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至第三次信访工作会议的重要成果

此阶段是拨乱反正的过渡时期，政府对信访问题的重视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动员逐渐淡出信访制度的发展，权利意识和法治思维开始出现，同时社会突发事件开始影响政府注意力的分配。

“文革”期间各级政府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和破坏，信访工作也处于瘫痪状态，许多来信被原封不动地放置一边无人问津，导致全国积案如山，在第二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结束后，出现了新一轮的信访高峰。“北京1979年出现了1月、4月、8月三次来访高潮，中央联合接待室接待来访人18万余人次，滞留北京的上访人近万人”，同时重复来访的比例增大，“占了1/3”，[23]不论是来信来访数量还是重复访的比例都是前所未有的。面对大批信访人涌向北京，其中极个别出现了一些游行、静坐等过激行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始采取措施集中解决问题。1979年8月9日、12日、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召集国家机关各部委主管信访工作的同志举行了会议。197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为了深入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成立了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抽调了千名干部组成检查组、宣传组，分赴各省、市、自治区检查落实信访工作，各省、地、县也纷纷成立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协同中央落实信访工作，形成了领导抓信访，变“上访为下访”的工作局面。

中央政府利用信访制度拨乱反正，为工作重心的转移扫清障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24]这预示着国家的工作重心将向经济转移，国家通过信访来推动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从信访高峰和突发事件的角度看，政府此时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如此大规模的中央检查组下去办案，也确实是让当时严峻的情形逼出来的。”[25]当时的“熊一福事件”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26]“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很多县、省和中央的领导部门收到的群众来信有增无减，到北京上访的人员也有增无减……解决群众来访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27]通过《人民日报》的报道可以看出，政府集中力量解决信访问题的直接原因是信访高峰的出现和突发事件的发生。(www.xing528.com)

此阶段是拨乱反正的过渡阶段，“过渡”的特点可以通过以下两点看出。首先，信访制度的政治动员色彩开始减弱，维护稳定的色彩开始凸显。“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妥善处理上访问题，是一件有关党群关系、有关安定团结的大事情。”[28]此时政府对信访的关注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主观上讲，国家工作重心转移需要拨乱反正；从客观上讲，突发事件和媒体报道影响了政府注意力的分配。其次，对信访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对参与静坐的来访人，要作具体的分析。”“各地党政机关要进一步做好信访工作，就地解决好上访人员问题，并加强劝阻工作，减少群众来京上访。”“对长期纠缠和无理取闹的人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29]通过对以上处理信访工作的精神可以看到，政府开始分类对待信访人，在规范信访工作人员的同时也开始规范信访人的行为。《人民日报》社论将一些无理取闹者称为“上访油子”，说他们“白天流窜街道，为非作歹，晚上回接待单位投宿，长期赖着不走。”[30]这些都体现了政府对待信访人态度的变化，也成为《信访条例》中对信访人行为规范、对信访秩序要求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