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五四前后，在社会改造的呼声中，各种思潮澎湃，西方各种制度、学说和方法纷纷涌入中国，知识分子争相介绍和传播。各种思潮中，影响较大的除共产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外，还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合作主义是主要思潮之一。

清末，京师大学堂即设有“产业组合”的课程，其名称仿自日本，实即西方的合作制度，是为我国有合作名词的滥觞。但京师大学堂开设此课的目的，不过为学生学问上的研究，与实际运动没有关系。

入民国后，我国经济问题日见重要。一些热衷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和宣传合作理论的传播者积极介绍、传播合作思想制度，渐渐引起了社会上对合作的注意和认识。覃寿公、朱进之、徐沧水等是较早的传播者。

覃寿公（1877－1938），早年留学日本，攻经济学，曾任国会议员，著有《救危三策》《德意志日本产业组合法令汇编》等，出版于1916年，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有关合作的著作。《救危三策》中，他认为合作是应付世界经济竞争、发展国民经济的最优手段，惟有推行合作，才可解决我国的产业问题，惟有推行合作，才可救中国于危亡之中，主张合作应由行政力量推动，以国会及省议会为立法及监督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县知事为促进者，地方自治团体为指导实行者，而合作的当事者便是社员、合作社及各级联合会。他还认为当时中国的情况，与19世纪中期的德国相近，应该推行融通小生产者资金，促进各种产业。只是覃寿公的著作在当时并未为人所注意，直到1938年他去世后，才为人在昆明旧书摊中发现。^[23]

朱进之（1888－1923），清末民初的教育家兼经济学者，曾留学日本。因鉴于当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及金融制度，无补于平民，主张设立平民银行，使平民也可得到资金融通的便利，并主张提倡互助制度，使平民在消费、生产及贩卖上都自行结合，设立机关，自助互助。

徐沧水（1895－1925），初就职于新闻界，曾任《民立报》编辑，主办实业编辑社，1916年任教于南洋商业公学，此后即致力于宣传合作运动，1918年，以《说产业公会》为题，宣传合作主义，后又继续发表《消费公社与百货商店》《平民银行之商榷》等文，著有《合作的效用论》，1920年，曾与陈果夫、薛仙舟等，同被选为上海合作同志社首任委员。曾赴日本，调查研究经济与合作事业，返国后更努力宣传合作运动。朱、徐二人对宣扬合作甚为热心，不幸早逝，他们的宣传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大。^[24]

提倡最早而最努力的，是薛仙舟（1878－1927），后来被国民政府称为“中国合作的导师”。清末，薛仙舟曾先后留学美国、德国、英国。德国是信用合作的发源地，薛仙舟留学于此，攻读银行与合作学，对于信用合作制度，经过研究考察，坚信这种制度，足以解放平民经济。薛回国后以毕生精力倡导合作运动，可以说是在德国留学时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年，薛仙舟回国。1914年，薛仙舟到复旦公学任教授，并兼教务长，先后担任的课程有经济、财政、金融及德文等。可薛所重视的，亦为复旦公学所传名的，乃是课外活动的合作事业。他除亲自讲解合作外，常请学者专家到校，做合作学的演讲。复旦大学因薛倡导合作，成为我国未设合作课程之合作学术发源地。

1918年，上海工商银行开办，薛仙舟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即赴海外集股，同时在美国搜访合作制度。1919年归国，借复旦大学一席之地，创办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此为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亦为我国第一个合作社。1920年，复鼓励复旦学生，发行《平民周刊》，宣传合作主义，同年，又与陈果夫在上海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合作同志社，研究合作主义，策进合作运动。至此，推行我国合作运动的三大基本机构——经营合作业务之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宣传合作主义之《平民周刊》、研究策动合作运动之中国合作同志社，均在薛的策划领导主持之下成立。^[25]

薛仙舟倡导合作运动，对后来国民政府推动合作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社会交往影响国民党上层人物，最突出的当属陈果夫。陈果夫之所以成为日后国民政府最热忱于合作运动的领袖，直接源于薛，据他回忆，薛仙舟1911年回国后，在教他德文的两年期间，通常与人只谈合作，从没问过德文，受薛影响，陈决心献身于合作事业。孙中山在论及民生时，也非常注重合作，很可能也受到了薛仙舟的影响。薛孙是旧识，孙在薛1911年回国后，曾邀请薛担任银行要职，薛抱定做大事不做大官的理念予以拒绝，薛认定一生的大事就是合作。后来二人的思想轨迹显示，他们在主张合作上实是相互影响。

二是制定《全国合作化方案》^[26]。薛仙舟一生重实行，不尚空谈，不事著述，除了1920年6月在《平民周刊》发表一篇《消费合作》的演讲稿外，只有1927年制定的《全国合作化方案》，这是他思想的结晶，亦是他认为改造中国社会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

薛仙舟反对革命，也痛恨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易行为，坚决主张“惟有合作主义，始能防止资本主义……有了合作运动，社会革命始能实现”。他所制定的《全国合作化方案》，如陈果夫所说，乃是民生主义的合作计划，方案的导言一开始就说，三民主义归结于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实现即三民主义的实现，亦即革命成功。要实行民生主义，应定民生政策，总理于民生主义有两大政策：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要达到节制资本之方法，固不专在合作一种，然而最根本最彻底，而与民众身上做起的，则舍合作莫属；欲达平均地权，舍合作外，亦没有其他较好的办法。(www.xing528.com)

同时他还指出，合作不但是注重经济本身的改造，而尤须注重经济改造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指人本身，他认为倘人自身不先彻底改造，则虽有极好的制度，也是徒然；倘要民众本身的改造，则必须先有人才，他们自身经受过严密的最彻底的训练，具有许身于民众的决心，藉密布于全国的合作机关，做社会事业的中心，投入民众之间，与民众共同生活，共嗜甘苦，去服务民众、辅助民众，享受合作共和的福利。只有这样，民生主义始能真正实现，革命才算成功。

基于此，薛仙舟所拟的全国合作化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

第一，组织全国合作社。全国合作社是全国合作运动的总机关，全国合作社之下，设全国合作社区分社。全国合作社的工作有训练、调查、宣传、实施等。其社员分四等，一是普通社员，凡训练终了而及格之人员，或有此同等资格，由社员审查会认可者，可入此类；二是基本社员，此项社员，必能继续奋斗，牺牲到底，而且自奉菲薄，不求安逸者；三是特别社员，有决死之精神者属此类；四是凡以实力赞助本社者，可为赞助社员。

第二，要组织全国合作社，要有基本的人才才能收实效，为此要设立合作训练院。凡经考试录取的入合作训练院者，必须用最庄严的仪式举行宣誓典礼。合作训练院的训练，着重于人格的训练、主义的训练和技术的训练。具体地说，意志的训练，目的在养成牺牲与奋斗的意志、革命的决心与改革社会的毅力；性情的训练，目的在养成仁爱、温和、镇定、审美的情绪；习惯的训练，目的在养成简单的劳动生活、耐苦、守秩序、无嗜好，做事有恒心，并铲除龌龊、喧哗等恶习；此外尚有感觉的训练和身体的训练。

第三，设立合作训练院的同时，须赶速设立一强有力的全国合作银行。全国合作银行之目的，为赞助合作事业，资助劳农事业，为信用合作之中央调剂机关及赞助小本营业。其资本额暂定为一万元，每股5元，共分2000股，其赢利先拨一成为公积，余先分股息6厘，扣除股息外，余分做十成，以三成拨助全国合作社经费，余七成亦拨充股息，分给股东。关于合作银行之营业，包括：（1）赞助合作事业、劳农事业以及小本营业，（2）兼做普通商业银行各种放款及其他营业，唯商业银行放款之总额，须以商界往来存款为标准，（3）有发行钞票权，（4）吸收各种存款储蓄，（5）有发行长期债券之特权，专作供给劳农合作、劳农事业、住房合作等之长期借款。

薛的《全国合作化方案》，稿成送请陈果夫，并送蒋介石、胡汉民，但以时局变动，该案未能实行。

孙中山非常重视合作，合作被嵌进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当孙中山游历欧美时，正值欧洲各国合作事业，尤其是英国的消费合作蓬勃发展，高唱建立“合作共和”之时。因亲历其境，体察实况，孙中山表现了对合作的极大兴趣，也形成了在中国推行合作事业的主张。而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是民生哲学，他认为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的原则是互助，而互助是合作制度的基础，于思想上，合作与民生也有着天然的联系。1912年，孙在上海，曾以《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将来中国之实业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政治与实业皆民主化”。此后，直到他去世前，陆续提出了一些关于合作的观点和主张。

1919年，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指出：“地方自治团体为一政治及经济的组织，应办理合作为要事，地方自治开始之六事，如办有成效，当逐渐扩及于他事，此后之要事，为地方自治团体所应办者，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总而论之，此所建议之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抑且为一经济组织”，这是强调合作在地方自治中的重要性。

1921年，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又提到矿业合作，他说：“各种金属冶铸机厂，应遍设于各矿区，使之便于各种金属之化炼。此等冶铸机厂，应仿合作制度组织之，当其始也，生矿之收集价必廉，迨后金属之出售，无论其在中国或外国市场，而此冶铸工夫，可以分享其一分之利益，用以抵偿各种费用，利息与冗费，其他之剩余利益，应按各种工人之工资，并各资本家所供予铸炉之生矿多寡，比例摊之。”这是指出合作制度可以推广到国家经营的企业，因为按照他的分类，矿业厂属于国家经营的范围。

1924年，演讲民生主义时，讲到“分配社会化”。所谓分配的社会化，按照他的解释，是指人类一切日常消耗货物，“可以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会组织团体来分配，或者由政府来分配，譬如英国所发明的消费合作社，就是由社会组织团体来分配货物……便可省去商人所赚的佣钱，免去消耗者所受的损失”，行这种新分配方法的组织就是合作社，而“分配之社会化，就是行社会主义来分配货物”。^[27]

孙中山的合作观点和主张可能受到了薛仙舟思想的影响，反过来，孙中山的思想和观点也影响了薛仙舟，他进一步阐释了孙中山将合作嵌入三民主义的观点，明确提出，要实现民生主义，舍合作就没有其他较好的办法了。孙中山和薛仙舟关于合作的思想和观点，对国民政府推行合作运动、建立农村金融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二人都强调国家的作用，为国民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合作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孙中山的关于合作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的观点，也成为国民政府将合作与地方自治结合起来的直接依据。1940年，国民政府在推行新县制时，将政治与经济合一、保甲制度与合作制度结合在一起，正是渊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