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银行：历史和职能

中国农民银行是由原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下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来。本着“剿”共“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策，1932年10月，蒋介石以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的名义发布训令，决定创办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在四省农民银行尚未开办之前，先由“剿总”设立农村金融救济处，负责监督农村金融救济事务，其运用资金，系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所拨100万元。11月，农村金融救济处在汉口成立，郭外峰为处长。农村金融救济处的职责为，农村合作预备社的指导及监督、各县农村金融救济分处的指挥及监督、救济农村款项的分配及收支审核。^[65]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任命郭外峰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委员，成立筹备处，拟订《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条例》，并予以公布。3月10日，蒋介石以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的名义，训令豫鄂皖赣四省政府，“豫鄂皖赣四省收复各匪区，农民生计，艰苦万状，巫需设法救济，以资苏息。本部为供给农民资金，兴复农村经济，并促进农业生产之改良进步起见，特许设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66]并函国民政府行政院备案。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资本总额定为国币1000万元，其集资方法，初拟由国库投资300万元，豫、鄂、皖、赣四省省库各投资50万元，另招商股500万元。收足资本250万元，合原定资本额1/4，依条例即可开业，乃于1933年4月1日在汉口正式开业，郭外峰任总经理。^[67]四省农民银行成立后，农村金融救济处继续存在，直到1935年3月才被裁撤，所有账册都解交四省农民银行，绝大多数人员都转为四省农民银行行员。

四省农民银行的业务有经营存放款、发行兑换券、指导农村合作、推进仓库制度、辅助典业、办理储运事业、调查四省农村经济等。开办初，在河南开封、郑州、潢川，湖北沙市、宜昌，安徽安庆、六安及江西南昌、九江、临川设立分支行处；在汉口口、江西南昌设立农业仓库，并与各地政府协办农仓。红军长征后，蒋介石派军围追堵截，军事活动范围扩大，军费开支增加，在征战途中增设四省农民银行机构，1935年初，四省农民银行的营业范围已扩展到陕、甘、闽、浙、湘等12个省。蒋介石便以原有四省农民银行之名称，已与事实不相符，乃于6月4日，呈准国民政府核准，改称为中国农民银行。至其条例、章程，董事、监察以及内部办事人员，一如旧章。

中国农民银行经国民政府之特许，依照《中国农民银行条例》，依照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设立，其设立宗旨为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之改良进步。资本总额定为国币1000万元，分为10万股，每股100元，一次缴足。除由财政部及行营各认25000股（250万元）及各省市政府分别认股外，余由人民承购。各省市政府所认股额，均不得少于2500股。该条例明订中国农民银行为官商合办之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情形是，该行股本由财政部拨250万元，由军事委员长行营拨250万元，又由各省陆续缴200余万元，共计收足股本720万余元，没有商民认股，即为纯粹之官设农业银行。^[68]

依据《中国农民银行条例》规定，其营业范围为放款于农民组织的合作社及合作社联合社，放款于农业发展事业，放款于水利备荒事业，经营农业仓库及放款于农产、农具改良事业，动产、不动产的抵押放款及保证信用放款，票据承受或贴现，收受各项存款及储蓄存款，代理收解各种款项，办理汇兑及同业短期往来，买卖有价证券，其他农民银行应有业务。

该行为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其所办业务重要者有：

（一）放款。四省农民银行开办之初，即与“剿匪”总司令部农村金融救济处联合办理收复“匪”区各农村合作预备社的紧急放款。此类放款，《剿匪区内各省农村金融救济放款规则》规定，以贷放于经核准设立的农村合作社预备社为限，放款利率方面，放款于预备社者，最高以月息8厘为限；放款于预备社社员者，由社员大会决定，但最高以月息一分二厘为限。放款用于购买种子、肥料、耕牛、农具及食粮的，本息应于收获后或一年内还清；用于修理房屋及农业用具的，本息可分一年至二年还清。放款额方面，预备社社员每人借款总额不得超过30元。^[69]

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后，《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对放款有详细的规定。首先，其农业放款以供下列各项之用途为限：（1）购买耕牛、种子、肥料、畜种及各种农业原料；（2）购买或修理农业应用器械；（3）农业品之保管、运输及制造；（4）修造农业应用房屋及场所；（5）其他与农民经济或农业改良，有密切关系之事项。农业放款总数不得少于放款总额60%，并须于每届年终结算时，于资产负债表上以适当科目表现之；不动产抵押放款总额不得超过实收资本及公积金之总数。放款期限最长不过五年。该行除普通直接放款外，复为农民抵押贷款所，订立典业放款，以及兼购谷借款，改良农场贷款之类。(www.xing528.com)

该行还兴办农民土地抵押放款。在此之前，各银行还没有举办土地抵押放款的，1936年，中国农民银行决定先在江西省南昌县境内试办农民土地抵押放款，其受押土地，以现正耕种的自有田亩，经省土地局实行丈测登记，发给新式管业证者为限。放款标准，以省土地局估价1/4，放宽手续，以由合作社转贷予社员为原则，每社员最多不得超过30元。放款用途，限于改良农业、水利备荒、修造农业用房屋仓库、农事试验及其他促进农业生产的必要事项。^[70]

（二）农村合作指导。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对推进农村合作比较积极，随着分支行处开设的增多，其推进合作的范围也扩大。其推进合作分为宣传组织、调查承认、业务社务指导、合作组织系统化的促进四项，依次进行。其推进合作大致可分下列三种情形：

1.直接指导组织合作社，即由中国农民银行派员直接指导组织成立合作社，成立后，视其情况，予以资金上的援助。中国农民银行直接指导组织的合作社，待各省主管合作行政机关成立后，由各省接收办理。到1936年12月底，先后移交者有湖北796社，社员25507人；湖南72社，社员1589人；四川71社，社员2136人；贵州28社，社员666人，在这些省份基本停止再行组社，由中国农民银行直接指导组织尚未移交的合作社，尚有浙江、江苏、甘肃、陕西、山西五省的682社。

2.间接指导组织合作社，即由各省合作行政机关指导组织成立的合作社，及接收中国农民银行的各合作社，中国农民银行仍负间接指导责任，随时遴派农村工作人员，前往调查，缮表报告后，由行汇集调查事项，附具意见，分别函达各合作行政机关，供其指导之参考。同时视其情况，贷其款项，促进其社务与业务的发展。截至1936年12月底止，经中国农民银行调查承认之社，共达8334社，社员431712人，分布于湖北、湖南、福建、河南、安徽、四川、江西、贵州等省。

3.因救济灾荒指导组织合作预备社。最初是1932年，该行与农村金融救济处联合办理潢川等15县农村合作预备社之放款，设立社数1000余，社员8万余人。又在武昌、汉口、汉阳、黄陂以及陕西等地，先后成立合作社数百所，又特另设训练合作班，以及宣传合作的组织等。此类合作预备社，是中国农民银行特选择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后灾情严重县份，遴派农村工作人员，前往指导农民，组织合作预备社，贷以紧急救济放款。随后再考核成绩，改组为正式合作社。此类合作预备社，随国民政府围剿红军而趋于不断扩大，截至1936年12月底，分布区域，除甘肃一省预社组织及贷放工作，因时局的原因，在停顿中外，其已着手组社贷放者，计有7省66县，分别是湖北省20县、四川省10县、安徽省11县、河南省6县、陕西省10县、湖南省1县、贵州省8县。^[71]

（三）辅助典当业，扩张农民动产抵押。民国以来，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各省典当业经营衰颓，农民深受高利贷之苦。而通过组织合作社救济农业金融，一时难以奏效，典当利率较其他高利贷为低，若能辅助典当业因势利导，仍不失为补救农村金融之道。江苏省江宁自治实验县曾有农民抵押借贷所的设立，浙江省龙游地方银行的衣服、器皿抵借办法，均有相当成绩，这些都与典当类似。中国农民银行于1935年曾于江西南昌、湖北黄陂、蔡甸，湖南长沙，河南新乡，浙江塘栖，江苏仪征等处，设立农民抵押贷款所，还与九江惠农典、沙市裕农典订约放款。1936年除上列各处，视其他各处需要之缓急，筹备增设农贷所，截至12月底，已成立者，计有湖北宜昌、老河口，江西上饶、南城，安徽芜湖、六安，浙江东阳，陕西潼关，甘肃天水，湖南常德，四川泸县、资中、宜宾等13处。^[72]

（四）农业仓库。1929年，江苏省农民银行试办农仓，开兴办新式农仓之先河。中国农民银行筹办农仓较晚，始于1935年，这年该行在汉口硚口、江西以及湖北、安徽、河南等处，自办仓库，开始存货承押；又与湖北省政府筹定办法，由该行间接放款，紧急救贷各“剿匪区”，由省政府督促设仓储谷，以备办理农产物押款。1936年继续推进农仓经营，一面与各省政府洽商合办农仓，由该行贷以基金，供其建筑之用；一面准备大量资金，以为开办储押之需。这年已与浙江省政府农仓管理委员会、安徽省政府农仓管理处，先后订约合作办理。^[73]但是，中国农民银行推进农仓进展不大，1934年，仓库放款仅7.4万元，不及农业放款的1.77%，而不及总资产千分之一，而同期的江苏省农民银行办理仓库有97处之多，中国农民银行较江苏省农民银行资本雄厚，这一反差更明显。与此相联系，中国农民银行对于合作运销也并不重视。^[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