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农村金融组织的衰落及其影响

面对日益扩大的资金需求，已有的农村金融组织已难以应付。已有的资金供给渠道有私人借贷、典当、合会，而历代的仓储平粜制度，也多具有调节农业资金之职能。

1.私人借贷

在各种已有的资金供给渠道中，私人借贷所占比重最大，据估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负债农家大约占一半，每家负债平均约100元，全国农家大约6000万，全国农家负债总额约30亿元，其中约有2/3来自私人借贷而来。^[1]私人贷款者，大半是地主、商人和富农，据中央农业试验所1933年对全国22省的农家借贷调查，现金借贷来源，地主占9%、富农占45.1%、商家占17.3%；而粮食借贷，地主占13.6%、富农占46.6%、商家占11.3%。^[2]当然，不同区域有所区别，在商业比较发达地区，商人占最重要的地位，经济落后地区，则地主占最主要地位。

私人借贷最普通的借贷方式一是借钱，其偿还方式或还钱；或还粮，这多半是农民于青黄不接时，因急需而借钱，于收获后还粮；或者利息付粮，还本用钱，此多是比较长期的借贷，每年收获后以粮付息，此种借贷，通常以土地为担保品。二是借粮，其偿还多是还粮，通常于青黄不接时借，收获还，借者几乎都是贫农，而贷者则多是粮商。三是借耕牛或农具，以劳役或现金偿还。四是赊欠，向商店赊谷种、肥料及日用品。五是农产预卖或预押，即将未收获的农作物（青苗）卖给或押给商家，是高利贷与商业操纵的混合形式。

私人借贷的信用方式，视借款多少及期限长短而定。如果借贷数量很小，期限很短，而借贷者信用素著，又与借款人有亲友关系，借贷行为可用对人信用方式，无需担保品，甚至无需书面契约。借贷有时取保证人信用方式。若借贷数目甚大，期限很长，则必须有物品为担保，担保物品为不动产（土地房屋）或动产（家具、农产物、农具等），若借贷数额极大，期限极长，非有土地为担保品不可。私人借贷，对物信用较对人信用为重要。所以贫农很难借到钱。一般来说，对物信用中，70%是土地抵押信用，借贷额通常为土地市价的一半，少者30%，多者60%。

私人借贷利率通常都很高。据中央农业试验所的调查，1934年各省平均借贷利率，月利一分至二分的仅占9.4%，二分至三分的占36.2%，三分至五分的占41.5%，五分以上的占12.9%，三分以上的占54%以上。^[3]上述调查还包括银行、钱庄、合作社、典当在内，它们的利率多有规定，大体在三分以下，私人借贷利率在三分以上者，所占比率应该更高。从地区看，各省利率高低颇有参差，大抵西北各省如陕西、绥远、宁夏、甘肃、察哈尔，利率最高，四分以上的利率要占到50%以上甚至百分之六七十；而东南各省如福建、广东，则利率较低，这主要是因西北各省经济落后，资金最缺，求过于供，时有天灾，放款危险性极大，而沿海各省则否。上述为借钱利率，借粮利率较借钱还高。1933年全国借钱利率，平均为年利率三分四厘，借粮利率则平均为月利七分一厘。借粮利高，乃因期短额小，而计算粮价又全由贷者操纵。

私人借贷所占比例甚大，但其缺陷甚为明显。第一，通常借贷期限极短，多在一年以下。农民要靠私人借贷以改良土壤或购买农具牲畜等以增加农业生产力，是不大可能的。最大部分的私人借贷是短期信用，只有一小部分可说是中期信用。第二，只要担保品确实可靠，借贷者不问借款人的用途如何，无不乐于贷出，故农民借入之款，常用于消费方面。第三，私人借贷，多属高利贷，农民大众挣扎在高利贷的桎梏中。利率太高，则农民借债后，利息积增甚快，常常积久而不能偿清债务，形成慢性负债甚至永久不能偿付。高利贷常使土地由农业者之手转移于非农业者之手。高利贷者多半是非农业经营者，他们最喜欢土地抵押借款，土地常常由“押”而“典”，最后则“卖”给高利贷者，或由高利贷者转卖给别的非业农者。

2.典当

典当是中国最古老的、以经营动产抵押借贷为主要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按资本及规模的大小，典当可分为典、当、质、押。典的资本最大，满典期限最长，押值最大，取息较轻。当与典原本有很大区别，其资本及规模比典小得多，至民国后混淆难分。质与押的规模、资本更次于典、当，至于押、质之间，谁大谁小，未可一概而论，有些地方押的资本较大，有些地方则质的资本较大。总之，押、质较典、当资本小，期限较短，押值较低，利率较重。另外，因时代变迁，地域不同，各地的分法不同，如江苏的典当业，只分当、质、押三等，典为三者之公称；广东的典当业则无典、质之名，而分当、按、押三等。就各地一般习惯，凡经营典当的店铺，多称为当店，或当铺。

典当资本大者通常达10万元，甚至20至50万元不等，此类典当多在都市，其资本多是商人所出；农村典当资本较小，最少者只约2000余元，多是地主所创设，与农民最有关系者，当是农村贸易中心之典当店。典当的资金，除自有资本外，并常常吸收存款、借入资金或发行钱票，以扩大营业。

典当物品，在都市，多为衣服、首饰、木器及器皿之类；在乡镇，农具及农产物之类皆可入当。农民持往典当入当之物，绝少珠宝、皮裘之类，最普通的为衣服、棉被等，贫农甚至以家中木器、厨房器皿、农具等为当品，农产物如米、麦、丝等，亦可为当品。这些当品在其入当时，其所得当值，通常多为市价之三成，亦有低至一成的。农民典当物品，多在青黄不接或下种之时，收成之后则赎回当品；又通常在年关时节，需要资金甚亟，常向典当当物。

满当期限，各地不同，同时视当价高低而别，当价高者期限长，但最长不过3年，最短则为3个月，而以一年、13个月、半年、二年为最普遍。可见典当所供给之信用，为中期的或短期的，而非长期。

各地典当利率不一，多为月利二分至三分，最低者一分，最高者八分。可见典当实带有高利贷的性质。

据民国年间的调查，农家借款约有10%来自典当，典当仍是农民借贷的重要来源之一。但从农业金融的角度看，典当不是理想的农业金融机关。其一，就一般而言，典当利率虽较私人借贷略低，但仍过高。其二，典当所注意的只在当品，至于农家所得资金，是否用于生产或其他正当用途，则全不过问，此与私人借贷相同。其三，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年间，典当业趋于衰落。明清时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的大量注入，典当业达于鼎盛时期。然而，近代以后，因战乱天灾的打击、税收摊派的加重、币制混乱及通货膨胀的冲击、社会变迁导致满当货品变卖困难、新式金融机构的竞争等原因而使典当业趋于衰落，这与农村资金需求的扩大明显不相适应。^[4](www.xing528.com)

当然，新式农业金融机构出现后，典当业尚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新式农业金融机构健全之前，农民需款，如不能向新式机关通融，其告贷于一般高利贷者，或坐而待毙，似不如出之典当。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银行有对典当放款之举，其创办的农民抵押贷款借贷所实是典当。这说明典当如办理得当，可裨益农村，其与新式金融机关并非绝不相容，若对其营业加以改进，是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的。

3.合会

合会为我国固有的平民金融组织，特别流行于农村。合会通常由一需要资金之人邀集若干亲友组织而成，发起者称会首，或会头，被邀参加者称会脚，或会友。成会之后，第一次聚会，由各会脚各出若干，凑成一笔款项，交会首收用，以后每次集会，由各会脚及会头分别出缴若干，交给一未曾得会人收用，直至全体会员都已得会，该会始告终止。一般来说，先得会者，逐期付出之数，较后得会者付出之数为多，先得会者为整借零还，后得会者为零储整收。

按收会的方法，合会可分为三种。由各会脚预先认定收会次序，依次轮收的，叫做轮会或坐会；用拈阄摇骰的方法决定的，叫做摇会；既不认定，也不摇定，而采用投标竞争之法，由出利息最多的会脚得会的，叫做标会。轮会与摇会通行最广，标会则盛行于广东。

合会的会期长短各不相同。轮会多一年或十个月一转，最短亦不下半年；摇会会期由一个月以至半年不等；标会则多逐月举行，会期最短。合会人数，多少亦不一致。轮会由六七人至10余人，以7人会与11人会为最流行，故会期有长至10年的；摇会与标会的人数多寡不一，但最多亦不过40人左右，因其转期较速，故一会的寿命，通常在三五年之间。

合会在我国历史悠久，之所以能世代相传，是因为其组织多以亲友感情为其信用的主要条件，“有无相济”乃亲友间的道德准绳，所以含有互助意义，为平民所乐于采用。基于自动和互助，它的作用不止是借贷，还有储蓄，是一种互相借贷和集体储蓄。它与私人借贷、典当相比，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它的信用方式是对人的，非对物的；它的利率较之私人借贷与典当为低；会款的用途大多用于消费或应付急需，如婚丧嫁娶、还旧债，但也有不少用于购田、买牲畜、造屋或经商等。

但合会也有其种种缺点：其一，合会由会首发起而成立，待每一会脚都得会而终止，它不是一种永久性的金融组织，它所能提供的借贷最长的为合会由成立至终结。一般来说，合会多数年限不长，大部分在5年以下，超过10年的很少，可见合会金融属中短期性质；其二，合会款额大都甚小，根据中央农业试验所的调查，58%都在100元以下，600元以上者只占6%，合会是通融小额资金的组织；其三，能够参加合会的农民，事实上多是富农，至于贫农大众，难有余资预交会金；其四，会金的分配，并非由精密的数理计算得来，故各会员所得的利益不很公平，大致是居中的会者最为吃亏，会首会末最有利；其五，每届会期，必设酒席，浪费非常严重。

合会固然有其种种缺点，但作为我国固有的平民金融组织，带有互助、合作的意义，在新式农业金融机关还没有而且一时也很难普遍完善地发展以前，尚有其存在的价值。

4.常平仓、社仓

常平仓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是为设常平仓之始，其主要作用是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此后直至清代，时兴时废。义仓创自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其法是在收获时劝民出粟麦，储于当社粮仓，用于荒年赈给。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在各州县设立义仓，每亩土地按其所出收粮2升；无田商人分九等，每户出粟5斗到5石；下下户及少数民族不征。所收粮食储于义仓，荒年时用于赈民，或贷给种子，于秋天归还。宋代朱熹倡社仓，奖励人民自动积谷，按财产多寡而定其出米标准，其作用一为放米生息，一为积谷备荒。社仓粮食的来源是劝捐或募捐，存丰补欠。粮食的周转则是借贷的形式，一般春放秋收，利息为十分之二。后世常平仓、义仓、社仓的区分并不严格。

清初，顺治中，各府、州、县都设常平及义、社仓，责成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户部。十七年（公元1660年），定仓谷籴粜之法，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出息，如遇灾荒，即以赈济。康熙年间，又定春借秋还，每石取息一斗；各地常平、义仓储粮永留本境备赈，并规定了大、中、小州县应储粮数。清前期，常平仓储量随着国力的上升曾不断扩充，清中叶以后，弊端日甚，各地常平仓多数钱、谷两虚，徒有其名，起不到平抑粮价和备荒的作用。至清末，政治窈败，积谷废弛，仓储事业日替，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

常平仓、社仓、义仓的作用，主要是平抑物价、赈济灾民，同时为解决青黄不接时农村发生的困难，还出借给农民作为种籽、口粮。但常平、社仓毕竟主要不是农业金融机关，它所发挥调剂农业资金的作用以消极的赈贷为主。

综上所述，私人借贷、典当、合会等都有着各自的缺陷，无论从满足资金需求的角度，还是资金运用的方向都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况且，在城乡资金流动不均衡、农村资金外流的情况下，农村金融市场资金供给减少，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根本无力解决。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需要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产生新的农村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