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

那么，怎样才能救国救民？用什么方法去救国救民？这是毛泽东在读了《盛世危言》以后，已开始经常思考的问题。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表兄文运昌曾借给毛泽东两种有关康梁维新变法的书刊，其中有一种是《新民丛报》^[63]，毛泽东读了以后，思想受到很大的启迪。尤其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畅达流利，洒脱风流，而且笔端饱含着感情，使毛泽东读了又读，钦佩不已。他好像从康、梁文章中找到了一种新的救国救民的方案。所以，毛泽东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他说：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64]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曾经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都早已丧失了原有的进步性，而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要潮流。然而，刚刚从偏僻山村出来的毛泽东，对康、梁知道得很少，对孙中山就更不了解。因此，当他一接触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字都感到十分新奇，因而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就自然成为他心目中崇拜的人物了。

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原件，现保存在韶山纪念馆，上面有许多他当年圈点和批注过的墨迹。在《新民丛报》第四号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的第三段末，他批注道：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批注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有关政论的最早的文字手迹，它表明了毛泽东对君主立宪制和封建君主独裁制两种国家政治体制的理解；同时，这段批注也说明了毛泽东在这时也并不一般地反对君主制，只是反对“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的封建君主独裁制，而主张建立像英国、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赞同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通过维新变法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后来说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65]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只有半年，但思想却发展很快，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相信孔夫子”发展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从“非常喜欢”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发展到赞同以英、日为楷模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体制。这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毛泽东的思想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梯。(www.xing528.com)

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具体影响，据学者汪澍白研究，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主“变”哲学。康有为根据《周易》的“变易”观点，强调“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又说：“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这就是说，康有为认为事物总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而且常常是“后来居上”。这就尖锐地批判了中国几千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传统观念。梁启超又进一步发挥了主“变”哲学，热情倡导独立思考、变法创新，反对泥古守旧、做古人的奴隶。康、梁的这些思想和理论，毫无疑问曾经对青年毛泽东起过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二是维新变法主张。康有为和梁启超是1898年戊戌变法的领袖，他们极力主张在中国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以代替封建君主专制。毛泽东当时十分赞同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这种政治主张。

三是“新民说”。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曾创办《新民丛报》，极力倡导“变化民质”的“新民说”。他认为近代的中国之所以“积弱”，主要原因在于“国民”的“愚昧落后”“道德败坏”和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等等。他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他认为只有造就出新型的国民，才能革新政府、革新国家，从而达到变封建主义的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的政治目的。所以，梁启超的结论是：“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民学说变其思想。”这就是说，梁启超认为，要改变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必须首先从“变化民质”入手。梁启超的这种主张，开后来“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思路的先河，并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直到“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还仍然认为，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而要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首先从“动天下之心”入手。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显然和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基本一致的。后来，毛泽东在1918年创立革命团体时，又确定取名“新民学会”，并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由此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新民说”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之深。

四是康梁笔法。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写文章的能手，他们曾一度执晚清文坛之牛耳。尤其是梁启超，他虽然宣传的多是康有为的思想和主张，但文章通俗易懂，流利畅达，条理清晰，笔锋饱含感情，因而很能征服读者。正如梁启超自己讲的：“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因此，我国近代许多文人学者都曾经被这种魔力所征服，毛泽东便是其中的一个。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校长李元圃还曾经当众表扬毛泽东的文章“深得康梁笔意”，并号召全校向他学习。

总括以上几点，汪澍白先生的结论是：“可以看出，康梁的思想启蒙，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的确形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它开辟了一条由初步接受启蒙教育而走向‘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通道。”^[66]

毛泽东虽然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时间只有半年，但对培育他的母校却怀有深厚的感情。1958年夏天，东山学校党支部写信给毛泽东，请他题写校名。不久，在9月10日，毛泽东就复信说：“你们的大字报（指党支部的信——笔者注）早已收到，甚谢。现遵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并随信寄来了题写的横、竖两种排列式样的“东山学校”校名。学校按当时流行的形式，选用了横排的校名；现在，毛泽东的题字仍然悬挂在东山学校的正门上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