湖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毛泽东早期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最得力的助手之一。1930年，他从苏联学习回国。1931年转移到中央苏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检察部长、内务部长和最高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红军长征后，他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他与瞿秋白、邓子恢等撤离江西向福建转移时，被敌人包围。这时，他已年届六十，行动困难，在闽西长汀县水口附近，坠崖殉难！

……

这些有着远大理想和雄伟气概的热血青年，确实是一批真正的民族精英和国家栋梁。

毛泽东就是生活、学习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是一所不同于旧式学堂的新式学校；这里汇集着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和品格高尚的老师；这里又聚集着一大批胸怀大志、气概非凡和奋发向上的同学。这里确实有着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于是，毛泽东便充分利用这里的环境和条件，努力储才蓄能充实自己。他专心致志，刻苦读书，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潜心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路；他努力锻炼身体，顽强砥砺意志，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没有钢铁般的身体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则无法在未来肩负和完成艰苦而伟大的事业；他广泛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尤其是创造性地组织了新民学会，不仅卓有成效地锻炼了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团结了一批“勇猛精进”的战友，从而为后来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五年半学习期间，在思想、学问、身体和政治各个方面，都为他后来从事艰苦、繁重的革命事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当代英才”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五年半期间，已开始显露出他的不凡气质和杰出才华，因而受到许多老师的器重，被老师们视为“奇才”和“特殊的学生”。

首先发现毛泽东具有不平凡的抱负和杰出才华的是杨昌济先生。他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达化斋日记》）中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112]

杨先生如此全面地记述一个学生的家庭、身世和个人品德、资质以及环境等等，并以名人为例加以勉励，从现存的《达化斋日记》来看，这是仅有的一例。由此可知杨先生当时对毛泽东器重的程度，以及他们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

据杨先生的儿子杨开智回忆：一师学生掀起驱逐张干校长的风潮时，学校当局要开除毛泽东，杨先生为之愤愤不平，并联合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袁吉六诸老师坚决反对校方的决定。当时在课堂上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曾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了“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14个大字。他常向家里人说：他在一师有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将来必定是国家的栋梁。这就是说，在杨先生的心目中，毛泽东和蔡和森将来都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健将，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这正是他辛勤栽培的“柱长天”的“大木”。

又据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杨先生对于他心爱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期望很大，爱护备至，直到逝世前，1919年12月在北京德国医院治病期间，他还特地写信向挚友章士钊推荐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13]

杨先生去世后，当时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李肖聃于1920年1月28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一文中也指出：杨先生“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百千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

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和蔡和森的上述态度和言论，绝不是偶然而言中，而是由于他对毛泽东和蔡和森长期观察和深刻了解的结果，也是他呕心沥血、精心培育的结果。

黎锦熙先生也对毛泽东有过类似的评论。他在1915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毛泽东于1917年8月23日给在北京的黎先生写了一封将近4000字的长信，黎先生接信后在8月31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袁吉六先生也十分器重毛泽东，他曾多次对人说：“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指毛泽东——笔者注）也。”可见袁先生和杨、黎先生的看法完全一致。

此外，数学教员王立庵先生也非常器重毛泽东。有一年暑假，毛泽东就寄居在王先生家里自学；尽管毛泽东并不喜欢数学，甚至考试时还交过白卷，但王先生仍然乐意为毛泽东提供食宿。所以，当学校为驱赶校长张干一事要开除毛泽东时，王先生也出来为毛泽东极力作保。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还以自己优异的学业、独特的思想、高尚的品德、非凡的胆识、超群的才华和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以及锐意进取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全校同学们的信任和敬佩。他自己也常对人说，大丈夫要敢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所以，当时同学们就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1800—1891）是普鲁士名将，曾在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建立过赫赫战功，是当时名震世界的军事家。同学们送毛泽东这个外号，虽是因为他姓毛，但主要的还是推崇他是一个“志向非凡、与众不同”的奇特人物。^[114]

能说明同学们信任、推崇和敬佩毛泽东的例子当然很多，但最有说服力的还是1917年6月全校开展的“人物互选”活动。关于这件事，1918年编印的一师校志里有详细记载。

“人物互选”是当时学校为考察学生的学业、操行，并促进学生积极向上而开展的一项群众性的活动。其具体内容和办法如下：

选举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德育：敦品、自治、好学、克己、俭朴、服务等；（二）智育：才具、言语、文学、科学、美育等；（三）体育：胆识、卫生、体操、竞技等。

选举的办法：在学期中的一天课后，各班学生在各自的教室进行投票，每人最多可以投三票，每票选举一个人，被选对象可以不限本班；票的写法是被选人写在上端之右，选举人写在下端之左；选举人应按规定的标准，将被选人的考语事实详注票内，必须名实相符；被选者要满5票才能当选。

选举的时间：据一师校志记载，是“民国六年六月”，即公历1917年6月。

选举的结果：全校11个班400多人参加“人物互选”，当选者共34人，其中毛泽东得票最多，居全校第一。毛泽东在德、智、体三方面有6项获票，即敦品11票，自治5票，文学9票，言语12票，才具6票，胆识6票，共49票。在德、智、体三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毛泽东一人，其他当选者只在一方面或两方面得票；在德、智、体三方面所包括的细目中毛泽东有6项得票，而其他当选者只有两人达到4项；敦品和言语两项毛泽东是全校票数最多的人；胆识一项为毛泽东所独有，无其他人得票。毛泽东这六项的具体“考语”是：敦品为“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为“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文学为“长于国文词章”；言语为“长于演讲，论辩应对”；才具为“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胆识为“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这次“人物互选”活动，是对毛泽东的一次全校群众性的鉴定；在这次群众性的鉴定活动中，毛泽东夺取了全校的冠军。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在一师的全体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是全校公认的品学兼优和出类拔萃的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