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盛世危言》后的思想变化及影响

在辍学两年半的劳动中，毛泽东读了向表兄文咏昌借来的《盛世危言》。毛泽东自己说，他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读了以后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

《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至1893年又再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出版。

这本书的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册，是当时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本书，以致能够流传到韶山这样偏僻的山村来。郑观应曾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后又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自己还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业资本家。他比较熟悉西方情况，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很不满意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一套做法，因而自己提出来一套变革现实以及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政治主张。所以，他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说：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源，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材；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哉？”

从这篇自序里我们看到，郑观应斥责顽固派因循守旧，“泥古不化”，又批判洋务派只知一味追求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不从事本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是“逐末而忘本”；他认为只有首先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然后再在全国普遍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制度，这才是中国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郑观应提出的这些主张，基本上反映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概貌，曾经有过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经过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因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当时早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对于生活在偏僻山村的毛泽东来说，《盛世危言》所宣扬的这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仍然使他感到非常新鲜，并大大启迪了他的思想，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www.xing528.com)

毛泽东读了《盛世危言》以后，思想究竟发生了哪些具体变化？由于缺乏资料，已无法具体考察。但毛泽东在1936年和斯诺的谈话中两次提到《盛世危言》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他第一次提道：“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他喜欢这本书的什么？自然是郑观应在这本书里所体现的思想和宗旨。他第二次提道：“《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所以仅从毛泽东自己提到的这两句话来看，可知《盛世危言》这本书对他的思想影响之大！

在两年半劳动期间，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其他呼吁救亡图存的书籍，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少年毛泽东的心情更加无法平静了，他深深为充满内忧外患的祖国忧虑，开始意识到努力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神圣职责。他说：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以及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4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少年毛泽东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并明确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少年毛泽东已经立志要救国救民，并开始思考和谋虑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和解救劳苦大众的根本道路与具体方法问题了。

这就是说，毛泽东读了这些书以后，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再也无法平平淡淡地在韶山劳动下去了，他要继续求学深造，研究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求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而后投身于变革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所以少年毛泽东便断然决定：要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读书深造，以实现自己的志愿和理想。于是，他先在乌龟井和东茅塘复学，继续读书，一年后，又冲出偏僻闭塞的韶山冲，走向了广阔无边的大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