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成放款、各自放款和共同放款

商业银行放款农村，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31年先后与金陵大学、华洋义赈会协力办理农村放款为开端，其后相继而起者，有中国银行、金城银行、交通银行等。最初的放款是各银行参与华洋义赈会的搭成放款，获有成效后则转向各自直接向合作社放款，1934年众多银行则联合起来组成银团，实行联合放款。商业银行的农村放款一时形成热潮，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指商业银行，狭义上仅指那些民营的商业银行，广义上则包括这一时期所有经营农村放款的银行性金融机构，因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尽管是国家银行，但在业务经营上与商业银行无异；而中国农民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这些专门的农业银行也表现出很大的商业性。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向农村放款始自1931年，而有系统的经营则自1933年成立农业合作贷款部始。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南与金陵大学、在北与华洋义赈会合作，与华洋义赈会订有合同，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款于义赈会，再由后者转贷农民合作社，额度2万元，后增至5万元。1932年，除继续与金陵大学、华洋义赈会合作外，零星与其他机关或个人合作，或作仓库储押、或作合作贷款、或作肥料贷款，总额约20万元。

1933年，因业务扩大，开始自己独自经营，1月于总行设立农业合作贷款部，专司其事。2月中旬，成立农业贷款委员会，凡农业合作贷款部的重大事件，悉取决于该会。6月15日起，在南京、郑州、长沙三分行设立农业合作贷款分部，以便利指导调查及放款。其业务有五：即运销合作、信用合作、农业仓库、农民抵押贷款所、与华洋义赈会合办的农业贷款等，服务区域分布于江、浙、皖、湘、陕五省，是年贷款总额102万余元。

1934年，改农业合作贷款部为农业部，并于贷款区域的各行处（南京、蚌埠、济南、西安、长沙、广州）设立农业科，分别办理各该区农业贷款事宜，服务区域除原有的江、浙、皖、湘、陕五省外，增加鲁、豫、晋、鄂四省，贷款数额亦增至440余万元。

1935年，该行投资范围分布于10省2市（新增粤省及京沪二市），共72县，贷款数额608万余元。至1936年度，该行贷款金额呈陆续减少之势，大概是因数年来向农村放款的机关日见增加，是年度该行总额为480余万元，区域分布于粤、苏、浙、皖、陕、鲁、津、冀等8省。截至西安事变前，该行仍努力于农贷事业，事变后，除对已放出之农贷陆续收回外，无形中已停止各项贷款。^[1]

中国银行的农村放款始于1932年，这年以2万元参与华洋义赈会搭成放款，另与江苏省农民银行合作，在常熟、苏州、无锡、常州等产米区，试办农民米谷押款；浙江方面在长兴、湖州等处也有米谷押款。系统经营则始自1933年，为专事研究指导全行农业贷款事宜，这年在总处成立了农业放款委员会。此后几年间，中国银行的农村放款业务年有进展，截至1936年底，农业放款未收回总额，共计8000余万元，放款区域10省117县，内94处合作社联合会，3200合作社，20.5万家农民；1937年，该行农贷约1880万元。其农村放款业务包括农产品抵押放款、农民小额放款、合作社放款，其中（1）农产品抵押放款，1933年利用各地80余处仓库，办理农产品抵押贷款总计1950万元，其押品有棉花、茧子、米谷、杂粮、烟叶、茶叶等，以棉花为大宗，计800余万元；1934年中行自建和租用的仓库增至509处，押款7600余万元，其中粮食押款1724万元，棉、丝等押款5900余万元。（2）农民小额押款，1933年下期，在各地农产品集散中心，设立农产品仓库15处，推广农民小额贷款，计实放62万余元、1.46万户，平均每户押款42.5元；1934年增至112万元、9000余户，平均每户110元。（3）合作社放款，就合作社办有成效者，予以金融接济，主要是邹平乡村改进会、定县平教会及华洋义赈会。到1934年底，其合作社贷款197万元，到期陆续收回133万元。与中行发生借贷关系的合作社共944个、社员5万余人，分布于6省40县。1936年，对合作社贷款增达808万元，扩至10余省117县，关系94个合作社联合会、3200个合作社、20.5万农户。^[2]

金城银行作农村放款，始自1933年与华洋义赈会之合作，以2万元为额度参与义赈会的搭成放款。1934年，该行联合南开大学及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合组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旨在研究农业改良，促进农产运销，分研究及实施两部，研究部又分设农业经济调查、农民训练及农产改良三组；实施部则分金融及运销两组。因棉花在河北农业上占重要地位，先就棉花着手，同时，为调节棉农金融，分别在定县、赵县、蠡县、晋县、无极、南宫、束鹿等县举办生产放款，设立仓库办理押借、指导组织生产运销等合作社。因这年对协助棉业生产获有成效，1935年有清华、金陵、齐鲁三大学加入，协同进行。1935年8月，该社并入河北省棉产改进会，预定计划于5年内，增加河北省棉田面积1000万亩，细绒皮花400万担，以图自给并能大量输出。其第一年（1936年）低利贷款约100余万元，贷出优良棉种约1.5万担，各区棉农请求贷款者达2.8万余户，推广棉田41万余亩，计产皮棉20万担，并指导组织合作社700余所，社员达1.7万余人。^[3]

交通银行的农村放款始自1934年春，该行与金城、上海、四省农民、浙江兴业四行联合，与棉业统制会所属陕西棉产改进所订立合同，办理棉业改进，由银行放款与农民所组织的棉业合作社。1935年，该行曾组织一农业贷款处，专办农业投资事务。交行自办农贷始自1934年冬，先从陕西着手进行，交行与陕西省农业合作事务局商订合约，于1935年2月间，将该局在大荔、朝邑、咸阳、兴平、武功等五县放给农村互助社之劝农贷款，共约8万元，划归交行承放，是为交行自办农村放款之先河。这年秋天，农业合作事务局将五县指定为交行贷放区域，以贷予该局指导农民所组织的信用合作社为限，这年的贷款额为35万余元。在其他各省的自办农村放款始于1936年春，4月间，该行为促进茶叶复兴，拟定办法办理祁门茶叶产销短期合作贷款，贷放总额50万元，规定利息月息8厘，期限为3至6个月。这年又与中国农民银行应浙江建设厅之请，举办浙江省青苗放款，数额为30万元，月息一分，秋收时归还。此项贷款手续，由该行之各分行贷于合作社，再由合作社转贷与农民。是年7月1日起，该行因鉴于储蓄银行法规定至少以储蓄存款的1/5，办理农业放款，将农贷事业划归储蓄部，并拟筹设农业贷款专部，以扩大贷款。^[4]

参与农村放款的商业银行除上述几家之外，还有大陆银行、中南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国华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等，参与的银行众多，事前没有系统计划，事后更无紧密联络，互相竞争，在所难免，其结果是各行农村放款不能收地域分工合作之效。为免除银行间彼此竞争，加强联络，交通、金城、上海、浙江兴业、四省农民等五银行，于1934年6月份起，联合委托陕西棉产改进所，在陕豫晋境内，组织棉花产销合作社，办理农贷。订定每行以利用贷款20万元，生产贷款5万元，运销贷款20万元，为最高额，合计每行27万元，五行共135万元。这一年内，五行直接贷款之合作社计16所，贷款总计89万余元。

五行因1934年度联合贷款初有成效，遂发起组织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该银团于1935年2月9日成立。该银团拟定简章19条，阐明其设立之目的，以服务农村社会、提倡农业合作、复兴农村经济为宗旨；规定参加银行在不抵触该银团章程的原则下，仍保有自由单独放款的权利。银团成立后不久，复有中南、大陆、国华、新华、四行储蓄会等五行加入，先后共计10行。该团总办事处设于上海交通银行总行，各区分办事处如下：华北区设于金城银行北平分行，河南区设于交通银行郑州分行，陕西区设于上海银行西安分行，山东区设于交通银行济南分行，湖北区设于中国农民银行汉口分行，浙江及江苏利用上海总处，不设分处。(www.xing528.com)

至于各参加银行的资金分配，则按单位数目分担，计每单位10万元，1935－1937年，银团各行担任之单位如下次：

表4-1　各银行承担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资金成数

资料来源：言穆渊：《我国银行经放农贷之数量（1931－1937）》，《经济学报》第2期，1941年。

1935年度，该团计划农业贷款以棉花产销合作社为限，对于各合作社应否贷款以及贷款数额、期限、利率等，均由该银团理事协商决定。贷款种类有生产贷款、运销贷款（分运销流动资金及押汇两种）、利用贷款三种贷款，除押汇外，其实际贷出数额以300万元为最高限度。贷款区域范围，以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浙江等五省为限。是年，各区放贷余额81.46万余元，直接贷放的合作社35所。

1936年度，经理事会议决，该团农业贷款总额为国币250万元，其中定河北、陕西棉花生产贷款额度各25万元，安徽仓库押款额度100万元，后又增山西生产运销贷款40万元，先在250万元总数内拨付，必要时召开理事会议，增加1936年度农贷总额。1936年，因中国农民银行承担土地金融业务而退出，银团减为9行，贷款区域则增安徽一省。综计一年各区共放款余额70.29万余元，直接贷放之合作社增至330所、农仓7所。

1937年度，经全体理事议定贷款数额为260万元。贷款区域分配为：陕西生产贷款55万元，运销贷款55万元；河北生产贷款70万元，运销贷款80万元，利用贷款16万元；安徽农仓贷款100万元。^[5]

20世纪30年代前期，从事农村放款的银行除商业银行、农民银行外，还有安徽地方银行、河北省银行、浙江地方银行、广东省银行、福建省银行等10余家地方银行，以及少量社会团体、合作行政机关等非金融机构。其中关于从事农村放款的银行，据不完全统计，包括39家农民银行、150所农民贷款所、25家兼业银行（其中包括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和商业储蓄银行）。^[6]另一个统计的数量更多，“全国性质之农业金融机关，有中国农民银行、农本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事业管理局、华洋义赈会及各商业银行等，以省为范围之农业金融机关有各省农民银行、各地方银行、各省合作金库等，以县为单位之农业金融机关，有各县农民银行、各县农民借贷所、各县农民放款处、各县联合地方农民银行、各县合作金库等。截至二十六年七月止，全国性农业金融机关达160余家，以省为范围之农业金融机关30余家，县农业金融机关达900余家”。^[7]这些以商业银行为主，包括农民银行、地方银行在内的众多银行成为向农村放款的主体，它们放款的共同之处是以合作社为主要对象，其次是农业推广机构、农民个人等，对农民个人的放款多以农业仓库放款、农业抵押贷款行之。这实际上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主要模式，即银行直接向合作社放款。这一模式由两个层级构成，一级是银行，一级是合作社。银行不限于专门的农民银行，且数量众多，它们“上下固不能成为行政系统，相互之间亦无分工合作之联系，故抗战以前农业金融机构甚为错综复杂”，^[8]农业金融机构的错综复杂使农村金融制度显得纷乱复杂，这是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一大显著特点，与德、法、美等国系统、多层级的农村金融制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国家，合作社之上的金融机构多是专门针对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它们由两到三个层级构成，且自成系统。

银行向农村放款的总额，前人有过估计，各种估计悬殊很大。言穆渊估计，1931－1937年间，所有银行总共放出农村贷款4.87亿元，其中，1931年贷出365万余元，1932年为818万余元，1933年3035万余元，1934年1.26亿余元，1935年8901万余元，1936年近1.51亿元，1937年贷出7864万余元。^[9]慕杰则认为仅1936年就达到了1.98亿元。^[10]天野元之助估计，20世纪30年代前期，各银行对农村放款总数达3.55亿元，其中1933年为612万元，1934年1878万余元，1935年1.01亿余元，1936年2.29亿余元。^[11]吴承禧的估计较低，他仅有对1933、1934两个年度的估计，分别为612万余元、1878万余元。^[12]现代学者的估计同样出入较大，白越平、于永认为，二三十年代，至1937年各机构对农村放款总数近2.41亿元，其中1931年以前为948万元，1932年662万元，1933年665万元，1934年2160万元，1935年4717万元，1936年9700万元，1937年5213万元。^[13]徐畅认为，二三十年代银行农村商业放款应该在3.5亿元以上，加上合作社和农仓放款，从银行流入农村的资金至少应在5亿元以上。^[14]各种估计相差悬殊，造成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因有关各银行的农村放款材料很分散，搜集不易，致各估计者能搜罗的材料范围有差异，包括的银行数量有多少，吴承禧的估计较低，这与他所搜罗的银行较少有关；第二，因为资料的不全，有些银行的相关资料缺失，不同的估计者根据各自的逻辑、方法进行估计时会有出入；第三，不同估计者对农村放款所包括的范围有不同看法。吴承禧认为，一些商业银行的农产品抵押放款数量很大，其对象多为商人，农民并没有直接得到资金融通的便利与利益，不应归并在农村放款之内，^[15]而言穆渊则认为，此项贷款多为农仓储押贷款，其在农产品价格之平衡，农民资金之融通上，无论直接、间接，均有莫大裨益。他认为中国银行1933年度1950万元、1934年度7600万元、1936年3550万元的农产品抵押放款都应包括在农村放款的范围内。^[16]但是，不管是哪种估计，都反映了这一时期，银行对农村放款的数量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