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义赈会与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关系

华洋义赈会指导农民组织合作社，并向承认社予以放款，可它毕竟是一慈善团体，不是金融机关，资金有限，不可能为合作社提供更多的贷款。要使合作社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必然要与金融界发生联系，否则难期长足进展。有鉴于此，1929年，当河北省合作社已有相当程度发展时，华洋义赈会积极向银行接洽。义赈会首先向中国农工银行联络，农工银行亦分期派员考察，数度开会商议，终以贷予合作社的利息，尚不及银行应付存款利息，未成事实。^[48]

不仅向合作社贷款的利息不及银行应付存款利息，而且对于刚刚出现的合作社，其信用状况如何，银行界也不甚知晓。1931年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到访北平，知悉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状态，才打开了商业银行向信用合作社的放款之门。陈光甫嘱咐该行北平分行经理与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协商，于3月11日签订搭成放款合同，搭成放款的数额为2万元。所谓搭成放款是指每对一合作社贷款，其金额由参与贷款双方依一定比例分担。初步的搭成放款获得成功，上海银行便扩大搭成数额，1932年6月增至5万元，1933年2月又增至10万元，并成立专门的农贷部门，聘请专家专司其事。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后，1933年3月，中国银行亦以2万元参加义赈会搭成银行。1933年12月14日，上海、中国、金城三行与义赈会共订一彼此自行搭成放款合同，各行参加款额，计中国银行5万元、上海银行10万元、金城银行5万元，共计20万元。

商业银行通过义赈会放款的第二种形式是经手放款，即义赈会受银行的委托，以代理人资格，经手将委托款项，贷予合作社，以促进合作社运供业务的发展，是曰“经手放款”。经手放款的参加银行有金城（1933年）、大陆（1924、1935）两行，前后三次，各出洋5万元。这种放款方法，与搭成比较，经放的资金之运用活泼，手续简单，银行与义赈会俱感便利。

第三种形式是介绍放款，又比前两种方法简便了许多，赈会只负介绍之责，银行与合作社直接往来。介绍的手续是赈会以介绍人身份，向双方说合，并在合同上签字，三方各执一份，以资信守，并专以联合社为对象。放款种类分为两种：一为棉花抵押透支放款，一为棉社信用透支放款，前者以棉花时价70%为准，后者专贷予合作社，棉田以每亩2元为限，麦田以一元为限。以这两种放款，义赈会曾介绍河北省各联合社，向中国、大陆两银行分别订立透支合同，1934年度借款透支合同总额为44.4万元，1935年度为65.8万元，1936年度则为33.41万元。^[49]

在借助义赈会向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前，银行与合作社之间没有建立起信用关系，而这种信用关系的建立是借助了义赈会。义赈会向信用社放款，信用社及社员在获得借款的同时，也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信用状况。商业银行正是据此信息，参与了义赈会向合作社的放款，放款形式从搭成、经放到介绍放款，银行与合作社的关系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密切，最终银行不再经由义赈会，而直接向合作社放款。银行与合作社间的信用关系由此建立起来了，而这恰是民国时期农村金融制度中最基本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华洋义赈会向合作社的放款实乃民国时期农村金融制度的开端。

【注释】

[1]吴文晖：《现阶段我国农业金融组织之检讨》，《青年中国季刊》1卷3期，1940年4月。

[2]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页。

[3]吴文晖：《现阶段我国农业金融组织之检讨》，《青年中国季刊》1卷3期，1940年4月。

[4]李金铮：《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刘建生、王瑞芬：《浅析山西典当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5]郑观应：《盛世危言》《银行上》。

[6]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一。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29页。

[8]关于这家银行的成立，姚公振的《中国农业金融史》、叶世昌的《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天津通志·金融志》等都认为发起人是李颂臣等，根据近年发现的该银行成立时发行的股票及相关资料，银行发起人实为李士钰兄弟，李颂臣是李家的第二代，1932年李颂臣出任津浦殖业银行总董。参见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2013218。

[9]姚公振：《中国农业金融史》，第170页。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第51-56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第62-68页。

[12]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第178-179页；姚公振：《中国农业金融史》，第176-177页。

[13]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第176-177页。

[14]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第186-188页；姚公振：《中国农业金融史》，第177-178页。

[15]姚公振：《中国农业金融史》，第178页。

[16]姚公振：《中国农业金融史》，第176页。

[17]季特：《英国合作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2-57页。

[18]侯哲葊：《世界合作思想十讲》，正中书局，1946年，第59-60页。

[19]沙凤岐：《英国合作运动的特征》，《合作经济》新2卷第3期，1948年8月。

[20]吕克勤：《法国合作运动的特征》，《合作经济》新2卷第3期，1948年8月。

[21]董时进：《农村合作》，北平大学农学院，1931年，第18-36、105页。

[22]黄肇兴：《经济落后国家合作运动的特征》，《合作经济》新2卷第3期，1948年8月。(www.xing528.com)

[23]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3-95页。

[24]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第97-99页。

[25]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第56-60页。

[26]《全国合作化方案》的文本见《革命文献》第84辑，《合作运动》（一），第241-255页。

[27]关于孙中山的合作思想参见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第52-55页。

[28]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0-70页。

[29]章元善：《华洋义赈会的合作事业》，《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59页。

[30]吴敬敷：《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事业访问记》，《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2卷4号，1934年9月；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第72页。

[31]薛毅：《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32]张镜予：《中国农村信用合作运动》，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4页。

[33]吴敬敷：《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事业访问记》，《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2卷4号，1934年9月。

[34]关于华洋义赈会在皖赣湘鄂四省办理农赈及推行合作的情形，见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第242-248页。

[35]关于华洋义赈会在陕西赈灾与推进合作事业的情形见薛毅：《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第280-287页。

[36]章元善：《华洋义赈会的合作事业》，《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160页。

[37]张镜予：《中国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运动》，第12-15页。

[38]《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见张镜予：《中国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运动》，第245-254页。

[39]《农村信用合作社储金章程》见薛毅：《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第169-172页。

[40]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民国十六年度赈务报告书》，1928年。

[41]薛毅：《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第220、222页。

[42]吴敬敷：《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事业访问记》，《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2卷4号，1934年9月。

[43]李文伯：《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与中国合作运动》，《南大半月刊》，第13、14合期，1936年。

[44]章元善：《一千个农村里的信用合作社》，载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编《合作资料》，1932年5月，第40页。

[45]李文伯：《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与中国合作运动》，《南大半月刊》，第13、14合期，1936年；薛毅：《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第185-187页。

[46]吴敬敷：《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事业访问记》，《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2卷4号，1934年9月。

[47]吴敬敷：《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事业访问记》，《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2卷4号，1934年9月。

[48]王士勉：《商子流入农村之先河》，《实业部月刊》1卷7期，1936年10月。

[49]言穆渊：《我国银行经放农贷之数量（1931-1937）》，《经济学报》第2期，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