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农贷事业经政府之督促，环境之需要，及金融机关自身之觉悟，发展极为迅速”，[8]1937年至1941年间，农贷数额递年增加，农贷区域也在不断扩大，其中1940－1941年间更形成农贷的高潮。从表5-3可以看到，抗战期间，每年的名义农贷余额都较上年增加，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到1941年，每年的实际结余额仍是增长的，其中1939年增长稍慢，1940和1941年则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是为抗战时期农贷扩展的最高峰。1942年起，农贷呈萎缩之势，每年实际的农贷结余额都较上年减少。另值得注意的是，1937－1941年，农贷实际结余额逐年增加的同时，每社实际的平均贷款数和社员实际的平均贷款数却在逐年减少。
表5-3 抗战期间历年农贷结余额 单位：元
续表
资料来源：1937－1942年农贷余额及指数出自吴文晖：《中国战后农业金融问题》（《经济建设季刊》2卷3期，1944年1月）；1943－1944年农贷余额出自《金融汇报》第16期（1946年7月24日）；1937－1945年农民所付物价指数出自《中华年鉴》（下），第1289页。转引自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原表1943－1944年的农贷余额根据《金融汇报》的数字修正。
表5-4 抗战期间农贷概况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金融汇报》第16期，1946年7月24日。
下面逐年分析1937－1941年农贷的扩展情形。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分析所依据的资料前后不完全一致，1937－1939年主要依据的是历年合作放款数据，不仅有每年累计额和结余额，还有详细的各放款机关的数据；1940－1941年则主要依据每年的农贷数据，而不只是合作放款数据，且主要统计的是国家行局的农贷，其他放款机关则没有包括在内。这种不一致，主要是局限于现有能搜集得到的数据。而从本书的分析看，这种资料的不一致，对问题的分析影响不大，因为直到抗战初期，各类机构的农村放款主要是通过合作社放款，即属于合作放款，1940年以后，国民政府通过四联总处调整农贷时，对一些不通过合作社放款的种类有意倾斜，即对向农场、农业改进机关、农业学校、政府等放款的非合作农贷所占比例增加，合作农贷所占比例在减少，于是，农贷和合作农贷区别扩大（见表5-4），对农贷的分析则依据的是全部农贷的资料，而不仅仅指合作农贷。其次，因战乱的限制，获得完整的统计资料不易，不同来源的统计数字会有出入，如中央农业试验所对1937年贷款的调查，恐未能将沦陷区内的放款全部列入，仅从中国农民银行的放款而言，该所的调查为11491635元，但该行的营业报告，单合作放款一项已达14605059.47元。[9]一些机构的农贷数字会被有意无意漏掉，尤其是1940年以后，因农贷十九集中在国家行局统筹办理，其他省地方银行及商业银行虽偶有举办的，其数目甚微，从全国而言，已不占重要地位，且资料不全，因此，统计时就不再将这些包括在内，而主要就国家行局进行分析。
1937年战事开始后，国民政府西迁，社会秩序一时颇为紊乱，各地农村贷款几全遭停顿，各农贷机关减少甚多。年底各机关的农村合作贷款结余额，仅有2700余万元，较1935年度减少1200余万元。从该年各机关的合作放款数字看，首推中国农民银行，占总额的53.98%，次为中国银行，占11.64%，当年农本局的地位并不重要，仅占2.48%，余下各地方机关占31.93%（见表5-5）。[10]
表5-5 1937年底各农贷机关农村合作放款统计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我国战时农贷统计表》第一表，《经济汇报》2卷1、2期合刊，1940年7月。
1938年，社会秩序稍趋安定，政府大肆充实农村金融，扩大农贷，增设农贷机构，该年农贷机构除中央各行局及各省地方银行外，增设省、县合作金库多所，同时还有些省份责成各省建设厅组织类似农贷机构。故本年农贷一反上年之沉寂而呈蓬勃气象。本年的放款结余数增至6100余万元，较上年增加近3500万元，约为上年度的1.3倍。各农贷机关中，仍以中国农民银行居首，贷款结余额近3000万元，占总额47.50%，该行贷款绝对数超过上年一倍有余，而相对数量则较上年减少，因中国农民银行之外的其他农贷机关扩大农贷较中国农民银行更快。其次是中国银行，绝对数与相对数均有增加，占19.02%。本年度农本局的贷款呈突进状态，放款额为432万余元，较上年度增加5.5倍，占6.97%。省地方银行及农民银行中，以福建省银行居首，占2.51%，广东省银行略次之，占2.42%。省合作金库有报告数字者，仅有江西、四川两省，以江西省合作金库居首，占总数6.91%，四川省合作金库次之，占5.99%。至于合作机关及其他农贷机关，其放款额没有超过总额1%的。总体而言，1938年度的贷款，就累计数或结余数而言，以农本局、中农、中国、交通中央四行局居首，其结余数为7400余万元，占总额75.97%，可见抗战开始后农贷资金的供给，大部分来自农本局及中国、中农、交通三行。次为各省合作金库，占总数12.90%，其地位在各省地方银行及农民银行之上，但各省合作金库的贷放资金，其中一部分由农本局或中农行认购提倡股或由局、行给予透支而来，省农民银行有时亦然，故实际上全国农贷资金来自各行局的，约占总数90%左右（见表5-6）。[11]
表5-6 1938年底各农贷机关合作放款统计表 单位：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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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我国战时农贷统计表》第二表，《经济汇报》2卷1、2期合刊，1940年7月。
1939年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民政府为发展后方经济以支持长期抗战起见，对于农贷事业更为注意，农贷机构也因此逐渐增多。本年放款结余数为11261万余元，较上年度增加5061万余元，为上年度的181.64%。就各贷款机关而言，仍以中农行居首，结余数为4778万余元，占总数42.52%，绝对数虽较上年增加1833万余元，对全国放款总数反减少5%。其次为中国银行，结余数只较前增加300余万，所占百分比由19.02%跌至13.30%。农本局仍占第三位，结余数为1292万余元，较上年度增加两倍，占总数的11.48%，较上年度约增加65%，本年度绝对数、相对数都有增加，但增加速度较上年度大为减退。第四为四川省合作金库，占总数的7.61%，第五为江苏省农民银行，占总数的5.72%。省银行及地方银行的放款没有超过总数的1.5%的。在非金融机关中，以经济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居首，结余数为176万余元，占总数的1.57%。本年度交通银行合作放款结余数由152万余元减为116万余元，占总数百分比由2.46%减至1.04%。总体而言，本年度仍以农本局及中农、中国、交通三行最重要。四行局放款结余额为7685万余元，较上年度增加2976万余元，大都系中农行及农本局增加，所占百分数为68.25%，较上年度减少7.7%，大部分系中国、中农二行的相对放款贷额减少所致。各省合作金库仍主要来自中央各行局（见表5-7、表5-8）。[12]
表5-7 1939年底各农贷机关合作放款数额表
续表
资料来源：《我国战期农贷统计表》第四表，《经济汇报》2卷1、2期合刊，1940年7月。
表5-8 1939年各类农贷机关放款情形
资料来源：《我国战期农贷统计表》第三表，《经济汇报》2卷1、2期合刊，1940年7月。
1940年，国民政府为扩充农贷，加强了对农贷的调整，特于四联总处下设立农业金融处，专司督促各农贷机关放款工作，为此颁发《农贷办法纲要》，草拟各种农贷合约蓝本，与各省订立农贷合约。该年放款额初拟订4万万元，后以数额固定有时反足以阻碍业务的发展，便于《农贷办法纲要》中规定该年度的农贷数额，由四联总处视各地事实需要，随时决定。1940年底，五行局贷款结余额为21000万元，较1939年底约增加1倍。本年度各行局放款余额以中农行居首，占全体45.8%，次为中国银行，占全体24.3%，在其后相继为农本局与交通银行，中信局于本年2月开始办理农贷，该局将业务委托中国农民银行、农本局及四川省合作金库代办，其农贷在五行局中居末位。就各行局1940年度贷款余额与1939年相较，农行仍居首位，而所占百分比则由57.37%减至45.8%，较上年减少近12个百分点；中国银行所占百分比则由14.92%增为24.3%，增加近10个百分点，显示该年度中国银行对于农贷业务较以往重视；农本局所占百分比约减去3个百分点，大概为该局下半年来农贷资金不足所致。1940年度各行局的农贷区域，分布极广，共达21省（见表5-9）。[13]
表5-9 1940年度中央五行局农贷结余额 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统计资料》，《中农月刊》3卷2期，1942年2月。
1941年，国民政府对农贷仍采积极姿态。为求农贷迅速扩大及区域更为普遍，农业金融处着力于推进普设农贷机构，改进农贷办法，继续与各省签订农贷合约，联系各有关机关。本年度国家各行局农贷机构的一个重大调整是农本局退出农贷领域，其业务移交给其他各行局。本年度全国11家银行的农贷全年贷出总额为5.59亿余元，年底结余总额为5.16亿余元，其中，各国家行局贷出总额近4.99亿元，年终结余额为4.65亿余元。就贷出总额言，中国农民银行以2.59亿元居于首位，占全体的46.3%，中国银行居其次，为1.95亿余元，占34.9%，交通银行以2800余万元，占5.1%，居第三位，其后为广东省银行，中央信托局的贷款与浙江地方银行差不多。就贷款结余额言，大致与以上差不多，中国农民银行占全体的42.6%，居第一位，中国银行占全体的35.2%，居第二位，再次为交通银行与中央信托局。与上年相比，中国农民银行所占百分比略有下降，而中国银行则再次大幅度上升。以中央金融机关与地方金融机关比较，则全年贷出额，中央四行局占89.1%，各省地方银行占10.9%；年终结余额中央四行局占90%，各省地方银行占10%。[14]农贷区域遍及18省，948县，借款合作社约10万余社，发生借贷关系的农民约600万人。[15]
表5-10 1941年度中中交农四行局农贷统计 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章景瑞：《农贷的现在和将来》，《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1942年7月。表中四行局合计所占百分比是为它们占全部农贷的百分比，该年全部农贷总额为559465000元，年底结余额为51690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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