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从消极中立转向积极中立

前文已经探讨了积极中立与消极中立的区别与特点，在速裁程序中，囿于现有制度设计，法官被动性有所凸显。然而，被动的法官并非理想安排。由于速裁程序中控辩双方已就犯罪事实、罪名、量刑以及程序适用达成合意，并已经签署了具结书，如果法官仍然完全恪守被动，秉持纠纷解决者的姿态来对待双方的主张，那么在双方已经达成合意的情况下，法官不应介入或提出异议。倘若如此，审判程序将形同虚设，完全流于形式，法官也将沦为控辩双方的附庸。

由于控辩双方已经形成统一战线，此时法官不仅需要“对付”被告人，同样需要“对付”检察机关。当下，检察机关正在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承担主导责任。2019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量刑建议采纳率均超过80％。[41]为达到高适用率，难免会过度追求认罪，形成追诉机关有罪推定的心理认知与思维定势，积极地以有罪的倾向去追诉犯罪，而不是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犯罪嫌疑人。[42]在现实利益衡量下，无辜之人也有可能被迫认罪，使得案件表面符合认罪认罚的外观。如果法官仍然恪守消极立场，不愿意积极挖掘案件信息，那么相当于自卸司法审查职能，不仅将终局决定权拱手相让，而且也无法为被告人提供应有的保护。

与此同时也要防范控辩双方协商一致“出卖正义”，法官必须审查是否存在以认罪认罚从宽为名放纵犯罪，徇私枉法的可能。[43]在控辩双方“勾兑”出背离事实真相，违反法律，以及有损被害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如果法官仍持被动立场，将无所作为，甚至沦为帮凶。譬如，控方为换取被告人认罪将主犯认定为从犯，减少指控数额，随意认定自首、立功，或控辩双方置被害人利益于不顾而达成合意等。这显然已经突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底线，对此进行严密防范恰恰是法官职能的题中之义。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是以职权主义为基调构建的，速裁程序也并未背离案件事实这一轴心。在职权探知原则下，法官应积极主动查明案件事实，对认罪认罚具结书、在案证据及其他事项进行实质审查，真正成为庭审的主导者、案件的实质审查者和最终把关者。(www.xing528.com)

事实上，在域外类似制度中积极的法官同样存在。在职权主义特征明显的德国，认罪协商在法官同被告方之间进行，法官的积极性自不必说。即使在美国，辩诉交易中法官同样要积极审查案件，在公开的法庭详细讯问、核实，对缺乏自愿性或不具备事实基础，以及影响公共利益的认罪答辩不予以接受。此外，美国部分州的法官还会参与审前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协商过程，并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44]在定罪之后的量刑程序中，法官更为积极，不仅会审查调查官的量刑前报告，还会对被告人进行刨根问底式的讯问，以求全面充分了解量刑信息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等信息，并依此而确定合适的刑罚。这对我国速裁程序不无参考。

与此同时，法官的中立性仍然不可或缺，法官不仅需要遵循控诉分离、不告不理原则，更应当避免未审先定、有罪推定的心态。诚然，适用速裁程序的前提即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法官决定适用速裁程序的，表明其认为案件已经达到此标准。但是，这毕竟只是法官的初步判断，案件最终是否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还有赖于通过庭审予以解决。

毋庸讳言，速裁程序中被动的法官难以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进而引发案件质量下滑和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失守的风险。基于此，法官应当积极介入程序，力求获得全面准确的证据材料和相关信息，同时要避免有罪的预设，并履行对被告人的诉讼关照职责。唯有如此，法官才能够有效履行应有职能。