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贷萎缩及调整农贷种类和方式

在国民政府紧缩农贷政策下，尽管农贷绝对数量仍续有增加，但因货币贬值，农贷实际上越来越紧缩。从1942年开始，农贷总额逐年趋减，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42、1943、1944、1945年各年的农贷实际数分别相当于1937年的62%、18%、9%、5%，相当于1941年的49%、14%、7%、4%。紧缩农贷还可从国家行局的农贷余额占其信贷总量的比例看到，1941年这一比例达到最高峰，此后递年趋减，到1945年只有3%。

表6-1　国家银行农贷余额及占信贷总额比例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

农贷规模的缩小，不等于国民政府完全放弃农贷，紧缩农贷的同时，四联总处还对农贷的种类和方式进行了调整，企图使有限的农贷能得到合理的利用。其调整一是农贷向农田水利贷款和农业推广贷款倾斜；二是改变农贷方式，推广实物贷款。

四联总处1942年的农贷方针，只是强调各行局办理农贷，应依照“紧缩放款”与“直接增加农业生产”二原则为最合理运用，还没有突出农业推广和农田水利贷款。1943年的农贷方针，则规定1943年农贷以直接增加生产为目的，农贷应注意农田水利及农业推广贷款，以增加粮食生产及战时所需各种特产为中心业务。此后各年的农贷方针都突出两种贷款，因此在各类贷款中，这两类贷款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如表6-2），尤其是大型农田水利贷款更为突出，之所以如此，农业推广和农田水利贷款的贷款对象分别是农业推广机关和地方政府，贷款相对有保障；再者，这两类贷款实施后也易于见成效。(www.xing528.com)

表6-2　1942－1944年农贷按贷款用途分类统计　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农民银行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

1942年，四联总处的《农贷方针》提出，“参酌各地情形，实行举办实物贷放”。实际上，实物贷款并不是什么新的事物，抗战前中国农民银行就曾经举办过，其目的在于纠正农民借款后将借款挪作他用之弊。但是，仅靠金融机构是无法举办实物贷款的，需要相关的生产、运销机构的配合，真正做好有相当难度，因此中国农民银行举办不久，也就不了了之。

1942年，四联总处重提实物贷放，除了纠正农民借款后将借款挪作他用之弊外，再就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这年，中国农民银行即已着手筹备，开始试办。广西省合作金库，也曾于这年利用各县仓储积谷的1/2，试办实物贷放。1943年，中国农民银行在江西主办的战区农贷，对战区各县所需耕牛、种子、肥料、农具等，均尽量采用实物贷放；恩施农民银行制定了实物贷放计划，规定实物贷放种类为种子、农具、肥料、畜牧、纺织、燃料及防治病虫害药剂等，收还实物，仍以种子、棉花、土布等为主，不能归还原借物品的，承借人可与农行洽商折还办法。^[8]

实物贷放的可能效果，首先还在于因有实物可以稽核，容易防止挪作他用；其次，可能会增高农贷数额，因为实物贷放如耕畜、农具贷款，耕牛、农具的单位价值较高，即使贷款只是八成甚至六七成，也在无形中提高了贷款额，而一般的现金贷款数额都较少。但实物贷放要涉及诸多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不少困难：第一，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做实物贷放。种子、肥料、农具、耕畜、食粮，可以贷放实物，而还债、购置耕地、雇工等则全部需要现款项；第二，有些实物贷放到期不能以同类实物偿还。种子、粮食可以谷物偿还，而贷放农具、耕畜，则难以农具、耕畜偿还，因为农民要么生产，如农具，要么生产要花费很长时间，如耕畜。不能以同类实物偿还，而折算为其他实物，或以现金偿还时，这其中有涉及折算标准问题，折算时或者标准有失公允，或者因价格波动而可能让农民利益受损。第三，要真正做好实物贷放，贷款机关需要能控制大量实物，如果耕牛需要临时购买，新式农具待设厂制造，即有实物可以控制，亦未必完全合用。这些难题解决都不太容易，因此，尽管四联总处极力提倡，各行局也尽力尝试，但实际成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