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刑事指导性案例中，裁判要点与裁判理由相分列，具有严谨、洗练的表述特征。在我国，案例指导实际上包含了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两套并行的指导机制，由于制度搭建主体有所不同，两类指导性案例在体例及具体构成上也存在着差异。检察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旨”在叙述时将裁判理由融入其中，对裁判规则的形成与演绎有一定说明力，这与法院指导性案例将裁判要点与裁判理由分开的做法截然不同。[21]不过，从便于法官参照适用的角度来看，裁判要点与裁判理由的分列，可以帮助法官迅速把握相应规则，提升个案裁判效率。[22]参照者如欲进一步理解指导性案例的要点何以形成，则可在案例末尾详细阅读原判的裁判理由。
其次，裁判要点与基本案情相分列，具有“准规则”的形式特征。上文提到的便于参照之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法官对成文规则的推崇与依赖。因此，从我国的法文化层面出发，不只是裁判理由，诸如基本案情这类含有事实要素的文本也不可与裁判要点相并列。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我国法官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经历关联殊甚。一方面，在成文法教育的浸润下，法官内心形成了忠于规则的职业操守；另一方面，法官在审判中经年累积的演绎思维，也会使其倾向于参照明确的裁判规则。[23]而在深层上，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所提倡的“规则之治”自始便不包括规则以外的任何要素，规则是纯净的规则。从这一点来讲，不论是对具体事实的描述还是对裁判思路的叙述，都会使裁判规则受到污染而不再具备对某一类案件的普遍指导价值。相比之下，在西方判例法国家，前案判决一旦成为判例，法官便可直接参照判决中的案件事实等进行裁判，而没有专人就判决所体现的裁判规则进行提炼，原始判决即为后案的裁判依据。由此可见，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提炼出裁判要点并与基本案情分列的做法，和西方判例法国家的“判决即判例”截然不同。[24](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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