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终点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必须先消灭自己的宗教信仰，把自己的本质还原为人，才能在基督教立国的社会中得以生存，并获得跟基督徒一样的公民权利。在他看来，基督徒虽来源于犹太教，但已经超越了犹太教中的宗教狭隘性，成为人类文明的更高形态和代表，比犹太人更接近于真正的解放。当然，这只能说明基督徒比犹太教徒更容易获得解放，他们要实现真正的解放，依然要放弃对宗教的信仰。从而我们可以得出，“人为了能够获得普遍人权，就必须牺牲‘信仰的特权’。”[4]但是，信仰自由本身就是人权的一个方面。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生活只是一种手段，而人的天赋人权才是真正的目的。政治生活只是天赋人权的保障，它一旦同人权发生矛盾冲突，就必然会被人们抛弃。市民社会通过政治革命，打倒旧的封建势力，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此时，政治国家对宗教特权的矛盾逐渐消失，而与政治国家相对的人权开始逐渐确立，相应的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则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以此形式规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即人的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因此，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5]“人没有摆脱宗教，他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他没有摆脱财产。他取得了占有财产的自由。他没有摆脱行业的利己主义，他取得了行业的自由。”[6]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类生活的政治共同体，政治国家不过是维护市民社会成员个人基本权利的工具，国家本身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治国家，其存在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www.xing528.com)

国家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仅仅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桥梁，远不是终点。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要在政治国家的基础上保护好市民社会的普遍人权。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7]在政治上废除等级制和私有财产的限制，似乎每个人都获得了作为市民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但真正的社会现实又是怎样的呢？私有财产依然存在，自然的人、利己的人成为市民社会的自然前提和基础，政治国家充当的依然是为自然的人、利己的人服务的手段，只不过它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人权。“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当代的普遍问题’，国家作为颠倒了的市民社会，恰恰是市民社会异化的结果。”[8]所以，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仍然有很长的一条路需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