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出生到8岁(1893—1901),即在上私塾之前,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因此,湘乡县唐家圫文家的家风,也曾对童年时代的毛泽东产生过重大影响。
直到19世纪中期,文家还是一户相当贫苦的农民。外曾祖父文作霖,年仅28岁就因积劳成疾而离开了人世。外曾祖母贺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受尽艰难困苦,终于把三个很小的儿子都抚养成人,并使他们成家立业。到毛泽东出生时,文家已是一个四世同堂、20多口人,拥有140多亩田产和一栋瓦房的小康之家了。这在苦难的旧社会简直是一种奇迹!因此,这位可敬的老人开创的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家风以及在困难面前坚忍不拔、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自然会使幼年毛泽东受到许多熏陶。
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1821—1888)是文作霖的第二个儿子。他一生耕田种地,勤俭持家。他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文正兴[8],因在家族兄弟中排行第七,毛泽东称他为七舅。七舅儿女众多,被认为多子多福,所以毛泽东按母亲的旨意拜七舅母为“干妈”,意在托福。文玉端很喜欢毛泽东,经常吃饭同桌,睡觉同床,要求很严,视若亲生。次子文正莹[9],排行第八,毛泽东称他为八舅。文玉钦曾在家开馆教书,毛泽东便经常前往听讲,耳濡目染,受益颇多。三子文玉材,早年夭折。文素勤是文芝仪的第三个女儿,因在家族姊妹中排行第七,所以又俗名七妹。她嫁到韶山毛家,自然也就把文家的家风带到了韶山毛家。
文素勤克勤克俭、精明能干,是全家最忙碌、最辛苦的人。她养儿育女,操持家务,缝衣做饭,养鸡喂猪,拾柴割草,田间劳动,样样活都干,也样样活都通,并且里里外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毛顺生所以能够很快发家致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位精明能干、辛勤操劳的“贤惠内助”。同时,文素勤还具有极为高尚的思想品德。她性情温和,仁慈善良,乐善好施,常常慷慨周济别人,尤其同情和热心帮助穷苦人。荒岁旱月,逢年过节,她常常背着丈夫送些粮米和银钱给穷苦的乡邻和亲友们。所以,乡邻亲友无不称赞她的高风美德,这在韶山一带是远近闻名的。
毛泽东和母亲的感情很深。他非常热爱母亲,孝敬母亲,体贴母亲,同时也深受母亲高风美德的感染和影响。
1918年8月,他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开了一个药方给七、八两位舅父。1919年春由北京返回长沙后,他又让弟弟泽民陪着母亲来长沙就医,并亲自为母亲治病侍药。在这期间,毛泽东曾和弟弟泽民、泽覃搀扶着带病的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他母亲第一次照相,也是唯一的一次照相。随后,母亲又返回家乡继续治疗。毛泽东母亲患的是瘰疬[10](俗称“疬子颈”)。现在来看,“瘰疬”并不算什么难治的大病,但在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下却无能为力。文素勤于1919年10月5日,因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终年53岁。
毛泽东闻讯,急忙带着小弟泽覃日夜兼程由长沙赶回韶山。可是当他到达上屋场的时候,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当听说母亲临终时还呼唤着他们弟兄们的名字时,毛泽东心里更是悲痛万分。那几天,他一直守在母亲的灵前。他回想母亲的高风亮节和深恩大德,面对着灵前惨淡的油灯,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写了一篇情谊深厚的《祭母文》[11]。《祭母文》的全文是: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www.xing528.com)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写《祭母文》的同时,毛泽东还为母亲作了两副灵联[12]:
(一)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二)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按照农村的古老风俗习惯,直到过了“头七”[13],毛泽东才带着小弟泽覃,离开韶山回到长沙。不久,他在给同窗好友邹蕴真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正属于这第三种人。
在母亲这种高风美德的感染和熏陶下,毛泽东从小时候开始,就同情穷苦人,并热心帮助穷苦人。至今,在韶山一带还流传着许多他当年关心和帮助穷苦人的故事。
毛泽东在私塾读书时,有个时期是早出晚归,午饭带到学校里吃。一天,他看见一个同学没有带饭,经了解是因为家里穷,常带不起饭。毛泽东便把自己带的饭菜分一部分给这个贫苦的同学吃。回家后,母亲见他比平时饭量大多了,以为是饭带得太少了。毛泽东便把真情告诉了母亲,母亲赞许了他的行动。从此以后,母亲就常给他多带一些饭菜。
又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毛泽东离家到学校去读书,在路上遇见一个衣服破烂而且单薄的青年,在风雪中冻得直打哆嗦。毛泽东同他走在一起,亲切地同他谈话,了解到他家贫苦的情形,非常同情他,便毅然脱下一件衣服送给了他。第二年,母亲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衣服,便问起儿子,这时毛泽东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
有一年,在秋收季节,农民们刚把打下的稻谷摊晒在谷场上。忽然,天空起了乌云,刮起了大风,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来临,大家都赶忙去收拾自家晒的谷子。当毛泽东也正要去收拾自家晒的谷子时,忽然发现邻居毛四阿婆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自己晒在坪上的谷子,就赶忙先帮助毛四阿婆把稻谷收拾起来。当他赶到自家的晒谷坪上时,雨已经哗哗地下起来了。父亲责备他不先抢收自家的谷子,倒去管别人家的闲事。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说:四阿婆家里穷,还要向东家交租,一年到头没有碗饱饭吃,她家的谷子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家种自己的田,谷子都是自己的,被淋湿一点算不得什么大事情,所以应该先帮助她家收拾谷子呀!
也是一家姓毛的邻居,老妇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已说好了价,也交了定钱,但是没有把猪赶回家。过了六七天,猪价涨了,父亲叫毛泽东把猪赶回来。他到了邻居家,那老妇人正在唉声叹气,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因为把猪卖得太早了。她又说:“有钱人损失这几元钱不要紧;可穷苦人少两块钱就是一个大空缺啊!如今也没有办法,既已卖了,也放了定钱,你就赶回去好了。”毛泽东听了这些话,又寻思了一番,便主动退了这宗生意,只拿了退还的那一元定钱回到了家里。
韶山冲的毛乾吉老人曾回忆他亲身经历过的这样一件事:“我小时候家境贫寒,穷得揭不开锅,常与嫂嫂、弟弟在外讨米。有一年夏荒时节,我和弟弟、嫂嫂清早来到上屋场讨米。当时,毛泽东正在坪里劳动——糊泥巴粉墙。他见到我们衣衫破烂,便问我们为什么讨米。我说家里穷,劳力少,没有饭吃。毛泽东叫我到阶基上坐一坐。这时,毛家正准备吃早饭,堂屋里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一见这饭菜,就馋得口水直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便哭了起来。毛泽东闻声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哭脸。我嫂嫂解释说我是肚子饿了。他便朝屋里招呼母亲立即端来一碗饭,送给我吃,又夹了一些菜。我接过香喷喷的白米饭,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便狼吞虎咽吃起来;忽然想起弟弟也没吃早饭,便把一半分给他吃。毛泽东见这点饭不够我们吃,又叫母亲端来一碗饭,直到我们吃饱离开上屋场,他才回到堂屋里去吃饭。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4]
还有一年夏天,韶山遇到了旱灾。骄阳如火,田地龟裂,禾苗枯焦,农民们日夜车水抗旱救苗。少年毛泽东看到那些贫苦农民心急如焚的情景,自己心里也急得像火烧,经常先帮助邻近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车水抗旱,有时劳动到很晚,累得汗流浃背,也不肯休息。
他们母子时常周济贫苦人,父亲很不高兴,因而家里经常发生争吵。毛顺生不同意施舍或周济穷苦人,即使是他们的族人也不例外。毛顺生有个堂弟叫毛菊生,由于家境十分贫苦,所以不得不将自己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出卖。毛顺生决定要买进这七亩田,却遭到毛泽东和母亲的坚决反对。母子俩主张周济菊生一家,并在年关时节,悄悄地给他家送去些白米、腊肉。而毛顺生却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件事在少年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和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谈起过这件事。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嫡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后来我思考这件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15]
毫无疑问,少年毛泽东最充分地继承和发扬了他母亲的纯朴思想和崇高品德。后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把它发展和升华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是高度自觉的、完整系统的无产阶级人生观,它是毛泽东建党、建军、建政及一切革命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毛泽东毕生遵循和实践的唯一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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